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79年陈永贵为何骂胡耀邦是“胡乱邦”?

　　原载于：《1978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8年12月26日清晨，风和日丽，为京城冬季里面少有的好天气。此刻陈永贵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里往来踱步。像往常一样，他早早地起床。这一天本是毛泽东的诞辰，在他陈永贵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他还记得十一年前那个12月26日带给他的辉煌。那一天，大寨淹没在一片红旗彩灯和标语的海洋里。为了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选择了毛的生日来庆祝大寨的丰收。数千人从东西南北涌来，如朝圣者的队伍进入六亿中国农民的麦加，列队四行接受他的检阅。他还在这一天里接受了十七个县、二十个公社和三百四十个大队的贺礼，收到四百张喜报、一百份“决心书”和至少四个歌舞团的男男女女们献来的舞蹈。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当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于是他让全体大寨人豪迈地致电毛泽东主席，其电文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辉思想，就变成了强大的精神原子弹!这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欢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胆战心惊……”陈永贵那个时候肯定认定自己手里的旗帜永远不会坠落，所以他对伟大领袖保证：“十年以后，我们还要召开比这次更大的庆丰收大会!再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报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后，眼前却是一片落寞萧瑟。没有了红旗，没有了语录，没有了贺礼和喜报，没有了决心书和歌舞团，没有了毛主席，也没有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只有一种特别难以平复的感觉如鲠在喉。他明白这种感觉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国农业的权力实际上已被剥夺。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王任重由陕西省委书记一跃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其角色刚好取陈永贵而代之。陈永贵长期观察政海风云，知道自己虽然还在副总理位上，却已是昨日黄花，所以他才能够用一种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诉儿子，他无法继续忠于职守：“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然而还有更加令他感到忧伤的事情。老实说，陈永贵原本不过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进帝王将相出入的红墙深宫，现在就算夺去顶戴“乌纱”，他仍旧可以扎上他的白色头巾务农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静气的也正是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大寨也要反对哩!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

　　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陈灵风的告状辗转上达中南海，这是抨击大寨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1978年开始的几个月里，这种活动还只能在暗中进行。大寨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辉煌。中央政府仍将大寨作为农业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坚定似乎还要超过以往。比如2月份有两个规模盛大的会议，科学大会与文化大会，看上去均与大寨极少关联，但是却都在大寨召开。

　　依照华国锋的意见，大寨作为一种象征，其光辉将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数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云集昔阳的盛况。一个月后，昔阳终于略显平静，可是它的四位最显赫人物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又一个月后，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夫妇领来了一位外国总统。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头山。大寨全体贫下中农还共撰祭文，悼念这位史学、科学和文学的泰斗，说“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赋诗说大寨是“共产仙乡”，所以死了以后要来到大寨“和我们朝夕相处”。在当代中国，学问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这件事在全体人民的心中当然会留下感情的色彩。不过，大人物死后的魂归大寨仍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后，唯陈永贵一人，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年里，毕竟还是活着的人纷纷进入这个小小的山村，总计有182954个中国人和5405个外国人。

　　不过，到大寨来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舆论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转而讨论真理的标准。反对大寨的人们日益活跃起来，只是他们还不敢太逾越分寸。

　　这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舆论，日后这种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陈永贵被夺权留职的时候，舆论对这位昔日的农民英雄已经失去了同情，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公开贬损的程度。攻击者首先质问，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辞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离开领袖的重病之躯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与江青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这一质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他们又问道：学大寨究竟学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颁布的学大寨之“六条标准”，以及陈永贵数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本经验”。这些攻击仍然没有能够动摇大寨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说“学大寨”乃是在走一条“左”的道路，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攻击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红旗几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悬崖边上。

　　局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两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已经在感情上站在华国锋的一边，不然，他就不可能在华大功告成之后“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这是十八年后《农民日报》记者吴思的描述。陈永贵与“四人帮”的不能合拍，在当时即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来到大寨的时候可以做到毕恭毕敬，等到江青一走就会擅自决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养猪。

　　姚文元始终不肯屈尊到大寨来，令他极为不满。而张春桥对他这个乡巴佬的不加掩饰的轻蔑，就更加令他义愤填膺，以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与张春桥大吵一架。当时这几个文人权倾天下，敢于直接与之对抗者绝无仅有，所以就连最无所顾忌的将军许世友也对陈永贵的勇气自叹弗如。不过，这一切多是一个乡下农民和城里秀才的差别所致，很难说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

　　“四人帮”顷刻瓦解，陈毫无疑问在心里大大地出了一口气，但是老实地说，他也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与这些人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最得意的助手郭凤莲为事态的突变所震惊，一时不知这些人有什么卑鄙的罪行可以让大寨的社员批判，于是求教于陈永贵，陈指点说：“你上去骂狗日的就行”。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之身份作出如此指示，固然浅薄粗俗之至，但是，当时某些评论说他与“四人帮”早有勾结，也实在是一个冤枉。

　　至于说他没有与“四人帮”对着干，即便属实，也无可厚非。以当时之情景，又有谁能“对着干”?自然不能以此对陈永贵大加指责。这一点，已由邓小平本人加以认定，他安慰陈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当然也等于宣布，大寨不是“四人帮”的大寨，它与小靳庄完全不一样，后者是江青一手导演出来的一个专门作诗唱戏的村庄。

　　话虽如此，大寨旗帜的黯然失色，却是由“四人帮”的垮台开始的。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可以为邓小平的改革阵营所接受。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政坛激烈角逐的几种力量中，陈永贵更有可能属于华国锋的阵营。华的诞生地交城县，与陈的大寨相隔数百里，为同一省份。华国锋奠定自己最初基业的吕梁山，与陈的太行山也是遥遥相望，更何况这两个人又同为文革之受益者，政治上的倾向，乃至种种利益攸关的细节，均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可谓同仇敌忾，同病相怜。

　　这在二人先后去职赋闲家居的时候，发展为一种至为真切的关怀。这种真情本来极为少有，而在这两个人中间却能至死不渝。大约八年以后，陈永贵终于病逝，华国锋闻讯甚是伤感。就在遗体将要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昔日在中南海里的同事们谁都不肯来表示一下悲哀，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后的分手可能早已完成。此时，唯华国锋一人蹒跚而入。他在离职之后几乎不再于公众中露面，现在却置身在一个死者身旁。青灯花影，絮语孤魂，昔日中国政坛上两个风云人物，生死两依，真有惺惺相惜的感慨。

　　陈永贵之忌辰为1986年3月26日。当他终于告别人世间种种是非恩怨之后，人们曾经尝试为他盖棺论定。卓儒说他拥护三中全会，还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副总理。吴思说他正相反，开三中全会的时候，“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孙启泰和熊志勇则将陈永贵连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马全都说成是“大寨式的干部”，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其实，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明了。陈永贵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的确投出赞成票，但他的内心却并不是真正的赞成;他不能接受对“极左”的批判和对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却也没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骂起来。过去他强迫所有人对大寨顶礼，全不问人家是否愿意，现在这局面终于轮到他自己来承受，其间滋味或许直到今天才能体会。

　　陈永贵本人一向热衷于在政治运动中居有领先位置，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之中却一反常态，不置可否，对批判“极左”也只是冷眼旁观，并且暗中嘱咐大寨不要赶这趟浪潮。看来他做得足够周到，所以到了十几年后，很多人想要从公开的报章上发现他此时的立场，都没有成功。陈永贵的豪放久有名声。现在，他却只能在自己家里指桑骂槐，在公开场合则韬光养晦。这局面虽勉为其难，但他终于做到。不过，他还是忘记了官场行事的一个基本要则：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而他私下表达出来的任何情绪也必有走漏出去的一天。

　　事情果然如此。陈在家中逢人就骂的情形不久就传播开来，这引起华国锋的忧虑。他不希望这位农民政治家再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的确，任何人都可以借题发挥，说陈永贵的不满是受了华国锋的影响。后来陈对三中全会的决议投了赞成的一票，十之七八是由于华的劝慰。

　　其实，华国锋无力阻拦的事，陈永贵更加无可奈何。1978年4月，令人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新华社派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在这一月回到北京，就听见有人说新华社如此鼓吹大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他和他的上级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新华社有改弦更张的必要。几天以后，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将派驻在大寨的记者悉数撤出。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距离大寨不远的忻州，也有两个人在写信揭露大寨和昔阳的问题。《人民日报》则在自己的版面上批评道，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核算等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这显然是在影射大寨。

　　这些事暂时还不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已经使陈永贵感到窘迫。按照他收到的情报，假如不对这种挑战公开还手，事态必将更加严重。但是这个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指挥舆论，陈永贵只好另辟蹊径。这一年阳历10月，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想要召开大会总结十一年间学习大寨的工作，遂将总结报告呈请陈永贵过目。陈指示说与其消极沉默不如主动迎接新的局面，以此来维护大寨的威信。后来李喜慎就宣布说，大寨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也是不应该怀疑的。学大寨的真理已经有十一年的实践来证明。这种精心设计的逻辑虽然悄悄地利用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潮流，却正好暴露了大寨的气短心虚，以及论争双方攻守之势的逆转。

　　尽管李喜慎还在威胁人们：“牢记历史教训，防止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再走弯路。”可是人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能遏制，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致信北京，攻击大寨和陈永贵，这些信件多数都是来自大寨左邻右舍中那些最了解实情的人。人民日报社所刊登的陈灵风来信，只不过是所有这些申诉者中的一个。在陈永贵的眼里，这件事情的真正威胁还不是一个小小的陈灵风，而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公然介入。这中间的象征含义十分严厉，足以在反对者中间引起连锁反应。

　　很明显，陈永贵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控诉。这局面又由于一个小人物的出狱更加动荡不安。此人名叫岳增寿，是邻近昔阳的平定县里一个普通工人。他在1974年至1976年连续写了十二封信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和叶剑英，其内容全部是控诉大寨的黑暗和陈永贵的无法无天。事情后来以岳增寿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而告结束。岳被拳打脚踢之后继以五花大绑逮捕归案，法院判以十八年监禁。但是，到了1978年12月，这个人居然仅仅服刑两年便获释出狱，并且宣布为无罪，这件事与陈灵风的告状信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事情竟会如此巧合，这不是要将人们反对大寨的情绪煽动起来又是什么？陈永贵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在这一系列事件后面的鼓励者中，必定还有报纸，还有省长，还有公安局，还有法院，甚至可能还有政治局里他的那些同事。现在，整个农村都感到1979年的新年钟声宣布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他陈永贵却除了叹息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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