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1年10月参加四川建川博物馆“知青生活馆”开馆仪式时，就听孙成民说他正在进行《四川知青史》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当时，我们就知青上 山下乡的一些问题交流了看法，认为客观地展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为后人留下这段特殊的历史记忆，是我们这些亲历者、见证者的责任和义务。

　　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青下乡上山，是在城镇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来的，目的是将解决城镇失业问题与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

　　当年我也参与了这一探索。那是新中国遭受三年灾荒后仍处于困难时期的1962年，我高中毕业。尽管毕业考试取得门门满分的好成绩，一门心思报考 “北大”，而且志在必得，但面对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召唤，考虑到国家的困难，最终我还是选择放弃高考，费尽周折联系到当时还属于河北省的宝坻县窦 家桥，从北京跑来这里下乡插队。说来也巧，就在我下乡三个月后，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城镇知青下乡上山，又从1963年开始，以插入人 民公社生产队为主调整安置方向，并把青年自动下乡插队作为主要方向来宣传。所以当周恩来总理从黄宗英那儿了解到我落户农村的事，就肯定地说，“这是自动下 乡的一个好典型”。其实我下乡并不早，更说不上干得多好，让我成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声名远播，主要是形势的需要。从1964年起，城 镇知青下乡就逐渐掀起高潮。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迅即在全 国展开。所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演变而由探索、兴起、高潮又归于结束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长期而复杂 的过程。

　　既然是复杂的历史过程，又与新中国的发展紧密相关，不同阶段上山下乡工作的出发点及其任务、政策和措施等，自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上山与“文化大革命”后的上山下乡，更是有着明显区别。作为上山下乡主体的知识青年，由于受不同时段理想追求、价值取向、锻炼环 境、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大家反思那段历史，感受不一、认识各异，也就在所难免。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当年都在青春的岁月 里打上了知青的烙印，都曾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忠诚为国分忧，都在那困境的磨难中积累了宝贵的历练财富。也正是那段特殊而又平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情结和烙 印，使我们知青这个不同于前辈又区别于后人的特殊群体，始终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

　　如今一转眼，我扎根宝坻50多年了，其间在窦家桥务农就有18年，并任了9年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刚下乡时，窦家桥粮食单产不过100公斤，发展 到60年代末刚到200公斤。1970年我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还有3名知青也先后进了支部班子。大家齐心协力，带动社员群众响应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 习”和“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习雷锋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发扬大寨人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的气概，大搞农田 基本建设。老天连旱3年，我们奋斗3年，把全村1700多亩盐碱地都改造成高标准园田，并实行了科学种田。从此，窦家桥不仅告别了低产的时代，改写了吃返 销粮的历史，对国家的贡献也一年比一年大。到1974年，全村粮食平均单产超千斤，当年就向国家交售余粮15万公斤，贡献最多的1976年，全年交售的爱 国粮就达到了21.5万公斤。再加上我们重视发展多种经营，大办工副业，也把贫穷的窦家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尽管现在回头看那点成绩微不足道，但在 当时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而且，看到“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理想正在变成现实，自己也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欣慰。

　　时至今日，知识青年需要就业、新农村建设需要人才、青年人成长需要锻炼，仍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应该说，当年将这些难题结合起来解决的探索，还是有价值的，我为自己能参与这一探索，感到光荣、自豪，无怨无悔。

　　如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历史的一页，早已翻了过去，当年的知青都已步入老年，而且随着时代变迁，各自的身份、地位，乃至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大家心系乡里的那种情怀，忧国忧民的那份忠诚，始终没有变。因为老知青们终生坚守着这样一个信念：一切为了祖国!

　　知青的历史，知青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笔沉甸甸的宝贵财富，将它们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因为尊重历史的真实，尊重一 代人的贡献，尊重为国分忧的忠诚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重视民族的宝贵财富，就是保护社会的有益资源，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今天的我们，面对历史逝去的背影都能评头品足地议论上几句，但每一历史事件的出现，唯有从它的来龙去脉上深加探究，唯有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 下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才会是客观的、公允的。《四川知青史》正是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背景，系统展现了四川知青上山下 乡起始、发展、结束的全过程。可以说，四川知青史既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缩影。我相信，这部《四川知青史》 的成功问世，对于全面记载、客观评价、正确反思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必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感谢孙成民为此做出的重大贡献。

　　2015年3月

　　(侯隽：女，1943年3月出生，北京人，1962年7月高中毕业后自愿下乡插队，是全国先进知青和著名劳动模范、党的“十大”代表和四届人大 常委，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国务院知青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1980年脱产，历任天津市宝坻县人大副主任、副县长、县(区)政协主席。)

　　(注：《四川知青史》于2015年7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部三卷本、133万字的著作由曾在大巴山农村插队落户9年的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孙成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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