陈涌先生给我的二十二封信
陈涌先生给我的二十二封信
刘润为
算来陈涌离开我们已有半年多了，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每逢此刻，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伤感。3月上旬，祝东力同志曾用短信通知我：今年是《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30周年，希望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这又让我想到先生，于是用短信回复：整理一下你们的第一任主编
其实，我对收藏一道向来兴趣不大，但先生的信却是我异常宝爱的。翻开那一张张已经发黄或变脆的信纸，重读那一行行熟悉的笔迹，一幕幕往事像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一样掠过我的心头。
我知道先生的名字，应当追溯到1972年。那时，从一本书中读过姚文元的《论陈涌在鲁迅研究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但是并未留下怎样深刻的印象。1982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河北戏剧杂志做编辑。主编是延安时期著名戏剧家、京剧《三打祝家庄》的编剧之一李纶同志。他曾对我说：你既然是搞文艺理论的，就要多读陈涌的文章。在当代文艺理论家中，他的文章写得最深。于是我开始注意陈涌，并从图书馆借阅他的著作。
1983年，为了回归自己的专业，我从河北省文化厅主办的《河北戏剧》“跳槽”到河北省文联主办的《文论报》，先后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此前，在白村、白海珍等老同志的努力下，《文论报》已成为业内颇有影响的报纸，并且与北京的文艺理论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经这些老同志牵线，我很快与李准、丁振海、程代煕、陆梅林等同志建立了联系，不时约他们为《文论报》撰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编白村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通过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秘书赵铁信约陈涌写稿，于是与先生也建立了书信联系。
事情到了1985年，文艺理论界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八五新潮”。特别是这一年《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的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把这一“新潮”推到了更高的“新潮”。当时，为这篇文章叫好的几乎占压倒优势，持不同意见的很少，还有些尽管持不同意见，也是在私下议论，不肯站出来公开表态。就在这时，
读者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1991年之前的居多，原因是1991年4月我被调到北京工作，与先生见面方便，且打电话不必再用昂贵的长途。有了事情，我们基本上是通过面谈或电话的形式联系，书信自然极少。但是每逢新年，我
说实话，先生给我的这些信，在当时也没有什么更深的感觉。如今放到一起重读，才感觉到其中的分量。他的文风、品格、感情、思想、立场以及他的为人处世，在这些信中都有丰富、生动的表现。可以说，这些信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陈涌的形象，因而无论对于陈涌研究还是对那一段文艺史的研究来说，都有十分珍贵的价值。倘若因为我的原因，使这些书信湮没而不闻于世，将是我对历史的极大犯罪。但是事实上已经有所犯罪，因为这些信肯定不是全部，肯定有所遗失。这已成为无可挽回的损失，除了自责，夫复奈何！
誊录过程中，遵照丁振海同志的意见，一字一标点都不加改变。个别错字或缺字的地方，用括号加以说明或补充。至于一些确有必要为人避讳的地方，则用××或×××替代。
为了使读者对信的内容能够大致看得明白，加了一些注释，但是因为年深日久，又未能保存相关资料，注释尚未尽如人意。这是我所愧对
刘润为同志：
写了几篇短论，已经和赵铁信同志说过，在月底前寄给你的，但后来看看，实在不好，连我自己也没有勇气把它们寄出。请你再容许我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另给你们写一篇多少像样点的东西。
你为约我作文，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而我一再拖延，实在惭愧。你的好意我是理解，也感谢的。
你好！
陈 涌
四月二十日
润为同志：
信和载有范国华①同志写的消息的《文论报》都看到了。我感谢你的好意，特别是你告诉我高占祥氏关于这次论争的看法②，使我开了眼界。以前丁振海同志未曾向我提及，大约是忘记了。
现在情况是复杂的。精神文明的决议③是一个好的文件，是无疑的，但也并不因为有了这个文件便会使斗争减弱，而只会改变一下方式。现在已经有人在说：对自由化不批评了，文件上对自由化问题提得如此尖锐，而又不让批评，这逻辑真是奇极妙极。但因为这类说法于六中全会文件找不到根据，我以为是可以不去理睬的。何况，那些人对马列主义还是照样批评下去的，在“道义”上恐怕还是不应不还手。
我正在把《红旗》座谈会④上的发言整理成文章，但因为还有别的事，还不能那么专心，所以可能要慢一些，月底前能结束就是好的了。到时当寄呈无疑。
史莽⑤的地址是：浙江杭州北山路69号楼上，史莽也算是他的真名。
陈 涌
注：
①范国华：《文论报》理论版编辑。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列文论研究所副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李正忠同志函邀我参加当年9月1日在京举行的马列文论研究所成立暨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创刊大会。我因事不能成行，便请范国华同志代表《文论报》参加。他回来后写了会议消息，发在《文论报》第1版。
②高占祥氏的看法：其实不是高占祥同志的看法，而是他转述的×××的看法。1986年8月底，阎纲同志受聘河北省文联党组成员期满。正当河北省委准备正式任命他为党组副书记的时候，又奉调回京，任《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龚富忠同志和我受省文联党组委托，送阎纲同志回京，当天住在锥把胡同的河北驻京办事处。高占祥同志来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阎纲同志。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记得有阎纲、龚富忠、何望贤和我，还有另外一位同志，想不起名字了。当谈到陈涌与刘再复关于文艺方法论的论争时，高占祥同志说：×××同志说，陈涌的文章是从概念到概念，刘再复的文章倒有些新意（大意如此）。很快，×××的这个看法便在北京思想文化界传开。回到石家庄不久，丁振海同志便打电话向我核实此事。我说了大致经过和主要内容后，丁振海同志说：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应当向陈涌同志通报一下。于是我便在约稿信中向先生报告了此事。
③精神文明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
④《红旗》座谈会：据丁振海同志回忆，这是1986年9月初，红旗杂志文教编辑部为深化文艺理论争鸣而召开的组稿座谈会。参会的学者中，既有支持陈涌观点的，也有支持刘再复观点的。会上，丁振海等《红旗》的同志要求先生把口头发言整理成文，对《文艺学方法论问题》一文提出的观点进行更加深入的阐述。先生当时允诺，但终未完稿。
⑤史莽：浙江省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分会顾问。
润为同志：
信收到了。你们的决心和勇气是我们这里许多人都理解，也很佩服的。现在，能发表我们这样文章的地方，除了我们的刊物，便是《红旗》和你们的《文论报》了。那天北京开的那个会①，消息本来已被缩得很小，但即使这样，《人民日报》还决定不予发表，结果是一位领导人发了火，提出尖锐的质问才勉强登出来的，至于又加以删削，标题含糊其词，则是意中事。
你说现在的斗争复杂不复杂？这种状况将来还会怎么样？
我感谢你们的好意。当然，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战斗，不像他们有些人一样，实际上是搞小集团、小宗派。他们把大部分希望寄托在“上面”有人撑腰，也仅仅因为这点，才“有恃无恐”。他们，包括刘再复本人在内，倒是很怕真正在理论上辩论的。
最近收到史莽的杂文一篇，主要是从作风上揭示和讽刺在争鸣中的表现，有一些事实，文章也颇锋利。作者善于写这样形式的文章，主要是讽刺世态的。现在的这篇，寄来请你看看，不知你们能否发表？在这里，怕是难找到发表的机会的了。
我的文章，当尽力而为，也实在欠债太久，大约要像杨白劳那样躲也是难了。
你好！ 国华同志请代致意。 陈 涌 九·二十
有余、邓②两位中央领导人出席的会，党报也居然敢于不发表，这是什么“党报”？这又是怎样的胆大包天？
注：
①那个会：马列文论研究所成立暨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创刊大会。
②余、邓：余，余秋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邓，邓力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润为同志：
文章终于没有写出来，又一次失信了。《红旗》座谈会①是开了，我也发言了，而且也算是经过准备的，但后来因为准备这月中桂林的文艺理论的会②，便压下来了，也和我过去许多虽然经过准备的会议发言一样，一压下来，以后便再也提不起写的兴趣了。
但我很愿意在别的方面为你们效劳，例如给你介绍文章。今天又收到史莽同志的一篇，是谈他对不久前北京的鲁迅会议③的。这个会议从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我也听说颇有人表示不满。史莽这篇谈得算是含蓄，而且留有余地的。如果发表，也约略使人知道这个会的一些状况。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会议，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会议，且有外国专家参加，开成这个样子，真不知怎么说才好。
不知《文论报》是否能用？请裁夺，为幸！
你好！
陈 涌
十一月十三日
我们的刊物本来也可以发表此文，但为了集中从理论上批刘的观点，避免牵涉过多问题，便寄给你们，也许报纸可以容纳更多的信息，发表起来更自由更多样一些。
注：
①《红旗》座谈会：即上述组稿座谈会。
②桂林的文艺理论的会：由马列文论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等14单位在桂林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改革学术研讨会，时间是1986年11月18—24日。我至今记得：在会议结束时，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林焕平先生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是：“漓水逐群英，南国木棉红。”
③鲁迅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6年10月19—23日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
润为同志：
现在形势很好。我和你的心情是一样的。
但工作却是艰巨的，×××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伞、总后台，多年来根扎得很深，恶劣影响也大，要在思想领域里扭转过来是很费力、很不容易的。但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反对那些不良倾向，这是可以肯定的。
你的照片技术很好①，而且也和我们一起交谈那样自然，这在我也是觉得珍贵的。我十分感谢你的惠赠。
丁振海氏说，你什么时候会来，那么，能在一起畅叙并痛饮一次，亦一快事。十六日晚广播××ד左迁”的消息，我忍不住放了近六元的炮。放鞭炮在我还是第一次。当时我并未听到广播，第二天从报上看到中央的精神。知道放鞭炮总不甚好，近于文艺上的“宣泄”。我不能隐瞒，当时我如同大热天喝了一升半冰镇啤酒，真是快如何之！
你好！
陈 涌
一月卄日
注：
①你的照片技术很好：桂林会议期间，我为许多朋友拍了照片，回到石家庄冲洗出来后，又分寄他们。大概是因为彩色照片在当时还比较稀罕，先生误认为是我的技术好了。
润为同志：
好久不见，只是从旁知道你的一些情况。昨日听说你从远地来电话，使我感到抱歉的是我因外出未能“晤谈”。
我是曾经和赵铁信同志说过，他写的对我的评介①是不必再在报刊上用的。我主要考虑的是，现在气候乍阴乍晴，而阴多晴少。我早已成为一些人忌恨的对象之一，讲多了反足以增加“逆反”心理。铁信同志所写的，无疑是充满好意，但过誉、溢美之处不少，我虽删去了一些，但仍然担忧会使人不快以至怨愤。也因此，我也希望你能考虑，你们《文论报》是否可以免载。我上次没有给他相片，其中也是含想赖过去之意。
但此事我也只能提出我的意见，我是不愿使你们认为（我）过于拘执，因此相片还是寄上一张。在现在，我总是认为我们主要还是要做更切实的工作，进行更深沉更韧性的战斗。个人如何如何，意义是很小的。现在确有一些自封是“新观念”的发明人一天天自吹，但这大都是算不到账上去的。
你也一定听说，我们单位已撤销②，我准备离休。这在我并不需要作什么精神准备，我将一无所失，而得到的是全部时间，也就是全部“评论自由”。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是照样做我的事、写我的文章！
你的情况如何？河北省看来是好的，这是你值得庆幸的，但愿你们《文论报》能更健康长寿！
你好！
陈 涌
照片用后能还退我最好，这都是别人给我照的，没有底片。
注：
①他写的对我的评介：指赵铁信同志写的对于先生的专访。当时，《文论报》有一个栏目，叫“评论家访问记”，发表过许多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的专访。专访须配一张被访者的照片。先生为人谦虚谨慎，数次表示最好不要发表对他的专访。在我的坚持下，先生才勉强同意，并把照片寄我。
②我们单位已撤销：先生的单位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于1987年7月撤销。
润为同志：
我前几天出院了。情况良好。气管炎是一时好不了的，经过内窥镜观察，大夫说，先前出血的部分还在充血，但不要紧。这样，人也就暂时死不了。
漓江出版社出书事①，我一出来便打听了一下，说是今年的已经排满了。但我以为，你还是可以把书选编起来，大家慢慢想办法去做。
如果有时间，你也可以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写点东西。这刊物看来还沉闷，甚至沉重，生动活泼的文章少，文艺批评（作家作品评论）也少，而且反应迟钝。我们前些日子开了一个关于学风、文风的的座谈会，二三十人参加。但这个问题不是短时间便会有大变化的。现在的情况是，讲马列主义的文章的可读性往往比那些讲歪道理的文章差。
不知新作品有什么值得评论的？刘白羽的新长篇《第二个太阳》我们认为是应该介绍和评论的，不知你看过没有？有什么看法么？
《文艺研究》的林元②原来和我住在一个医院，他主要是糖尿病，而我最初自以为（医生也以为）是癌，我和林元说过，看来我是比他先到西方的极乐世界（那是发达的共产主义）的，想不到倒是他先去了，在前一周。
你好！
陈 涌
四月卄三日
注：
①漓江出版社出书事：当时漓江出版社拟出一套文艺理论评论丛书，先生和丁振海、卫建林同志推荐出我一本。后，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漓江出版社原副社长邓小飞同志受三位同志委托，于1991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心与文变》一书。
②林元：编辑家、作家、文艺理论家，曾任《文艺研究》主编。
润为同志：
信收到好些天了。前些日子，我听说你现在处境仍然不算好，这点从你们报纸的版面也常常令人觉得。给你们写文章，在我实在是很难推辞再推辞了，但现在的情况下，写什么呢？
我再想想吧，看有什么可写而不致在言路很窄的时候有碍于你们的内容吧。
《红旗》改组的事①公报了，那谈话，真令人有欲盖弥彰之慨。当然，这不是谈话（者）个人的问题，大约不论什么人都只能这样的。
看来你们和洋人一起开的对话会②很有点意思，那位托洛……说：王蒙的幽默是目的，铁凝的幽默是手段，真是一针见血！看来这位洋人是懂得幽默，而且认为幽默是手段的。
北京近日如常，天气是乍寒乍暖——我说的是自然天气，而不是别的。
你什么时候再有机会来北京呢？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一起喝两杯呢？我记得，我们是曾经许约过的。
你好！
陈 涌
注：
①《红旗》改组的事：
②你们和洋人一起开的对话会：1988年3月28日，《文论报》召开当代文艺对话会。参加对话的有河北省文联主席徐光耀，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申明，河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浪波，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铁凝，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冯健男等。会议特邀苏联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参加。《文论报》主编杨振喜主持会议。
润为同志：
信收到了，知道了你的处境，颇令人不安。但大环境使然，也实在无法。你大约也早知道了，陆、程①已被正式通知退下来，下一步大约就是向他们的研究所开刀了吧。
看来能说话的地方是越来越小了，那就真是天下归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了。
我有一次和魏（卫）建林同志说，希望他能以他和漓江的关系，出一本你的文选，他当时是表示很乐于这样做的。也不知后事如何，是否和你有过联系。我以为，只要你自己以为可行，也不必过于谦虚。
我白看了你们几年的报刊，却一直欠着你们的债。现在寄上一篇杂文试试，不知是否合用。我近来颇用这个笔名②写些兔子尾巴式的短文，意在改变一下自己的文风，但也想到，将来无处登载我们的大块文章时，化整为零地向别处投稿，或者也是一个出路。
但此文如不合用，也就算了，请不必客气，尤其不要增加你现在处境的困难，为幸！
听说你是如期来过一次北京的，但我见不到你。我开始还以为你因事未能成行。
你好！
陈 涌
八月二十一日
有关沈从文的文章③，打算对这位作家两面都说一说，但这在现在也等于浇冷水，会溵怒文坛的英雄们的，还是弄得更周到点再说，因此现在还在抽屉躺着。
注：
① 陆、程：陆梅林、程代煕。
② 这个笔名：左迁。那一段时间，先生用这个笔名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③ 有关沈从文的文章：先生曾表示为《文论报》写一篇评论沈从文及其作品的文章。
润为同志：
信和《文化报》都收到了。电话一定有误，否则不至于通话多至十余次都毫无结果，如不是电话本身有问题，便是号码错了。我这里的号码是：815490。我即使不在家，家里也是有人在的。
北京的情况你也一定很了解。文代会①不准串连，部队作家参加会前已由有关领导“打招呼”，不要提什么意见。参加会的人有告诉我的，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还不如四人帮时代的九大、十大，但这其实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什么全委会、代表会都未去，倒是落得清静。
你的关
《文论报》现在看来已颇近于黄土高原上的《当代文艺思潮》了，对姚雪垠唠叨不休，都是些帮闲文人所为。××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无聊一至于此，令人兴叹！要之，中国现在是一大染缸，不染得一身灰黑，亦良难。
你们最近有一篇评《红高粱》的文章，竟认为这部电影用轻蔑的态度表现“毛泽东们的游击队”也是一种突破框框之类。我不知道当今中国的领导人知道这类看法，会觉得怎样。
但听说，你的处境会改善，真是但愿如此！
你好！
陈 涌
十一月卄四日
注：
①文代会：指于1988年召开的第五次文代会。
②关于王昭君的大文：指我批评电视连续剧《王昭君》误用虞集《题昭君出塞图》一诗为该剧主题歌的文章，发表于1988年11月6日的《中国文化报》。
润为副主编：
我对你荣任要职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这对发扬你们的正气应该是有利的，实际上也会带来刊物面貌的变化。但鉴于现在整个形势，似乎还需要保持冷静和清醒。我是极愿意为你们刊物作文的，但还是以等一下为好。否则，会因为盲目乐观造成对事情的不利。
从总的方面看，我们中国大约是只能就这样一路滑下去了，很可能陷入深渊，然后又重新奋起。看来此外也别无选择。
现在即使还能发表一些文章，也只是我们这些秀才知其不可而为之，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书生的文章。
到得你真正站稳脚跟，刊物不再像现在这样的时候，有了变化的时候，大家都会乐于为你效劳的。
你好！
陈 涌
十二月十七日
润为同志：
信回得迟了。
先前说好的那篇文章，虽然已作好准备，也写了一些片断，但终于流产，这在我也是多少意外的。
原因之一是我被决定负责编一套规模较大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刊》。先前好些日子，到处奔走于名家之门，目的是为了组织编委会和组稿，这不但耗去了许多时间，而且脑子里想的，也早已不是先前的那一类问题，变成这个作家如何，那个作家又如何那一类了。
丁振海同志为此约我写一篇有关“重评文学史”的文章，他真是善于出题目的编者，使我不能不“乐于”接受。我看这是不会流产的了，因为短时期不会离开这个问题。我看，还是采取既定方针，文章写成后截取主要部分寄奉。这篇文章也涉及你们发表的头版头条李泽厚接受记者采访的谈话。
你现在还是忙么？但如果心情愉快，忙也是值得的。
现在形势是好的，但实际工作展开似亦不易，艰巨的工作还在后面。
你好！
陈 涌
润为同志：
信收到了。先前我不知道你又来过一次北京，我因有事没有参加那个会①，便没有机会见到你。
冯健男同志②只因我不知道他的地址，因此请你转告他我的问候和意见，或者把这封信给他看看也可以。
一、我们是欢迎他的稿子的。那稿子看来写好也有几年了，是否需要根据新的情况考虑修改一遍，请他自己斟酌一下。近年《上海文论》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创作说了不少意见。我个人认为，有些是未必妥当的，但也有些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我们许多解放区出来的作家，在根本方向上应该肯定，但也确有一些可说是共同的弱点，值得研究。是否也可以在周立波的创作上“反思”一下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从一个新的高度评价过去？
二、我不知道这部评传字数多少。我们的评传丛书大致定为15—20万字一部，可以有些伸缩，但长的也不宜超过25万字。如太长，就请作者本人考虑压缩一下，例如着重主要方面，挤掉一些可以挤掉的水分之类。
三、在共同方向下尊重作者独立的意见，文风不拘一格，希望能注意到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结合，标题也不要都是《×××评传》。当然，这主要不是考虑到作品的销路。理论、评论文字能改进得更接近更多的读者，确实是一个问题。
四、稿子可以直接寄给我：北京万寿路甲15号（邮编：100036）。
你好！
陈 涌
十
注：
①那个会：据李正忠同志查阅有关资料，是指
②冯健男同志：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曾为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刊》投寄名为《周立波评传》的书稿。
润为同志：
文章①一共写了四个问题。昨夜一看，除现在送上的以外，另两题连我自己也觉得还需要再斟酌才能拿得出来，因此也就抽掉了。
现在大约只有八千字，不够你预约的数目，看来你们还得另外找文章补上。这一定是很麻烦、很费力的，真是十分抱歉！
这八千字是否有用，还得请你考虑。
我是带着急切还债的愿望写这文章的，结果反而给你添了麻烦，这怎么说好呢？
标题如果和你送出的广告不一致②，当然可以以广告为准，但我想，如只差一两个无关内容、不影响大体的字，就这样算了也是可以吧。
陈 涌
一月十五日早
文章写成的总共14000字左右，也超过预约的字数。又及。
注：
①文章：《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二）》，发表于《文论月刊》1990年第1期，后收入先生的《在新时期面前》一书。
②标题如果和你送出的广告不一致：《文论报》于1990年改为《文论月刊》。因为第1期是创刊号，需要有重量级文章扩大影响，但是先生的文章直到1月15日才寄出，我们只好先排出目录去有关报刊登广告。
润为同志：
信收到了。我的文章，看来有疏忽之处，你的改动我以为是可以的。我感谢你的好意。
文内第一节提到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那地方，说了一句：“他们多数早已腐烂不堪”（大意），最好改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先进的思想家”，较为妥当，因为他们多数都不是后来才变了的。甚望能费神改动一下。因为草稿已被弃去，便只能记得大意。
有关列宁那篇文章的部分，现在还在躺着，万一定稿，我不会寄给别的刊物。
梅林同志的稿子，原是给《文艺理论与批评》写的。在我看来，为久远计，你们办刊物，还是以组织本地作者撰稿为主，如果依靠北京或外地，便反而失去自己的特点。
你好！
陈 涌
一月二十日
润为同志：
信和何、耿对话①都看到了。这篇对话，看来确有些含糊之处，但意思还是可以看出的。他们不满多年来不提至少是不能正确、公正地评价鲁迅的《答徐懋庸……》，我想这主要是对周扬他们说的，但大约也同时对我。他们可能还记住我是“周扬派”，也批评过胡风他们，以为我也是有意不提《答徐懋庸……》的吧。
但我那篇《手记》原来不是全面分析鲁迅在文艺与政治上的思想的，所举的鲁迅和朱的论争②，只是作为一个例证。其所以举这个例证，是因为过去很少提到它，这在我的《手记》中也说到这点。我对《答徐懋庸……》的看法，一直是站在鲁迅的方面的。
大约他们二位（何、耿）都还有点客气，所以说得委婉而又多少有点含糊，而且这种比较随便、自由的对话，也容易这样。
但这只是我的印象，不知道是否合乎他们的原意。我看，总的方面，他们也并不反对我的看法。似乎他们只是不满我不去反“左”，而且也不去反对周扬的右。
何的对话引用我说鲁迅是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我本来的意思是在文化领域里是这样，并不包含政治方面。文章发表后，我也想到过应加上“在文化领域里”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一类的字样，就不至引起误会。其实在我看来，毛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说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也可以，但说鲁迅是伟大的政治家则不恰当。他也和高尔基一样，都不是政治家。政治家是指职业政治家。
文章寄还给你。
我感谢你的关心，近来心脏不大好，但也似乎不要紧。我能做的事很少，也不致因劳累而加重这老病，请释念，为幸！
你好！
陈 涌
我的电话是815490，大约后来你也弄清了。
润为兄：后来我又想到，或者请两位作者使自己的一些不够十分明确的地方弄得更明确些，再考虑发表，也有好处，例如，也可以把我的“印象”请他们考虑是否属实（但不宜提是我提出的）等等。
注：
①何、耿对话：何，何满子，原名孙承勋，著名文艺理论家、杂文家，曾于1955年被错误牵入胡风案中；耿，耿庸，著名学者、杂文家，曾于1955年被错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进入新时期以后，两位先生不断以书信的形式就一些现实文艺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了十几篇《文学对话》。经范国华同志之手，《文论报》曾发表过“对话”中的《关于当前文学的一二问题》。陈涌先生的《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二）》在《文论月刊》1990年第1期发表以后，何、耿两位先生就《手记》又搞了一篇“对话”，寄给范国华同志。这篇“对话”在肯定《手记》基本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收到稿件后，主编杨振喜同志说：这篇文章可以发表，但为稳妥起见，最好请陈涌先生看一看，并责成我与陈涌先生联系。收到这封信后，范国华同志将陈涌先生的建议变成自己的话，转告给了何、耿两位先生。两位先生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并表示此文没有再发表的必要。20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两位先生的《文学对话》，也没有收入此文，足见何、耿两位先生为人之坦荡、厚道。
②鲁迅和朱光潜的论争：1936年，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12月号上发表《说“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否定文艺的倾向性，认为这一联诗和古希腊雕塑《阿波罗》及陶渊明的诗都是以“静穆”而达到艺术的“极境”。鲁迅则以大量事实有力驳斥了朱光潜的这一唯心主义艺术观。参见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第425—4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亦可参见陈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二）》（《在新时期面前》232—2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润为同志：
《文论月刊》免费为《真理……》登了整整一个封底的广告。这种宽容、大度，这里的几位主编都表示十分感谢！我们这个刊物以后都及时寄给你，也希望每期给这里的编辑部寄赠一份，这是有利于互通声息的。
你的大作①，我收到后便及时看了，选题是重要的，意思也好，只是觉得内容能更实在、更具体一些会更有力。这是一个大题目，也需要做一些更切实的研究才能更切中要害。现在你的文章似乎使人觉得议论较多，而你所批评的现象说得不够精确、具体。所谓具体，也并不一定罗列很多，而是经过自己的认真概括的。
总之，你如果能再下一些功夫，是可以使这个题目写得更好、更充实的。看来这篇文章还是写得太仓促，一篇涉及面这样广的文章，太仓促是不容易写好的。
我前些天去了绍兴一趟，回来后凭记忆写了上面这些话，你也许会觉得空疏、抽象。
你提到我给《文论》写文章的问题。记得半年前在任丘研讨班②我讲了个把小时，下来后你们编辑部的同志对我说，录音他们想法整理出来，由《文论》发表。我当时表示也可以，但以后便没有了下文。我所讲的，有很一般的，但也有些是用过心的，也许再加修改、补充，还有点用。但现在大约是连录音带也不存在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把文章改写得更好，寄给我们。
你好！
陈 涌
十月二十日
注：
①你的大作：由于时间久远，已经想不起是哪篇文章，又向《文论报》旧雨咨询，也不得而知。大概是在收到先生的批评意见以后，感到无力完成，便废弃了。
②任丘研讨班：指河北省委宣传部在任丘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讨班。《文论月刊》派范国华同志参加。他当时在会上向先生约稿，后来又是他根据录音替先生整理的。
润为同志：
稿子①寄上。删了后面一大截，但改动较多，大约也不少于12000字，也来不及再抄一遍，但愿还能看清楚。
我担心不挂号会丢掉，因为改动得多，丢了便再也记不来，等于白费力气了。
这次录音整理得很好，真是费了我还不知道的这位同志的心血了。我一面改，一面深深地感谢他。此文如发表，甚望能将稿费一半或三分之一给这位同志。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合理的。
你好！
陈 涌
十
注：
①稿子：即在任丘研讨班上演讲录音基础上整理成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学习理论的一些问题》，发表于《文论月刊》1991年第1期，后被先生收入《在新时期面前》一书。
润为同志：
正好春节当天，我收到你的豪华的贺年卡，真是感谢！但其时，我的能够和你的水平比拼的贺年卡已用完了，万寿路邮局也买不到，因此无以为报，真是十分抱歉！
年前你们那里的诸位大员又访，曾议论春节后一起共饮，不知你们是否考虑过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聚合比较适合？你们也同意出题让我作文，不知是否也想到过你们认为需要和合适的题目？这些，如有必要和可能，都希望能于便中告知。
春节已过，想来你一家都是生活在独立、自由、幸福、和谐、富足之中的！
你好！
陈 涌
润为同志：
刚见过面，没有想到你又寄来贺年卡。
我不是“林副主席”，是不可能“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但是你既然这样说，那我就暂时不理解也照样相信吧。
祝愿：
福星高照，紫气东来，
抬头见喜，万事如意！
我也知道，这是难于办到，也不易理解的，但暂时不理解，也请你照样相信吧。
杨思仲
润为同志：
我是渴望我们相约的共饮早日实现的，但我的左腿复原太慢，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卓别林走路的水平，而且现在还在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写一篇费力的文章。我看，晚些时候情况缓解一些再相聚吧。
除了工作，现在又写了些什么文章？你先前那篇关于和谐文艺的篇幅不长的大文，真是奇极妙极，这可说是打着白旗反白旗的好榜样，不是不谙兵法的人能够写得出来的。作为一个读者，我十分敬佩！
你好！
诸位友好请代致意！
陈 涌
三月二十五日
润为同志：
这些日子，为了奥运会安全问题，空气紧张，连我这样不出门的人也有一种过去很少有过的异样的感觉。看来，在外面喝酒也难得有较为轻松、闲散的心情。因此想到，干脆在奥运以后再践约吧。
现在，我这里的好酒还在那里如有所待，正是等着你们这些贵客的到来。至于在外面餐馆由我埋单的原则不能改变，也正如马列主义的原则不能改变一样。
你好！
诸位同志、朋友请代致意！
陈 涌
卄二日
那时，我走路也会超过卓别林的水平，可以更加自由了。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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