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起十分偶然。

一次朋友聚会，一对陌生老人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经友人介绍方知，这对老人竟是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夫妇!若非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会将这对朴素得近乎寒酸的老人同开国领袖联系在一起。席间免不了谈及共产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毛远新回忆起当年毛主席的几件往事，是关于如何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笔者深受触动，因而把当时的谈话记录下来在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日之际予以发表，联系到当前全党开展的“三严三实”活动，觉得仍很有借鉴意义。

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下，毛远新娓娓地开始了他的讲述……

1968年国庆节前，中央通知，党中央、毛主席邀请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到北京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辽宁当时是全国主要的工业省，中央给了三百个名额。

接到通知后，我们从全省各地市的各行业中挑选代表，有鞍山、本溪的钢铁工人，有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人，有沈阳的重型机械、军工企业的工人，有大连、锦州的造船、机车工人，有辽阳、丹东的轻纺工人……特别是那些建国后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劳模、老工人，组成了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代表团之一：辽宁省工人国庆观礼代表团。

到北京后，辽宁工人代表团住进了北京饭店，当年可算是北京最高一级的宾馆了。对于常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工人而言，这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接着，中央又通知说，毛主席邀请部分省市的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给了辽宁一百个名额，还有二十位工人代表可以在国庆节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消息在辽宁代表团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进中南海的辽宁工人代表，就住在一中队的营房。

我当时特别兴奋，一中队是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毛主席警卫任务的中队，营房就在主席的住处丰泽园南门的斜对面。代表团一住下，我就立即赶到一中队驻地去看望大家。

一进院子，辽宁的工人代表们就把我团团围住了，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开天辟地以来，谁听说过，一个挖了一辈子煤的煤黑子，能住进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边……”一位抚顺煤矿的老工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一位鞍钢的老劳模，边说边抹着眼泪鼻涕，泣不成声：“我十三岁就在鞍钢替小日本打零工，披着麻袋片，啃着冻得梆梆硬的杂合面饼子，挨过工头的皮鞭，还被小鬼子的皮靴踹过……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能住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在百感交集的情绪之下，许多工人代表控制不住地向我倾诉，有的说住进了过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有的说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动了。

当天晚上，我去中南海的游泳池看主席，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把那些老工人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主席。特别是转述鞍钢那位老劳模的话，我甚至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主席一直默默地听我讲述，不打断，也不插话。等我把话说差不多了，他伸出左手向下摆了两下，示意我坐下来讲。我回到沙发边慢慢坐下，头脑也开始降温，逐渐冷静下来。此时，我察觉到主席并没有一点满意的表情，反而有一种不以为然的冷淡。

“总理告诉我，是主席决定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的。”我说。

“还有吗?”主席说。

“总理安排，要辽宁的工人代表住在一中队营房。”我说。

“还有吗?”主席说。

我没有吱声，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主席眯着眼睛，默默地抽着烟。我茫然地望着他，感到我们在静默中坐了很长时间。

主席掐灭了烟头，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完了?”主席缓缓地说，“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是我提议的。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

大惊小怪?我一时转不过弯来，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

主席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说：“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

中央苏区?我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在中央苏区，”主席说，“老俵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我请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嗯?”

直到这时，我才察觉到主席是在责备我了。

“什么开天辟地第一回，什么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什么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什么皇上才能呆的地方，还有什么无上光荣，你是在咒我吗?”主席一口气列举了很多个“什么”，那的确是我刚才说过的，但怎么是诅咒呢?

我感到委屈，辩解说：“我只不过重复了那些老工人说的话，我看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句是我编造的，怎么……”

“群众说些过头话，可以谅解。”主席不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而你，”他指着我的鼻子说：“现在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也欣赏这些名堂，还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地到我面前来显摆，太不像话了，你昏了头了!”

听到这样的训斥，我才明白自己无意间已经惹得主席生气了。

主席接着说：“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你就不能这么说!难道你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劳模面前，你，”主席指了一下我的鼻子，“也包括我，”主席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统统是为他们服务的仆人。仆人请主人到家里来，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嗯?你说呀!”

我额头渗出了汗珠，无言以对了。

“你把主仆关系完全搞颠倒了嘛。这是政治原则性错误!还要为自己辩解呐。”主席非常严厉地说。

冷静想想，主席的批评确实有道理，我为自己的表现深感不安，再次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向主席认错。

“是我错了，是，是原则错误，搞颠倒了……关系”我只觉得自己膨胀发热的头脑，被狠狠地浇了一盆凉水。

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块小毛巾，伸手递给我：“记住这次错误的教训吧。”

“我会永远记住的。”我用小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主席再次挥了挥手要我坐下，说：“你还年轻。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是人就免不了犯错误，但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又指了指我面前的茶杯，我就端起来喝了两口。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气平和下来，“你到辽宁领导岗位才几个月时间嘛。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

主席继续说道：“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主席话锋一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

主席接着说：“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了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

国庆节后，工人代表团离京返回沈阳。我因病留在北京住进了医院。

一天，曾绍山同志来医院看我，说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并要他到医院来接我一起去参加。我们就一同乘车前往大会堂。当我们来到会议厅门口签到处，里面参会的许多认识的同志都向我打招呼，还有几个跑到门口来握手。然而，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说，曾绍山同志可以进去，而我不能进去，因为名单上没有我。

曾绍山急了，对工作人员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名单上肯定有他，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我，要我去医院接他来参加会议的。”

一位工作人员要我们先在门口等一会儿，说再去核对一下。

过了十来分钟，那人回来对我说：“经过核对，名单上确实没有你。请你马上离开，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回到医院，思来想去，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中央开会名单上没有我，我怎么却跑去参加会议呢?好像是我自己硬要挤进去似的，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出丑，下不来台。难道是曾绍山故意拿我耍着玩儿?我心里实在郁闷。

第二天，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管理员吴连登，带着水果点心来医院看我，说是主席专门派他们来看我的，并转达主席的话，要我静下心来好好治病。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报纸上登出消息，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是误闯了党的中央全会，被当众拒之门外，并被“轰了出来”。一种既难堪又委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天天折磨着我，始终挥之不去。

11月，我病愈出院。我去看主席，主席详细询问了我的病情，我谈了这件实在令人烦心的事。

“我也不知道开什么会，”我说，“是曾绍山通知我，说是中央办公厅要他专门来医院接我去参加会的。”

主席微微一笑：“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

“我确实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 我继续说，“又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反到好像是我削尖了脑袋，硬要挤进中央全会似的。”

“那又怎么样嘛。”主席平静地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当场被轰出会场，别人会怎么想?的确不是我要去的，成心捉弄人嘛!”我气鼓鼓地说。

“觉得受委屈了?”主席皱了一下眉头说。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既然没有我的事，他们把我带去干什么?还有板有眼地说，是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专门来接我的。这不是把我当猴耍了吗!”我把一肚子气都撒在了经办人身上。

“还有吗?”主席问。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嘟囔着。

“说完了?还有吗?”主席又问了一遍。

“这是故意要我当众出丑，下不来台嘛。”我说。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嘛。”主席说。

“没了。”我真没什么可说的了。

主席依旧不动声色，只是不停地抽着烟。最后，他熄灭了烟头，说道：“会议前一天的晚上，总理送来出席会议的名单上还有你，是我给划掉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那……那我什么意见也没了。”

主席说：“大概是中办疏忽了，没有来得及再通知曾绍山，你莫怪他哟。那天，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来核实，总理告诉了我，说你已经到了会场门口。是我坚持划掉你的名字，要你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说。

“你这个人呐，”主席打断说，“就这么一点点委屈也受不得，没有出息!”

我垂下头：“主席说得对。我只是怕人家误以为……”

“你看，你看，”主席再次打断我的话，指着我说，“还说我说得对。即使人家误以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当众赶了出来，那又怎么样嘛，觉得丢人了?面上无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这个人呐，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个人的名声看得过重喽。”

“我……”我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主席说：“别人把你捧上天也罢，踩在脚下说得一无是处也罢，你，还是你嘛，有优点，也有缺点，做过些好事也做过错事，我看你优点还是大于缺点嘛。捧上了天，缺点还是客观存在。说得一无是处，优点也还是客观存在嘛。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点自信呢。我年轻时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只要自己走得正，心里没鬼，问心无愧，就不怕人家说三道四，由他说去吧。你嘛，付之一笑，了之哦。”主席边说边把右手向上一挥。

“我记住了。”我说。

主席接着说：“我估计到你心里不痛快，第二天，我不是派护士长代表我去医院看你了嘛。”

“当时我只顾憋气了，没想过你派护士长去看我的用意。”我说。

“不是说共产党员要任劳任怨吗?”主席说，“按照古人的说法，无故加之而不怨嘛。有些时候，任怨比任劳更难哟。当年在井冈山，省委派人来传达中央指示，我被开除了党籍，说只能当个师长，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不能看党的文件。据说是因为我讲了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家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这就开除党籍了?能接受吗?”我说。

主席说：“那有什么法子哟，开除就开除呗，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嘛。后来又说传错了，没有开除党籍，只是开除了中央委员，开除了政治局。”

“要是我，才不接受呢。”我说。

主席摇了摇头：“我们党是有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对于个人问题的处理，哪怕是上级处理错了，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你可以保留意见，但要学会服从组织决定。当然，涉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党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这个人呐，受不得一点委屈，任不得一点怨嘛!这很不好，难成大器。”

我感到主席批评得对，认真地说：“我记住了”。

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

忽然，他扭过头来问我：“什么叫‘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我一下子还没转过劲来，愣了一下，说：“三忠于活动，就是……就是在每天开会或吃饭之前，大家拿着语录本，对着主席像，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要连呼三遍呢。”我边说边比划。

“哦?有这样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这是哪路神仙的发明?”

“谁发明的我不知道。”我说，“今年五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了基层，花样更多，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

“胡闹!”主席大吼了一声，说：“你也去跟着做，跟着跳?”

“我不赞成这一套，他们呼喊口号，我不喊也不举手。”我说。

“那你制止了吗?”主席问。

“大家都是这样，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说，“我要是公开反对，岂不显得很特殊，显得脱离群众吗?还有忠字舞，我从来不跳。在营口县一个公社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人家还非逼着我背语录呢。”

“哦?”主席说，“你背了吗?”

“当时我说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呢。”

主席说：“不过，我还是要拿你是问。”

“拿我是问?”我着急了，“原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到辽宁后才发现，到处都是这一套。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主席说：“你们辽宁的工人代表住进一中队的营房。我听身边一中队的干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师傅主动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说他们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搞‘三忠于’活动，还教什么‘忠字舞’，说军民关系搞得满不错的。军民关系搞得好，我赞成。但我不晓得这个‘三忠于’是个什么活动。”

“辽宁工人代表?”我说，“那我有责任。”

主席说：“三呼万岁，是封建社会臣子们哄骗皇帝的办法。效忠个人，是国民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居然全都搬到共产党里来了。完全是胡闹!这些事，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的人知道吗?”

“这我说不好。但全国都这样，他们不会不知道吧。”我说。

“这个‘三忠于’，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主席问。

“林副主席呀。(林彪)”我没加思索，就随口说了。

主席头一抬，嘴巴抽动了两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又硬咽了回去。他身体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口地吸着烟。

我发现他手里那支烟的烟灰已经有一寸多长，快烧到手指了，就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走到他右手边，想去接烟灰，却碰到了他的手，烟灰撒落在沙发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我顺手把沙发上的烟灰也掸进了烟灰缸。

主席叹了一口气，情绪似乎缓和下来，说：“两年前，在武汉，我写过一封信，引用东汉一个名叫李固的人的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呐，这两句，说的就是我自己。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这个动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递给了他。

主席喝了口茶，接着说：“信是写给江青的。总理看过，还有武汉的书记也看过(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我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复了平静，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还要听听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怎么个说法。”

12月，我回到沈阳，把主席批评‘三忠于’的事告诉了陈锡联。

1969年初，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广播线从省中心会场，一直拉到基层公社和厂矿企业。大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迪主持，我对他说，你就宣布开会，然后说由我讲话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动，就不要再搞了。

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我说。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是汗。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

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

我对杨迪说：“放心，我会处理的。”继续按我原定的提纲讲下去。

最后，我说：“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