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民热烈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1950年秋天，中央邀请全国各少数民族代表和200多名各民族文工团员参加国庆大典。10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了各民族代表的献礼，并观看了文工团的联合演出，步柳亚子《浣溪沙》之韵，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赞颂之词，述说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空前盛况。作为诗意形象的“于阗”，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历史悠久、辽阔壮美的新疆。

    一

    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如同璀璨星辰，照耀着历史的长空。先秦时期的西北居民，我国古籍中统称为“西戎”。秦汉以来，大约有30多个民族先后在新疆大地上繁衍生息。1935年召开的第二次全疆人民代表大会，确定新疆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满、锡伯、索伦、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兰其、归化族等14个民族。新中国成立后，将南疆的维吾尔人塔兰其归入维吾尔族，称归化族为俄罗斯族，称索伦为达斡尔族，成为人们常说的新疆13个世居民族。千百年来，他们为守卫祖国西北边疆和开发建设新疆做出了永不磨灭的历史贡献。其中塔吉克族在这里生活的历史较为悠久，族源可上溯到公元前分布于葱岭—帕米尔地区操印欧语系的塞人，汉族在新疆民族史上则是自汉代以来千古一系的构成要素。

    今天的“维吾尔”与古代的“回纥”、“回鹘”都是原蒙古草原上一个部落的突厥语名称的不同音译。回纥的先世可以追溯到春秋以前的狄和汉代的丁零，以及北魏时的敕勒（高车）之袁纥，隋时开始反抗突厥的统治，正式宣布其族名为回纥。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回纥打败东突厥前来讨伐的10万骑兵，此后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步称雄漠北，于公元745年（唐天宝四年）攻杀后突厥的最后一个汗王，建立回纥汗国，统一于唐朝。后向唐朝呈文，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改称为回鹘。公元840年（唐开成五年），处于内乱的回鹘汗国遭遇瘟疫和雪灾，在西北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的前身）十万大军的进攻下灭亡。其向西南迁徙的部众，分别在安西（今新疆库车）一带建了高昌回鹘王朝，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西北建立了黑汗王朝（西方近代历史著作称之为喀喇汗王朝），与位于二者南部的原于阗王朝共处于唐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辖地。在此后5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融合当地不同民族的原有居民，以及汉代以后进入西域的不同来源的居民，形成了元代的畏兀儿，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

    这些西域政权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其首脑头衔中往往冠以“桃花石汗”，有的则直接冠以“东方和中国王”或“东方与中国之素（苏）丹”，甚至在其钱币上也铸有这样的文字。鲜卑拓跋氏自认为是黄帝后代，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其北魏王朝声威远播，唐宋时的中亚人普遍以其谐音“桃花石”称谓中国人。11世纪黑汗王朝时期问世的百科全书《突厥语大词典》，释“桃花石”为“秦”（即中国），并说秦又分作三部分：上秦称桃花石，中秦称契丹，下秦是喀什噶尔（即黑汗王朝）。此前10世纪的波斯文名著《世界境域志》，亦将于阗、喀什噶尔（简称喀什）、龟兹等列为中国属地。于阗王朝认为自己原本属于唐，后来又受辽、宋的册封。公元969年，于阗王派使者到宋朝觐献方物，声称当地发现一块重237斤的大玉，要献给皇帝，但运输之事不久因其与喀喇汗王朝爆发战争被耽搁下来。公元1009年，黑汗王朝征服于阗，当年遣使“以方物来贡”，那块大玉也被运到宋都汴梁（见《宋史·于阗传》）。在1988年开始的“中日共同尼雅遗址调查”中，出土了具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和当地民族艺术特点的汉代织锦。

    二

    中原王朝与这些西域政权的政治联系和统属关系，远非自此所始。当秦朝统一我国中南部的农业地区的时候，自认为是中华“夏后氏之后”的匈奴统一了我国北部游牧地区。公元前176年（汉文帝前元四年），匈奴曾派使者向汉朝通报已将西域二十六国“并为一家”的情况，并表示“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汉文帝也写信给匈奴单于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于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史记·匈奴列传》）在中国南北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匈奴对于西域的统一得到了中原王朝的认可。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控制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归顺，次年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轮台县内乌垒城），统管整个西域地区的军政事务，这比回鹘进入西域早了900年。

    中央政府对于所属西域地区的治理得到了当地部族的认同和拥护。公元75年（东汉永平十八年），汉章帝命班超自西域回朝，疏勒都尉黎鼻因“诚不忍见汉使去”而自杀，于阗王侯以下抱班超马腿挽留使之不得行（《后汉书·班超传》）。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一些民族的首领到长安恳请唐太宗李世民称“天可汗”或“天至尊”（《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公元64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西域各少数民族首领以“唐民”身份要求开辟“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壮观景象（《资治通鉴》卷一九八）。朝廷聚集着各民族的文官武将，郡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都在西域得到贯彻执行，这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唐朝边塞诗人岑参诗云：“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这不仅是各族军民亲密关系的生动写照，也是对当时这一地区文化融合和语言交流状况的证明。汉朝时匈奴单于致皇帝的书信均用汉字，精绝王室曾经用《苍颉篇》作为识字课本学习汉语文。西域国王及其国家皆用汉姓，龟兹姓白，疏勒姓裴，焉耆姓龙，于阗姓尉迟（唐朝时改姓李）。《梁书·西北诸戎传》记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公元1333年（元顺帝元统元年），用汉语文开科取士，共取进士百人，其中属于西域少数民族的进士就有10人。元代出现了一批精通汉文化的西域官员和学者。高车人不忽木曾任昭文馆大学士、御史中丞等要职，并有乐府行于世。在畏兀儿官员和学者中，廉惠山海牙是《宋史》、《辽史》和《金史》的纂修官；鲁明善“出监寿郡”（今安徽寿县一带），根据对当地农事的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农业科学史上第一部按月令记述农事活动的科学著作《农桑衣食撮要》。也是在元朝那个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中，蒙古人统治的察合台汗国形成了一种接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影响的察合台文，成为现代维吾尔文的源头。而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汉语文，自汉代开始一直是西域各民族相互沟通与联系的最重要的纽带和桥梁。

    玉门至葱岭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也是多种宗教的共生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天山南北蓬勃发展，隋唐达到鼎盛，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和鄯善的佛教文化均自成体系，元代高昌的畏兀儿依然信奉佛教。近百年来在新疆各地发现的大量佛教文物，堪称祖国文化的瑰宝。南北朝时祆教（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西亚最有影响的宗教）也曾盛行于塔里木盆地，元朝时天主教和景教（统称也里可温教）在当地的信徒多达数万。畏吾儿人中信仰道教的亦为数不少。仅就回鹘而言，早在漠北时就已皈依包容了祆教、基督教、佛教教义的摩尼教，后来佛教又成为其主要信仰与文化核心。公元9世纪末，中亚萨曼王朝发动了对信奉佛教的黑汗王朝的“圣战”，其纳斯尔王子因内讧逃到喀什噶尔避难，请求赐给一块牛皮大的土地用于“祈祷自己的主”，得到本来禁止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的允许，建立了新疆第一座清真寺。后来王室成员布格拉借助伊斯兰教的力量发动宫廷政变登上汗位，其长子穆萨即位后对另外两个佛教王朝——于阗和高昌展开了几十年的“圣战”，强力推行伊斯兰教，但终因“水土不服”而衰落。直到16世纪初，曾因内部纷争流亡中亚的蒙古察合台后王赛义德汗率旧部进入南疆，建立自己的政权（据其首府所在地称叶尔羌汗国），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使之成为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及其部众与回鹘和其它居民的共同信仰，并且在塔里木盆地传播开来。为与现实政治制度相适应，中国伊斯兰教的教义家们开辟了“以儒释经”的本土化道路，把对安拉的“一元忠诚”改造为包括君主在内的“二元忠诚”，并且认为伊斯兰教的“五功”（ 念礼斋课朝）是儒家“五德”（仁义礼智信）的外在表现，二者相辅相成。黑汗王朝时期问世的维吾尔族古典文学杰出代表作《福乐智慧》既赞颂至尊至大的真主，更赞颂伟大的布格拉汗，其中亦不乏儒家思想，所体现的宗教文化传统与西亚和中亚具有根本不同。

    葱岭及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属于中国西北部的传统疆域，西辽和元朝直接管辖的地区则更为辽远。自汉代开始实行的屯田戍边和财政支持，有力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汉朝将先进的犁耕技术、井渠技术和农作物品种带入西域，促进了西域农业的发展。唐朝时天山南北许多地区得到开垦，在高昌地区建设了比较完备的天山雪水灌溉系统，这套水利灌溉系统高昌回鹘汗国时还在利用。清朝时新疆得到大规模开发，北疆兴起了许多城市，南疆畏兀儿地区也得到较大的发展。汉朝每年在西域的财政支出达7480万钱，唐朝每年在西域的财政支出90万匹缎，清朝中央政府和有关省份给予新疆的财政拨解高达近4亿两白银。西域经济社会几个发展较好的重要时期，都是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也为当地和祖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小麦和棉花等农作物最早从西域传入内地，构成了各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条件。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于阗乐舞和杂技从汉代开始传入内地，隋唐时期龟兹乐律的五旦七声演变为隋唐燕乐的二十八调。唐太宗定“十部乐”用于朝会大典，龟兹、疏勒、于阗、高昌等西域乐舞尽在其中。白居易曾经发出“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的由衷感慨。西域民族还在哲学、史学、文学、农学、医学等方面创造了伟大的成就。新疆地区出现的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都是世界闻名的英雄史诗。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在中国音乐舞蹈发展史上闪烁着璀璨的光彩。

    新疆地区各民族在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历史上，以其卓越贡献确立了自己的重要地位，同时形成了维护统一、报效祖国的伟大情怀，更有无数杰出人物彪炳史册。仅就元朝而言，回回人赛典赤曾任中书平章政事，后主政云南6年，改革政体、抚绥为本，兴办教育、教授礼仪，铸剑为犁、内外相安，逝于任上时人称“慈父慈母”，百姓巷哭，属国往祭使者亦“号泣震野”。畏兀儿人廉希宪19岁入侍忽必烈府邸，助其推行汉法、平叛四方，受命治理京兆、四川、荆湖等地成绩斐然，秉政中书6年，被誉为“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与之具有相同经历的叶仙鼎，为西道都元帅，任宣慰使24年，长期主政吐蕃（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各地皆悦服”。窝阔台嫡孙海都为争夺权力、反对汉化而发动叛乱、另立汗国时，高昌王火赤哈儿的斤坚定地为中央政府平叛而战，直至血洒疆场。这些不胜枚举的人物及其事迹记录在中国历史中，他们对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选择与卓越贡献，应当得到子孙后代的真诚敬重。

    三

    分裂与统一是千百年来新疆问题的核心，而据有和殖民新疆则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一再图谋。公元1865年（清同治四年）初，中亚浩罕国在英国和沙俄的支持下派遣阿古柏攻入新疆，建立殖民政权，废除了清朝政府的法令法规和制度，破坏中国的伊斯兰教传统，以暴力推行“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教法，对不愿接受伊斯兰教者横加杀戮。阿古柏本人拥有3000多个奴隶，还掳掠各族少女600余人充做后宫。各族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许多儿童被作为奴隶贩卖到中亚。侵略者一开始就遭到柯尔克孜6000多人在喀什的有力反击，吐鲁番各族军民的英勇抗击使阿古柏付出3万多人的代价，和阗（即今之和田与古之于阗）军民与侵略军坚持斗争一个月之久，5万余名维吾尔族军民为保卫城池献出了生命。后来清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收复失地，阿古柏绝望自杀。此后沙俄吞并浩罕汗国，直接侵入我帕米尔地区，当地柯尔克孜和塔吉克人民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协助清军修筑工事，守卫卡伦。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捍卫领土完整，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战斗，也付出了很大牺牲。

    帝国主义列强军事占领新疆的图谋失败之后，新疆分裂势力便成为其别动队和代理人。他们在进行政治和武力策动的同时，尤其注重通过捏造历史、编造谎言和曲解有关概念原意的手法进行舆论准备。阿富汗人赛义德在19世纪中期提出“泛伊斯兰主义”，主张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创建统一的政治实体。后来俄国人伽思普林斯基以泛斯拉夫主义为蓝本，提出俄罗斯的穆斯林应该把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合并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并幻想“建立一个从亚德里亚海直到中国的大帝国”。作为地理概念的“突厥斯坦”一词，是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地理著作中提出的，意为“突厥人的地域”，特指中亚锡尔河以北及附近的东部地区。沙皇俄国入侵中亚后，在河中地区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并把中国新疆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也正是在外强的策划和扶植下，喀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别于1933年和1944年的11月先后出笼，但都因其不得人心而以短暂寿命告终。正如后来成为伊犁等三区临时政府首脑，主持作出取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名称决定的维吾尔族杰出人士阿合买提江所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故乡。

    清政府在18世纪中叶平定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大规模叛乱，取“故土新归”之意，把版图之内的西域地区命名为“新疆”。1884年新疆建省，其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与内地取得一致。辛亥革命后，1934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疆人民代表大会，发表以“实行民族平等”为首的“八项宣言”，以反对帝国主义、确保新疆永属中国领土为宗旨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宣告成立。此后新疆连续6年举行了全省范围的各族人民代表大会，还分别召开了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族等不同民族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联合代表大会。主张“东突”分裂主义的伊敏、麦斯武德等人在新疆无法立足，便到重庆活动。1944年秋，他们乘国民参政会宪政征求宪法草案起草意见之机，抛出《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强调新疆历来是具有单一宗教信仰的“单一民族的故乡”，宣扬确定新疆民族为突厥族、改新疆为突厥斯坦的政治主张。其有悖基本常识和毫无历史根据的分裂言论立刻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曾在新疆生活、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的黎东方博士依据确凿的史料指出，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塔尔、塔吉克、哈萨克、乌孜别克等西北民族都不是突厥族。大量的考古发掘提供的人类学资料表明，原本住在外贝加尔湖一带的突厥人属于蒙古人种。按照当代土耳其学者的阐述，古代的突厥人是蒙古种——黄色人种的一支，他们从中国北部进入小亚细亚和欧洲以后吸收了高加索人种的特征，直到成了有着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介于黄白之间的白色人种。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互相依存、休戚与共，共同推动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有“畏兀儿”等各种不同的汉译名，民国时期，为消除民族隔阂，体现民族平等，新疆省政府批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建议，于1934年下半年将其名称改为“维吾尔”。时任教育部长徐廉解释说，它表示维护（维）我们（吾）和你们（尔），不仅包括民族大家庭和睦相处的关系，还标志着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省政府也在更名公告中指出：“此名称狭义言之，为保护自己民族之意，广义言之，为保护国家之意……顾名思义当生爱国家爱种族之观念。”“维吾尔”这个美好的名字不仅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及其共同理想，而且包含着新疆乃至全国各族人民对于民族大家庭和谐美满的深情祝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古老的西域文明得到了跨时代的现代化提升。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万方乐奏有于阗”的悠久历史，必将并且正在融入光辉灿烂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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