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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所记述的是德国外交部档案中记录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是以外交人员为主体的德国人群体对南京大屠杀的观察、记述和分析，这是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另一个角度的证明文本。

    这些材料作为第三方的冷静证词，证明南京大屠杀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这些材料使用了“亚洲式的”、“中世纪式的野蛮”这类词汇，并最早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概念。它的核心价值，是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一手资料，证明了日军在南京屠杀、奸淫、抢劫、纵火的罪行，在翔实记录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遭受的苦难的同时，德国人士还注意到了大屠杀对中国人抗战意志和爱国精神的激发作用。

今天来看这些史料中的观察，仍然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德国人士近距离观察南京大屠杀之时，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开始。这些观察者，有些就是纳粹党员，像拉贝和施佩林，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纳粹在欧洲的暴行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对日军的暴行加以“中世纪式残暴”的评语。而且，从现有资料看，德国人在国际上较早使用了“南京大屠杀”（NankingerMassacre）一词。

拉贝的记载

     拉贝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德国人中，对南京大屠杀做出最详尽记录的。《拉贝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逐日编年史和百科全书，日军在南京每一种类型的罪恶几乎都可以在《拉贝日记》中找到对应的案例。作为国际安全区主席，他需要关心数十万难民的生计，需要日本方面哪怕表面性的最低程度的合作。而且，由于天天目击日军暴行，或看到有关报告，拉贝感到厌恶，他倾向于删除安全区官员报告中那些令人反胃的文字。施佩林在报告中提到：“赤身裸体的日本兵趴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身上”，拉贝认为这样的句子应该删除，所以拉贝对于日军暴行的记述近乎超人地“平静”——在他的日记中几乎看不到形容词。

     1937年12月13日，拉贝等将1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安排在司法部大楼里，日军将其中的400～500名强行拖走杀害。拉贝“被这种做法惊呆了”。第一次的震惊很快被长期的噩梦所取代———日军将一个中国兵绑在竹床上杀害后扔在拉贝居所附近一直没有埋葬，在其后6周中，这具尸体成了日军对拉贝的一个威胁性提示，告诉他12月13日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果然，12月17日，拉贝记述道：16日夜仅安全区就有1000个女性被强奸；12月22日，拉贝记述道：在安全区的池塘里发现许多被枪杀的平民的尸体，其中一个池塘就有30具，他们大部分被反绑双手，有些人脖子上还挂着石块。下关发电厂的43名工人被押到江边枪杀，理由是该厂曾经是国营工厂。由于对下关至燕子矶一带的大屠杀并不知情，1月3日，拉贝诚实地记述到：有关6万中国人被俘或被杀的事，他并不知道，他担心有2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兵和数千平民被杀，他祈祷：“但愿就这么多了。”

     然而，1938年1月7日，他记述道，1个妇女因全家其余17个亲人被杀，恍恍惚惚地在街上疯跑，另一个妇女的父母和3个孩子被杀，她用最后的钱买了棺木，日本人抢走棺木，并给出理由说：中国人不必被收殓。1月25日，他记述道，一个中国人给日本人干了一天的活疲惫地回到家中，妻子端上几碗稀饭，全家6口就指望着这顿饭，一个日本兵过来，在碗里撒了一泡尿，扬长而去。2月7日，拉贝等在西康路附近的两个水塘里捞出124具中国人尸体，都被日本人用铁丝反绑了双手，他们先被机枪扫射，后被浇上汽油焚烧，因为要节约汽油，日军将他们烧得半焦后扔进了水塘。

     拉贝平静地说：“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等事来！”他同时为中国人的逆来顺受而痛心，但这种痛心也是平静的：“如果每起强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报复，那么相当一部分占领军早就被消灭了。”

     拉贝终于因为无休止的苦难而身心疲惫，他希望脱离南京这个让人类对自己的同类失去信心的悲剧舞台。回国前夕，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3000妇女哭喊着包围了拉贝的汽车，他默默地下了车，径直步行离开他担任主席的国际安全区。

     乘英国“蜜蜂”号炮艇离开时，他将一位一直隐匿在他家的中国空军机长伪装成自己的仆人带出了南京。

罗森的记载

     罗森在日军进城前受邀登上南京附近江面上的英国轮船，这使他有机会稍微离开南京城中发生的暴行远些。但日军就在他眼皮底下用特有的方式做了提醒：“（12月12日）上午时分，在我们附近的拖轮和浮船上的日本步兵先是按照他们在陆地和帆船上的习惯杀死了几个无辜的平民”，接着，罗森和英国官员要求返回南京的要求被拒绝了，“真正的原因是日本不想让我们看到毫无纪律可言的日本部队对南京平民百姓奸淫、烧杀和抢掠的可怕景象。”

      12月21日，罗森乘坐英国军舰前往上海，经过下关时，罗森“除了见到严重的破坏情况外，还见到了好多堆尸体———尸体穿的都是平民衣服”。

     1938年1月9日，德国驻南京办事处恢复工作。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第一份正式报告提到，当外交人士提出重返南京后，日军立即着手清除尸体。但这样一个在世界近代史上没有先例的屠杀，规模实在太大，持续时间太长，日军无法完全消灭他们的罪证。罗森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凌辱和强奸妇女和幼女的行为仍在继续。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

      妇女遭受的苦难是最令罗森痛苦的：“不断有妇女被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这些妇女身心受到严重损伤，她们先是遭受轮奸，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割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还活着，使威尔逊医生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胎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许多被奸污的幼女，她们当中有一个先后被20人轮奸。本月12日我的英国同事、领事普里多·布龙，英国武官洛瓦特·弗雷泽和英国空军武官温·沃尔泽在察看英美烟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时发现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

     日本人攻陷南京后，显然认为中国必将求和，曾很无顾忌地告诉西方人士一些“秘密”，很不巧，罗森也知道这些“秘密”，并将其写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罗森在英国军舰“蜜蜂”号上避难，“在这段时间里，日本海军少将近藤对英国海军上将（按：应为少将）霍尔特说，南京下游的大扬子岛（按：应指八卦洲）上还有3万中国部队，必须‘清除’掉。这种‘清除’或许像日本人说的‘肃清’，就是杀害已毫无防卫能力的敌人，是违反战争人道的最高原则的。除了用机枪大批杀害外，还采用了其他特殊的杀人方式，如在人体上浇汽油，然后点上火。”事实上，从下关到燕子矶的长江沿岸，正是日军屠杀国民党徒手官兵的主要场所之一，也是相当数量的遇难者无法精确统计的原因。罗森对八卦洲屠杀的记载，补充了这方面的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罗森在记述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时，体现了与拉贝一样的严谨。当约翰·马吉拍摄出那部著名的电影纪录片时，他到实地进行了考察。“我也亲自去了现场，察看了最近这个星期日日本一系列‘英雄行为’之一的4个牺牲者。在那里看到一位老人，背着两把椅子，被一个日本兵毫无顾忌地用枪击伤。他妹妹在日本人到来时藏在附近，并叫来了两个熟人。这两个人利用一扇门、两个竹竿和一些粗绳捆扎成一副担架。他们准备把这位受重伤的老人抬走。日本人见状把这4人全部枪杀：受伤老人、老人的妹妹和两个抬担架者。”   

沙尔芬贝格的记载

     沙尔芬贝格的风格跟罗森不同，但对日军暴行的揭露，并不逊于罗森。而随着日军暴行的积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像日本人的“政治犯”，或者，日本人是猫，而他却像躲在洞里的老鼠。

     1938年2月15日，主张在日本军方的限制下保持忍耐的沙尔芬贝格终于被允许进入中山陵地区，沿途所见给他上了一课。“我们一直到了游泳池。宝塔附近马路上美丽的垂柳全被砍光了，几乎所有的别墅都已烧光。我们无法进入这个地区，因为到处还有许多零星的尸体，已经发黑，被狗咬得残缺不全。”而被尸臭熏染下的南京城，处在非常危险的卫生状况中，“现在天气变化很大，像今天天气就很热，因为尸臭人们都不能上街。”

      连被“恩准”参观的中山陵地区都遗留大量屠杀的证据，显然不符合日军要给外国人士留下好印象的要求，清理尸体的工作于是加快了。3月4日，沙尔芬贝格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把尸体从城里运走的工作也在抓紧进行。现在红卍字协会已经获得准许把3万具尸体埋在下关,每天掩埋600具。尸体用草席包裹，只有两条腿露在外面，草席包里放有石灰，然后用车运走，埋在万人墓里，同样加进了石灰。据说已埋葬了约1万具尸体。” 

克勒格尔的记载

     1937年12月28日，克勒格尔在屠杀高潮期就开车去栖霞山察看日军在当地的暴行，发现日军“以‘歼灭中共士兵’为口号，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农民不加区别地枪杀在田里”，但他谦逊地坦承自己“没有勇气逞英雄”。

     克勒格尔的汽车被日军抢走，仆人被刺刀威胁着开了门，交出了所有的东西。更严重的事情是，他的门口在数周时间内一直放着3具尸体。

     他看到日军抢劫、杀人、奸淫的暴行：

     打仗的士兵和因为猛攻而给养不充足的部队被放进了城内，他们对赤贫的居民和无辜的民众进行了此前谁也没有预想过的残酷的打击。他们从难民那里抢米，只要是能抢的财产，诸如毛毯、西服、钟表、手镯等，只要他们认为值得拿走的东西，都全部抢走。如果被抢者稍加犹豫的话，马上就被刺刀刺死。很多人成为了这种野蛮行为的牺牲品。

     牺牲者达到了数千人，残暴的士兵闯入了难民区和错综复杂的民房。他们的目的是抢夺前面来过的士兵们剩下的东西。现在在城内，免遭入侵、没有受到粗暴的搜查和抢劫的家庭已经几乎没有了。

     对收容所的搜查根本不加分别，被随意地重复了很多次，其结果是市民没有开一枪的情况下，五六千人被枪杀了。为了省去埋葬尸体的麻烦，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河边被枪杀的。这个数字是保守的估计。

     另一个令人忧郁的事态是，对多达几千名的女性和孩子的虐待与强奸。确实，这种暴力行为在任何军队中都有发生。特别是在远东。但荒唐的是对于幼小的少女和小孩施加的虐待、砍断手足等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皇国日本的军队在武士道和自古以来的武士精神指引下所做的。

      日本右翼经常散布一种说法，说将南京烧成废墟的大火是中国士兵所为。事实上，交通部等少量建筑和城外一些民房是国民党军“焦土抗战”的结果，而作为一个整体，克勒格尔1938年1月下旬的目击证言是清晰的：

     从12月20日起，日本人开始系统地烧毁这个城市，直到今天他们成功地烧毁了约1/3，尤其是城南的主要商业区，我们领地附近的各商店房屋和居民区都在其中。烧毁行动现在减弱了一些，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只烧毁一些至今没有见到的和被忽略掉的单个房屋。更有甚者，所有房屋事先都被有计划地通过组织的队伍用卡车洗劫一空。

施佩林的记载

     施佩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参加过青岛战役，在日本当过4年俘虏。因为终日驱赶日军，救助中国难民，被国际安全区救济委员会同仁称为“会移动的堡垒”。

     作为国际安全区650名中国警察的领导，施佩林表示“尊重和敬佩这些中国人，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们无怨无悔忍辱负重的精神”。由于工作仅限于国际安全区，施佩林估计日军残酷杀害了5000至6000名平民：

     20万难民被赶出了自己家庭和房屋，其中有许多妇女抱着婴儿，他们颤抖着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吸奶。他们只是逃出了一条命，其他一无所有，他们寻求安全和保护。

     新年第一天，有几个日本士兵胡作非为。一位年轻漂亮姑娘的母亲喊住我，哭着跪下求我帮助她。我跟她来到汉口路附近的一处房子里，我进屋时看到了下面的情景：一个日本兵脱光衣服压在一个漂亮姑娘的身上，那个姑娘拼命地哭泣。我气愤得用各种语言痛骂这小子。这个日本兵把裤子提在手上，转眼间就匆匆地跑掉了。

     身处如此令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中，施佩林是少数一直保持高昂情绪的外籍人士之一。他自豪地说，“为了赶走闯入安全区百姓家里野蛮强奸妇女和姑娘的日本士兵，我被中国平民叫去的次数远远超过80次。我赶走他们毫无困难。”

     但日军并不会因为施佩林的辛勤工作而停止他们的暴行，即使到1938年的3月，令人无法设身处地想象的暴行仍在持续，而施佩林也尽了当时最大的可能来拯救中国百姓：

     德国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着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日本士兵几乎每天都闯进去，对德国人的财产进行洗劫和破坏，以极其卑鄙的方式强奸他们的妻子，公司代理刘先生的妻子哭泣着喊救命，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们跪在地上请求我帮助她们摆脱这些野兽的魔爪。———我把这两个家庭收容进了我的房子里。

陶德曼的记载

         德国人士的报告，大多经过了陶德曼的中转签发。除了向官方、外界传播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陶德曼的笔下，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国民性的自然发展，他说：

      凄惨的是日本陆军在南京所作所为。在这里，战斗的兴奋早就已经过去，此时中国士兵像兔子一样被分批带出去，然后无情地枪杀了。

      日军一旦激怒起来就会做出比其他国民残酷得多的事情。我想起了我任东京（德国）大使馆参事官时发生的事情。那是关东大地震之后不久的事。为了杀害一个社会主义者领袖的家人，日军军官给他们家年幼的孩子们甜东西吃，在孩子们正沉浸在得到东西的喜悦中时，军官从身后用绳子把他们绞死了。这种亚洲式的残暴性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在南京，很多平民被枪杀，包括欧洲人的住宅在内的房屋遭到了掠夺，中国女性遭到了强奸。据美国大使说，仅仅从美国传教士们的家里就有13名中国女性被日军部队强行带走，对欧洲人住宅的掠夺现在仍在持续着。

     同样，陶德曼也注意到了大屠杀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日军试图树立独立政府的所有尝试，只产生出一种在日军的刺刀下才会存在的虚像。”

     这一发现，在美国人士的观察中得到印证，《视野》记述道：“即使押往屠场的最后一刻，这些中国人脸上都流露着蔑视与反抗的神色，这也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的明证：中国终于成为我们西方人理解的‘爱国’民族。”

      大屠杀对新型中国国民的型塑作用，是过去长期被忽略的一个层面。陶德曼的观察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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