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一是毛泽东等根据湖南的实际，在秋收起义前进行了第一次决策改变，否定中共中央“关于湘省全省暴动”的指示，决定举行湘中七县暴动；二是毛泽东根据湘赣边界革命武装分布情况，在秋收起义前夕进行了第二次决策改变，决定扩大湘中七县暴动范围，联合警卫团共襄盛举；三是毛泽东根据起义爆发后的客观形势，决定取消攻打长沙的部署，实行战略转兵。这三次决策改变意义重大，为秋收起义的顺利举行和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表现了毛泽东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和敢于担当的勇气，对当代人具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奉命回到湖南，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与湖南省委紧锣密鼓地部署湖南秋收起义。但在起义爆发前后，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一次次地改变中共中央、湖南省委甚至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定，先后进行了三次决策改变。这三次决策改变，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敢于担当的气魄。

第一次决策改变：否定“关于湘省全省暴动”的指示，决定举行湘中七县暴动

      大革命时期，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民运动基础好的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鉴于湖南良好的农运基础，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秋收暴动。由于湘南紧邻革命基础较好的广东，在湖南全省暴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中共中央多次指示毛泽东赶赴湘南，亲自领导湘南的秋收暴动。《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湖南省委：“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①]随后，中共中央又分别给南昌起义前委和湖南省委去信，重申这一指示， “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②]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省委却不赞同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在8月30日的湖南省委常委会议上，就中共中央关于举行湖南全省暴动等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暴动，于是没有坚持下去。”[③]为此，湖南省委否决了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以及毛泽东到湘南领导暴动的指示。在否决这一“指示”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等的坚持下，通过了湘中七县暴动的决定，即“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时安源党组织归属湖南省委管辖。笔者注）、岳州等七县”。[④]这一决策改变，遭到了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抛弃湘南实是一大错误。就在战略上说，假使湘南不有大暴动，湘中暴动即能胜利也是不能持久的。至于怕分散力量更是不可解。”[⑤]但这一决策改变，却是符合当时湖南实际的， “马日事变”后，湖南党组织受到了很大破坏，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打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背景下，贸然举行全省暴动，将会招致更大的损失，后果不可想象。随后即使是缩小了暴动范围的秋收暴动也遭到失败的残酷事实，说明当时的改变是明智的。事后在总结秋收起义失败原因时，当时的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夏明翰就指出了其中的原委。“据明翰同志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勇[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⑥]以此观之，当时的湖南全省暴动并不成熟，而只是一厢情愿的盲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省委，断然改变湖南全省暴动为湘中七县暴动的作法，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第二次决策改变：扩大湘中七县暴动范围，联合警卫团共襄盛举

      8月30日，湖南省委作出湘中七县暴动的部署后，便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准备，“常委会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资琛到岳州指挥湖[湘]北工作．．．．．．”。[⑦]9月初，毛泽东即来到了作为湘中七县暴动地之一的安源，召集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以及当地的地方干部和部分军事负责人蔡以忱、宁迪卿、王兴亚、杨俊等，召开了安源会议。由于此前毛泽东对对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和平浏农军驻扎修水铜鼓的情况不甚了解，于是潘心源在会上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他们对于各县的情形不十分明了，因此，我的发言比较多”。[⑧]当毛泽东得知修水铜鼓驻有革命武装的详细情况后，对于一向重视军事力量的毛泽东来说，潘在安源会议上的发言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提出“须知政权是在枪杆子中取得的”。在湖南省委常委会上，毛又提出“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⑨]所以毛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起义的武装力量的准备。开始“要贺、聂[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⑩]因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去了福建和广东，此计划落空。于是“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11]，不料陈团也不能为我所用。此时从潘心源处得知警卫团等我党所掌握的几支重要武装驻扎在江西修水和铜鼓，于是毛泽东立即改变湘中七县暴动的部署，扩大暴动范围，联合驻修水和铜鼓的革命武装共同举行起义。安源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一方面立即给驻修水铜鼓部队去信，要求共同举事；一方面马不停蹄亲自奔赴铜鼓，拟与驻修水和铜鼓的革命武装面商起义事宜。9月10日，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亲自指挥第三团起义。于是，湖南省委常委会上确立的湘中七县暴动，就扩展为湘赣边秋收起义了。

      此时的修水和铜鼓革命军队云集，驻修水的革命武装有余洒度率领的警卫团、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罗荣桓率领的崇通农民义勇军，以及余经邦率领的修水农民自卫军；驻铜鼓的革命武装有苏先俊率领的浏阳工农义勇队。警卫团入驻修水前，团长卢德铭即去武汉找党组织，汇报部队的情况，听取党的指示；代理团长余洒度也 “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12]。中共中央和鄂赣省委高度关注警卫团等的情况，“旋中共武汉政治局派关学参同志前来传令……”[13]鄂赣省委也分别派人与警卫团等取得了联系。驻修水和铜鼓的革命武装在中共中央和鄂赣省委领导下，正秣马厉兵，准备起义，9月初，修水和铜鼓的革命武装联合在修水县山口镇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14]，会上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警卫团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钟文璋；浏阳工农义勇队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平江工农义勇队分补一、三团，为充实第三团力量，派伍中豪率领一个营调至铜鼓编入第三团。制作了工农革命军镰刀斧头军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当师部得到苏先俊转来毛泽东从安源发出的指示后，起义部队就立即行动起来，“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9月9 日）取平江”[15]，挥师西进。毛泽东看到湘赣边界的喜人革命形势，诗兴大发，写下了“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毛泽东这一临阵改变湖南省委常委会决定的作法，湖南省委并不知晓，或者并不支持，在起义的前夕，《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只发至“长沙各区委、安源行委、岳州行委……”[16]，并未发至修水铜鼓党组织；组建的以毛泽东任师长的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既不包括警卫团，也不包括平浏工农义勇队和崇通农民义勇军。但毛泽东这一临阵改变无疑是正确的，尽管起义仍然遭到了失败，但驻修水铜鼓的革命武装，特别是警卫团后来却成了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

第三次决策改变：取消攻打长沙部署，实行战略转兵

       无论是8月18日还是8月30日的湖南省委常委会，均一致认为：“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17]罗章龙对这一段历史有翔实的回忆：“关于攻打长沙的计划，是湖南省委和行委作出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意打长沙，大家满怀信心要把长沙拿下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论。”[18] 9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安源会议，传达了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关于攻打长沙的决定，积极部署三路武装力量会攻长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第二路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19]

     起义爆发后，三路起义部队相继失利，师部和一团由于收编的邱国轩第四团临阵倒戈，受到了较大的损失，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失踪。二团克醴陵、浏阳后，由于轻敌，几至全军覆没。三团先胜后败，东门一役，遭重大损失。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既定的决定，也是毛泽东等湖南省委负责人自己的主张，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但此时全师只有1500余人，不到起义之初的三分之一，起义力量大打折扣，以一千余人的力量取省会长沙，显然是以卵击石。毛泽东面对严峻形势，立即改变原来部署，命令三路起义部队退往文家市，研究下步战略行动。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等仍坚持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认为最少取浏阳是有把握的，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支持这一主张。毛泽东清醒地对形势作出客观判断，认为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毛泽东立即致信湖南省委，取消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兵南下。毛泽东实现了秋收起义前后最重大也是最艰难的一次决策改变。

      从攻打城市转向农村发展，这一历史性的决策改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有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八十余年过去了，毛泽东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实精神和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勇气，值得后人学习和称颂。

（作者单位：江西省九江市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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