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九·三”大阅兵虽已结束了，但回顾抗战史，有诸多教训与启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西方人无知地评论说：中国人悲情太重，老揪着过去那点事不放，为什么不能向前看呢?甚至个别中国学者也随声附和。

     可是，面对抗战历史，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回过头去看”呢?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已从中汲取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足够珍视并彻底继承了抗战胜利所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启示。 

    “九·三”大阅兵，最震撼人心的是“精气神” 

     “九·三”大阅兵给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海内外媒体给予高度评价，尤其关注亮相的新武器、新装备。作为一个有40多年军龄的老兵，我所关注的不仅是武器装备，更打动我的是受阅官兵所展现的神采。

     在这次阅兵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精气神”。回想一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人的眼神，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的眼神，那种无奈、无助和悲情，让人心情沉重。 

(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图为英气逼人的受阅官兵。)

       再看“九·三”大阅兵中所有中国人的眼神，受阅官兵尤其是基层官兵的眼神，炯炯放光，眼神里迸射出的那种自信、自强、自尊、自豪，像一团火一样感染着每一个人。从这些高举战旗的中国军人眼里，投射出英武与神气。

       科技界对光线有“波动说”和“微粒说”两种说法。观看“九·三”大阅兵后，我更愿意相信“微粒说”。因为受阅官兵通过眼神所传递的那种强大的“信息流”，直达心底、震撼人心。 

创深痛剧的民族耻辱 

     近代以来，除却抗日战争，在中国遭遇的其他战争中，中国胜利过吗?答案是：没有。不仅没有胜利过，而且一败再败。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对抗外敌侵略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用28条军舰、1.5万人打败并迫使大清帝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并赔款英国2100万两白银;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其中英国18000人、法国7200人)长驱直入北京，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署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南京条约》签订现场的图画。)

      以 2.52万人的兵力长驱直入一个大国的首都杀人放火，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奇迹了;1894年甲午战争，大清国战败后被迫签订的《马关条约》，开创了近代以 来中国割地赔款的空前纪录，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赔款两亿两白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并且上一场灾难导致下一场灾难的真实写照。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可八个国家总共派了多少兵力?日军最多，派出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匈帝国 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满打满算，以1900年8月3日由天津向北京发起攻击时计算，七国联军加起来共有官兵18811人(尚有7000名德军未 赶到)，十天之内即攻陷北京。

     当时，北京一带的义和团团民约有五六十万人、清军约有十五六万人，可北京仅十天就被打下来了。二战时，希特勒进攻苏联，发动《巴巴罗莎》作战计划，当时希特勒讲过一句话：苏联就是个“破草房子”，我一脚就能踹倒他。

      事实证明希特勒错了，他不仅没能把苏联踹倒，反倒把自己的腿“踹断了”，最终落得个满盘皆输的下场。但中国当年却真的是个“破草房子”，谁上来踹一脚都能踹倒。残垣断壁搭起梁来支撑一会，又被人一脚踹倒;再撑起来，再被踹倒。

     八国联军侵华后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九款规定：“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自此以后，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设在天津，约定人数为8200人，其中日军为400人。

     这就直接为“七七事变”埋下了祸根。辛亥革命期间，日本趁乱将“清国驻屯军”改为“中国驻屯军”，并暗中扩大编制，由400人扩编至“七七事变”时的六七千人。这就是“前一场灾难导致后一场灾难”的典型范例。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实际上已经扼住我们的咽喉了?就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允许日本人在华北一带驻军，从而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图为《南京条约》签字页。)

      如果我们不汲取历史教训，甚至遗忘了历史，你能明了今天的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吗?我们又如何走向未来呢?遥想当年，两国尚未开战，日本人却已抄到了京师以南，轻易就扼住了我们的咽喉，这是多么创深痛剧的民族耻辱。然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是从这样的耻辱中走过来的。 

一味妥协退让，能换来和平与尊严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下决心抗战。他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此话现在海峡对岸引用很多。

      蒋介石下决心抗日，有基础也有矛盾。他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但屡次“剿共”却一直拿共产党人毫无办法，日本侵略者又步步紧逼，再不抗日，恐怕连“安内”的空间都没有了，这是其一。

      其二，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国内民众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强烈要求抗日，英、美政府当时也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从而形成了内外施压的氛围。

      第三，就是“西安事变”的直接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拒不承认曾面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但据现存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披露，“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确与周恩来有过两次直接面谈，且是宋美龄把周恩来带来的，蒋周面谈并最终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国共合作协议。

       当然，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内心也恨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对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好感，后来日本人几次与国民党谈判，最后都要求蒋介石下台，导致谈判破裂。

      所以，蒋介石抗日也是有一定基础的，一是有感情上的基础，二是有利益上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他其实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决策处置是后悔的。

      1932年6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向蒋介石汇报并介绍了东三省的资源储备情况，当蒋介石了解到东三省储煤占全国的60%以上、铁矿占82%等情况后，在日记里写道：“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

      甚恨研究之晚，对内、对外之政策之错误也。”东三省当时说丢就丢了，可蒋介石没想到资源矿藏那么丰富，他后悔了。这也是蒋介石决心抗日的动因之一。

我们说，蒋介石抗战有感情的因素，也有利益的因素，但为何他明知要与日本作战，却迟迟不宣战，一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对日宣战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国民政府才鼓足勇气对日本“正式宣战”。美国不宣战，国民政府都不敢宣战。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敢宣战，这不是值得检讨的问题吗?难道因为胜利了，就能够把这些问题一笔勾销了吗?

       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呢?如果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呢?这场由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将打到什么时候?据当时国民政府兵工署统计：各弹药库库存子弹5亿发，长江北岸有山炮、野炮炮弹12万发，克虏伯野战炮炮弹10万发，合计22万发，只够20个师3个月的消耗量。

       1937年7月31日，“庐山讲话”刚过十几天，蒋介石就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一帮智囊吃饭，告知他们决心抗战。席间，胡适问蒋：“能支撑多长时间?”蒋答：“可支撑6个月。”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

       所以，蒋介石迟迟不敢对日正式宣战。他是一边打一边想着和，总想着能妥协就妥协，能不打就不打。据此可以判断，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因此，就出现了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当时，德国不希望日本被中国战场拖住，希望与日本从东、西两面夹攻苏联。所以，陶德曼大使秉承希特勒的意志进行“调停”，在中日两国间“穿针引线”。

      日本当时提出了七个条件：第一、内蒙古自治;第二、华北建立非军事区;第三、上海扩大非军事区;第四、停止抗日政策;第五、共同反共;第六、降低对日关税;第七、尊重外国主权。

      最初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因当时东北已经丢了，华北也已被日本占领，现在日本又提出“内蒙古自治”，胃口也实在太大了，故不能接受。但就在蒋介石向陶德曼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条件的7天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随后直逼南京。

      12 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其实在1937年8月7日召开的国民政府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就已经说过：“如果能以长 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的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分疆界。”可见，蒋介石当年就准备以长城为界与日妥协了，能不能收回东北已管 不了那么多了，形势能恢复到“七七事变”前就可以接受。 

(1937年，上海沦陷。图为日军占领上海后，其骑兵在南京路上阅兵。)

       1937 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武汉召开，正式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历史至此走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如果当时中日双方真的接受陶德曼调停而停 火，日本在中国战场“拔出腿来”，这架疯狂的战争机器其寿命不知道还要延续多久，战争给东亚人民带来的蹂躏与苦难也不知还要持续多久。

       但此刻的日本已经利令智昏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而是日本人“挽救”了蒋介石，不然，“民族罪人”和“头号汉奸”的帽子，他怕是想甩也不容易甩掉了。

1937 年12月13日，日本攻陷南京，条件立即加码，七个条件不行了，再加四个，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的地区设立特殊机构、伪政权，这已经是灭亡中国 的条件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无法再退，对陶德曼说“绝无接受之余地”。日本就这样第一次错过了抽身中国战场的“机遇”。

       紧接着，1938年5月，宇垣一成出任日本外相。此人跟蒋介石私人关系非常好。当年，蒋介石在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宇垣一成曾给予精心照料，两人结下友谊。

      蒋介石一看老朋友当外相了，觉得和谈有戏，可以再做文章。于是，日本宇垣外相的代表跟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并进行和谈。

      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下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领事解决不了，再派公使或大使”。

      这 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满洲国”独立、承认内蒙古成为特殊地区。今天，有些别有用心之人煽动对这段历史了解较少的民众时说，是共产党主动放弃了外蒙古，且不说 外蒙古丢失是蒋经国与斯大林签署的协议，就单看当时国民政府与宇垣一成的谈判内容，不但放弃东北，连内蒙古都要放弃，就可知谁是始作俑者。

     宇垣一成的日记现在在日本已经公开了，台湾方面却有意回避、从不引用，也觉得这个事不是那么光彩。当然，最后这个事也没搞成，因为日本陆军强硬派不同意宇垣一成的意见，坚持要“蒋介石下野”，最终使交涉告吹。

     孔祥熙都讲到什么地步了?孔说，让蒋委员长下野就没人跟你签署协议了，我下台行不行?我是行政院院长，第二号人物。日本人说不行，就得蒋下野。这才告吹的。当然，日本人在此又错失了第二次“机遇”。

     日本人第三次错失“机遇”，是1939年3月，国民党复兴社人员与日方人员在香港秘密谈判，得到消息的共产党要求通缉主和人员，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也表示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谈判因此告吹。

     日 本人第四次错失“机遇”，是1940年军统局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进行交涉，被日方列为“桐工作”。 双方讨论的核心内容为：承认“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兵问题、对汪伪政府的处理问题。蒋介石特别提出“会谈要在绝密中进行”，不能让外界任何人知道。

     1940 年7月22日夜，国民政府与日本双方代表在长沙正式交换备忘录。将长沙定为会谈地点，这是蒋介石选定的，当时长沙还在国民政府控制中。但日方觉得不安全， 因为汪精卫也要来。板垣征四郎、汪精卫及蒋介石三方进行会谈，主要由板垣征四郎与蒋介石商谈日中停战问题，然后三方商谈汪伪政府前途问题。

      后来日方提出：能不能在洞庭湖上谈。因为洞庭湖是中立地带，日方觉得安全。国民政府代表认为不行，坚持就在长沙谈。日方又提出中方应以书面形式保证板垣征四郎和汪精卫的安全，但蒋介石不愿意写，要“绝对保密”，不能把任何字据留到对方手里，双方因此来回扯皮。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中记录下这样珍贵的一段，“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期间，曾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中共察觉到了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期间，德国大使陶德曼<左二>在中日两国间居中“调停”。)

      今天，有些人认为“百团大战”打掉了当时的降日派、和谈派的说法不实，那你可以看看日本人的记录。“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发动，国民政府与日本的这个秘密协议于1940年7月23日达成，很明显，中共在整个华北地区发动的大规模作战硬是把这个会谈给搅黄了。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就是由这些隐藏在历史事件中的细节而塑造的。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决不能大而化之，一定要注重观察和研究细节，才能明白历史事物究竟是如何演变和推进的。

     历 史不是没有给日本人从中国战场抽身的“机遇”，但被他们一次次错过了。究其原因：一是狂妄的日本胃口过大，造成呑下的东西他们根本消化不了;二是共产党方 面的坚决抗战态度。国民政府一直在与日本私下接触、和谈，一直谈到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此后美国对日宣战了，国民政府才不得不正式对日宣 战。

      其实，宣战之后蒋介石一直还在犹豫，因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连连获胜，打得美军连菲律宾都丢了、接连后退，蒋介 石就有点后悔了，觉得日军凶猛，美国人可能也顶不住。美国总统罗斯福后来担心“中国战场崩溃”，就是因为觉得蒋介石打日本总是三心二意，有点靠不住。

     由 此可知，抗战期间，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私下与日本的接触，并寄希望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日本一直在制造危机，利用危机向预定目标节节推 进;而国民党则一直在后退，祈求通过忍让换得和平。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抗日战争最终将如何了结?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索! 

抗战期间，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汉奸? 

      这是一个我时常思考的问题：抗战期间，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汉奸?呈现出集团性的精神沉沦趋势，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一大片。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及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投敌，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有的部队成建制哗变。

      八 年抗战中，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总数高达210万人，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二战中各受害 国都出现过伪军，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乌克兰就出现了伪军;德国进攻法国，法国也出现了伪军;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阿 比西尼亚也出现了伪军。

     但像中国这样，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绝无仅有。为什么抗战中出现那么多伪军、汉奸?这些汉奸过去还都是社会中 的精英，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鸿志、王揖唐、齐夑元、庞炳勋等，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国民政府的军政精英?庞炳勋刚在台儿庄作战立 功，随后就降日，成为日伪第24集团军军长。

     更让人厌恶的是，这些汉奸之间还斗得非常厉害。南京伪政府的汪精卫与华北伪政府的王克敏就斗得 不可开交。王克敏看不起汪精卫，说：“精卫啊，怎么跟日本人打交道，你还得跟我学，那帮家伙前面说话后面就不算数，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你还不会。”王克敏 之所以这样说，就因为他比汪精卫降日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

      汪精卫很生气，在南京伪国会搞了一个提案把王克敏的权力尽数剥夺。会议期间 王克敏打瞌睡，提案通过时糊里糊涂地跟着大家一起举手表决，后来才发现权力没有了，王克敏找周佛海发牢骚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 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候两眼一闭，呜呼哀哉。

      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 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弄得周佛海都连声叹息：“我们中国都到这个地步了，还窝里斗!”再看看汪精卫用来取代王克敏的王揖唐，此人去了一趟日本，见到了 裕仁天皇，回国后写了一首七言诗：“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

      这是多么肮脏、丑陋和丢脸的事!这样的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的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这难道不是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我们中国人一定不能忘记这些。

     遥想当年汪精卫刺杀大清摄政王载沣时是多么英勇，被捕入狱后还曾写下豪言壮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审汪精卫的肃亲王善耆，看过汪精卫写的革命文章后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不是王公大臣，我也要变成革命者。”

      善耆做摄政王载沣的工作，为了获取天下人心，特赦了汪精卫。特赦前，肃亲王善耆多次在监狱里提审汪精卫，所谓“提审”，实则是两个人之间进行辩论，但谁也没能说服谁。

      想说服汪精卫为大清效力的肃亲王善耆最后讲了一句话：“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后来真如善耆所言，革命成功了，大清王朝崩溃了，民国建立了，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汪精卫最后还成了汉奸。

      还有一个人物，梅思平，也是这样。此人是北大学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火烧赵家楼”时第一个冲进去点火的人，一把火烧了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的房子。曹汝霖在“五四运动”中被指为卖国贼。

    但后来历史是怎么演变的呢?梅思平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成为汪伪政府的骨干，干过多个伪部长职位，还当过伪政府的浙江省省长。而曹汝霖于抗战期间坚决拒绝与日本合作。什么叫革命?看看这些曾经的革命党人的嬗变，就知道真正、彻底的革命究竟有多么艰难和复杂。

      今天，有人说周作人的散文太优美了，周可算是“中国散文第一人”。可如果一个人的才华与气节脱节，这种“才华”的意义何在呢?“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

       周作人不走，想留在日占区是可以的，但你留下来也不能跟日本鬼子沆瀣一气啊!可是，连当时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大感意外，最初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的清高，日方当时认为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如果他坚辞不受，也并不打算勉为其难。

     可连日本人也万万没有想到，这百分之一的可能性被周作人给予了百分之百的回报，最后竟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跟随汪精卫访问日本、伪满洲国，发表讲演和广播讲话、慰问日本伤兵。

      一个学者居然干出这些事情，为什么?周作人自己解释说：不出任伪职，日本人要杀他。现在还有一些人替周作人辩白开脱，说有另外一个汉奸缪斌更坏，周作人如果不把教育总署的位置占住，让缪斌上来的话危害更大。受此种谬论毒害，能不得精神和气节方面的“佝偻病”吗?

     评价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论其才华，不论其情怀、人格与气节，不论其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的休戚关联，这样的知识分子能作为业界楷模、道德榜样、社会良心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再多的文天祥又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面对外敌入侵，知识分子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去做侵略者的帮凶吗?!

      还有就是“家天下”的封建专制政权始终脱离民众，从而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敌对情绪和“看客心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粮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民众也加入哄抢园内财物行列。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18811个侵略者在十天之内就攻陷北京，为什么?从八国联军当年留下的一些历史资料照片中，我们可窥知一二。许多中国人帮助侵略者推小车、输送物资。 

 (1900年，八国联军沿广渠门下水道攻入北京城，中国民众袖手观看，无动于衷。)

       联军攻到北京城下，北京墙高池深，居然有北京市民密告联军，京城广渠门下水道没有设防。八国联军后来从广渠门下水道顺着土坡攻上来，许多中国民众就一直袖手而立，表情麻木地观看。

       或许他们想，八国联军在跟皇帝打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联军入侵北京后杀人，一些中国人反成为侵略者的帮凶，中国人捆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孙中山感慨：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屡屡被强敌觊觎、轻视、侵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