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果谈论学术问题，我们应提倡少一些杨继绳先生这样的辩论语言，正确尚好，但若谬误，就贻笑大方了。若让人信服，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是不好的，这不是自信的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读者自会辨别。

    所谓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传言或许很多人都不陌生，在中国的一些自由派学者的大力推动下，该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流传甚广。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重大历史是非问题，源于宣传此历史观的人欲借此否定毛泽东以及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合法性，并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多年来，学术界和舆论界一直存在交锋，但近两年，“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数学家孙经先经过扎扎实实的研究证明所谓“饿死三千万”只是谣言，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引发强烈反响。就连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也为孙经先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

    今年7月5日—7日，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我国和若干西方学者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因此所谓“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历史是非问题难以回避，会议特别邀请了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曹树基等人就该话题进行讨论，曹树基先生没有接受邀请（原因不明），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先生接受邀请到会。由此，孙经先教授得以与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直接进行对话。

    会后，参与讨论的“宪天”发表题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文章叙述了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该问题的情形，澄清了一些杨继绳先生在会上单方面的不实信息（后杨继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文章认为，杨继绳对孙经先的发言提不出实质性的质疑意见，对孙经先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也没有做出回应，因此可认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已告破产。

    之后，杨继绳也发表声明[附1]，声称【会上没有倾向性的结论】，【孙经先和巩献田的报道完全是虚构】，【孙经先多次发表文章对我进行诽谤，我曾经两次著文驳斥，这次在武汉会议上的发言是第三次驳斥】。然而，杨继绳的声明未就宪天文中提出的要害问题和真相作任何回应，全文“避实就虚”。

    事实上，从杨继绳与会发言稿中（见文后参考）可看到，杨继绳所谈观点全部是孙经先用详实证据批驳的内容，他本人并未提出新观点，只是简单重复了此前观点。杨继绳一再声称孙经先“诽谤”，称孙经先“丧失了学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风范、学术品格”，但事实上，对于孙经先的有力质疑，杨继绳未能以学术态度回应，而是摆出“我就是没错”的姿态，声明最后更以【没有必要再回应】，【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竖起免战牌，拒绝学术对话。

我们且看孙经先和杨继绳的交锋。

一、杨继绳和孙经先谁在秉承学术态度？

    “数据全错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饿死3600万”

    孙经先教授是数学家，严谨求实是其恪守的基本准则，为澄清这一历史重大问题，他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呆了一两个月，仔细阅读和查证全国各地的县志和其他人口资料，并辗转于各地调研。孙经先教授对杨继绳的批驳中，处处引用原文，并以数学家的逻辑加以分析。整个过程中孙教授完全出于对国家对历史的责任感，就此一点来说孙经先的研究值得认真对待。

    杨继绳在会议上说，并称【饿死３６００万”的结论“是采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他说，【孙先生企图从否定我书中某些地方的某些数据入手，从而断定饿死３６００万是重大谣言，这是文不对题。即使我在写１２个省中的数字全错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饿死３６００万。】

    首先，“我不是人口学家”实际上是杨继绳为自己推卸责任的说辞，意思是我不是人口学家，因此有错在所难免，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直气壮自以为正确的资格，更不能厚着脸皮谈“学术问题”。其次，如果证明３６００万的数据纯属谬误，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否形同无赖？再者，杨先生“在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就得出权威结论，实在是“高深莫测”。

    面对孙经先严谨的指证，杨继绳不得不承认，有些地区的数字问题有错误，但不认为自己是“伪造”、“篡改”，“只是疏忽”。在数据问题上，杨继绳也曾发文自辩，但十分苍白。此处仅举一例，孙经先指出【《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１１０００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继绳则反驳的理由是，【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很显然，孙经先的说法是严谨的，事实就是没有记载。但杨继绳把自己用一套方法计算（且数学能力让人生疑）的数据来源直接写成地方史志所载，为自己增添“权威性”，若没有孙经先这样查阅资料的读者，岂不就蒙混过关。此外，杨继绳更把一处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２４０４户”写为“全县死绝８４０４户”。这让人不解为何不能叫做“伪造”“篡改”是什么。因为作为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无论哪一个有基本学术原则的人都会严谨求实，至少会写“根据《常熟市志》数据计算而来”，更负责任的应该还要写上自己的计算方法，更何况在孙经先的仔细求证下，杨继绳的很多计算方法根本是在发挥文学联想。

    孙经先在“《墓碑》是怎样捏造数据的”一文中说【《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３５０万人”，我们经过查证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６４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３５０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

    而【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

    无怪乎孙经先会说：【在涉及高达３５０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３６００万”、“四川省饿死１０００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遗憾的是，杨继绳的数据错误不止一两处，孙经先认真查阅指出了数十处重大错误，而这些数据都是关键性的“饿死人”证据。

    但即便如此，杨继绳还在驳孙经先文章中如此写道但观察孙经先的文章，他恰恰很想跟杨继绳就学术来辩论，作为数学家，其使用辞藻的能力与杨继绳相比实在是相距生远，孙经先断然写不出肆意发挥、洋洋洒洒的《墓碑》。我们且看杨继绳是如何“学术”的。

    杨继绳在武汉会议讲话稿中先给孙经先来了个“文革式”批判，说【投靠、借助政权的力量打击不同学术观点的行为，历来为学界所不耻。】【人们从他的文章中会看到，孙先生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风范、学术品格。】这让人联想起“恶人先告状”，自己在谩骂和恐吓，却先把对方扣上谩骂和恐吓的帽子，

     杨继绳说【孙先生大概也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发表声明，要求公安部门保护他的安全。这是因为孙先生的文章激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我奉劝广大读者对孙先生宽容，千万不要做出过头的事。】这不知算不算恐吓，但有理解能力的读者应该能读出其中深意。其实，孙经先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巨大反响，著名学者杨松林为此出了《总要有人说出真相》一书，各类学术会议也不断，网友支持如潮，杨继绳自己也说“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不但如此，孙经先还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重要的历史见证人、９３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杨继绳说，孙经先引起“广大读者的愤慨”，在他的“善意奉劝”下这些读者才“宽容”，才“不做出过头的事”，杨继绳所说的支持自己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实际上，杨继绳自己不断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万一险遭不测，这本书也算是我自己的墓碑。为这本书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诽谤？！】，以“视死如归”来“力证气节”，但杨继绳会遭遇什么样的不测？有什么政治风险？似乎都没有。反而，按他自己的话说【孙经先对我的大量诽谤对我毫发无损，还帮了我的大忙。】，【孙经先的批判文章发表以后，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了】，既然如此，杨继绳非但有什么风险，反而是名利双收。因此杨继绳的所做作为只能说是在用言政治和言死博取同情、掩盖学术谬误。倒是在孙经先教授还需要杨继绳先生高抬贵手，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宽容，千万不要做出过头的事”。可惜，孙经先是数学家，舞文弄墨确不及杨继绳，对于众多杨继绳支持者的谩骂、攻击、人身威胁，孙经先只能发表《严正声明》【对于“追随共和”和其他人侵犯我的名誉权的行为，我保留提起诉讼的权利。】

    杨继绳说：【经孙先生等大张旗鼓的批判，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这本书，还千方百计地找这本书。】这心态不禁让人想起前不久被网友赐名“谣翻中国”的秦火火。在面临质疑时，用耍无赖的方式“我自岿然不动”，此种“学术风范”无人能及。

二、杨继绳和孙经先谁的历史研究基于历史和逻辑？

    这里仅讨论杨继绳武汉会议上所谈的两个关键问题。

    杨继绳推翻“孙经先公式”？很明显，杨继绳的数学水平不如小学生。

    人口非正常变化计算公式是双方争论的关键点，因此，杨继绳在武汉会议上着重谈及。他在华中科技大学会议上发言稿第4、5部分进行了主要阐述。他列出了孙经先公式：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当年出生b人，死亡c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并且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则当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b-c+d，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当年户籍出生人口仍为b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年底户籍人口数变成[a+b-（c-m）+d],所以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a+b-（c-m）+d]-a-[b-(c-m)]

    即仍为d人。这表明虽然当年有m人漏报了死亡，但这一事实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没有任何影响。】

    孙经先的公式虽然是简单的加减法，但揭示的问题很重要，即死亡漏报m不会对统计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因为m除了影响人口增长数的统计数值，同样会影响年末人口的统计数值，如果为理想状况，统计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由d引起。这是问题的核心。

    孙经先曾在文章中指出，所有“饿死三千万”说法的依据都来源于统计局的户籍人口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年我国人口（实质上是户籍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

    但是孙经先发现了“国家统计局户籍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矛盾”，他指出：“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当年岁末人口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应当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减去当年死亡人口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这个数在本文的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非正常增加，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非正常减少（按照统计局的人口户籍统计数据，1959年人口非正常增加534万，1960年非正常减少695万）。”

    孙经先认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

    所谓迁徙漏报、重报、虚报，是指如下这些状况：“假定王×1963年从某市迁出并注销户口，返回农村原籍；他没有立即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而是直到1970年才办理这一手续。这种情况称为迁移漏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63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1970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假定张×在原籍有户籍，1957年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在原籍没有注销户口的情况下又在迁移后的地方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即他在两个地方同时都有户籍）。到1960年，这两个户籍之一被注销。这种情况称为迁移重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57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1960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

    孙经先指出，“通过计算可知，这一年（1960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695万人，这一部分数字是由户籍迁移登记中的原因产生的，另一部分（－305万人）则是由户籍的出生和死亡登记产生的。”

    由此，孙经先彻底粉碎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孙经先的逻辑是这样的：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本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本年底实际人口数为a1，当年实际出生人口数为b，当年户籍统计出生人口数为B，当年实际死亡人口数为c，当年户籍统计死亡人口数为C，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即（A－a）－(B-C)，即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假定上一年无漏报迁徙等情况则为实际人口），当年户籍出生人口B等于b，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C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则年末户籍人口数A等于a1+m+d，即实际人口数加上死亡漏报加上虚拟人口迁徙。很显然，不管统计方式如何，死亡漏报m即会影响死亡人口户籍数，也会影响年末户籍人口数，但迁徙虚拟人口d只会影响年末户籍人口数。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A－a）－(B-C)=a1+m+d-a-b+c-m=a1-a-b+c+d即死亡漏报m不影响人口非正常变化数。

    很明显，年初实际人口a加上本年实际出生人口b减去本年实际死亡人口c应该等于年末实际人口a1，即a1=a+b-c，即a1-a-b+c=0因此，A-a-[B-C]=d】

    这就是孙经先的核心逻辑。无论户口统计方式如何，都是这个结果。

    为“推翻”孙经先上述关键公式，虽然不是数学家，杨继绳还是按照孙经先的思路也写了个公式：

    【人口非正常变化＝（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还是上述孙先生设定的条件设：当年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没有死亡补报。本年底人口数为A，上年底人口数为a，当年出生人口为b，当年死亡人口为c，死亡漏报数为m，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

    则：总人口增长为（A－a），人口自然增长数为b-(c-m)，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报m没有被消除。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报行为无关”的说法不成立。】

    写出这个公式后，杨继绳洋洋自得称【以上我从数学上（如果这么简单的运算也能算作“数学”的话）推翻了孙先生的“死亡漏报不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影响”的论断。】

     首先，杨继绳最后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公式有错误。按照杨继绳的公式，人口非正常变化=总人口增长-人口自然增长数=【（A－a）－[b-(c-m)]】，但杨继绳却加了一个d。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杨继绳没有明白d的含义，实际上d本身会影响A，因此计算人口非正常变化不用再加。

    我们再从基本的数学角度来看杨继绳的公式。杨继绳定义的A是【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亦即户籍年末总人口为A。杨继绳否认A与a、b、c、m、d存在换算关系，认为A是年末生产队上报统计独立获得。

    首先，我们需明确公式中参数的含义。公式中，b，c应为实际人口，为考察人口变化受那些因素影响，孙经先引入了死亡漏报人数m和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我们知道，户籍出生人数为B，户籍死亡人数为C。在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的前提下，B=b+0=b，C=c-m。同理，年末实际人口数a1。那么，A=a1+m+d。B和C都应是统计所得。

    若无m和d的影响，很容易可得，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

    按杨继绳所说，A不能和m换算，那么同理，C也不能和m换算，这样，不论是引入m、和d，都不会影响改变人口非正常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死亡漏报m不在公式中体现。但是，这样的公式并未说明什么问题，既不能说明死亡漏报m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有何影响，也未证明d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有何影响。换言之，坚持都不换算，杨继绳的公式毫无意义。

    那么杨继绳的公式中为什么多出来个m？核心问题在于杨继绳允许C换算，却不允许A换算，在这种情况下还让两者在同一个公式中相加减，犯了很低级的数学错误。

    正确的算法应该是，引入m，d后，我们应将实际人口数按统一逻辑规则换算成户籍人口数，这样才能相加减。

亦即，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a1+m+d-a)-[(b+0)-(c-m)]=a1-a-b+c+d

    从算式中可清晰看出，m不在算式中出现。如果稍动脑筋，不难看出，年末实际人口a1与实际人口a、b、c是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即均以实际人口计算人口非正常变化为0，

亦即：0=（a1-a）-（b-c），也就是a1=a+(b-c)=a+b-c

    也就是说，从数学角度，哪怕杨继绳所认为的A的统计方法是正确的，其若能按照正确的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应该是

    人口非正常变化＝a1-a-b+c+d=a+b-c-a-b+c+d=d

    只剩下d，这个结论完全跟孙经先的结论相吻合。

     为什么杨继绳最后的公式出现了A，又出现了m，根本原因是杨继绳压根没有看懂孙经先公式中各字母的所指，也压根没搞明白户籍人口数和实际人口数在公式中的对应关系。他一方面“别出心裁”说“A与其他字母不存在换算关系”，一方面又将C和（c-m）进行换算，从而“不明不白”在算式中多出了m，并由此推翻孙经先的结论，其实他自己可能都未必知道m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这只是小学数学未学懂而产生的错误而已。

    从数学书证明了杨继绳武汉会议证据的谬误后，我们再来看历史实践。杨继绳说A是【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并称【孙经先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

    孙经先指出【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究竟是不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我们认为是，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最有发言权。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

    【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中，“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独立采集。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实际”。杨先生却说基层上报数据时，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作为学术问题，谁更符合中国实际并不能以个人好恶、随意推断或者是某些人的“印象”来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杨继绳显然没有给出证据，只是再一次单方面“自我肯定”，并自我宣布胜利，无异于掩耳盗铃。

    退一步说，若杨继绳真心出于学术态度，应对孙经先的研究十分重视，并且知错就改（何况杨继绳自己声称并非人口学家，数学水平更是有限，连小学生水平都不如，就是这样的人在反对数学家孙经先，硬是认定饿死三千万），这样他本人也能得到进步。但固执地坚守由自己不严谨而得出的结论，且大力宣传，这就超出了学术问题的范围，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在宣传某种“政治谣言”。杨继绳应当反思自己是否有对读者负责，是否有对自己的人格负责。

研究历史应基于历史事实

    在孙经先公式和杨继绳公式见分晓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几千万人口的两次迁移会不会造成不报或漏报户口。孙经先认为，这恰是当时的国家背景下发生的事实，这样才能解释人口统计误差。而杨继绳反驳的理由是【几千万人口在两次迁移中可以不报或漏报户口吗？】

    为此，杨继绳列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认为“执行户口登记的公安系统是强力部门，这个部门有足够的权威、完善的网络和充足的人力。所以，户口登记条例是能严格执行的。户口登记条例证明，孙经先假定的上千万人不报或漏报户口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显然杨继绳只是设想了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即户口登记无缝可钻，以证明漏报不存在。然而，严谨的学者应实事求是，将其与当时的历史事实相互印证，遗憾的是，杨继绳并未做此项工作。

    孙经先指出【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文件说“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1958年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才在法律意义上建立起来。1958年的文件，到1959年下半年以后才实施，即1959年下半年以前用的还是1955年的文件。也就是说，你在迁入户口的时候，可以不缴验迁移证。】

    此外，孙经先还列举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中记叙的历史对户籍漏报的结论予以证实。

    如果要解释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变化，就必须考察当时的历史条件。杨继绳断言“上千万人不报或漏报户口是不可能的。”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杨继绳又说，【退一步，即使孙先生的不报或漏报户口的假设成立，那么，这些没有户口的人吃什么？】【我怀疑他当年是生活在中国。】，【这是六十岁以上的农民和从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很可惜，杨继绳未能给出历史证明，似乎只是一些刻板印象。

    当然，如果谈论学术问题，我们应提倡少一些杨继绳先生这样的辩论语言，正确尚好，但若谬误，就贻笑大方了。若让人信服，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是不好的，这不是自信的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读者自会辨别。

那么历史究竟如何？

    孙经先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吃饭”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粮食凭票证供应，户口关系是粮食关系的前提。没有户口关系，市镇居民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买不到粮食，当然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孙经先说【我在北京做过好几次报告，一些来听讲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都是70多岁、80多岁的老人。他们说当时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用后来70年代的事情去解释50年代、60年代的现象，这是不行的，是违反历史的。】

    孙经先说，我国当时户籍管理的重点是在市镇，是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市镇，而在农村地区户籍对人们的影响则远远小于市镇。对于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些漏报户籍的农村人口，并不存在没有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的。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证实。

    孙经先指出【漏报户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他们就有可能又回到城市，所以宁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当时有一个说法，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口袋户口”。这些人害怕以后再回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二是他们户籍登记的观念薄弱。】

对历史的研究必须秉承历史事实，而不是靠臆想和猜测，靠“春秋笔法”，从杨继绳和孙经先的对话来看，孙经先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实践上，均为研究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的非正常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杨继绳却是在历史真实之外，用不严谨的公式和数据得出了“饿死三千万”的结论。

三、杨继绳的“独创”：饿死人公式

    孙经先说【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一个“饿死人数”计算公式，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叙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杨先生把这一基准错误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某一地区“饿死人数”的数字。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它称为“杨继绳公式”。】

    孙经先指出【稍微了解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必须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详细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些地区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饥饿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严格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孙经先用杨继绳的“独创公式”计算了一些地区的饿死人数【湖南省常德地区1960年年均人口为404.6万，死亡率为45.4‰，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常德地区1960年“饿死”人数为14.6万。但是据《常德地区志·卫生志》记载,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区浮肿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常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利用“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的24.3倍。上一节中常熟县的实例也说明了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记载，常熟县浮肿病死亡人数约在数百人左右，而这一公式却计算出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把人数扩大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左右。】

    孙经先就很多地区的情况都对“杨继绳公式”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用片面事实演绎“悲情”

    杨继绳在武汉会议上情绪激动地说【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 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

     如果属实，这给人的印象确实是“缺席审判”，能在学术观点之外迅速博取公众的同情与支持。

    然而，杨继绳与孙经先这次是当面交锋，因此使杨继绳的片面事实得以揭穿。孙经先对杨继绳的言论予以了澄清【杨先生说他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被粗暴的拒绝发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是这样的。杨先 生去年10月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报》，该报编辑部随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邮件中表达了以下意见：1.他们决定发表杨继绳先生的文章;(2)对等的，他们也同时发表我的文章;3.由于版面所限，两篇文章文字均为3000字左右;4.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上。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他们把上述意见也通知了杨继绳先生，让杨继绳先生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但杨继绳先生始终没有回音。所以杨先生的这个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会上，对孙经先教授的上述澄清，杨先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那么，杨继绳为何片面公布事实博取公众同情？这只能解释为打“悲情牌”，在自己所谓学术争论之外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这也从另外的侧面证明了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脆弱。

    这也说明，杨继绳所谓的“纪实”，是怎样一种纪实。现实中不说，杨继绳以“纪实”之名写出了墓碑，为“论证”“饿死三千万”，他的关键论据多次运用杨继绳式“纪实”，让人惊呼，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造！

自编自导历史当事人的对话

    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关于这次调查的情况，他在《走向谬误》中说：“1961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件事，杨先生在这段话的注解中特别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这件事。杨先生的这一说法有着重要影响，是他确认“饿死3600万”的关键性依据之一。

    孙经先说【让我们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生是怎么说的。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杨先生说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的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掺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周轩进：《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参见《中华魂》网站)】周轩进先生的上述回忆，充分揭露出杨继绳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确认”的所谓“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只是自己对周伯萍先生原意的“文学性发挥”。

    杨继绳的此类“纪实”很常见，从这两处典型“纪实”可窥见一斑。

四、“饿死三千万”：政治宣传压倒学术研究

    杨继绳的此类“纪实”在《墓碑》中十分常见。杨继绳是《炎黄春秋》的副社长，《炎黄春秋》杂志自称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但是，《炎黄春秋》就以是以在“纪实”中添加自己的“想象和观点”来构建历史观，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但在关键之处却“塞入”自己的话语。不久前，《炎黄春秋》主编洪振就因造谣污蔑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而引发众怒，网友纷纷认为其跌出了底线。《炎黄春秋》宣城“以史为主”，但实际宗旨在于解构中国革命史、解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炎黄春秋》副主编徐庆全2013年4月在北京西城区图书馆作了一场报告会：“《炎黄春秋》背后的故事”，据到场听会的人透露，徐副主编在报告中提及其刊物的办刊宗旨时称“我们杂志是有理论高度的——立宗确旨，悉为解构当局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杨继绳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饿死三千万”，就不难理解杨继绳先生是被政治意诉求倒了学术研究，才导致不是人口学家、不懂数理统计的自己写出了“人口研究”的纪实著作，才使自己对诸多明显的纰漏和错误视而不见，才使自己在面对有力证据质疑的情况下抛弃学术态度，而选择了坚持有利于自身“政治正确”的错误观点。

    再回顾杨继绳和孙经先在武汉会议上的正面交锋，孰是孰非可谓一目了然。当然，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人口非正常变化的课题还有诸多问题可以探讨，但至少“饿死三千万”这个说法无论是从计算方法上还是历史真相上都已经被证明是个“伪学术”。长期以来，“饿死三千万”在以杨继绳等学者和媒体的大力推动下广泛流传，误导了许多中国民众乃至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对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起到了恶劣的推波助澜的影响。

    在历史研究上，应提倡孙经先教授的态度和方法，而摒弃杨继绳这种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宣传”，只有这样，我们才更接近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