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①]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就是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展开的，并因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说过去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并不是说一点没有搞清楚，更不等于说根本没有搞清楚；说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说明原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基础。因此，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回顾和认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探索及贡献，是很有必要的。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建立在工业化、现代化基础之上、要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等问题，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从没有发生过动摇。他的失误主要发生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建立后，用什么方法促进生产力发展，如何尽快实现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上。但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就会看到，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提出了很多正确主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重要内容。我们只有把他探索得到的正确思想从失误中区分和剥离出来，不因为承认他的失误而忽视甚至否定那些客观存在的正确思想，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并取得独创性理论成果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又是如何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为什么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从而更加牢固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促进生产力发展必须继续变革生产关系和调整上层建筑，依靠和发动群众，促进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个主要表现在于，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他抓阶级斗争的目的不是要放松或放弃生产，而是为着促进生产的发展，用他自己的话讲，叫“抓革命，促生产”。实践已经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剥削阶级被消灭后，再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靠抓阶级斗争来促生产，不仅促不了生产，相反只会把生产搞糟搞乱。然而，“抓革命，促生产”所依据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要以这种矛盾运动作为其发展动力的学说却是完全正确的。另外，革命并不仅仅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阶级，正如他说过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②]“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④]而说到底改革，不就是变革、调整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抓革命”，不仍然是“促生产”的强大动力吗？事实上，我们今天也在“抓改革，促生产”。可见，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正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另一个表现是急于求成，并试图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否定了用群众运动搞建设的做法，强调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但从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做法，相反，邓小平总是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要求全党无论建设还是改革都要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可见，在搞建设、搞改革要依靠和发动群众这一点上，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的正是毛泽东思想。

    在纠正就经济抓经济、就技术抓技术和过分依重物质利益原则的倾向时，毛泽东也产生过另一种偏向。但是，他要求“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⑤]倡导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与社会风尚，推动向雷锋、大庆、大寨等典型的学习，则是正确的和有效的；他关于不能仅仅靠物质利益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观点，关于要用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基础服务并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观点，至今仍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指导作用。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⑥]他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批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并针对“八九”政治风波的教训说：“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⑦]他告诫全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⑧]可见，在抓经济建设要不要同时抓精神、抓思想、抓政治的问题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也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二、促进生产力发展必须不断解决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保证党的各级干部始终以平等态度对待劳动者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毛泽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求快求纯的缺点，然而他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后还要继续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探索，则是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他提出：“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⑨]“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⑩]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工人与农民、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还会存在很长时间，但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已经更多地表现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国家各级领导权大部分掌握在党员手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基本体现在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因此，毛泽东认为，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关键在于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证党的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他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例如，一年、两年整一次风；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他说：“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1]他还具体举例说，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就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

    在解决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把重点放在防止管理者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官僚化和利用手中权力搞腐化上。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2]他提醒领导干部，“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13]他强调必须彻底破除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态度待人、靠资格和权力吃饭的作风，破除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并把整风作为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的有效途径。他还提出废除阻碍领导人接触群众的警卫制度，批评“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14]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一方面纠正过去整风运动中“左”的做法，另一方面继承、发展毛泽东关于不断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思想，努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自觉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开展党的思想教育活动，当前仍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这些活动尽管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都围绕一个主题，即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不变；尽管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官僚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但对于我们党经受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严重挫折等种种考验，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关于不断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思想，意义重大而深远，需要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并结合新的情况加以发扬光大。

    三、促进生产力发展必须认真解决分配领域中的问题，防止两极分化，注重共同富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过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消费资料的分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二是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消费资料分配只能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这种平等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来说仍是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对于这些涉及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作为把一生献给人民解放和幸福事业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不可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进行深入的探索、取得自己的经验。他在探索中虽然出现过认识反复和失误，但由他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当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为改革开放后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虽然也反对平均主义，但从总体看，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上。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指出，我们国家虽然又不富又不强，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15]他认为如果只讲按劳分配，人们由于先天条件、家庭负担的差别，收入差距难免逐渐拉大，久而久之难免两极分化。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完成后他主张迅速推进农业合作化是出于这个考虑，20世纪60年代初他坚决反对分田单干(即今天所说的包产到户)同样是出于这个考虑。他总是担心不适当地强调等价交换原则，企业管理者和脑力劳动者相对于体力劳动者在事实上拥有的优势，有可能渐渐形成一个“贵族阶层”，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他一度提出取消薪金制、恢复供给制是出于这个考虑，晚年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样是出于这个考虑。这些思考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和脱离实际的一面，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情况下的贫富悬殊也主要不源自按劳分配，但他反复提醒注意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更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和切实防范。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纠正了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实行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并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劳动收入参与分配。这些政策和制度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有利于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但也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和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6]并要求对先富裕起来的人“征收所得税”[17]、“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18]他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纳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提醒大家注意，改革不能搞两极分化；晚年更指出：“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19]“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20]可见，邓小平与毛泽东虽然在对待公有制的所占比重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上有认识差别，但在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这个基本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解决好消费资料的分配，本来就是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了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劳动所得，处理起来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敏感。近些年来，党中央关于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资本与劳动的提法不断变化，相关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把共同富裕写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这些都说明，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共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贫富悬殊同样不是社会主义，搞私有化和两极分化更不可能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21]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历史新时期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时，也说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22]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又强调：毛泽东“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23]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4]这些论述说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认识的过程；要使这个认识取得新的飞跃，不仅需要总结改革开放35年来的探索经验，也需要把改革开放前后60多年的探索经验贯通起来总结。只要我们既不固步自封又不妄自菲薄，既勇于修正错误又勇于坚持真理，就一定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由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再大大迈进一步。————————————————————————————————————————————————————————————————————————————————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③]《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5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⑨]《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33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6页。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35页。

    [1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5页。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355页。

    [14]《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90—791页。

    [15]《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21]《毛泽东传(1949—1976)》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3页。

    [22]《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23]《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第一版。

[24]《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一版。

（来源：《中华魂》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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