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偶然在图书馆发现了由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奥斯卡奖获得者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喜剧故事片《哈得逊河丘上的莫斯科》（Moscow On The Hudson）。在嘻笑怒骂之间，影片又将我带到了那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高度对立的冷战时期。为了寻找自由，苏联莫斯科马戏团萨克斯演奏员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在纽约巡回演出期间叛逃美国。然而在新大陆落地生根之后，等待他的却远非想象中那美好、幸福而又自由的新生活。相反，美国的生活充满了种种难以想象的挑战与磨难。伊万诺夫需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如何赚钱谋生，为此他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萨克斯管，打起了各种各样的如洗盘子、开汽车及搞推销等零工。失恋的痛苦与被两个黑人青年抢劫的不幸遭遇，更是让他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选择。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繁华大都会纽约开始让他感到恐怖与窒息，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不仅是一个“残忍、疯狂”的国家，而且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他质问道：“一个女人在杂志上像那样劈开大腿是自由吗？”“这是自由吗？如果是的话，这是虚假的自由。”伊万诺夫同志的美国梦从此终结，他开始疯狂地嘶喊“我是俄罗斯人”，以此表达他对美国的极大不认同感！和很多苏联移民一样，在经历了诸多的痛苦、彷徨、无助与迷茫之后，伊万诺夫开始怀念在苏联那平静而又安宁的幸福生活。

冷战期间，不少苏联公民出于种种动机与目的，纷纷投靠美国等西方阵营。西方国家曾就此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以此来攻击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西方宣传机器的误导下，人们将关注的焦点仅仅局限于所谓用脚投票这一短期行为，却对这些人出走西方之后的人生命运置若罔闻。然而，问题的关键是，用脚投票之后，他们在西方真的找到自由与幸福了吗？无数的事实证明，他们日后的人生际遇虽因人而异，但是真正能够在西方国家安居乐业的可谓寥寥无几。我有一个表哥叫普利科夫，是前苏联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一名工程师。因为有海外关系的缘故，在求职就业等方面遭受了一些不公正待遇，于是一路向西而去。他先是通过涉外婚姻来到瑞典，后因不懂瑞典语等现实问题，又辗转来到加拿大投亲靠友。孰料，与他有着完全不同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加拿大外甥根本不能理解他对西方自由的强烈渴望，反向移民局告发他非法滞留。无奈之下，他急中生智乔装打扮成电工模样，才得以匆匆跨过当时尚不设防的美加边境，从此在美国黑了下来。普利科夫表哥在美国生活幸福吗？我无法确知。自从来到美国后，他就断绝了与除母亲之外所有亲人的一切来往。我只从他母亲处得知，如今年已花甲的他仍未娶妻生子。仅此一点，我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归入幸福快乐的人群。

苏联人到达西方之后，必须经过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只有在彻彻底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之后，他们才有可能适应西方的生活，而这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才可以轻易而又自然地做到。1983年美国公共电视网（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播出了一部名为《苏联人在美国》（The Russians Are Here）的电视记录片，该片再现了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苏联移民在美国的真实生活状况。这些苏联人大都是为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来，但是来美后他们所要面对的却是无数如找工作、付帐单等极其琐碎的日常琐事，失业的不幸更是令很多人产生了深深的屈辱感与无用感。因为缺乏稳定的工作，他们每时每刻都要提心吊胆地为生存而斗争，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因此大多数苏联人在美国普遍缺乏稳定感、安全感与幸福感。更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在激烈竞争以及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大家自己顾自己，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的互动与纯洁的友谊，很多人被美国的世态炎凉、人情如纸所震惊。相比之下，他们非常怀念苏联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背井离乡的他们自发地意识到友谊是人生最可宝贵的财富，而人们“最好的朋友就是苏联政府，因为苏联的制度帮助人民团结一致”。

该片还特意采访了一群为追寻自由而来到美国的普通苏联画家、作家与艺术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就业保证，这些知识分子在苏联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而充满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来到美国后，他们渴望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知识与才华并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美国绝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感到在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人们不关心艺术，也不需要艺术和艺术家，更不会承认他们的艺术成就，这不仅使他们缺乏成就感，也使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比在苏联更为困难。一位靠领取政府福利救济为生的苏联作家非常怀念视作家如先知的苏联，他在美国人的摄像机面前情绪激动地表示“我们制造了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西方迷信呀”！“克格勃太幼稚了。……如果克格勃知道我们在西方会被如此对待，他们一定在很久以前就把我们轰出来了。”联系到自己在西方的不幸遭遇，他表示他现在实际上很怀念克格勃，他称西方的“民主是一场多么巨大的灾难啊”！在“不民主”的苏联，他感到“像一个真正的人”。但在“民主”的美国，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民主的受害者”。他不得不承认苏联政府的政治教育是正确的：美国的民主的确是“野蛮的民主”。

和伊万诺夫一样，记录片中这些热切向往自由的普通苏联人并没有在美国获得自由，反而在得知这种自由的真实含义后认为其乏善可陈。他们看到在美国“坏人、罪犯和年轻人有太多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却让他们感到迷茫或心生畏惧，对很多人自由甚至“成了一场灾难”。他们认识到西方的自由不是毫无代价的：在苏联有政府保护你，但是在美国没有人在意你。“你自由了，但是当你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没有任何说理的地方。”他们坦承如果他们知道“来了以后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永远也不会来”，特别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绝不会来”。在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活对比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说“每个国家都有优缺点，但是苏联有着更多的优点”，因为在苏联“人们不需要战斗，不需要挣扎”就可以“过很幸福的生活”。

除普通民众以外，在用脚投票的苏联人中亦不乏久负盛名的作家、文学家与艺术家。1961年6月16日，苏联芭蕾舞巨星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在法国巴黎机场高喊着“我要自由”叛逃西方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苏联芭蕾舞演员叛逃事件：1970年马卡洛娃（Natalia Makarova）叛逃英国，1974年巴瑞辛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叛逃加拿大，1979年乔杜诺夫（Alexander Godunov）叛逃美国。与伊万诺夫等小人物的遭遇大相径庭的是，这些巨星级的人物来到西方后在事业上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过上了极其富裕的物质生活。至于个人生活的幸福以及精神上的满足与否则只能是甘苦自知了，其中，除纽瑞耶夫因同性恋死于艾滋病以外，乔杜诺夫的美国经历最具有悲剧色彩。作为沙皇后裔的乔杜诺夫本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个人主义者，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文化与自由的仰慕之情，并于1979年8月在纽约演出期间叛逃美国。但是，来美后的一系列不愉快经历却将他推入了痛苦的深渊，特别是被好友巴瑞辛尼科夫从芭蕾舞团解雇一事对他打击甚大。乔杜诺夫始终对此耿耿于怀，他说巴瑞辛尼科夫像“扔掉土豆皮一样”把他一脚踢开。失业的打击与在异国他乡被好友无情抛弃的苦痛究竟有多深恐怕只有他一人知晓。他虽然很快又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并且在好莱坞电影圈内屡有斩获，包括在《虎胆龙威》及《目击者》等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但是，心地单纯并高度注重精神追求的乔杜诺夫却始终与美国物质至上的低俗价值观格格不入。他在美国生活得很不开心，来美后不久就开始因抑郁而酗酒，最后孤苦一人死在寓所，死后数天才被人发现，据说是死于酒精中毒或自杀身亡，死时年仅四十五岁。显然，酷爱自由的乔杜诺夫并没有在美国找到自由！

著名作家谢尔盖∙道夫拉托夫（Sergei Dovlatov）于1979年移民美国后也没有发现传说中那民主与自由的天堂。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失望与不满，让他与乔杜诺夫一样也走上了以酒浇愁的道路。英年早逝的道夫拉托夫在生前所发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描述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第三波移民潮中来到美国的苏联人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并借书中人物的命运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深切怀念之情。例如，《一个外国女人》(A Foreign Woman）一书中的好几个人物都为了适应美国的生活而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努力与极其沉重的代价。书中女主人公Marusya Tatarovich的自由之梦在抵达美国的瞬间化为泡影，她认识到离开苏联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且决定申请返回苏联。当被问道她在美国所获得的自由时，她愤怒地质问道；什么自由？“在肮脏的餐厅里刷盘子？学习电脑？在一百零八大道卖栗子？我宁可回国。”面对这种名义上的自由与事实上的不自由，她毅然决然地答道：“让自由见鬼去吧！我想要安宁！”书中的另一位人物Karavayev在苏联时曾是异议分子，为了争取人权而坐过三次牢。移民美国后，他同样感到非常失望。近距离观察美国社会之后，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无限眷恋之情。

乔杜诺夫与道夫拉托夫的人生固然不幸，比他们更加悲惨的却也大有人在，著名诗人、作家与政治家利莫诺夫（Eduard Limonov）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利莫诺夫于1974年与家人一起移民美国后不久即因穷困潦倒、生活无着而惨遭妻子抛弃，而这也正是很多来到西方追求自由的男性移民的典型经历。之后，利莫诺夫光辉灿烂的美国梦就变成了孤苦伶仃靠领取政府福利救济为生，混迹于世井下层并与流浪汉为伍的一场不折不扣的美国噩梦。谁能想到在“民主”“自由”的西方，无数象利莫诺夫一样才华横溢的栋梁之材竟然沦为社会的负担！他在自传体文学《是我，爱迪》(It’s Me,Eddie)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谴责了西方政府不负责任的政治宣传，在其无所不用其极的鼓动教唆之下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苏联公民抛家舍业，盲目用脚投票来到西方自寻死路：“我拿福利，我靠你们的劳动维生；你们交税而我却屁事不干，每个月两次来到坐落在百老汇1515号的干净宽敞的福利办公室领取福利……什么？你们不喜欢我？你们不想养着我？我得到的并不多——每个月只不过278美元而已。你们不想负担这笔钱，那你们他妈的为什么把我和一大群犹太人弄到这里来？还是埋怨你们的宣传吧——它实在是太强大了。”作为一个极为活跃的激进派政治活动家，利莫诺夫还曾屡遭美国联邦调查局骚扰。如此惨痛的人生经历无疑有助于他看清美国社会的真相，他说“我发现自由并没有成为这个傲慢地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的国家现存社会结构的强有力反对者”，“联邦调查局在镇压激进派方面与克格勃一样狂热”，不同的是“联邦调查局的手段更加现代化”。1980年对美国极度失望的利莫诺夫决定逃离美国，他在法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最终明智地决定结束这场毫无任何实际意义的自由之旅。回国后利莫诺夫创立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俄罗斯政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至今对西方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以及价值观念持极其强烈的批判态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来到西方后也经历了从反对苏联到反对西方的华丽转身。在西方的实地生活经历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西方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与欺骗性，这将他锻造成了一个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念以及西方政治制度的坚定批判者与反对者。在美国生活期间，索尔仁尼琴不断在各种场合猛烈抨击西方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日益加重的道德堕落现象。他在著名的哈佛演讲中历数西方社会之病态，引起了东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亲身经历、亲自感受了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之后，客居异邦二十载的索尔仁尼琴不顾年老体弱之躯，再次用脚投票，重返俄罗斯。望眼苏联解体后满目苍痍的广漠国土，索尔仁尼琴仰天长叹“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从此彻底摒弃了早年顽固的反苏、反共立场，他开始深切怀念曾被他骂得一无是处、批得体无完肤的社会主义苏联。晚年的索尔仁尼琴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贡献及其所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他哀叹“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

叛逃美国的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Svetlana Alliluyeva）也没有在美国找到想象中的自由乐土，她的自由之旅同样以希望而始以失望而终。她在回忆自己的美国生活经历时总结道：“我在自由的国度里没有一天是自由的”！她并不认为美国比苏联更为自由：“我住在莫斯科时，有四十年是在克格勃的监视下度过的。来到美国后，监视含蓄了一些，我被放到律师手里，签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法律文件。我的生活再度瘫痪，我不能完全自由地去做或讲自己所想的事，没有一个变节者是自由的。”她满怀深情地警告那些对西方怀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同胞们:“我今天要对所有的变节者说，不要忘记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类，他们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闷的、无能的、背叛的、痴呆的人，一如你们所离弃的那些人。”

在《苏联人在美国》的片尾，美国女主持人如此评论那些用脚投票的苏联人：他们都自由了！他们为自由而来，他们以为自由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工作、成功与被承认。但是他们现在认识到自由除了自由以外什么也不是！他们在苏联有着稳定的生活但是没有自由。他们认为来到美国以后就会既有安全又有自由，现在才知道自由的代价。对自由，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理解。美国人以为苏联人一定热爱自由，而且一定热爱美国这种牌子的自由并且会像他们一样愿意而且能够为这种自由付出代价。

其实，何止是苏联人，即使是很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感到难以承受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之重。2014年8月11日，在《哈得逊河丘上的莫斯科》中饰演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的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奥斯卡奖获得者罗宾∙威廉姆斯因长期患忧郁症的折磨而在家中自缢身亡。在“民主”“自由”的国土上，即使是功成名就的罗宾∙威廉姆斯也感受不到生命的幸福与快乐，美国虚幻的“民主”与“自由”并没有能够拯救这位杰出艺术家的宝贵生命。

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当年苏联人虚幻的自由之旅，怎能不感叹他们在西方的欺骗宣传下为追求无望的自由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如今斯人已逝，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思索。他们由于缺乏先见之明所导致的如此深重的人生悲剧，难道还不足以令世人警醒吗？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俄罗斯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人民仍对移民西方趋之若鹜，这不得不令我聊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之感慨。当我们面对西方资产阶级异常强大的宣传机器所发出的关于“自由”“民主”的各种鼓噪之声时，但愿他们的前车之鉴能够促使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是真正的自由与民主吗？如此不问人间疾苦地为自由而自由，为民主而民主，真的值得吗？为了如此本末倒置、空无一物的自由与民主，人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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