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赶上了好时代  

 

1. 从上海到北京    

2. 宣传改革开放 

3. 代写文章 

4. 解剖国有经济 

5. 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过程和优势 

6. 探讨居民收入和收入差距 

7. 探索脑力劳动经济

 

三．赶上了好时代  

1，   从上海到北京 

我 在上海财经学院苦读5年，以年年门门满分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响应号召带头报名到西北去，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学校领导没有答应我的要求，而是留 我当助教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先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汪旭庄先生。作研究生主要是读《资本论》，这为我的世界观和一生的 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在作研究生过程中，奉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研究室下基层到农村搞经济问题研究，并参加由蒋学模、雍文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 写，使我真切地了解了我国农业农村的状况，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对政治经济学有了较深度的理解。 

1972年奉调到《红旗》杂志社当编辑、编 审，同时从事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一干就是四十年。又当主任，又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津贴，多年得到中央直属机关和本机关授予的先进理论工作者、优 秀共产党员和全国先进新闻工作者的荣誉，还赢得了个“严谨勤奋、正直多产”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虚名。什么勤奋、多产,具往矣,罔矣哉,烟消云潵了,过去的 事了,不必再提它了。 

顺便提一下，在GOOGLE及一些别的网站里，不知是由于网站疏忽大意张冠李戴，还是出于朋友们的想当然或恶搞，给 敝笔名“宗寒”加上了不少乌有的吓人头衔，说什么是“知名经济学家”、“求是杂志副总编”、“上海新闻学会会长”等等。我必须说明，我既不是求是杂志副总 编，也没有当过上海新闻学会会长。我只是一个研究人员，最高头衔是经济编辑部主任。党中央的一个权威机构称我为“党内经济学家”，我觉得倒是可以接受，因 为这正是我力求要做的，可惜没有做好。 

   我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做人的基本道理是社会给的、国家给的,党给的。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成长，甚至于能否活下来还是问题。社会的发展和丰富的实践给我以及像我一样的成千上亿青年成长进步的坚实条件和基础。这不是虚话，是事实,是客观真理。 

特 别是那6年的高校生活,是我一生中最为丰富美好的时刻。那么多老教授教诲我，那么多老师、同学关心我。火热的生活，大好的学习环境，同学们的温暖友谊和相 互帮助，使我终生难忘。天天有进步，日日增知识，身心愉悦，丰富多彩。我每月拿着25元的国家助学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6年的学业。我怀着母校给我的知识 走向社会。 

走向社会，工作宽广了，视野扩大了，社会给予我的越来越多了，我也有条件更好一些地回报社会。  

2、宣传改革开放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我国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调动了全国人民、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使我国一举改变了闭关自守、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生产力 得到空前解放和迅速发展，社会经济面貌出现巨大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国人欢欣鼓舞，世界各国友人也赞赏羡慕。 

但在改革开放初 期，有些同志对改革开放的政策还不理解，原有的有些秩序被打破了，原有的一些制度被破除了，不断出现新事物，有的同志有点看不惯。《红旗》杂志（后来改为 《求是》杂志）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和喉舌，必须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列，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改革开放。作为杂志经济编辑部的负责人，理所当然地应该 积极组织文章，挑起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重担，积极组织文章，全面深入地阐述改革开放的意义、重要性和内含，并跟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对改革 开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进行总结宣传，对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作理论上和规律上的解剖，提出对策，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作为一个过 来人和长期关注经济问题的理论工作者和编辑工作者，我对改革开放方针是衷心拥护的。我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意义的认识，不是来自书本、文件或领导人的报 告，而是来自实践。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工作时，因工作需要，到上海及华东地区的一些省份作调查，就曾感受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当时 的一些想法是蒙蒙胧胧的，谈不上是改革开放思想，只是觉得实践中存在一些矛盾，必须解决。我到上钢三厂、五厂、无缝钢管厂做调查，那里生产热火朝天，钢花 四溅，产量不断上升。可是技术落后，能耗高，国家急需的优质产品生产不出来。厂房很大，设备很多，客户排着队要钢材，但产品老是供不应求。世界上高炉炉积 不断扩大，炼钢已是顶吹转炉和电炉为主，可是这些厂还是以平炉为主，炉容积比人家小很多，技术和效率更比不上。厂里要扩大再生产，缺钱，也没有扩大再生产 的自主权，连盖个厕所都要由冶金局批准，进一个人也要由市里批准。企业生产什么产品由上面定，产品生产出来由计划分配，利润几乎百分之百的上交。企业没有 生产经营自主权，严重地束缚了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的能力和积极性。实际上当时市冶金局也没有多少自主权，可常瞎指挥。后来调到北京工作，视野扩大， 走的地方更多，进一步发现体制上的问题。 

到黑龙江，一位身居高位的负责人告诉我：黑龙江机械工业生产能力闲置一半，1/3技术严重落后。 给我以极大震动。问：怎么办？答：暂时还想不出办法。回来问机械工业部：全国情况怎么样？答：不是个别现象。我查了一些主要行业的统计资料，发现不仅仅机 械工业是这样，不少行业也是这样。我当时想，这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体上有毛病。 

到阜新，看露天煤矿，整个城市一边一个大坑，全市主要靠煤维持运转。煤已经挖的差不多了，煤挖光了，全市几百万人口，怎么办？ 

到 山西，那里的煤储量占全国70%，产量占全国60%，全国许多大电厂、大钢厂、铁路干线都要用山西煤，还供相当大地区的民用煤和出口。可是煤价低得要命， 几乎刚刚弥补成本。大量的优质煤，仅用于燃烧，99%可深度利用部分全被浪费了，稍加分解利用，价值可以提高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日本人利用廉价 的大同无烟煤搞煤化工发了大财。一个资源丰富的大省，因为煤价低，资源不能得到深度利用，长期成为一个穷省。山西省的各级领导们到京开会时在各种场合呼吁 解决，一直不得解决。 

那些年，我有机会到美国、德国、巴西等国看了看，后来又到欧洲十几个国家看了看，了解了那里的技术进步情况及我们与他们在生产力上和管理上的实际差距。 

走的地方越多，想得越多。实践教育我中国要发展，必须坚决贯彻改革开放方针。我认识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执行改革开放方针，确实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件大事，因而比较自觉地通过自己的工作进行宣传贯彻。 

在编辑部的领导下，我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党 和国家领导人有重要讲话，我去组稿，争取首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以指导全国工作。隔一段时间就能拿到这方面的重要讲话。我成了中南海的常客。我去那里 当然不全是为了组稿，有时是开会，有时是有事找我；一段时间一个重要部门还想拉我去工作，给予一个显赫头衔，但我留恋《红旗》工作，惜未应允，现在有点后 悔。时常夜里跨上自行车去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的大秘书时常笑眯眯地问我：“怎么来的？”答：“骑自行车来的。”“怎么不要车（汽车）呢？”“这么近，要什 么车。”“你可真行！有加班费吧？”“没有，那有加班费！挑灯夜战已经形成习惯了。”这是实话。工作拼命，日夜兼程，从来不计报酬。送罢稿子，骑车沿着 “海”岸转，皓月当空，微风习习，湖中碧波荡漾，我也心旷神怡。一般是，隔日稿子批下来，先由《红旗》刊登，然后由新华社转发全国。 

组织 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和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部门领导人的文章。部是国家的职能机构，掌管全局，了解基层具体概况。那里出的文章，一般都写得比较全面， 细致，讲道理透彻，且能抓住要害。这样的文章不可缺少。各部都有一批专家和笔杆子，写这样的文章驾轻就熟。有时也不得要领，大话空话连篇，堆砌口号，这就 需要与之商榷，帮助理路子，提炼观点，写出来还得花很大力气修改。改过以后，有的一再感谢，有的一句话也没有。 

组织省市领导人的文章。省 市是改革开放的具体领导者组织者和落实者。各省市的情况不一样，改革开放的进度不一样，成就经验也不完全相同。组织文章，及时进行总结宣传，对促进改革开 放有重大意义。这样的文章不能断。有时我以记者的名义进行访谈，文章以访谈的形式发表。有时邀请一些省市某一方面的负责人到京或在某地开专题座谈会，将座 谈发言整理后发表，效果也不错。 

企业是改革的前沿。改革开放最终在企业里开展和实现。企业说话最有说服力。重要改革试点单位的经验必须组织宣传。像首钢、重钢、青岛海尔、深圳特区、天津开发区等的文章，刊登了不至一次。 

我 每年到首钢少则去了两次，有时去三四次。一是调查研究那里改革的进展情况，二是听干部工人的意见，感到成熟时就约写文章。到海尔去过不止一次，到深圳、广 州、珠海、佛山，大连开发区，天津开发区，宁波开发区，也不止一次。到江、浙、皖、冀、鲁、豫等省市及其企业就更多了，几乎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在那里受 到教育，感受广大劳动者热火朝天的积极性和干劲，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飞跃，也带回一篇又一篇反映改革开放硕果经验的文章。 

组织文章过程要 深思熟虑，实际上是研究工作过程。如果不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不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懂得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掌握下面的实际情 况，不必说组织文章，就连题目也可能出不来。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对文章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在改革开放时期，当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意义和重要性还不够了解的时 候，文章的重点放在讲改革开放的意义和必要性上，讲旧的体制为什么非改不行，为什么通过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讲改革开放的性质，内容，步 骤和方法。当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取得成就和经验，又提出一些新问题的时候，就应通过总结经验以理论文章和典型经验的形式讲改革开放的意义，深化改革的内 容，以及深入改革中应重点抓什么，防止些什么，等等。文章贵在有内容。找谁写，不找谁写，写什么，怎么写透彻，需通盘筹划。待组的稿子有两类：一类是作者 已经写好了的，一类是需要请作者新写的。现写的当然比已有的难。但写好了的文章也有两类：一类是写得好的，很成熟，不需要做大的修改，拿来登就行；另一类 是写得不行的，就得帮助修改。改别人的文章既要照顾作者原有思路，留下原文一切好的东西，删除必须删除的部分加上必须加的东西，常常比自己另写一篇还难。 

总 之，一个编者应该同时是一个学者，一个研究工作者，一个有心人，一个有点洞察力、责任心的人，一个对不断前进的事物饱含满腔热情和对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劳 动者饱含热爱和尊敬的人，一个甘做无名英雄肯于奉献的人。文章发表成果是别人的，其中包涵了自己的思想和劳动，有时是大量劳动，但那是编辑应做的工作，心 甘情愿，无怨无悔。 

组织文章之余，通过调查研究和思考，自己动手撰写文章。自己动手写的主要是理论性的东西，抓住一些其他文章没有完全说 明白的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写。写了上百篇这样的文章，如“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从整体上坚持国有经济 调整和改革”，“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理论问题”，“用什么原则指导国有经济的调整”等，分别在中央各大报刊或学术刊物上发 表。 

这些文章有众多读者，干部工人读，厂长经理读，理论界读，各级领导人也读。有的同志告诉我，有的省委书记把拙文批给常委，让他们“回去好好读一读”。有的文章引起高层关注，作为参考文件下发。有的文章引起理论界的辩论。  

3、代写文章 

当编辑不仅要组织文章和帮助作者修改文章，而且常常须为别人代笔写文章。有时应邀代写可以拒绝，有时则拒绝不了，必须接受。因为这是时常必须承担的任务。而通过代笔，能学到很多知识，还可以通过别人的口表达一些自己的思想，何乐而不为，不乐也得为。这里举一个例子。 

改 革开放以后，中美关系改善，党的大理论家胡乔木应邀访美。访美中他要到兰德公司，密执安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地演讲，作报告，答记者问。演讲的主题是《中 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位大理论家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通常他的文章都是自己执笔，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文 件差不多也是由他主笔，别人执笔也要经过他修改后才定稿。邓小平同志说过：“胡乔木看过我们就放心了”。 

这次他访问，也许是由于时间紧 迫，也许是由于为了对付兰德公司那些中国通，他那样身份的人出来讲话需要十分慎重，他一反常例，要找别人先为他起草一个稿子。他找了当时红旗杂志的总编辑 苏星，轻工业部部长杨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还有一个就是我，共四人，作为一个小组承担这一任务。胡的秘书事先打电话问了我的学历、职务、什么 时候到《红旗》杂志工作的等等。并派人来要去我的著作和写的文章。大概是为了了解我的写作能力。 

隔日接到胡乔木秘书的电话，要我与苏星一 起去胡乔木家。到后一看，杨波和赵复三已经先到了。胡住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南长街一座小楼里，会客室不大，室内挂着一幅王成喜画的大幅腊梅，古干新枝，朵朵 红梅，画中题有韩愈：“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的名句，增添了会客室的雅致。大家落座后，胡乔木略事寒暄后，直奔主题。他说：他应邀访美，中心 题目是讲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他不想一般地说道理，而是打算从历史讲起，先讲东北为什么搞计划，为什么搞三反五反，为什么进行“三大改造”，一直讲到 文化大革命。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作出的选择，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作为党的大理论家，他胸有成竹，出口成章，对历史如数家珍，一气讲了两个多 小时。最后他说拜托诸位帮他起草讲话稿。胡谈完后，我们四人一起商量如何完成胡乔木给的任务。三个人都说自己手头有一大堆事待办，无法动手写文章，一起要 我执笔。原因是我是四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而“《红旗》杂志又是出笔杆子的地方”。我说，这个题目那么大，我对解放那一段的历史又不熟，苏星同志写过关于 三大改造的专著，杨波部长直接管过“三大改造”，你们动笔把！论我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我难以完成这个任务。我思想上也不愿意承担这个本来并不熟悉的任务。 

回来我又给胡的秘书打电话，讲了理由，请辞任务，请他把我的要求向胡转达。胡的秘书说，不转达了，你能行，我们了解！一句话把我顶了。第二天就接到胡乔木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信有3页，写得很客气，一笔手写体清秀大方，说： 

“宗 汉同志：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经济政策，设想了两次谈话的提纲，请看一下，考虑一下这样是否可用，以便星期一面谈。题目列得多了些，实际上每个小题只 能讲几句话而已，关键是这几句话能否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我翻阅了你写的文章，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愉快。”并附来两个讲话的提纲。 

两天后又应邀到胡家里去，听他讲了一下午，谈得比上次更有深度，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最后他提出要我写二个稿子，前十年一个，后二十年一个，1万字以内，月底交稿。 

回 来我根据胡的提纲和思想翻箱倒柜，查找历史资料，日夜连轴转，写出了一个稿子，送去后又根据他的要求作了删节，并且口语化了一些。他的讲话《中国在五十年 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在他访美回来后经他亲自修改在《求是》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尔后我还陪他会见美国《新闻周刊》驻京首席记者和美国《华尔街日报》驻京 记者，回答了两位记者许多极为尖锐的提问。 

代笔时常是不想接而必须接受的任务。周围有的同志说，“我想写还无人找呢”。这是客气话。其 实，我真的不愿干，不想干！一是水平有限，写出来不一定符合委托者的要求；二是笔是自己的，表达的是别人的思想，或者说只能在别人划定的范围和框子中表达 思想，难！为人代笔其中甘苦只有过来人才知道。 

另一种代笔情况有所不同。 

1996年初，我被抽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参加编写《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和《邓小平经济理论》（摘要）的工作，使我得到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和经济理论的机会。 

编 写这两本书是中央交下来的任务，极其重要。在这之前，中宣部编写出版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纲要》，全党和全国开展了邓小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但还缺少一本全面系统论述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权威性著作。当时，有的部门和理论工作者虽然也写了不少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 思想方面的文章，初步整理过一些邓小平对经济问题论述的资料，但很不系统完整，也不准确。编写这两本书，就是要全面系统完整地和科学地从总体上说清楚作为 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观点、主要精神及其对指导全党工作的重大意义。撰写的要求很高，必须全面、系统、完整、科学和准 确。符合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原意，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有片面性；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许多重要思想是在不同场合讲的，须按照其内在逻辑理清楚； 还要结合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把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揉进去。我虽然读过《邓小平文选》，也知道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和重要，但实际上许多地方并没有读懂。我抱 着学习的态度参加这个写作研究班子，老老实实地学，战战兢兢地思考研究，认真地弄清各个部分的观点和内容。 

这个写作班子很整齐，除中央财 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几位有很高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的领导同志外，参加者都是国务院一些综合领导部门和重要学术机构的专家级人物。大家像我一样认真负责兢兢 业业地参加这一重要工作。这个班子的领导人把我当作主力使。分给我撰写前言、社会主义本质、根本任务和公有制及共同富裕等几个关键部分，并要我与其他同一 起对其他部分作修改。初稿写出后，留下一二个人，由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主持，我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一条条地讨论，一句一句地扣，一字一字 地改，字斟句酌，反复修改推敲，听取各部、各省市以及北京许多理论家的意见。改了无数稿，最后经中央审定才定稿。定稿后由江泽民作序；出版时在人民大会堂 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熔基讲话；由中央办公厅发文发给全党，号召全党全国首先要在学好原著上下功夫，同时把学习纲要作为重要辅助材料，深 入学习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这两本书对宣传贯彻邓小平经济理论，推进改革开放，起了不 可缺少的作用。我参加这一工作等于进了一次学习班，学到了许多过去从未学到的东西，也算对宣传邓小平经济理论和改革开放方针尽了一点应尽的责任。  

4、解剖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基础和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支柱作用，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 

建 国以来，我国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国民经济提供了几十万亿的最重要的关键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精神文化产品和科学技术，还培养了几千万工程技术人 才、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它的管理体制存在不少弊端，国有企业的布局，结构也存在不少问题，整体生产力和技术水 平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必须深化改革，调整和改造，完善体制，改善结构，提高质量，才能促进国有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更加充分地发挥主导和支柱作用。 

1978 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不断总结改革实践的经验，引导改革不断深化，促进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现在，我国原有高度集中的僵化计划管 理体制已经打破，一个基本适应商品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企业完全缺少经营自主权，处于上级机构附属地位的状况已经打破，企业具有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权利和责任，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机制基本建立。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已经发展起来。国 有经济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国有资产总量也增长了。国人感到高兴。 

然而改革发展并不是没有困难和干扰。有些人对改革的紧迫性和意义不理解，也有些人极力鼓吹私有化，企图摧毁和瓦解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取而代之。排除干扰，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促进国有经济顺利发展。 

在我国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访问中国，直指国有经济，一再向高层提出，“国有经济无效率，中国出路是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化”。 

尼克松直言不讳地说：“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战斗还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帮助私营经济逐步消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的角色。” 

2000年，克林顿进一步提出，美国应利用一切机会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加速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并且，给中国内部那些“为人权和法治而奋斗的人”打气，要他们“增添力量”，以使中国做出美国所需要的“选择”。 

国 内也有一些人不断往国有经济头上泼脏水，跟着鼓吹私有化。有人说：“人间正道私有化”，“私有化道路不可逆转”。有人说；“国有经济是万恶的根源，大量发 展私有制是中国唯一方向”。有人宣传：“不要再在所有制上做文章，把所有制看得过于神圣”。“淡化所有制观念，强化发展意识；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有人 宣称，“公有制应退出一切竞争领域，全国保留一二十个国有企业就够，其余应全部出卖，卖得越早越主动；国有企业卖光了，改革的任务就完成了。”有的提出， “国有经济违背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国有经济注定办不好，这个赌注我下定了”。  

当时我参加国家体改委的一个会，体改委的一位副主任提出，“搞什么公有制为主体，放手让私营企业主干吧！我们不是主张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还有什么主体！” 

在这种思想指引下，一些地区大量出卖国有企业，许多办得很好的重要优质国有企业以极低价格甚至无偿地（叫做“零出售”）闪电般地转移到原厂长、经理、经理子女或私营企业主手中。 

有的省市提出，解放思想，打开绿灯，国有企业全部开放，谁要谁拿去！有的省市定出出卖国有企业和放手发展私有经济的指标，把出卖国有企业和发展私有经济的速度作为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目标。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这 些人为了搞垮国有经济，达到私有化的目的，大造舆论，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迷惑人心、站不住脚而极为恶毒的“理论依据”。不批倒这些“理论依据”，揭露其 实质和本来面目，就不能维护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经济体制的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可能受到损害。作为一个理 论工作者，我觉得有责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我国实际出发，通过调查 研究，站出来说话。我像我国理论界的许多同志一样，通过调查研究，听取厂长、工人、技术人员、省市领导和普通劳动者的意见，了解真实情况，严肃思考，写了 几十篇文章，阐述看法。 

一曰“国有经济产权模糊”论，“主人翁，主人空”论。他们宣称，“工人是主人仅仅是法律用语，是假的，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并没有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把资产量化到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人”。 

针 对这些论点，我写道，在私有经济中，资本被资本家掌握，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自由到一无所有，只能作资本奴隶的地步。那确实是主人空。社会主义国 有经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结束了资本与劳动分离的状态，劳动者就由资本的奴隶变成生产资料的主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劳动者地位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 在全社会范围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按照他们的利益共同管理，使用生产资料，为他们的共同根本利益服务上。 

生产资料国家所 有，是国家代表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整体占有。国有经济是全国人民的，也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国有经济代表劳动者的共同利益，也代表每一个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和具 体利益。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表现在对国有生产资料的管理、经营、运用、发展、收入分配等方面。劳动者不仅具有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权利，也具有共同管理好每 一个企业的权利。他们要参加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管理生产过程，监督管理干部的工作，享受劳动成果。厂长、经理只是他们的代表，也是劳动者的一员。厂长、 经理与工人在企业中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特殊利益和权力。 

产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国有生产资料的产权是很明确的，即归社会 主义国家所有，也就是全国劳动者共同所有。我国《宪法》对这一点写得明明白白，没有什么模糊之处。在生产经营中对产权的权能应根据实际状况作适当地分解， 把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但分解权能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公有制优越性，而不是否定公有制。借口“产权模糊”，把国有生产资料“量化到个人”，就没有国有制 了，这是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是必须引起警惕的。 

先写《内参》，后写理论文章，阐发上述意思，得到各方面的赞成。原经委主 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的主任都打电话来赞成我的观点。还有更高层的领导人让秘书打电话来要找我谈谈，我当时正出差外地，没有谈成；他 又派秘书要我文中引用的资料，《求是》杂志编辑部的同志把我锁着的办公室打开，找到资料，交秘书取去。以后，因写了文章，还遇到过几次领导人找去谈的事， 颇有所得，因为既谈了自己的意见，又可以听到决策者很重要的见解，和听到许多别处所不能了解的全局情况。收到全国不少电话和几十封来信表示支持。来信写了 不少鼓励的话，说：“这是一篇少见的很有份量的文章，旗帜鲜明，观点正确，针对性强”；“文章能写到这样的水平，证明作者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 文章把道理讲透了”，等等。 

也有些来信不赞成我的观点，主张“明晰产权，一卖领先”，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做到利益和风险最直接，彻底解决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切遗留问题”。我想，“一卖当先”当然“最直接、最彻底”，可是把国有企业卖光了，还有社会主义吗？ 

二曰“人性自私论”。说“私有制是对人的本质的承认和肯定，公有制是对人本质的否定”。 

我 写道，人性或曰人的本质，是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争论的一个古老话题，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解决了。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自然人，也不存在生来就有、 亘古不变的人性。人类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人的本性也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原始社会，不存在私有制，人们也没有私有观念，私有观点是在私有制产 生以后才产生的，到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只是一小部分剥削者表现出自私的本性，广大劳动者并不存在这样的“人 性”。资产阶级提出“人性自私论”，目的是要把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人的“共同本性”，来为剥削制度辩护，掩盖剥削的实质。我说，如果研究人性的 话，人的本性天然是善良有；不善良因素，是后天社会影响的结果。但社会对人们本性和素质的影响，决不都是负面的，而主要是正面的。人们的道德素质不断提 高，思想境界不断提高，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处理相互关系的方法不断完善。人们追求改善生活、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与人性私是两回事，不应混淆。也不应抽掉人 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用人的自然性代替人的社会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具有个人利益，同时也具有共同利 益。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每个人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尊重个人利益，维护共同利益，才能更好地满足个人利益。这是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人们的关系是个 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对立统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对立统一，正确处理两者关系，社会才能更好发展。 

三曰“国有经济与市场天然不相容”论。 

我 写道，商品经济既不是从资本主义开始的，也不会到资本主义终结，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实行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是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 必然具有市场属性。我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分工、不同的所有制、公有制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方面论证了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属性的必然性。指出“国有经济 与市场天然不相容”论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实践依据。我写道，那些怀疑国有企业市场属性的理论家们，不妨到首钢、宝钢、一汽、上海百货公司或任何一家国 有企业看看，那里生产经营中所需要的原材料、燃料、设备和售卖的商品是从哪里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销到哪里去，它们能离开市场一步吗？文章刊出后，不见 此论的答辩，它慢慢地销声匿迹了，至少不再那么吃香了。 

四曰“国有经济效率低”论。我根据实地调查和统计部门提供的大量历史资料和现实资 料，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益和效率绝对不低而是比较高，不光宏观效益和效率高，微观效益和效率也高。说国有经济“效率低”毫无依据。观察效率，不能仅看个别企 业或个别时期，应看全局，作整体分析。实践是判断真理与谬误的客观标准。理论的分析只有揭示事物的本质发展规律和真实状况，才能说服人。许多同志写了大量 文章驳斥这些观点。人们认为这样的分析有说服力，把问题说透了。经过认真解剖，“效率底”论不再那么有市场了。 

这些年来，我写了上百篇关 于国有经济的文章，涉及到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职能、发展史、规模、布局、实现形式等等，形成五本著作（《国有经济读本》（二种），《国有企业路在何 方》、《中国所有制结构探析》、《国企改革亲历记》）。一些理论家置评赞扬，还收到企业领导人来信说：“读了大作，一赞三叹。如果早出十年，国有经济何至 于此！”使我哭笑不得。我近20年来一直为国有经济说话，书不过是最后结集而已。  

5、研究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过程和根本优势 

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 立足于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想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实践表明，它符合我国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我国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因而表现出现出了巨大的生机活力和优越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然而，“基本适应”不是没有矛盾， 呈现出巨大优越性也不等于没有阻力和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因素。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出现矛盾，解决矛盾，才能推动社会健 康顺利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认识研究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优势、矛盾和问题，以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完善它。这个问题至关重大，我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研 究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过程。提出她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终形成和得以建立，在这之前，经过了一长段时间的实践探索过程和理论准备，具体 经过了奠基（1949～1952），探索（1953～1957），曲折（1958～1997）和确立（改革开放至今）四个时期。这中间，既有取得成就的喜 悦，也有曲折失误的教训。经验和失误都是重要财富。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遵循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特殊规律，产生了理论上认识上的重大飞跃，成为确立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认识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始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巩固完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条件。 

利用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 《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所列举的资料及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将我国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与我国建国前1000年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元 1000～2006年一千多年的发展状况作了分析对比，证明我国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超过旧中国，而且超过几乎所有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目前和历史发展概况。对比数字十分宝贵和重要，可能是我国学界至今没有做过的。 

对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优势和表现及进 一步巩固完善的几个问题作了研究。针对有人提出的“民营经济为主体”，论证了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两个“毫不动摇”。做到两个 “毫不动摇”，要防止一些什么错误倾向和片面性。我尽力从我国实际出发阐述这一看来十分浅显却又被一些理论家和政治精英们有意弄得模糊不清的基本道理：什 么是社会主义社会，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构是判断和解决一个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基本依据和根本标志，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 构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状况，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居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基本制度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建立占主 体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关系，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会名存实亡；而我国人口多，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不同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违背我 国国情，阻碍生产力发展，所以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与我国公有制经济有同一的一面，有矛盾的一面，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与西方资本 主义私有制比较，有共同性的一面，有特殊性的一面，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它与公有制同一的一面大于矛盾的一面，同一性的一面起主 要作用，决定了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作用。但是这种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居主体地位。如果不是这样，矛盾的一面及特殊性的一面 就将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性质就可能出现重大变化，而转化为公有制被私有经济统一，为私有经济发展服务了。我还研究了我国私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 同一的一面的具体表现和矛盾的一面的具体表现。讲了由公有制为主体转化为非公有制为主体的危险性和可能带来的灾难。讲了怎样进一步发展壮大公有制，和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健康发展。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充分发挥上策建筑的作用，与巩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关系。 

研 究成果的一部分交报刊发表，发表后，理论界的同行们说：“讲得到家了，还没有人写得这么透彻的”；另一部分送到一所大学，院领导来电聘请我到那里长住教 学。那所大学坐落在一个老革命根据地，我一直敬仰想望，蒙被邀请，深感荣幸，我非常愿意离开繁杂的大城市，到这个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鸟语花香，到处郁郁 丛丛的，世界知名的老革命根据地做一些工作和享受那里的自然风光，可是我杂务缠身，又已近老，未能应聘，实在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6、探讨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 

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迅速增长，职工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初步小康的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在居民之间以及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也出现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理论界对这个问题作了研究，对差距扩大的情况作了跟踪计算，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并提出了不少解决的对 策。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善人民生活，使广大人 民日子越过越好；通过全国人民和每个人的辛勤劳动和创造，享受劳动成果，过越来越美好丰富的日子。生产是第一位的，积累的扩大再生产之外，消费品要按劳分 配，按劳动者贡献的质与量分配，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 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人们的劳动能力、水平和贡献存在差别，人们的天赋和家庭人口存在差别，由于所有制、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自然条件和其他条件存在 差别，生产成果和分配方式存在差别，人们之间的收入存在一定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是促进生产发展和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根本原则，必须坚决 贯彻，不可违背。收入差距只能随着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才能逐步消除。但收入差距过大则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不利于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 我国居民收入提高的情况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做了计算，并且向有关方面提供了内部报告，写了文章公开发表。也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做了分析。但是我 对产生原因的分析与一些学者的分析有一点不同之处是，我不排除人们所说的诸如行业垄断、价格、国家财政拨款多寡等因素，认为产生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所 有制的结构。分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和结构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化，必然带来分配结构的变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共同致富；削弱这个主 体，必然产生两极分化。我们必须坚持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泉，也是改善人民提高生活的必要条件。必须坚持、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动摇。但是在私营外资经济中没有共同富裕，而只有悬殊的收入差距。这是所有制性质使然，不看到这一点就可能把最重 要的东西忘了。所以，缩小收入差距，最基本的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收入差距必定扩大，这不是一个一般性问 题，而必须从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上解决。我还揭露了私有经济越来越严重的非法暴富、超经济剥削、掠夺自然资源及超额剩余价值率问题。我说，这 些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超出了社会健康发展的限度，必须治理解决。 

由此又转向研究劳动价值论。 

凡 搞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剩余价值论的出发点，没有劳动价值论，我们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有那么透彻的认识，也不 会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没有变化，仍然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起指导作用。可 是，一段时期以来，理论界的一些同志断言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应该由“三要素”、“四要素”论取代。他们说，今天资本“已成为价值的源泉”，“为什么使用 价值这个物质承担者不能成为创造价值本身的要素呢？”中国今天已不存在剥削，“剥削是无法界定的。利润是人家投资者造的，应有所得，你说人家剥削，人家怎 么会来投资呢？”等等。我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剖析批驳。 

在劳动价值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求是》杂志办的《内部文稿》主编对北京大学晏志杰 教授进行了一次访谈（《关于‘剥削’的对话》）。晏教授在访谈中有代表性的阐发了上述观点。我对《内部文稿》主编说，我不赞成这个对话，主编说，咱们再对 一次话吧。他又对我进行了一次访谈，发表在《内部文稿》2002年第3期上，下面是访谈开头的二段： 

记者：听说您对晏智杰教授的文章有些不同看法？ 

答：是的。我很尊重晏智杰教授大胆探索的精神，他提出的问题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我不赞成他的见解。他的见解说到底是100年前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萨伊“三要素论”的延伸。这不能看作是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的深化，不客气地说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 

记者：如果“倒退”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呢？ 

答：不对。理论概括是否符合实际，要看是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归根到底要看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三要素论”不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是不能成立的。 

记者：为什么？ 

答： 因为它背离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实际。我说了劳动价值论与“三要素论”的根本区别，指出劳动价值论并不否定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但劳动价值论 却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商品经济后面被人与物关系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出发，严密地论证了价值形成与价值增值的关系，揭示 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怎样变成资本及劳动力是怎样变成商品的，资本又是怎样成为劳动力的对立面剥削劳动的。而“三要素论”把使用价值形成的条件说成 是价值创造的因素，得出劳动生产工资，资本生出利润，土地生出地租，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荒谬结论，这就把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剥削形成的过程完全掩盖了。 

记者：问题是，今天已经入21世纪，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生产技术的作用空前提高了。物化劳动和技术的作用大大上升，活劳动的作用大大下降，甚至变得微不足道。 

答：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时代变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变了没有？科技进步是否变得生产资料也可以创造价值了？不弄清这一点，其他问题是说不清楚的，还可能越弄越糊涂。 

我 在答问中说，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只能说明一点，即复杂劳动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智力劳动成为价值创造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任何现代化生产资料和科 学技术都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复杂劳动具有简单劳动所没有的创造力，所以能创造出简单劳动所不能创造的新的使用价值和更多的价值。是劳动不断推动着技术、社 会和人类的不断发展。生产资料的作用空前提高，说明人的复杂劳动能力和作用空前提高。拥有先进生产资料，才能生产出更多好产品。但先进生产资料是自己生长 起来的吗？不是，是人创造的。人们知识增长了，创造力提高了，先进生产资料才生产了出来。先进生产资料包含着更多人类的复杂劳动，作为生产条件，在生产过 程中，把被消耗的那一部分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它转移同量的价值，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使单位产品使用价值量上升，价值量下降，并带来价格下降。这表现 了创造性劳动的作用，而不能说明别的。 

访谈刊出后，纷纷赞成，有些不熟悉的同志也打电话来表示支持。新华社几次打电话来约我去讲劳动价值 论，我说我的口才不行，转介绍他们去找了卫兴华同志。之后我又连续写了4篇文章谈这个问题。其中2篇由《求是》杂志经大量删节发表，1篇由江苏省委党校校 刊发表，1篇因锋芒过露交给老鼠去批判了。 

作为份内任务，我还写过一些社论、评论和杂论；应一些报刊特约，写过一些应时文论；还为某些领导人所约，代起草过一些文章、讲话；为有些领导部门特约，提供过一些研究报告和参考资料，等等。 

作 编辑，作研究，就是做这些事，需要什么干什么，什么问题重要研究什么。研究成果和写出来的东西，有的质量高些，有的仅是些应景的东西，一时看起来热闹，经 不起的时间检验。有一些可以留下来供人们常看看的东西，有些发表过后就烟消云散了。有的摆在各大书店的显眼售书架上，很快就销售一空；有人白送人也不一定 看。熬了不少夜，费了不少笔墨纸，能有多大作用，实在不得而知。我想绝对达不到像那家大型国有企业领导人给我的贺年片所写的那样：“大作拜读，一叹三 赞”；也不像一位年轻的研究所长所写的那样：“非常敬佩先生的真学问。历史会证明您对党和国家的贡献。您让晚辈看到了人民经济学家的风彩”。 

我 倒是认可我所不认识的马鞍山钢铁公司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冯仁山同志对我的评价。去年他在写给求是杂志社由社转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您的文章，第一，旗帜鲜 明，有力地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这文面您是哨兵，值得敬重。第二，您真诚地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反 对私有化，反对两极分化，反对由此而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我想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话：我们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可以概括成一 句话：消灭私有制。这句话可不简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真理。最近，看到你在《红旗文稿》上的文章，真是振奋人心，讲出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 心里话。对有些文章批评得有情有理，如果说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太客气了。第三，您的文章有理论，有实际，闪耀着真理的火花；文章文采飞扬，逻辑严密，论证 令人佩服；信息灵通，论点醒人，数据又充分，说服力强，震人心弦。我是学钢铁冶金的，理论水平很低，说的不一定对，但我对您很崇敬。”谢谢这位未见过面的 同志和朋友，我们心是共通的，我做的还很不够，但我会努力去做，力争做得更好一点，以不辜负同志朋友们的鞭策和鼓动。  

7、探索脑力劳动经济 

1990年，我献给母校一本书：《脑力劳动经济学》，蒙母校出版社出版。写这本书已酝酿了很长时间，最早还得从1982年说起。 

我 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原则，重视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坚持复杂劳动给以更高的报酬。可是，在改革开放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 杂劳动的报酬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甚至于，“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动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1982年国务院在天津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我作为 《红旗》杂志经济部主任，被派去参加会议。中央各大新闻媒体也都派代表参会。一次晚餐时，新闻媒体的同行们坐在一桌，同桌的还有当时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 和，边吃饭边天南地北地聊。不知怎么地就聊到了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问题，大家异口同声地问康局长：知识分子工资这么低，对现代化建设不利，您知道不？康局 长答：怎么能不知道，知道！但我无法解决。我与康局长熟，每年必去他的办公室几次，或者约稿，或者询问情况，聊天，无话不谈。知识分子劳动报酬问题我们早 就谈过，我还曾根据我的体会向他提出过几点对策性建议。他点头称赞，但说后就无下文了。在饭桌上看到大家又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跟着起哄，说得最多，弄得这 位老局长无以作答，差点下不得台来。当时新华社记者施宝华说，老郑，康局长不解决，你写《内参》吧，给我，我往上送；《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方恭温说，先 写篇文章，我登。回来我熬了二个通宵写出《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问题》一文，不到一周，《光明日报》以大字标题用了大半个版刊出。 

没有想 到，文章刊出后，不仅知识界反映强烈，而且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一位中央领导人作出很长的批示，让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我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 的，因为文章刊出后不久，接到中宣部的通知，要我参加一个会，也没有说是什么会，到会上才知道是研究知识分子劳动报酬问题的。参加会的有北大、清华、中国 人民大学、北师大等高校的校长和教授们，还有高教部、劳动总局、国家计委等部门的同志，济济一堂，由一位副部长主持，新闻界除《光明日报》的一位总编外， 只我一人。会连续开了二三个半天，主要是高校的教授们发言，说的情况比我文章中写的还要严重。有的教授手持我的文章发言。主持人没有指定我发言，但让我坐 在突出的位置。而后我见到了有关部门整理的会议发言材料及其他几个调查材料。没过多长时间，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就长了工资，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解决这 个问题已是水到渠成，与我的文章无关，但我的文章对促进召开座谈会起了一点作用。事后，《光明日报》还把我的文章评了三等奖。 

在那之后，我一发而不可收拾，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涉及到当时理论界尚未完全尚未涉及或未深入展开研究的一些领域。 

涉 猎探索的一个问题是脑力劳动在今天的位置。脑力劳动的重要性人们都知道，但重要到什么程度以及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我结合我国实际做了 一些剖析。我指出，社会发展到今天，脑力劳动尤其是具有重大创新能力的复杂劳动，已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而且成 为促进生产关系调整与完善，促进宏观管理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与完善以及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成为决定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和精神文化飞跃的 根本性力量。我举了很多例子并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点。提出，我国人口多，体力劳动占的比重大，在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还低，现代化劳动手段还不够多的情况下， 体力劳动仍然是基础性的生产力，今天不可缺少，将来也不可忽视。但是脑力劳动的作用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已上升到首位，则是一个客观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我国生 产力和科学技术落后，主要是脑力劳动落后。中华民族要腾飞，脑力劳动必须先腾飞。我们的创新能力和生产力发达程度要达到世界最高峰，我们的大脑水平和脑力 劳动能力必须首先达到世界最高峰。所以，必须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加速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化，真正提到首位。不要光重视基本建设 投资，而且要重视对脑力劳动的投资和建设。对后者的投资建设比对基本建设投资重要千百倍。我建议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分层次和按比例地提高广大劳动者的脑力 劳动能力。 

探索的另一个问题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马克斯对脑力劳动的本质和脑体关系在理论上早已讲得十分透彻清楚，我做的工作是 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引下，对脑体分工的具体特征及其在中国现实中的相互关系作具体分析。我分析了体力劳动的四种职能和二种带根本性的局限性，脑力劳动的二 大特征和本质表现。提出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存在二大优势和二大劣势。一大优势是已经拥有一支高水平的脑力劳动队伍，其总量居世界第一；另一大优势是拥有7亿 多勤劳聪慧、当家作主的劳动者。这是世界上我国独有的一笔巨大财富，是决定我国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力量。不论从哪个方面看（生产、消费、市场、创造 性）都是这样。把7亿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挖掘激发出来，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这块土地上定会出现奇迹，其能量大得难以估 计。二个劣势是脑力劳动占的比重太小，劳动者总体文化技术水平尚低。劣势是我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哪个行业和领域存在这种劣势，那个行业和领域必定落后。充 分发挥优势，克服劣势，我国才能更好更快发展。全国如此，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也是这样。我探索了转化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还探索了脑力劳动的发展史，脑力劳动的形式，脑力劳动能力的来源，脑力劳动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脑力劳动素质的八大要素等。其中一些是学界至今未说过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而后形成为二本书：《脑力劳动与现代化建设》及《脑力劳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