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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信念:二十八画生与纵宇一郎

 1995年2月,在毛泽东逝世19年后,罗章龙以99岁高龄长辞人间。去世前,问他有无遗嘱,他用笔艰难地写下:“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与罗章龙(左六)同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青年毛泽东重交友,但交友标准极高。有同学评价他:

  “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俗流,有九天俛视之慨。”

  到什么程度?他一直执着地力求志向高远,看不上庸俗之辈,像从九天之上往下看一样。毛泽东自己讲过一事,似可证实同学的评价。一次,到一个朋友家做客,原来约定要讨论社会问题,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还当着他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事吩咐了半天。毛泽东对此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以后便不往来了。他说:

  “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这样的要求,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必须是胸怀非常之志的人,是特立独行的人,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是一些不合常规、不食人间烟火甚至非常狂妄的人。为何执意要交如此朋友?毛泽东说:

  “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不知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

  “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

  他认为,这类奇杰往往能创造奇迹。尽管被一些人特别是老年人看不惯,但从古以来的伟大学理和事业,大都是他们发明创造出来的。要完成改造中国、拯救民族的伟大事业,一定会有百倍的艰难曲折,没有这类奇杰不可能做到。

  当时,毛泽东周围真有一批这样的奇友,后来大都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因志同道合而成挚友,但最终结局却极为不同。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

  纵宇一郎:罗章龙。

  这一对挚友的人生,很值得了解。

  罗章龙,名璈阶,笔名纵宇一郎,湖南浏阳人。

  他是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比一师毛泽东小3岁。

  1915年夏假后,痛失挚友易昌陶的毛泽东,写征友启示张贴于各学校,得到三个半人回答,自称结交了一个半朋友,其中这一个就是罗章龙。两人相见后结为挚友,并驾齐驱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后来有持续一生的牵挂。但这个奇友的曲折人生,让人感慨深思良多,甚至忍不住含泪唏嘘!

  半个世纪后,罗章龙回忆与毛泽东初识的情景:

  那年,19岁的他到第一中学访友,在该校会客室门外墙上,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是八裁湘纸油印的,用兰亭贴体书写,文情真挚,言辞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立即回一信响应,署名纵宇一郎。3天后收到复信,称“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约定下个星期日会面,地点在定王台省立图书馆。

  那天,久雨初晴,丽日行空,空气清新宜人,同学陈圣皋也欣然同往。上午9时许,到阅览者熙攘众多的定王台,在走廊处看到一少年,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心想那一定是要会见的人。行礼问询后,得知对方叫毛泽东,字润之,二十八画生是姓名笔划数。略谈数语后,陈圣皋去阅览室看书,毛泽东建议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到院内,见寂静无哗,便坐在一长条石上促膝谈话。

  虽第一次见面,却相见恨晚,谈了许多。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及宇宙人生等,对治学方针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评价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都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的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都对离骚颇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毛泽东认为自己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对教育等均属茫然,主张用全幅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涉及较少。

  谈话持续两三个小时,直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

  临别,毛泽东嘱罗章龙,以后常见面。还说:

  “愿结管鲍之谊。”

  毛泽东一向择友甚严,用管仲和鲍叔牙为喻表达心愿,可见对罗章龙的认可与看重。纵观毛泽东一生,主动欲结管鲍之谊,仅罗章龙一人而已。稍后他还在给友人信中,禁不住表露了新得知音的欣喜:

  “近日以来稍快惟此耳。”

  罗章龙也因交结毛泽东而兴奋,专门写诗纪其事:

  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

  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诗中引经据典,描述与毛泽东相会:那天到长沙东城定王台,像传说中的神仙洞府嫏嬛那样,一个藏书甚富的地方,藏有北海太守李邕写的碑文。如在风尘仆仆的人生旅途中,交结了才华横溢的李北海;如在空旷幽深的山谷里,听到极难得的行人声音,遇到像庄子那样睿智的贤哲。我们一起讨论的治国之策,即使曾上过《治安策》的长沙王太傅,才华横溢贾谊也会欣喜不已;我们谈论文学词章,不但对屈原赋予新的更高评价,还有改革文学艺术的系列主张。心怀天下的一代风流,期待对方的欣赏与认同;定王台的一草一木,见证了年轻学子此时的友情。

  两人见面时,毛泽东还问,有哪些熟悉的同学可找来谈谈?罗章龙说,联中语文教员黄老师的侄儿比较接近些,是他的同班同学。见了一次面后,毛泽东对罗章龙说,黄年龄小,很有希望,可惜身体不好,你回去劝他多注意锻炼身体,否则学问成功了,身体变弱了。后来,黄果然害病早逝。

  定王台会见后,每逢周末常相约晤谈,两人还共同远足出游多处。曾一起去板仓杨昌济先生家,去楚国屈原的玉笥山故居、汉朝的贾太傅祠、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住过的岳麓山崇德寺、南宋诗人兼将军辛稼轩在长沙练兵的飞虎营、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的家乡衡阳等。在长沙附近拖船埠,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治水在此拖过船。他们一起去过那里,罗章龙清晰记得,毛泽东对禹王很感兴趣,认为他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

  一次,他们步行去毛泽东家乡韶山冲。走到长沙与湘潭之间,离长沙约三四十里时,甚为乏累,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毛泽东就过去攀谈家常,边谈边帮着锤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着把草鞋锤平。罗章龙见毛泽东如此熟悉打草鞋的工序,便好奇地问他:你也会打草鞋?毛泽东回答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该学会打草鞋。后来,这不起眼的草鞋,成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标志性装备,他们穿着一双双自编的草鞋,丈量着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一步步走向胜利。

  一日,毛泽东邀罗章龙共攀岳麓山。那天清晨,他们到湘江的朱张渡,一起泛舟过江,在茶亭讨论朱熹与张栻在湖南留下的学术影响。稍息后,两人议定从凤凰山、天马山分南北两路登云麓宫。当时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嵯峨,不见鸟迹人踪,两人在凛冽朔风中艰难前行,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登上山顶后,自是一番指点江山。傍晚下山,又在赫曦台伫足,读当年朱张二人的联韵诗,还即兴留了一首。

  两人断不了通信来往。一次,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祝融峰。下山归途中,走到衡阳南边的中伙铺,在一个路边小店里给罗章龙写了一封信,用湖南草纸写了两三张,对所见所闻写得很详细。信中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意思是说果真是座大山。毛泽东把南岳风光描绘了一番,还谈到古今名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唐朝韩愈宿南岳庙写的诗,这首诗刻在庙的石板上。信的最后还说,为了给你写这封信,整整花了大半天时间,因此今日不能登程了。毛泽东还寄给罗章龙一首游南岳写的诗,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毛罗定王台会晤后,陆续有不少学生加入会谈,一批胸怀大志的年轻学子,逐渐在毛泽东身边聚拢起来。两年后,他们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

  在发起人和首批会员中,只有罗章龙不是一师学生。

  但学会组织的第一个重大行动,主角却是罗章龙。

  当时,大家即将毕业,如何考虑升学或就业?讨论时,会友决定采纳何叔衡提出的留学日本路线,并安排罗章龙先行探路,其他人等他回讯后再出发。罗章龙私下对毛泽东吐露,经济上有些困难。毛泽东对他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于是发动会员筹集了一半费用。

  行前,他们还一起去见一个老师,他到过日本,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的一个。那老师对他们说日本搞革命的很多,他去那里深受影响,反袁时他是湖南派去炸袁世凯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毛泽东听后很感动。

  送罗章龙赴日留学,是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大家都寄于厚望,毛泽东更是心绪难平,三四个晚上没睡好觉。那天,在长沙平浪宫设宴饯行,毛泽东等送罗章龙到码头,当面交他一个信封,内装七言古风诗一首,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诗曰: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诗的大意如下:岳麓山弥漫多日的阴雨停了,又看到天马山和凤凰山掩映在春天的绿树里。不凡少年有屈原和贾谊那样的才华,山川灵秀之气曾聚集在这块宝地。君东渡求学我为你高歌送行,鲲鹏击浪的伟大事业从此开始。洞庭湖和湘江的大水涨到天际,托浮起艨艟巨舰一直向东海驶去。因小事无端带来一天愁虑,幸亏被东风吹出万里。大丈夫何事值得牵挂于怀?要把宇宙看成渺小的米粒。沧海横流并不值得忧虑,世事再乱也任凭你来处理。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与心,胸中永远会有新美的日月。500年必出闻名于世的人物,当朝诸公都碌碌无为都不值一提。平浪宫前的送行充满友谊,从中国的崇明岛到日本对马岛也不过一衣带水。到东瀛后盼望尽快回信,我们返回时望着你渐渐远去了。

  毛泽东诗中充满真情与鼓励,也表现了对挚友罗章龙的看重。

  罗章龙身负学会重托,一路东行抵达上海。正待渡海,忽然得知日本发生迫害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事件,愤然改变赴日计划返湖南。虽东渡未成,却从上海带回一些新信息。他向大家报告说:据一些留日学生介绍,日本政治黑暗,学术剽袭,无可师学之处,应打消东行计划;北京一些学校正在酝酿新思潮;建议改辙北上,赴法勤工俭学,促成新民学会求学方向重大改变。

  1918年8月,从一师毕业不久,毛泽东、罗章龙等新民学会会员一起到北京准备赴法。到京后,其他同学参加北京、布里村和保定的留法预备班,只有他们两个没参加。后来,蔡和森等同学去法国了,毛泽东和罗章龙却没走,一个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一个考入北京大学。毛泽东认为,大家不应堆积在一起,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地都要开辟,各方面都应有打先锋的人。

  过半年后,到1919年初,毛泽东决定离京返湘。临行前,与罗章龙在沙滩红楼连日聚谈,往往深夜始散。罗章龙挽留毛泽东继续在北京,理由是北京方面不易削弱力量,如果走了学会力量不免单薄,何以为继?毛泽东对他说,学生身份比职员胜得多,那时你自会有办法的,莫急就好!最后,双方商定3年为期,南北分途努力,争取有所成就。

  后来,有会友给罗章龙写信,认为他适合专心做学问,建议他出洋留学,专心读书。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走,怕他动摇,不断勉励他坚持下去。劝导他:那些舍近求远的想法,不免有离开现实的意思,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凝神一志以赴之。还写信鼓励说,虽然在北京有困难,朋友们都走了,我们的力量比以前少了些,但你不要走,要乐观,要坚持下去。罗章龙后来回忆说,这些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认为很对,就长期留在北京工作了。他还感叹:可见会友之间互相勉励颇有影响,作用也大。

  1920年7月,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友,在结束驱张运动后回湘,开始大力推动湖南自治,要专心把湖南一省弄好。罗章龙认为这是很切实的入口处,并为学会事业发达高兴。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入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

  罗章龙认为,当时中国的一班所谓学会,无非是想谋取功名利禄,把持一个行业的饭碗,新民学会应当极力避免其污染,坚守一个最高的价值品格。毛泽东收到他的信后,对此非常赞同,认为罗章龙所说“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的坏空气太深太厚,必须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改换过来。紧接着,他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

  “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在与罗章龙的交流中,毛泽东领悟到一个重大问题,提出了新民学会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一个组织不能只是人或感情的结合,应当成为主义的结合,在主义在大旗下共同行动。一个没有主义和信仰的组织,会变成谋取功名利禄的乌合之众,甚至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由此,新民学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境界,为后来接收共产主义,转型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奠定了认识基础。

  此后十几年,两人在共产主义大旗下,展示出超凡的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耀眼的新星。在南方,长沙的新民学会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方,北京的新民学会由罗章龙独当一面。在湖南,毛泽东领导驱逐省督张敬尧,后来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党的一大;在北京,罗章龙组织了“五四运动”,发起“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行动,他是第一个从窗口翻入楼内的,后参与组建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酝酿出席一大人选时,曾推举他与张国焘为代表,后因忙于创办《工人周刊》改派刘仁静。一大后,中共在全国8个区建立了最早的地方组织,毛泽东是湘区书记,罗章龙是北京区书记,后来两人分别主持湖南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主持;几乎同时开办的全国工人运动讲习所,则由罗章龙主持。

  1923年,中共三大选出5人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联袂进入。毛泽东先后任中央秘书、组织部长,罗章龙先管经济,不久任秘书兼负责宣传工作。当时中央设在上海,租用闸北一处二层楼房办公,常住那里的成员有3户:一户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孩子,一户是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孩子,一户是罗章龙家,大大小小共10来口人,对外说是一家子,实则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三户楼”无疑是党史上的重要一页,如罗章龙诗中所咏:

  “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

  这一时期,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都是中共核心领导人物,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确实是领导层的“亡秦主力”。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坚决主张拿起枪杆子斗争,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罗章龙也主动请缨回湘,组织长沙市内和邻郊的工农武装。秋收起义打长沙失败,毛泽东率人马上井冈山,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罗章龙则奉命返上海,负责重组全国工人运动。

  一对忘形挚友,战乱中匆匆一别,从此直至终老,竟再也未曾会面。

  1931年初,罗章龙、何孟雄、王明等提议,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批判“立三路线”,改造中央领导机关。没想事与愿违,接下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不但给党的事业带来毁灭性灾难,也给罗章龙毁灭性打击,一个前程远大的革命家从此画了句号。共产国际的米夫精心策划操纵,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民主,让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得意门生王明主持中央工作,激起许多领导同志强烈不满,罗章龙领头不予认同,在会上坚决拒绝表决,集体退出会场。他们甚至认为,在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中央指导机关,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会后,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还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选罗章龙为主席,造成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因此,罗章龙等一批高级干部被开除党籍,离开参与创建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党,结束了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生涯。

  今天看来,如果罗章龙向其他一些同志那样,采取“相忍为党”的态度,或许会是别样的结局。只要党在,大家终究会在实践对比中逐渐认清是非,只要全党多数形成共识,即使最高领导人犯错误也能纠正过来,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还有后来的王明等,不都被一一纠正过来了吗?党内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尤其在探索正确道路和选择正确领导时,这种斗争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甚至残酷无情。有时,错误一方受到批判和纠正;有时,却是正确一方遭受打击和排挤。在这过程中,即使受到天大委屈,也有个如何应对的态度方法问题。一怒之下另立门庭,无论有多少正当性,也难逃闹分裂的政治责任,会使自己脱轨而毁灭。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就高明得多。

  当党的领导核心争执不下时,毛泽东正在江西中央苏区浴血奋战。罗章龙曾派人送去亲笔信及有关文件,但没看到任何响应的史实。其实,毛泽东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他不断遭受指责批判,很快被取消党权军权,遭贬谪长达3年多,比罗章龙感受的不公和错误打击大得多。他既没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也没消极对抗另立门庭,甚至脱离自己缔造领导的党和红军。他仍在进行顽强的斗争,但他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不断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痛苦中反省,在忍耐中等待,认识难以赢得多数支持,或许是自己与别人沟通不够,有时甚至得理不饶人,于是通过主动的思想交流,争取中央领导同志和大家转变。终于,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走到绝境时,对错误领导的否定形成广泛共识,在遵义会议确立了他的核心领导地位,从此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从失败走向胜利,他也一步步地走向无上辉煌。也许罗章龙的遭遇提供了警示,但更多是秉持地处事原则不同,一念之差成天壤之别。毛泽东后来说,不管那时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罗章龙被开除后,没有了组织依托,不但尽失翻江倒海的法力,连个人生存都很艰难,人生轨迹也完全改变。他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学校教书,勤奋为学,著述颇丰。建国初,曾将自己的著作敬送毛泽东。一次讲学路经北京,毛泽东也让杨尚昆将自己的文集送他。后来,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其间不无问讯,他还曾认真地提出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让省委负责人去操办。

  1995年2月,在毛泽东逝世19年后,罗章龙以99岁高龄长辞人间。去世前曾3次病危,问他有无遗嘱,他用笔艰难地写下:

  “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

  在很少再讲共产主义的时代,一位曾被党严厉开除的垂死老人,仍赤诚不改地表示自己的主义不变,那些身处高位的人又有多少如此?这让人感觉有些角色倒错,也油然生出挥之不去的敬意。好像又见那个志向远大的学子,还活在恰同学少年时代,与毛泽东一起指点江山的那些峥嵘岁月。

  在他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说起新民学会。

  整理老人遗物时,发现在毛泽东送他的文集中,夹着一纸用颤抖笔迹书写的散乱诗句。这是老人最后岁月留下的:

  北国忘年交,送予一卷书。

  洗兵海岛上,刷马江洲隅。

  邈邈千秋绩,洋洋万国舒。

  一劳期永逸,勒石狼居胥。

  老人最后的牵挂,凝结在毕生的友情和诗情中。

  或许能有另一个世界,二十八画生会再一次征友,纵宇一郎再一次赴会,两人再一次结为挚友,他们会一起走向辉煌,走到终点……。

  (节选自《领袖成长》,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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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Q 更新时间:2014-08-29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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