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委托编书

1．收到借调通知

1995年未，在我即将从工作了多年的编辑岗位上退下来之前，有些对我比较了解熟悉的老友和单位听说我就要退休，感到这个劳动力大概还有点用处，纷纷打起了我的主意。

    老革命家王震找人帮助治传，有人推荐我；在这之前薄一波写传也找过我。

    一家刊物的主编一再表示，缺一个常务副主编，让我去，许愿一年以后顶他的位置。

    一个部门将新办一家日报还是周报，让我去主持，说是既有房子，又有汽车。

    还有的省拉我去帮忙管工业，等等。这些，有的我不愿意干，有的无能力干，都一一谢绝了。还有些报刊不断约稿，笔债积了一罗，只能在有了想法时慢慢地还。

    1996年初，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魏礼群同志来电话问我：准备组织人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问我有兴趣参加否？有兴趣时再正式下公文通知。我问：是否坐班？坐班就不去了。答：又集中又分散，小集中多分散。

    当时邓小平同志还健在。我对这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老革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很敬佩的。他旗帜鲜明，又务实际。他胸襟开阔，有战略思想，善于从全局观点，长远视角出发观察分析中国和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抓大事，抓根本，举重若轻，能够就关键问题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说话，该说必说，该干就干，决不犹豫手软。毛泽东说他是“棉里藏针，不露声色”，是“开钢铁公司的”，“难得的人才”。这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优秀领导人。

    但说实在话，我虽然读了他的不少讲话、文章，读了《邓小平文选》，也在人大会堂亲自听过他们的报告，那四川调是很吸引人、感人和振奋人的。我觉得他的讲话大气磅礴，一语中的，针对性强，没有空话。他不搞本本，真正懂得我国基本国情，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大的方针政策。他所提出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太正确、太重要、太及时了。我深切的感到照这一路子走下去，我国一定会变得更加富裕、繁荣、强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对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当时我对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实在是一知半解，他的讲话文章不少我未认真读过，读过的也没有真正弄懂掌握。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脑子中有不少疑问，抱着学习的试试看的态度答应参加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

    不久，接到求是杂志总编辑邢贲思的电话，说魏主任打电话给他，要借调我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帮助工作。又说：这件事很重要，编委会专门作了讨论，认为你去合适，赞成你去。我问：是全天上班吗？全天上班就不去了。他说，不是，你还是去吧。我说好，服从编委会的决定，去。

    不久，收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正式通知，让我去报到。 

    求是杂志的一位副总编说：“一个好劳动力，自己不用，让别抢走了。”还有人议论我该退不该退的事。我想：我已超过规定退休时间二年多了，退下来不仅应该，而且好处无限。为人作嫁了一辈子，给别人改文章已经改烦了，到了该休息休息，做自己点事的时候了。时间上的自由比少拿几百元职务津贴重要几千倍。不当经济部主任可以省去多少烦事和消磨生命的杂事啊。 

2．报到

    3月中旬，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报到，接受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先集中开了三天会。

    我看到，参加会和参加研究的，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外，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同志，10人左右。多是专事理论工作和领导工作的教授级人物；几个中青年人，英姿勃发，学有所长，也是副教授、处长一级人才；有几个人是老朋友。我看了看，除了中央党校的经济学教授臧志风外，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人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讲话。他说，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是政治任务，非常重要，关系大局，只能搞好，限期完成。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们了，你们的担子很重，相信你们能够完成。

    任务有三项：一是编一本邓小平经济思想摘编；二是写出邓小平经济思想纲要；三是准备全国邓小平经济思想研讨会。编出摘编和纲要，要发到全党，供全党学习应用。

    我这才知道了这一研究工作的份量。

    集中的三天时间主要是讨论第一项任务。大家一起拟出了邓小平经济理论的12条提纲（后扩充为16条），先分工阅读邓小平1~3卷及其他未收入三卷文章、讲话，把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有关段落作摘录，然后再分类汇编。 

    我向魏主任说：我手头还有一个研究项目（中国所有制结构）未完成，是否就不参加摘录工作了？他未分给我邓小平摘录的任务，但要我在20天再集中前，拟出第2项任务的大纲，并让我负责撰写第二本书的第一部分，并考虑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任务和公有制及共同富裕的部分。他显然要把我当主力用。我感到担子很重。

3．带着任务读书

我不能不抽出时间，认真地重读《邓小平文选》的主要文章。

事情就怕认真。我认真地读，带着任务和问题读，越读越高兴，越有新的体会和感悟。感到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领导人的许多讲话实在重要，讲得真好，精彩。他的不少讲话和文章我过去读过，也感到好，但实际上没有读懂，没有理解其中的实质和真缔。有些讲话和文章，过去没有读过，或者仅仅粗略地溜了一下，当然不能正确全面理解邓小平的思想，学到应该学的东西。

    我统计了一下，《邓小平文选》第2卷61篇文章，第3卷119篇文章，一半以上是直接讲经济问题的，卷1也是这样。像《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心一意搞建设》、《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等名篇，都是直接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另外一些篇章，如《中央要有权威》、《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等，也直接关系到经济建设，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初步地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这一伟大成就基础上，怎样立足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面临的更艰巨的任务。怎样坚持社会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问题，是邓小平同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解决的。

    我边读，边思考，边做笔记，越读对这一点就有越深的体会。

    邓小平的文章和讲话一般篇幅都不长，语言干净利落，明确清晰，篇篇透出他的超人智慧、丰富的革命经验、务实的作风和善于抓根本问题的领袖风范。

    他坚持原则，继承前人，又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迷信前人，敢于突破前人，超过前人；他胸怀全局，放眼世界，又立足于中国，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他了解历史，总结历史，又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着眼于用新的思惟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

    大量重要原则、根本方针、路线、政策，是他首次提出的，那些话，那些理论，那些说法，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抓住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语破天惊，振聋发溃，启人心扉，并形成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成为推动中国飞跃的巨大物质力量和动力。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搞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他提出，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是不容易改变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这个特点。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他提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不能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办事。

   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他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他提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他提出，应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他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纲领。

    他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他提出，要尊重群众的创造，各项工作都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他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他提出，物质建设和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

    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等等。

    这些都是关系中国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根本性质问题，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是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指引中国沿着正确方向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根本性指导思想。

    这些思想，不仅是正确的，带根本性、方向性的，而且这些思想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是一个继承马克思经典作家和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的实际密切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存在一些与其他国家共同的一般规律，更存在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规律。中国的事情只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办。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来的一系列思想政策，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新的飞跃。我深感过去认为邓小平思想谈不到是经济理论，更谈不到是理论体系的看法太浅薄了。

    邓小平文集中还有一些极为精辟科学的论断和篇章，我认为只有他能说得出来，写得出来，别人是写不出的，说不出的。他不信邪，不怕任何艰难险阻，越困难，越有风险的时候，越能站出来说话，越在有些人议论纷纷的时候，越敢站出来说话。他的许多论断是难得的，实在值得铭记、学习、应用，受益无穷。

比如这样一些段落和句子：

    “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

    “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9、357页） 

    “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

    “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还可实现共同富裕。”

    “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年谱》下，第1281页）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页）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6页）

    “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9页）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4．提供提纲

    重读了邓小平的文集后，遵照魏礼群同志的嘱托，草出一个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大纲。 

    我在大纲中说，邓小平经济思想十分丰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核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把邓小平对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分为14部分，即上节所引的13个“他认为”的内容。另外一条是农业问题。因为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也一直强调“农业是根本”，“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否好起来。”

    大纲建议，在分别论述这14个专题内容前，应概括一下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特点和邓小平经济思想在我们党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意义；在其后，要写一写学好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性和学习方法。

    我提出，写作的指导思想应该是：1.全面、系统地和有重点的阐述邓小平经济理论，抓大问题，抓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2.阐述要符合本意写，但要有所概括，大都可用复述的方法；3.把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重要指示写进去；4.文字要准确，清淅、简练、易懂，一般不论述，不拖泥带水。

    我还考虑了这个纲要的篇幅：第一部分3000字，第二部分60000字，第三部分3000字。第二部分如果写16节，每条4000字；如果写20节，每条3000字。

    这个大纲当然十分不成熟，粗糙，只是一种不算数的初步设想。但可以看出，我还是动了一点脑子的。从最后写成的学习纲要把邓小平经济理论分为16个部分看，与我设想的还真有点差不多。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让别人写，别人也会这么写，因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固有内容决定了必须这样写。

    同时我还写出一篇讲邓小平经济理论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一并送给魏礼群同志。此文后来公开发表了。

    从魏礼群同志的办公室出来，时值春初，天气十分好，微风熙熙，不冷不热，看看时间还早，我骑着自行车游中南海。我避开过去去过多次的一些办公楼群，也不想再看看过多次的湖东侧一带岸边的风光，我走过去不是很熟悉的湖中部和西侧一带。我沿着湖岸慢慢地转，慢慢地看。感到这一带水面宽阔，风光奇好。中南海真像个海，碧波荡漾，一望无际，安静柔和。海边的路十分平整，一无杂物。有一位工人在锄草，二个警卫战士在路边修自行车，都笑咪咪地看我。这里没有游人，办公人员无事一般也不到这里。到这里来骑自行车的更少。我边骑边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景点！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庭院，当年乾隆、嘉庆们怎么能住得下呢？如果开放，或者每周开放几日，会给北京无限增色，包括故宫和颐和园在内的北京哪一个景点的景色和文化内容也比不上它！ 

    隔日，接到中财办送来的邓小平经济思想摘编初稿二种二大本，一为研究小组同志们编的本子，一为从网上下载资料编成的本子。后者比前者多七、八十页，但篇目编排得不合理，有明显的缺陷。我一一阅读，将两者作了比较，认为可以前一个本子为基础，取长补短，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稿子。 

5．编《摘编》

    4月中旬，接到中央财办的通知，让到国务院的一个招待所集合。任务是二个：先编邓小平理论摘要，后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怎么写。

    我一早骑上自行车去报到，发现这个招待所离我的住处不远，十多分钟就可到。招待所是一所中式建筑，古老门楼，红漆大门，门口有两个石狮子。隔壁还有一个铁制门。后来知道这两个门管二个院落，是相通的，都可以进出。我从第一个门进去，看到院落很大，亭台楼阁，假山鱼池，还有走廊，古色古香。院中有院，景外有景，幽静别致，估计少说也有一万平方米。主建筑是传统的高屋建瓴式的古建筑，已显得有些旧，但气势犹存；也有一些新建筑。

    据说400年前，也就是1660年前后，是陈圆圆的住处，那应是明的一座王府；后来做过顾维钧的故居。侵华日军的头子、大战犯冈村宁次，在这里设过司令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励志社也曾设在这里。

    1925年，孙中山先生住在这里，并在这里逝世。院中保留了孙中山先生的会客室，生病时住过的卧室和床铺。

    尔后我们瞻仰了孙小山先生的卧室。卧室很小，也就是10多平方米的样子；室内有一个单人床，床窄小；床上铺白色被单，一个白枕头。床一旁有一张中式坐椅，是宋庆龄陪孙中山先生时坐的地方。墙上有一张宋庆龄20多岁时的照片。房间十分朴素。

    我被安排在四合院的一间坐北朝南的大屋里，与魏礼群同志住在一起。这个屋子类似庙的大殿，我称它为“太和殿”第二，中间是一个大厅，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厢房。厢房不大，一张床，一个茶几，两张沙发，一部电话而已。魏礼群同志住西厢房，我住东厢房。这样住倒好，既可以在厅里说说话，工作休息时又互不干扰。

    西侧相邻的类似的一间大殿，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会客室；会客室一侧的南厢房，就是孙中山先生养病和逝世的地方。作过孙先生会客室的大厅，安排中央党校的臧志风教授和国家计委的一位同志住。这两位是女性，胆子小，后来得知孙中山先生在这里逝世，旧物还设在那里，吓得睡不着觉。我们与她们开玩笑：孙中山先生来看你们没有？说不定他下半夜会来看一看这两位马克思主义者是怎么写文章的！她们更睡不着了。

    来这里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编《邓小平经济理论〈摘编〉》。这项工作，具体说来就是在认真通读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和讲话之后，将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摘记下来，按照内容分类，编辑成册。前期工作即阅读、摘要和初步分类工作已经做过，编出了一个很厚的本子；另外还有一个从网上资料下载的本子，足足两大册。这两册摘要的内容大致相同，但分类有很大差异，细目的区别更大，摘要的数量也不一样，后一个本子比前一个本子多上百条。

    现在要做的事，是在已经做的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阅读原著，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阅读分析已摘下的部分，看看摘的适当不适当，有没有该摘的没有摘，可不摘的摘了，摘错了；第二步也是更加重要的一步，是把摘下来的论述照内容进行科学地分类分目，按照内在的逻辑和观点进行编辑，形成体系。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是原有的，而不是编者编出来的。编者的任务是根据原意把它作必要的整理归纳，把它理一下，理好。这就需要动脑子。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不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著作，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

    类、目、体系、标题都要标得科学、清楚、醒目，符合邓小平论述的原意，一目了然，这样才能方便大家学习、阅读。这实际上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我们知道这一工作的份量和重要性，大家十分认真细致、责无旁眸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我们一条一条地读，一条一条地理，每一条都对照原著，看看是否有漏摘错摘的地方，遗漏的段落和句子补上，错摘或不可摘的句子和段落划去。尤其怕遗漏重要论述，有关论述反复阅读斟酌，知道没有遗漏才作罢。有些内容相同但提法不一样的论述也收进去，以便读者全面学习掌握邓小平思想。摘录以邓小平文选1~3卷的文章为主，所知道的没有收入三卷中的有关重要论述也尽量收进去，例如第317页关于改革开放“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的一段话出自《人民日报》；第341页关于“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的一段话源自会见李政道教授时的谈话，就是邓小平文选和文集中没有的。

    摘编的内容有的论述段落很短，只一句话，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第380页），“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第154页）；有的段落很长，如论述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兼顾的一段文字有7页，3000字（第294~301页）；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段有12页5000字（第366~378页）。为保持论述的原意，遵重论述的完整性，这些都不能怕长，都按原论述摘录。一般摘编工作都不收这么长的段落，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应该说是一个创举。

    有的论述如“三个有利于”，大家经常引用，邓小平同志讲过不只一次，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下具体提法不可能每个字每个句子都相同。我们按照邓小平论述时间的次序，都把它摘下来，列进去，以供大家完整地学习阅读。（第77页~81页）

    有些话，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问题，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地讲，反复地讲，我们把他的这些重要论述尽力摘列进去。

    仔细阅读摘录之后，重要的是分类。分类分目方法一再讨论修改，以至到大家觉得确实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内容和思想体系为止。十来个学者，用时一周有余，每天8~10小时坐在那里，一字字地读，一条条地扣，反复思考，一再修改，最后确定为16章，57节，562条，首次编出一本比较完整系统的《邓小平经济理论〈摘编〉》。

    这部摘编编得我头昏眼花，腰酸背痛。因为要整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读、摘、念、编、思考、讨论、一条一条地理，一目一目地定。魏礼群同志是个干工作不要命的人，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精密细微，一丝不苟，哪一句话可能遗漏他都能想到，哪一处可能有误他都能指出。他每半天只准休息15分钟，午间连吃饭带午休不超过1个半小时。我通常每天上午10都找人打打乒乓球，出一点汗。这个招待所只有大院，而没有体育活动场所。只能晚饭后骑上我的破自行车穿王府井沿长安街或平安大街转一圈，或者回求是杂志找一二个小伙子打上几盘乒乓球才能休息过来。

    虽然累，但心情愉快、舒畅。因为做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在强迫自己重新学习。不仅须从头到尾认真地学习阅读邓小平文选，而且由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水平毕竟非同一般，还有参加编选的同志来自中央主要部门，有很高的理论思想水平，通过大家的讨论，发言，辩论，使我知道了我过去不知道的许多见解，得到了不少我过去不懂的知识，对邓小平思想有了新的领悟，许多不懂的懂了，一些不理解方面开始理解了。在这里既是工作，又是研究，又是学习。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里我受到了教育。

6．分给我写三个部分。

    《邓小平经济理论〈摘要〉》定稿时近20万字， 442页，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印刷得庄重大方，使人爱不释手。

    这是由中央财经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的一项重要工作，首次比较系统、完整和准确地编辑整理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面向全党，对于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深入系统地学习和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很有帮助的。

    过去有人做过这件事，但枝节零碎，很不完整，遗漏很多且有很多错误，不能完整、系统地表达邓小平经济理论；发行面很窄，知道的人很少，无助于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应用。

    《摘要》的优点是，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作了系统摘录，而又按照他的思想体系作了编排，一目了然，使人容易学，用起来方便。哪一方面的论述，一查便知，并且准确系统；掌握了《摘要》中的论述，大体就可掌握邓小平同志有关论述的概要。如果把它作为学习邓小平思想的索引和引路者，就能更好地学习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实质。

    然而，《摘要》毕竟是摘要，不能代表全文。全文总是比摘要丰富得多。摘要摘得再多，也不能超过全文的内容，总是挂一漏万，有所遗漏。光读摘要不能知道论述的背景，论者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其意义表现在哪里；也不能知道论者除了说了摘要中的话以外，还说了什么；如果不加以消化，也很难理解论述的完整思想，无法知道某一论述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

    所以，搞好《摘要》后，还要进一步地做工作，这就是在学习邓小平原著和摘编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理论进行消化，面向干部群众，写一本邓小平经济理论概述或纲要。这是一项更加重要更加艰巨的任务。它不是邓小平言论的摘录汇编，也不能像自己写文章那样，自己想怎么写就怎样写，随意发挥；而必须忠于原著，系统完整，科学准确地概括原著，邓小平同志原来怎么论述的就怎么写；文字要干净，语言要凝练，不论证，不阐发，掌握实质，抓住要领，而又进行必要的提炼归纳，准确明白地加以表达邓小平同志所述的丰富的内容。使人们一下子能掌握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实质。

    从这一角度说，《摘要》是这一任务的前期工作，是纲要写作的必要准备。

    在编好《摘要》以后，在招待所的最后几天，转向后一项任务。由魏礼群同志主持，讨论《学习纲要》的写法及纲目。讨论中大家各叙己见，争论激烈。对有些理论问题，存在不同见解。如对公有制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没有本质区别，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有的存疑。魏礼群同志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但提出写纲要只能按照邓小平论述的原意和中央的决定写，不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他循循善诱，善于归纳大家的意见，好的意见一律吸收，最后定下16条纲目。

    魏礼群同志把最难写的一个题目，即纲要的第一条：“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交给我写；另外还分配我写“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及“社会主义的本质”二个部分。 

    我感到后二个问题好办，写好第一条太难了。 

7．打鸭子上架

    既然分配给了我任务，就得努力去完成。

    我重读了编好的《摘要》，《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的一二十篇文章，还读了理论界及中央领导人写的关于邓小平的一些论著。

我发现邓小平1952年48岁时当政务院副总理，1955年51岁时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和总书记，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整下来，以后又复出。他是受过实践磨炼的枪林弹雨中出来的革命家，了解旧中国，懂得中国国情；了解群众，了解实际；对革命事业忠诚，坚持马克思主义，相信只有社会让义才能救中国，一心一意为劳动人民服务。所以实事求是，遇事敢言，能出大主意，会出大主意。这是一位领袖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智慧，胆略和气魄确是过人的。不像些学生出身，未经过实践的磨炼，不懂得实际，又不尊重群众的“三门干部”。后者也整天喊为人民服务，可不知道究竟是在为谁服务。他们也喊口号，出主意，可是因为脱离国情，脱离劳动群众，出了不少馊主意。

    我就抱着这种心情写出了分给我的三个部分的初稿。

    半个月后，在中南海中财办会议室讨论初稿。大家认为我写的第一部分思路清晰，但未写出气势，不满意。一位同志说，这一部分非到全书写出，融会贯通，否则是写不出来的。我觉得他说得对。没有写出气势，说明我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第一条属开篇性质，要综合地讲什么是邓小平经济理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它在我们今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新时代条件下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以及为什么必须学习掌握它。这一条必须写好。这一条写好，全书就立起来了，写不好，后面写的再好，也不能代替。

    这一条经过多次修改，在全书即将脱稿时，在魏礼群同志主持下，大家一字一字地扣，一字一字地改，几乎用了一整天，才定下来。定下时的段落与我初稿的段落相同，也是4小段，但内容已有根本性的变化，面目全非了。起初我认为改得有点单薄，排出后，再看，十分精炼，确实比原稿好。可见，话不在多，而在精，在于能否说到点子上。这一段是集体研究的成果，是魏礼群同志主笔。他起草文件多，我佩服他掌握中央精神和使用精洁语言驾驶文学的功夫。 

    大家对我写的另外两个部分比较满意。主要是我对这二个问题比较熟悉，作过调查，有所体会，并且很想通过这本书，进一步宣传邓小平同志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思想。我要尽力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写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这二条写得很自然、顺畅。当然，我执笔初稿的这二部分，也是经过大家反复推敲修改，才完稿的。定稿与初稿也不大一样了。 

8．定稿出书

    交了初稿后，我就到山东调查去了。调查国企，与搞好这项工作直接有关。

    山东调查回来，接手修改邓小平关于农业思想的部分。这部分初稿是其他同志写的，未写好，接手后基本上是重写。然后又改写精神文明部分，也几乎重写了一遍。

    到7月份，16节都已写出，集体改了几稿，大致成形，但整体上看还粗，相当多地方很不成熟。这时，魏礼群同志决定，留下4个人统稿，以魏礼群同志为首，中财办的另外二位，加上我一个，对全稿通盘考虑，从头到尾地作统一的仔细修改。一句一句地磨，一字一字地扣，精益求精，力尽完美，不留瑕次。改完第5稿，又改第6稿，历时1个月。

    8月份，将稿子分送十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征求意见，一致认为写的不错，精辟，简练，逻辑顺畅，符合邓小平论述的原意。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也这么评价。当时中宣部部长对稿子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尔后，研究经济学家的意见和中宣部长的修改稿，修改第7稿。将修改稿再送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省委听取意见。得到一致认可，也提出了一些修改的建议。根据省市部委的意见，再做了一次修改。

    1997年2月，经中央批准，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的有16章，90节，8万6千字的《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同时，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大家学习邓小平经济理论，把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引向深入。至此，这项工作结束，前后历时一年。

    之后，我还为中财办编的《邓小平经济理论二十讲》提供了二篇稿子，并应邀去中央党校讲课录像。在录像录音棚里我用山东腔念讲稿效果肯定不会好，但录像师说我时间掌握得恰如其份。  

五、研究国有经济体制改革 

1．一件尴尬事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以后又指出，“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根据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1984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性质和目标是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方面，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及国务院又根据改革的进展情况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决定，推进改革不断深入，使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已朝着既定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从大的方面来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度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取代了单一的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经济制度，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过于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从国有经济体制方面来说，是一个建立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原则基础上的宏观管理与微观搞话的管理体制，取代了高集中的经济管理制度。在企业自主权和地方管理权扩大的同时，对国有企业的布局和结构作了调整，对国有中小企业采取了许多实现形式搞活，许多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的分布和结构逐趋合理，质量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整体实力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对此，国人无不感到欢欣鼓舞，由衷地高兴。

但是，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就自然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做法。理论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产权问题。

有些同志提出，国有经济的问题不是管理体制上有弊病而是产权问题。认为我国国有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产权虚置”，“无主所有”，“所有制缺位”；是“人人所有，人人无所有”，是“主人翁，主人空”。有的提出：“产权清晰，是把产权落实到个人”，“归私人所有”；“最好的办法是把牌分掉，随便怎么分都可以，快刀斩乱麻”。“明晰产权就是私有化的运动。私有产权是唯一的选择”。“国有企业改没了，产权就清晰了”。

有的同志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将国有经济转化为私有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国有经济不符合人的本性，肯定办不好，必定效率低下；私有化，才符合人的本性”。香港的张五常到复旦大学和全国各地做报告，一再宣传“私有化是中国的发展前途和根本出路”，断言国有企业“必定会输光”，“用钱不会像用自己的钱那样小心谨慎”；他赌咒发誓地说“这是黄金定律”，“我的赌注永远是这样下的”。

我多年接触国有企业，对国有经济有一定的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时，因工作需要，到上海以及华东地区一些省份的国有企业作过比较深入地调查研究，至少跑过七八十家厂，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冶金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轻手工业的骨干企业差不多都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类型的企业都去过，有的去过不止一次。七十年代调到《红旗》杂志后，由于弄的都是经济稿子，又到除西藏以外的全国省市做调查研究，接触的国有企业就更多，也更有深度了。

我对国有企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所起的骨干支柱作用，有极为深刻切实的印象和感受。这种印象和感受不是理论上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不是表面的、支节的，而是有深切的、比较全面的感受。对这种感受我写过不止一篇文章，这里就不说了，总的概括见之于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国有经济读本》一书的第5章，有兴趣者可以翻阅。

我对国有企业工人对厂的热爱，视厂为家的精神（湖北襄樊市委王书记告诉我：“厂是工人们亲手建的，对每台机器，每个螺丝丁都热爱，在厂里呆了一辈子，自己的生活、家庭与厂的发展连在一起，真正有感情，怎么能不视厂如家呢？”），忘我劳动、勤俭建厂、建设国家的主人翁态度，拿微薄工资一辈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经理、技术骨干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身心扑在企业上，办好国有企业的奉献精神；对他们治厂的能力和聪明才智，对他们以身作则、一尘不染、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工作作风，有真情实感。我至今有不少厂长、书记朋友，工人朋友，时常与他们交流，无话不谈。企业办好了，一起高兴；办不好，一起痛心流泪。我认为张五常等人所宣传的所谓“主人翁、主人空”，“国有企业注定办不好”那一套，完全出自资产阶级的偏见，起码他们是对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情况根本不了解，纯属凭主观猜测在那里瞎讲，是别有用心地编造骗人谎言。

我也知道国有经济管理体制确实存在问题。

我最早发现的倒不是体制问题，而是再生产能力和后继力问题。但一深思：后继力方面是体制上的问题在作怪。

上面说过，到鞍钢，看到钢花四溅，产量不断提高。可是世界上炼钢技术日新月异，高炉炉积不断扩大，炼钢早已以顶吹转炉和电炉为主，轧钢早已实现全连轧，正在研究炼轧相连，平炉早已淘汰；可是当时鞍钢的平炉炼钢还占1/3，才研究半连轧，能耗比人家高一倍，高质量的急需产品生产不出来。厂长告诉我：淘汰平炉，上半连轧，技术上没问题，就是资金不够，缺钱。回来我问冶金部：这个问题能解决吗？答：部里难解决，得靠计委。

到大连冷冻机厂，厂长很有能力，厂办得有声有色，生产的冷冻机行销全国，还出口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参观车间时发现关键加工设备基本上是花高价进口的。有一台丝杠加工设备花了上百万美元进口，可是每年只用一二十个小时，90%以上的时间闲在那里。同样的设备国内进口了几十台，分散在全国各地几十个厂中，每一个厂一年也只用几十个小时，最长的用一个月。我问：为什么不委托别的厂加工，或租用已进口厂的设备呢？厂长说：不行，这种轴又长又矫气，碰不得，找别人加工，路远，不好运转，容易出事；委托别人加工麻烦很多，收费少不了，不如自己买一台用起来方便。为什么会这样？

到宣化调查，那里有一家机械制造厂，专产压路机，年产量很大，但产品却是小吨位的，大吨位的不生产。徐工等厂能生产大吨位的，但国内一些公路修造部门不买国产货，宁肯出高价从国外进口。全国每年进口量很大。进口挤了国产的，挤了大企业，又挤中小企业，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后来，不仅挤产品，外商通过投资收购连许多国有大企业的经营权也把持了。

到江、浙、冀、鲁去，看到一些地方领导人为了争产值，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几乎无条件地引进外资，造成严重污染，侵占大量粮田，生产重复，原材料能源紧张。在江南一家化工企业的村边上，看到一个老奶奶坐在田边，小孙子在地里无忧无虑地玩，地里流着浮起泡沫的黄黑水，臭气熏天，心里直痛。想：这样办化工企业行吗？怎么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和为周围环境着想呢？

如此等等之事，了解得越多，想得越多，感到我们国家发展快，前进中确实也存在一些尖锐的矛盾需要正视解决。这些矛盾，有生产力上的，也有生产关系和管理上的；有过去遗留的，也有新产生出来的。有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国家、地方与企业间的矛盾，地区间、企业间的矛盾，也有企业内部的矛盾。出现这些矛盾，不能说与产权没有一点关系，但主要是缺乏管理社会化大生产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还没有形成一套既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和各方面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又能进行科学制约和监督的，比较健全、科学、严密的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我们的国家大，国有经济有一定的规模，一个省的版图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一个省的国有企业相当于一些国家企业的总和。各省各地的管理水平又不一样。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与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国有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适应，与公有制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不适应。出现矛盾不在于所有制，而在于宏观管理体系和企业管理水平。解决矛盾的办法不应是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应从理顺管理体制，加强宏观管理和企业管理着手。

我想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时期内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我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共同愿望和发展要求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两个“不动摇”，而不能只要一个“不动摇”。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动摇了这个命根子，就没有社会主义了。我国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发挥着主导支柱作用，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人口多，经济发展不平衡，任何时候不能轻视而必须鼓励、支持和引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应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没有公有制这个主体，社会就会马上变成另一个样子。我国公有制经济比过去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毕竟规模还小，质量还不够高。我国国有经济拥有的固定资产总规模（2005年为20万亿元，约2.5万亿美元），仅相当于西方世界500家企业资产（4.8万亿美元）的一半，仅比日本一家公司（MIZAHO HOLALNG）的资产多1万亿美元。我国中央管的100多家国有大型企业平均拥有的国有资产，仅为世界500强企业平均资产的万分之三。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两个不动摇”，不能用任何理由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或回到搞单一的公有制去。以“产权清晰”的名义或别的手法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不能容许的。

因此，写了几点看法，没有想到引起了一些麻烦。 

2.“这篇文章是针对我的”

我先写了两篇“内参”，其中之一用了一个《用产权理论指导我国改革有害无益》的题目。我写道：近年来，有的同志常常用“产权虚置”，“所有制缺位”来形容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主张用西方的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改革，提出“产权人格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并且可能带来实践上的混乱。我说了马克思产权理论与科斯所提倡的产权的根本区别，说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管理体制存在毛病，必须改革，但所有制本身是明确的，确定无疑的，不存“无主所有”、“产权模糊”问题。有人宣传公有制“无主所有”，似乎我国公有制的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既不符合事实，极易引起思想混乱，甚至造成改革实践的混乱，使改革走上歧途。我说，提倡“国有产权人格化”，是打着“明晰产权”的幌子推行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必须引起警惕。

之后，我又写了几篇文章公开发表，申述上述意思。

内参送走和文章发表后，很快得到各方面的反应：有的赞成，有的反对。

原经贸委主任先委托秘书打电话来，后来他又亲自打电话给我，称赞我文章观点对，写得好，鼓励我继续写。

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副主任打电话给我，赞成文章的观点，并约我为他们写一点东西。

国务院研究室派人来向我索要论述产权问题的资料；在我的文章刊出目录而刊物还尚未印出时，把我的文章打印搞取去参阅。

还有一位德高望重、身居要位的长者让秘书打电话来，要找我谈谈；我当时正出差外地，没有谈成；荣又派秘书来要我文中引用过的有关资料。经济部的同志把我锁着的办公室打开，翻遍了我堆在桌上一罗罗乱糟糟的东西，找到资料，交秘书取去。

在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教授们聚会时，他们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有的教授如高鸿业、卫兴华、胡代光、于祖尧、吴易风、智效和等，对这个问题比我研究得更加深入、细致。

但也有一些人反对。有的在报刊上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我的看法，例如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办的《每周经济评论》就批了我几次。还有的同志打电话或写信来表示不赞成我的看法。有不同见解是好事。真理越辨越明。我不见得掌握真理，真理可能掌握在别人手中。不同见解逼着我进一步思考。研究思考的结果，我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分七个部分（什么是产权，产权清晰的两重含义，明晰产权的形式，产权关系明晰的性质，模拟产权与产权流动，产权明晰不能代替其他，与几种观点的商榷），全面阐述我对产权的看法。基本观点是：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明晰产权是将产权的权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地分解，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但对权能进行分解，把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削弱它。借口公有制“产权模糊”，把公有的生产资料“量化到个人”必将带来无穷后患，是不能容许的。文章于1995年第7期《求是》杂志刊出。

文章发表后，反映更加强烈，得到了全国各地几十封来信，绝大多数表示赞成支持，有些来信写了不少赞扬的话（如说：“这是一篇少见的很有分量的文章，旗帜鲜明，观点正确，现实针对性强”（山西社科院）；“文章对产权明晰两重性含义的分析深刻独到，道理讲透了，解决了群众最关心的改革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浙江社科联）；“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国有企业，赞成您的观点”；“文章能写到这样的水平，证明作者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国防大学），给我很大鼓舞。

没有想到的是，在文章发表后不久的一次有千人参加的大型报告会上，一位大理论家做形势报告，当讲到改革时他忽然来了一句：“最近有篇文章是针对我的！”听到这句话，我一怔，想：会不会是指我那篇文章？又想：我不赞成他提倡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一个理由是劳动生产率低。我认为，中国人口多，不能将劳动生产率单纯与西方比。比的话，首先应比技术水平，成本和消耗），但与他改革的总体思路还是一致的，不至于指我吧。事后问他的助手，答：“说不定。但他一向赞成你的意见”。

我想，如果这位理论家真的对我的文章有意见，说明拙文蒙他百忙中阅看了，实在荣幸；同时，见解不同说明这还是一个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而认识是会影响实践的。

后来又收到浙江台州市政府体改委及安徽日报等同志的来信，不赞成我对“明晰产权，一卖当先”的批评。说“明晰产权，必须一卖当先”。“只有这样做，才能做到利益和风险最直接、最彻底，彻底解决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切遗留问题”。来信也反对我对“产权尽量向经营者手中集中”的批评，说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们全身心扑在企业上，迅速决策，提高效率”。还说，将国有资产“量化给少数人，符合等价交换原则，因为经营者过去对企业作了贡献，他们还掌握市场信息，这是一种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结合在一起，可以创造财富”。我想，“一卖当先”当然“最直接，最彻底”，但把国有企业卖光了，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吗？说“经营者过去对企业作了贡献”，工人有没有做贡献呢？国有企业是少数人创造的，还是全国人民创造的共同财富呢？说“把国有产权集中到少数经营者手中”，才能“使他们全身心的扑在企业上，迅速决策，提高效率”，难道国有企业的干部工人不能全身心扑在企业身上，迅速决策，提高效率吗？来信的这些看法引起了我的警惕。它代表着一种思潮，可能影响改革大局，使我加以注意研究。 

3、另一件尴尬事

1995年10月，召开全国企业改革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一位部长在发言中强调，要抓老工业基地工业调整，抓关键优势企业，抓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1000家国有企业，包括878家工业企业，同时搞活小企业；强调改革中要深化对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认识，开拓思路，大胆试验，注重实效，不搞一刀切，不一哄而起。

我觉得这个讲话对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有指导意义，建议由《求是》杂志公开发表。经总编辑同意后，向这位部长约稿，办公室回答同意刊登。由于讲话稿有一些口语及不便公开发表的地方，我逐字逐句推敲了文字，在技术上作了处理，有的地方在内容上也作了一点建议性的修改补充。 

原文第二部分讲到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时说：“县属小型企业可以放得更开一些。总之，国有小企业改革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只要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原则，无论哪种形式都要支持。” 

在全国企业改革试点会开过后，紧接着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上又讲到了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我根据会议的讲话精神，在文章上面一段话后面加上了一句话：“经过改组改革，绝大部分仍应是不同组织形式的国有经济，或者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出售给私营或个体的应是少数。”

随即将改后的稿子送到部长办公室，与秘书当面商量改好。并送给他一套《资治通鉴》。

隔了三天，接到秘书的电话，问：为什么改？有没有背景？我说：我不是与你当面谈了么，之所以改，是考虑到经济工作会议是最近开的，既然有新的提法，理应作适当补充变动。他大发雷霆，指责道：已经定了的稿子，你们怎么能随便改？我说：我们处理文章是很慎重的，尊重作者，对作者的文章不轻易改动，但如果觉得有不适当、必需改的地方，还是要作一点改动，这是对作者负责，也是对中央负责。当然，所有修改都是建议性的，文章要经作者同意审定后，才发表。改这句话，只是我们的建议，改的不一定对，改与不改，最后由作者决定。同意就改，不同意就不改。

二天后，得到审定稿，作者还是吸收了我们的建议，并且对怎样搞活国有小企业讲得更加全面细致了。

讲话发表时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如何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一般小型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对一般小型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有的可以实行兼并、联合或租赁，有的可以改租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 

从各省放开搞活小企业的实践看，经过改革改组，绝大部分仍然是不同组织形式的国有经济，或者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出售给私营和个体的应是少数。” 

文章又进一步强调：“这里要特别强调，一是放开搞活小企业决不是一放了之，撒手不管，放任自流，而是加强领导，分类指导；二是国有资产不能流失，放开放活小企业不是‘一卖了之’，要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三是对职工要采取负责的态度。”

可以看出，中央和国务院对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对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提法也是极其科学慎重的。

但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如何进行深化改革的理解并不一致。当时思想理论界对如何深化改革，分歧严重。各地对如何深化改革，也存在不同的看和做法，有些做法引起了不少人的疑虑和关注。 

4、一场争论，二个邀请 

我国自1978年提出“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到1995年，改革开放已进行了18年。改革开放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整个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实践，原来有些人对改革开放的疑虑，渐渐消除了。然而，人们对改革开放中的某些个别具体措施并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不同看法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而是怎样进行改革开放。后来人们对改革的不同见解也不限于怎样看待和改革国有中小企业，而是转向怎样看待和改革国有大型企业和看待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因为不少地区在“抓大放小”、“以卖为先”思想的指导下，已把国有小企业差不多都卖光、送光了。一位主管国有企业的国资委副主任说；“现在全国的一些县级城市有的是将国有企业全部卖光了，造成不仅没有国有企业，而且没有经营性的国有资本；地市一级中60—83%卖掉了国有企业。”

理论界争论越来越烈。当时，理论界和社会上有些人士，甚至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的一些有影响的人士，一再宣传：国有经济“注定办不好”，“是万恶的根源，”“国有经济在中国已无存在的必要”；“国有经济与市场不相容，市场经济应以民营经济基础”，“国有经济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私有化是国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国有企业只能限于搞公共福利，让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领域”。必须“国退民进”，“靓女先嫁”；“大量发展私有经济，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等等。

有的还提出，“应淡化所有制观念，强化发展意识，不要再在所有制上做文章”；“不要把所有制看得过于神圣”。公有制经济不应超过20%，“全国保留一、二十个国有企业就够，其余全部出卖，卖得越早越快越主动！”有的人直接反对公有制为主体，主张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说“人间正道私有化”，称“私有化道路不可逆转”。有的提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或者是新型公有制。有些省市体改委的负责人也怀疑甚至反对公有制为主体，把出卖国有企业，放手发展私有经济作为发展地方经济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主要任务。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地区大量出卖国有企业，许多重要优质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甚至无偿地闪电般地转到了原有的厂长、经理或私营企业主手中。有的省提出，解放思想，大开绿灯，优质国有资产全部开放，谁要谁拿去！外资、私企争相收购。人们形容这是“最后的晚餐”，最后捞一把吧！

有的地区则犹疑彷徨，不知道究竞怎么办好。

面对这些看法和做法，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觉得有责任坚持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思想，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出来说话，通过调查研究，说出自己的看法。 

这时正好接到山东省体改委刘副主任的电话，说：“我代表李省长正式邀请你来山东帮助研究一下国有企业的问题。现在企业基层的干部要求改革，但老干部反对改革，究竞应该怎么办，李省长希望你来帮助出出主意。”我说：“我最近手头有事，一下子去不了。”他说：“请尽快来，十天后派车来接你。”

大约与此同时，内蒙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力吉来京开会，让秘书打电话给我，邀我晚上到宾馆一起吃晚饭，“聊聊天”。他开完正式会后一般移住内蒙宾馆。内蒙宾馆离我家很近，骑自行车一弯就到。晚6时我准时赴约，一进门，发现他未邀别人，只约了我一个。一会菜上来，边吃边天南地北地聊，饭后又到他的会客室接着聊，主要是听他说。原来他也是在怎样调整产业结构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最后他说，你到我们那里做点调查吧，最好能帮我出点主意。

我是山东人，多次去过山东，虽去过内蒙，但对内蒙并不了解，内蒙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时觉得如果对内蒙先作一些调查，再到山东会有更大发言权，于是先去了内蒙。此后，先后去了山东、河北、辽宁、安徽、湖北、浙江、上海等省市作了调查。调查情况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企改革亲历记》一书中记述过了，这里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