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的六大原因及整治对策

赵丹阳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其在国际社会赖以立身的根脉所在，也是其向子孙后代传播教化的“和璧隋珠”。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南齐书序》中言：“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英国的教育家史蒂芬·斯宾得也说：“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都重视自己的历史，都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中国就更是如此，从春秋时期开始，为政者就设置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正所谓“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节自刘知几著《史通·史官建置》)

然而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军事强权的持续强大压力下，那些焦虑地寻求自强之路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军事科技不如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如人，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如人，是因为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那套“民主思想”。甲午战争的失败强化了这一偏见，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过程——全盘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及其学术视角，以西释中，妄言我们的历史都是权谋算计、漆黑一片。

据实而论，在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给予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都论及如何对待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任务》一文中在讲到学习时，毛泽东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正是由于毛泽东这种“述往以为来者师”的真知灼见，使得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都鲜有在历史研究方面“向壁虚构，作伪寻衅”的现象发生。

但其后由于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特别是90年代中期后，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重新泛起。一些人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采取了极端虚无主义的态度，在社会上掀起了“告别革命”的浊浪，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下，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贬低人民群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李玉中同志在《红旗文稿》中已经有过详细论述，在此不作赘言。现下，笔者仅就历史虚无主义何以大行其道以及怎样阻止历史虚无主义肆虐无忌浅议一二。

一、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泛起的六大原因

1.历史虚无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形势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对西方反共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一种呼应。

近来，在研讨“历史虚无主义何以挥之不去”这一问题时，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称：“现在之所以出现部分学者和网民对我们的英雄进行诋毁和质疑，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舆论宣传中对英雄人物过于政治溢美，才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弹”，进而指出，“自古以来御用文人就爱对英雄人物歌功颂德，大加吹捧，甚至是将其神圣化。譬如《史记·五帝本纪》中就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是如何荒诞可笑?随着科学文化的日益昌明，有识之士怎能不群起质疑?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宣传工作中，一定要竭力批判颂圣文化，坚持实事求是。”

这种论调看似温和理性，实则居心叵测，其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历史虚无主义阴霾再现”的罪过全部推给我们的宣传策略。老实说，我们在宣传一些英雄人物时，为了激发全民“人定胜天”的斗志和“精忠报国”的理想，的确存在一些夸大，可这在当初“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国内一穷二白”的情态下，不仅是“势之所迫”，更是我们用以团结众人、奋发图强、积极进取的有效措施。而况我们的“夸大”，是在原有事实的基础上“精雕细刻”，进行艺术加工，并没有背离“阶级性”和“人民性”，这与封建时代的犬儒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帝王与财阀的美化，是有本质区别的。

要知道，(美)布林克利“奉命所著”的历史教科书，至少对George Washington、John Adams、Thomas Jefferson、James Madison、James Monroe等十位美国总统有过“重而无基”、“华而不实”的描写，更有甚者，对后帝国主义时期内“国会议员的软性腐败”、“法律保卫金钱选举”、“金融危机期间以邻为壑”等等现象曲笔回护，但美国的主流学者和平民大众却并没有对此稍加置喙，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更将“约瑟夫·利文森纪念教学奖”双手奉上；在东京的金鸡学院内，学院学监、日本著名学者安冈正笃、川田瑞穗等人对天皇的吹捧就更加肉麻，他们在草拟的《日本停战诏书》中称：“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原文：朕ハ帝国政府ヲシテ、米・英・支・蘇四国ニ对シ、其ノ共同宣言ヲ受诺スル旨通告セシメタリ。抑ゝ帝国臣民ノ康宁ヲ图リ、万邦共荣ノ乐ヲ偕ニスルハ、皇祖皇宗ノ遗范ニシテ、朕ノ拳々措カサル所。曩ニ米英二国ニ宣战セル所以モ、亦实ニ帝国ノ自存ト东亚ノ安定トヲ庶几スルニ出テ、他国ノ主权ヲ排シ领土ヲ侵スカ如キハ、固ヨリ朕カ志ニアラス)。”如此公开美化自己开战前的“狼子野心”和战败后的“投降目的”，纵览东亚，亦属少见。

美、日两国的“公知”如此苦心孤诣的为其国内统治阶级文过饰非、大吹大擂，未见丝毫翻江倒海般的“异见”涌出，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开国英雄略加赞赏，就成了“宣传策略有问题”?!可见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此。推销历史虚无主义，是布热津斯基、熊彼特等人在制定美国的冷战计划时就蓄谋已久的，换句话说，即令我们将自己的英雄以“纯粹白描”的手法展现在世人面前，也还是注定不免谣诼!

正如学者龚云所说，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如何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地球上抹去，就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痴心梦想。当武力达不到不他们的目的后，他们就转变了策略，在不放弃武力颠覆的手段同时，更多地把希望寄予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势力的和平演变，加强思想文化的渗透。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就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一种重要策略和思想武器。

早在苏联还是西方的盟国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一场演说中，就提出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找到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他建议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对列宁主义的狂热。他还建议从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把青年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1957年7月2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两代人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有记者问：“赫鲁晓夫的孙子是否将有自由了?”时，他回答说：“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1]他们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后代，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可能怎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2]艾奇逊的用心很明显，希望中国将来共产党内部出现颠覆分子。对于西方的这种用心，1964年，毛泽东在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灵。像赫鲁晓夫，列宁、斯大林希望吗?还不是出了!”[3]帝国主义之所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生代有可能对革命历史淡漠，对革命传统、理想信念淡忘，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的用心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所以他晚年提出要培养千千万万个无产阶级接班人思想，“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为了让共产党的后代对共产党的历史淡忘，西方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共产党的历史和革命史采用虚无的做法，否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历史认识，扭曲共产党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他们以“民主交流，求同存异”的名义，去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高唱赞歌。洪振快、黄钟、冯玮之流就是被“带到沟里”的典型。

2.愤愤不平的自由主义分子、非法私营企业主、党内的腐败变质分子三者沆瀣一气，积极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

在建国之初，为了避免封建时代的历史周期律以及抵御西方的颜色革命，建立健全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功勋与全民监督机制，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的发起了多次思想革命运动。

这对党内民主个人主义者，特别是个别高级知识分子造成了一定冲击。但他们不能正视和理解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而且自身又傲上矜下，自命老子天下第一，受不得半点委屈，于是开始将个人的痛苦无限放大，牢骚不断，把“前三十年”说的一无是处。

非法私营企业主支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获得巨大发展，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解决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绝大多数非公经济人士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尊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的，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可否认，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身，随着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意识的萌生，一些私营企业主从本能会排斥马克思主义，自然而然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些人也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新泛起的社会基础。他们支持一些知识分子，以“学术”的名义，采用映射史学的手段，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

党内的腐败变质分子，支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极少数腐败变质分子，利用人民赋予的国家公权，迅速地暴富。他们已经蜕变为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的思想禁锢，社会主义成为他们的制度束缚，共产党成为他们的政治障碍。为了摆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支持社会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党内的社会基础。

3.一些历史研究者首先在历史观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丢掉了阶级分析的观念。

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精英史观和人民史观一直龙争虎战，互不容让，好像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是“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还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些人搞不清楚。直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诞生以后，我们才解决了谁才是推动历史的源动力以及历史研究工作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鼓吹“精英史观”和“智能史观”的人试图以之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此来向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挑战。首先，这个论点是违背劳动创造世界这个伟大真理的。任何科学技术，如果要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首先必须进入生产过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是与劳动创造世界的唯物史观相一致的。单靠少数几个有智能头脑的社会精英是不可能推动历史前进的。其次，它是违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伟大结论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主体，也就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而“精英史观”论者看不到人民群众是一切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是不正确的[4]。

一些颇具学养的文人墨客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由于身份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变、职务含权量的提高，他们逐渐对此视而不见，更愿意信奉“马尘车驰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一旦对底层大众失去了阶级情感，自然不想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轻视、否定，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就出现了对正确的理论思维的忽视，或是热衷于琐细的研究，或是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的史学理论或模式。

有的研究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由于缺乏理论思维能力，或缺乏正确的理论思维，陷入历史资料中而不能自拔。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结果就无法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历史资料，无法从总体上对历史事实进行全面的把握和本质的分析，一到对宏观历史进行解释时，就堕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这样就出现恩格斯所说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的正确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自古就为人们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原出发点的反面。”[5]

4.由于对“不可知论”的迷信，一些研究者对历史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用现实改铸历史。

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代表美国学者怀特·海登在给国内的历史教师洗脑时指出：“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历史事实的话语形式，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著作没有什么不同，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与其说是追求真理，不如说是追求语言的修辞成果。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它并不享有可以讲述真理的特权，它与文学话语一样，都是书写表达某种愿望的‘虚构故事’，是人们想象的产物。”[6]

显然，怀特·海登在传播一种“不可知论”，亦即在说，无论是“第一历史”还是“第二历史”，都无法通过任何途径予以探求。既然如此，还不如让历史任由自己加以装扮。

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从现实的某种需要出发，对历史抱着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抹煞历史和现实的不同条件，将历史与现实做简单的比附，丧失基本的历史主义立场。

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义下，他们根据现实的需要随意解释历史，一方面他们强调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又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根据现实的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与现实中国息息相关，也最容易受现实的影响。不少研究者从现实主观需要出发，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以现实比附历史，由此提出了“新”的观点，使历史学成为现实的工具。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历史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历史地去看待它，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历史，科学对待现实，真正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导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否则的话，将历史与现实做简单的比附，往往是既误解了现实，又曲解了历史，反而造成误导。

5.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历史时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以自娱自乐或创造市场价值为终极目标。

历史研究作为一项社会文化事业，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服务于社会的优秀传统，在提供正确的历史知识、资政育人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有的研究者以“价值中立”相标榜，忽视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刻意回避现实，逃避政治，遁入象牙塔，躲进小楼成一统，将历史研究变成一项精神贵族的自娱自乐的活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研究中陷入历史的碎片中，丧失历史是非感和政治责任感。他们貌似“客观”，实际上为近代历史上的统治者进行辩护。就像列宁所说：“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8]

有的研究者为了自己的名利需要，或迎合市场的需求，或与所谓国际接轨，任意歪曲历史，戏说历史，将历史变成商业化的消费品。他们就像恩格斯批判的资产阶级那样：“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因而也把历史变成商品。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由于它的生存条件，它必然要伪造一切商品，它也伪造历史。因为在伪造历史方面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文章，赚钱也最多。”[9]

6.当下党员队伍的严重腐化，让许多惯于“以今度古”的青年一代妄加揣测，误信流言。

周永康、苏荣、徐才厚……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中管干部达55名。笔者根据新华社和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消息，整理出了关于这些“大老虎”的大数据。

在被查处的55名高官中，副国级以上共3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共7人，中纪委委员1人。

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等共计12人，军队系统2人，央企高管共5人。地方的“大老虎”来自全国19个省份，其中，山西为“重灾区”，累计7名“老虎”落网；其次为江西和四川，分别有3人；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海南、云南、内蒙古等7省份各有2人；其余9省份均为1人。目前仅北京、上海、山东、吉林、河北、浙江、福建、甘肃、宁夏等省份未出现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

老百姓常爱说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爱打洞；猫生猫，狗生狗，小偷孩子三只手。”老一辈的共产党员是个什么样，对待老百姓有多好，相信六十岁至八十岁的老同志都深有体会，但是八零后、九零后乃至零零后却不能感同身受。他们毕竟离那个时代太遥远。那么想要遥睹先烈的风采，便只能“对着儿子想爸爸”，就是通过看这个儿子，猜测他老爸是个什么样。

看着现今官场上“决疣溃痈”、“湛湎荒淫”的架势，青年一代恐怕很难相信这些人的父辈、祖辈曾经怀有“救万民于水火，解天下于倒悬”的伟大志愿。历史虚无主义者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便趁势而入，为祸一方。

我们的八零、九零、零零后们迫切需要知道这样一个现实：事物是在变化发展的，现在的共产党员，绝非六七十年前的共产党员，毛、周、朱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是现今共产党人无法望其项背的。

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理论和法家的“庆赏罚刑”思想是击败历史虚无主义的有效法宝

整治历史虚无主义，应将“宏观大略”和“具体措施”紧密结合，循序渐进，不期速成。

1.在宏观上，我们要大力普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政治教材做精做实，明确的点出“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历史虚无主义者编造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把资本主义宣布为“人类最后的制度”，将其凝固化、神圣化、完美化，否定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既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不符。他们既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局限与困境，看不到它给人的发展带来的种种异化的弊端，更看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带来的伟大进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它的存在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一方面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一方面是失去生产资料、仅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的无产阶级。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剩余价值的占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对抗性的生产关系。这种对抗从本质上说不是个人的对抗，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对抗。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基本矛盾，它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阶级冲突的萌芽，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曾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过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发生冲突，达到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要求炸毁这个外壳。“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11]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注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虽然资产阶级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生产关系作某些局部的调整来缓和矛盾，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种矛盾和对抗。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起来的强大的社会化的生产力，为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组织社会化生产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资本主义越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就越壮大，资产阶级社会造就了置自身于死地的社会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决定了它的历史过渡性质，它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因此，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最终或最后的阶段。

历史虚无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资本主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其根本用意就在于把中国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邪路。理论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说人类社会终结于资本主义，只是对中国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一种无奈的反应。面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困境，就连首先发出这个论断的西方学者也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

2.在微观上，我们要积极运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理论和法家的“庆赏罚刑”思想。

纵览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的区域，无非是各大高校、六大门户网站、网络大V所营建的自媒体这三大块。对于这三大块所盘踞的势力，我们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样很容易让他们“互成犄角，团结一致”，我们可以根据其特点各个击破。

对于高校，我们可以“晓以大义”：首先，要让教师队伍明白，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公开挑战共产党人的执政理论。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伟大的革命，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而历史虚无主义不承认这一点，主张全盘否定历史，否定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与连续性，否定人民群众的革命，否定人类社会的发展成就，否定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有的动不动就提出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把历史的发展归结在某个发展点。有的还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体系称之为教条主义虚无主义，认为“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很显然，这就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它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历史在前进，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会停滞。马克思主义在实践过程中出现过教条主义、简单化的曲折，但马克思主义本身却是在不断丰富发展的。给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体系扣上“历史虚无主义”帽子，无视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给予人类社会发展史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这恰恰暴露了其虚无历史的立场。

其次，我们要对各大高校内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着力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教师和学生予以嘉惠。要综合利用电台、报纸对这些文胆进行表彰，并为他们发表论文、出版书籍、评定职称提供便利。

对于“六大门户”，我们可以“间以利害”：《毛泽东文集》第7卷明确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这跟鬼谷子在《捭阖策》中所言，异曲同工：“巇者，罅也。罅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

在六大门户工作过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些网媒虽然都份属“资产阶级”媒体，都为“新自由主义”摇旗呐喊，但是他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譬如在“在华舆论代理权”的问题上，他们就经常争执不下，甚至互相拆台。

《战国策序》曰：“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我们也可以效法这一谋略。先行关停其中一个影响力不大不小的门户，展示中央整肃舆论的决心，在他们既惧且怒、摇摆不定之时，再行扶持其中一家，许以“一家独大”之利，不愁他们之间不自相残杀。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对六大门户网站中经常兴风作浪的82名时评人反复约谈，迫使他们安分守己，保持中立；另外对其他24名毫无定见、57名积极宣扬正能量者予以买断，并签订《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协议》、《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分成协议》。如此不出五年，舆论风向必定大转。

对于网络大V所营建的自媒体，我们可以“庆赏罚刑”：《韩非子·二柄》篇有言：“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对于部分网络大V在个人微博、微信上肆意诋毁国家英烈的现象，应修法维护。世界多数国家皆有充分健全的的英雄保护立法。叶利钦1993年签署《卫国烈士纪念法》。1995年俄国家杜马通过联邦法令决定将2月23日“苏军建军节”更名为“祖国保卫者日”。 普京2006年签署“卫国烈士纪念问题”总统令，2007年3月1日批准俄罗斯军人荣誉日和纪念日法律修正案，修正案将每年的12月9日定为“祖国英雄日”。 2012年12月,俄罗斯又通过法律,将8月1日定为一战阵亡军人纪念日。上述法规皆有对英雄物质权利和精神权利的全面保护。苏联解体曾在俄罗斯社会引发震荡与裂变，而缅怀英雄的传统却未曾因此发生断裂，俄罗斯人的“英雄记忆”反而得到了加强，这为俄罗斯的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欧美国家没有发生辱骂英雄的行为和言论，不仅是因为国民素质高，国民尊重历史文化，且因欧美国家也有大量有关英雄保护、爱国主义方面的立法。如美国2001年10月26日颁布的《爱国者法案》。曾有一美国女子在阿灵顿公墓前竖中指卖弄，激起众怒，遭到网络抨击，国民唾骂，几年内都得不到公众原谅，很多公司不录用，也没有律师为其辩护“言论自由”和“名誉权”。

此外，我们所制定的这套《国家英烈名誉保护法》，要特别注意“赏誉”和“毁罚”，所谓“赏誉”，是对于郭松民、黎阳、孙锡良这类既有底层关注，又有爱国情怀的网络大V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鼓励，以便令更多的仁人志士取法于上、奋起一击；对于洪振快、黄钟、冯玮之流，要严惩重罚，考虑入刑，从而杀一儆百!

参考文献：

[1] 见赵云献主编：《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31-1032页。

[2] 转引自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5页。

[3]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9页。

[4]见黄楠森：《唯物史观还是精英史观、智能史观?》[J]；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07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01页。

[6] 转引自杨共乐：《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6期。

[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

[8]《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0卷，第104页，转引自刘大年：《中国近代史问题》，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5—30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