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当代中国史学巨擘何炳棣的史心傲骨

　　--纪念何老逝世二周年

　　龚忠武

　　2014年6月7日

　　目录：

　　摘要

　　上篇

　　一、 鲜明的现实意义

　　二、 哀莫大于金色史心之丧亡

　　三、 叱咤国际、堪比李杨

　　下篇

　　四、 寻根探源

　　五、 画龙点睛

　　六、 仗义执言、维护学术公道

　　七、 遥应祖龙的召唤

　　八、当代楷模，垂范后世

　　附录

　　何老中英文论着

　　摘要

　　中国当代名副其实的国际级史学巨擘泰斗何炳棣的大量英中文史学著述，不仅是史识的宝库，也是史才的源泉，史德的典范;更有发出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唤、敲击心弦的声音;有时深沉低回，有时悠扬清约，有时口诛笔伐、激越高昂;更有贯通中外古今、洞彻极微的智慧，令人不禁兴学海无涯之叹。

　　或可曰章学诚之史德，但又超出史德;钱穆谓之史心，黑格尔谓之绝对精神：是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道心、圣心;是司马温公窥盛衰兴亡、生民休戚消息的王者之心;是忧国忧民、任重道远的国士、侠士之心。

　　这是一个史学巨擘的灵魂之声，是道心、仁心、义心、侠心、诗心、匠心的完美有机结晶，统之曰史心;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之音，国魂、民族魂的完美体现，同民族精神呼应共鸣;何老的宏文巨构是一个史学巨擘仗笔驰骋欧美中国学界广阔荒原数十年的立德、立言、立功之奠基性、开拓性业绩的积淀珍品;誉之为华裔史学家在西方中国文史学界的杨振宁、李政道，应该也不为过，受之无愧。

　　当然，史家都有表述自己史心的方式，何老作为一代史学巨擘泰斗之表述方式，则体大思微，深入浅出;早年所治之社会经济史、制度史、农业史，龙之体、龙之骨也，晚年所治之中国先秦思想史、文明史，是哲人冯友兰所谓「龙之眼」、龙之心也;体现何老作为炎黄子孙一员的自豪、自尊、自信，作为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者的刚正不阿，以及展现作为一个中西会通、古今综合、文理合一、博专兼备、考据分析并用的当代大史家的独特风范和久违的中国风格、气派。

　　是以如果只论何老之史识、史才、史德，而不点出其史心，如同冯友兰所言，是画龙而不点睛，点睛而不立心，实乃一条盲龙也。何老晚年呼应祖国之呼唤，游龙认同祖龙，证诸何老史心，诚哉斯言!

　　一、 鲜明的现实意义

　　今年是当代中国(1)史学巨擘泰斗何炳棣逝世二周年(1917年 4月6日-2012年6月7日)。 斯人已逝，但却为中国史学界和国际文史学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珍贵无比的学术遗产;特别是他的金黄史心和铮铮傲骨，闪耀着龙的子孙的自信、自豪和自傲的光芒，尤令人敬仰赞叹不已!笔者作为一个史学的知音后学，作为他亦师亦友的忘年交，值此时刻，高山仰止，缅怀感念不已，特撰此文，以表诚挚的敬意!

　　何谓「金黄史心和铮铮傲骨」?又同一个历史学家何干?

　　史心是本文的中心概念，必须开宗明义，明确界定其含义。刘知几标举了「史识、史学、史才」，章学诚加了个「史德」(2)，钱穆又加了个「史心」。(3)本文特别突出史心，而且是金色史心，以彰显何老的人格节操、学术成就和人生境界，故以何老的史心为题旨。

　　就何老而言，确切地说，所谓金色史心者，说白了就是具有一颗闪耀金色之心的炎黄史家，仗着一支如椽巨笔，在欧美史学界孤军拼搏数十年，充分展现对民族的自信、自豪、自尊的高风亮节和对炎黄历史文化的由衷认同;虽处万里大洋彼岸之遥，仍然心怀祖国的国脉民命，灵犀相通，命运与共。所谓傲骨者，燕赵的壮士侠骨，湖湘的卫道节操，东北汉子的大丈夫气概。再说白了，就是龙之心，龙之骨，因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一个炎黄史家更不例外。(4)

　　何老的史心傲骨，体现在他辉煌的学术事业之中;《读史阅世六十年》(以下简称《读史阅世》)，就是他一生从成长、成学、成名、成家、成为国际史学权威巨擘的个人心路历程、的自传式的真实记录。(5)何老夫子自道，现身说法，自述西方取经、修成正果、功成名就备极艰辛曲折的甘苦心路历程。

　　何老的史心傲骨，在史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金黄的史心，铮铮的傲骨;要成为一个中国的大史家，一代史学巨擘，固然需要具备不可或缺的史德(特指心术)、史识、史才、史学的学养品格、专业技能，尤须展现活脱脱的金黄的龙心、史心，铮铮的龙骨、傲骨!史学巨擘何炳棣，正是这种史心和傲骨垂范后世的典范楷模!

　　二、哀莫大于金色史心之丧亡

　　回顾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不啻是中国人的一场锥心刻骨的恶梦，记载了无数令国人蒙羞的血泪国耻：鸦片战争之憾、圆明园之羞、甲午之耻、庚子之恨、「二十一条」之怒、抗战之愤，一件件、一桩桩，都是塑造近现代中国史家金黄史心的原料;试问：曾经叱诧风云、「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炎黄之龙何以在近现代成了一条奄奄一息的病龙;龙骨软了，龙身趴了，龙心死了，任由燕雀龟鳖戏弄，何其不堪!

　　但一般只看到表面的有形国耻，就是那山河破碎、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血泪;就是那无数的不平等条约，丧权、失地、赔款!但很少注目无形的国耻，即龙族的自信心、自尊心，自豪心的全面丧失，扭曲成事事唯洋是尚，人人唯洋是从的洋奴买办心态，彻底弃守龙族曾经无比辉煌、无比自负的历史文化的道德高地、思想高地。

　　哀莫大于心死，这才是国耻中最大的国耻，最大的悲剧!这才是当代龙族子孙最大的负债、最大的沉屙心病!

　　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更令人深感无地自容、以致有切肤锥心之痛的莫过于竟然丧失了对本国历史的解释权，话语权;盖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或早自1900年庚子国变以来，竟连本国历史的大是大非，国史上人物的褒贬抑扬，也要唯洋权威是尚，要等洋权威拍板。请问：中国近现代国耻中之至深且切者，岂有过于弃守国史之道德思想高地之话语权者乎?(6)

　　就本文题旨而言，所谓的话语权这里特指史心而言，也即史家治史的立场、方向，立论的主旨、终极关怀，当随民族国家而异，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史识、史才、史学、史德(特指心术)犹其余事。请看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对主导他毕生献身的中国学所具的史心也即其主导构筑中国学大厦所持的立场和心态的表述：

　　然而中国专家，虽然试图充作(美中两国的)中间人，但无可避免地必须要占在一边。在基本态度上，他们反映本国的文化及其偏好。因此，人们难免会质疑他们是否能够充分了解中国，也会质疑他们究竟对美国又有多少了解。

　　简言之，要处理好中美两国关系，我们必须对双方都有很深的了解。但是中美这两个实体都在改变，而且变得很快。单单只是历史那是无法让我们得窥全貌的。这就是说，中国专家根据的假定和所作的分析，都可能只是反映受美国文化制约的盲点。例如，在这些文章中，我特别珍惜对我国传统体制具有根本价值的法律、个人权利和民族自决至上的理念。然而我无法预知这些价值是否也会在中国当道流行。那么它们会在中国将我们引向冲突吗?(7)

　　由此看来，费正清讲了真话，果然有自知之明，十分清楚他的专业，他的美国史心主导的中国学事业，可能潜藏的危险。但他不是一个纯学者，而是一个政学两栖、具有强烈爱国情操的学者。他说他既是一个学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

　　试问：在冷战的框架下，在美国的普世文化热的氛围中，一个美国中国学史家，在美国雄厚国力和垄断国际话语权的大背景下，通过自己的专业，对中国近现代上的大是大非，何去何从的大方向，按照美国的标准，指手画脚，固然是在尽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天职，但这相对于一个具有强烈中国史心、但处于国力和文化弱势、丧失话语权的中国史家而言，这同灭人之史，本质上，有何不同，甚至犹有过之!

　　君不闻龚自珍警世之言曰「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8)诚哉斯言!大哉斯言!

　　于此可见，台独气焰嚣张，去中国化逆流高涨、欧风美雨又在神州大地泛滥横流，其来有自，盖拜战后长期的美国文化沙文霸权之赐。有鉴于此，值此中国正在全面崛起，而文化文明却仍然严重贫血，相对落后之时，怎不令人忧心忡忡;因此缅怀上个世纪下半业在西方的中国史学界孤军挑战欧美话语权的先行者何老的金黄史心、铮铮傲骨，尤富强烈的现实意义!

　　但必须严正申明，在人类文明文化的领域中决不可意气用事，以致矫枉过正;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人类文化文明碰撞、学术思想交流互动、取长补短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的史学家也必须虚心地承认，近数十年来年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无比的魅力、中华民族久经考验的深厚潜力，所催生助长的近现代欧洲的巴黎学派、英国汉学、荷兰汉学、瑞典汉学，美国的哈佛学派，以及日本的京都学派、东京学派，俄罗斯的汉学，凭借其科学治史的「独门绝技」，在汉学或中国学领域，无论在视野、范围、理论、方法上，都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大大丰富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其间出了不少名家大家，例如法国的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瑞典的高本汉，英国的李约瑟，美国的费正清，日本的内藤湖南等等，(9)他们骄人的汉学和中国学的亮丽业绩，确有很多值得中国史家虚心取经之处，特别是锐利的科学治史方法，极具启发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决不可再受文化闭关主义的、固步自封之害。

　　何老毕生在西方拼搏的学术事业，就是和而不同，在坚定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之同时，融入西方文明文化，先做学生，认真虚心汲取西方文化学术之长，然后修成正果，青出于蓝，综合创发而成一家之言的何学，就是个现实的范例。

　　这是泛泛而言;具体而言，则综观何老一生大量的中英文史学论着，涵盖中国史的各个阶段，从远古到近现代;涵盖多个领域，从人口、农业、税赋、社会阶层间流动、文明起源，到先秦思想等问题，无一不是具有根本性的重大课题。何老一生的言行，特别是晚年的言行著述，正是展现了抗拒中国历史研究中这种唯洋(东西洋)是尚、洋人拍板的不正学风文风的先行者;正是堪称为在国际史学界致力于夺回中国人--包括龙心龙骨的外籍华裔学人--对中国历史的话语权、解释权的斗士;重树走在世界前端的、属于龙族子孙自己的史学观、世界观的勇者;展现了龙族传人特有的中国风格和大家气派的楷模。

　　简言之，何老同费正清一样，都是「各为其主」，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如上所言，他认为，「一部富有意义的历史著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缜密地处理大量多样的史料，背后还要有感情的驱力。」此感情之驱动力者即史心之谓也!(10)

　　此之谓金色史心，此之谓铮铮傲骨!

　　这才是何老的学术遗产中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何老的言行中树立的历久而弥新的典范!

　　三、叱咤国际、堪比李杨

　　概而言之，衡量史学学术成就一般有四项基本标准：1、史心主史(11);2、科学治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为历史题材提供理论理念和结构框架，提供分析和多维透视的锐利工具，使历史学超越学究的训诂词章和通俗的讲故事的传统述史模式(12);3、考据(证)证史，史料是历史学的生命，是历史学赖以存立的根本，搜罗解读史料是史学家的基本功;4、文学述史，也即书史述事的文才文采和语言能力;对在西方的华裔史家而言，特指英语的听说写的语文能力，(13)。

　　环顾当代海外的中国史学家，可以完全满足这四项条件者或唯何老一人。必须强调，何老作为一个华裔美籍史家，其主导治史、证史、述史运作全程的史心，一颗金色的炎黄史心，尤为难能可贵!

　　何老之所以能够成一家之言，扬名国际，有其大时代的背景，也即必须放在国际大背景和历史大背景之下审视，方能理解其来龙去脉及其重要意义。

　　首先是国际政治的大气候，新中国开始崛起，引起西方欧美帝国主义的警惕和重视，为了知己知彼，费正清开始认真严肃地研究这个潜在的强大对手，拿破仑曾经睿智地警示西方的这头中国睡狮(或喻之为卧龙尤为切合中国的国情历史)正在苏醒，加上新中国在国际上加入新兴的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孤家寡人，更令西方帝国主义忧心必须正视面对(朝鲜战争、法越战争(中国的隐蔽战争已现端倪);(14)其次是，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世和近现代中国已经从自己主导的东亚历史轨道转入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的轨道;再从中国和东亚本身的历史来看，自宋以来或自唐末的安史之乱以来，特别是明清两个朝代的五六百年，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发生了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大转型，从河洛的华夏文明转入幽燕的中华文明;从面相内陆的大陆文明，转向面向大海的海陆双栖文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商业文明等，因此中国社会中国文明，也相应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因此，就世界而言，就中国而言，都需要一种崭新的视野，从结构上和功能上，审视近现代的中国社会、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明文化的巨大变化。何老应时而兴，时势造英雄，出了个史学巨擘何老;当然也是英雄造时势，何老也有力地带动了国际的中国史学事业。

　　何老毕生学术著作宏富，限于本文题旨，无法意义备举，兹举其荦荦大端者以资印证何老治学素本要处理选择大问题、大题目的宏愿，(15)并有力地印证何老正是以科学的方法，论证中国社会在这个转型的大时代中经历巨变的两个密切互为因果的关键侧面：人口问题与社会流动。

　　何老的具体切入点是明清两代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文化，(16) 具体而言，就是明清两代的人口问题和社会流动问题，都是国史上极其复杂、牵涉面极广的关键大问题。首先初登欧美学术界龙门的是他的英文处女作，也被哥大的韦慕廷Martin C. Wilbur喻之为美国中国学界的拓荒前驱之作，(17)《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18)，于1954年(时年37岁)被权威的《哈佛亚洲学报》刊登，从此撬开了登上西方学术殿堂的大门，转悲观为悲壮，满怀信心，从研究英国史「踏进国史研究辽阔无垠的原野」。(19)

　　接着是一系列英文的宏文巨构，首先是两本经典巨著，即史学界至今犹津津乐道的《中国人口问题研究》 (葛剑雄译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和《帝制中国成功的阶梯：社会流动的几个方面》(一般译为《明清社会史论》)，分别于1959和1963年横空出世，惊艳欧美文史学界; 从而在西方的欧美文史学术界升起了一颗来自东方耀眼的学术彗星，而与1957年在西方科学界方因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而成为科学界的彗星前后辉映!

　　这两本是何老学术事业中的里程碑式的宏文巨构，已为国际汉学界和中国学界奉为经典著作，需要稍作进一步介绍，以突出其重要性。首先是当他跨进「国史研究辽阔无垠的原野」后，明智地而勇敢地选择了国史中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口问题，国史上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作为攻关对象，作为突破口。

　　人口问题，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人口大国而言，的确是抓到了中国历史问题的核心，触摸到了中国历上史兴衰隆替的脉动;此外他还涉及农业的作物和耕作的技术问题，社会阶层化的社会阶级问题，广义的社会经济问题，更为根本的是触及中国传统社会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大问题。(20)

　　该书涵盖的时间长达五六百年(1368-1953)，正是中国历史经历两次空前大调整的时代，一次是从河洛文明向幽燕文明的过渡(明清时期)，一次是从君主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过渡(清民时期)(1800-1960)，都是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处理这样一段复杂历史阶段的人口问题，不但需要决心、勇气、智慧、勤奋，还需要充分的历史学的深厚学养、专业知识和功力的大才;确切地说，就是具有相关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以及搜罗、处理、分析、综合文献档案的传统历史学也即史料学的本领的大才。

　　就纯学术问题，中国人口的数字很难精确，他的《中国人口史论》是第一部比较精确地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着，用现在的话讲是比较科学的人口史。书中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其中最有创意的发现是，在明清社会经济制度史中发现两个关键性的概念——「丁」和「亩」，作出了何老自认为是革命性的论断。 何老从明清赋役制度中发现，清初的“丁”无论是各省府州县的细数或是全国的整数，都已与成丁无关， 《清实录》中的“亩”也并不代表真正的耕地面积，而是纳税单位(21)。

　　果然该书于1959年秋在哈佛大学出版后，在欧美「佳评如潮」，甚至惊动了英国权威的《伦敦泰晤士报》(London Times)的编辑部于1960年2月12日特发了篇社论，赞扬备至。 鉴于这是何老英国友人郝桑誉之为「此前未曾见过的(华人)荣誉」，(22)及其加拿大友人陈志让Jerome Chen称之为「二十世纪人文科学方面引起《伦敦泰晤士报》特发社论的唯一华人著作」，(23)值得将该日社论全文译介如下：

　　浩劫的苦难

　　今天中国革命的规模及其冷酷无情已为世人所共知。但是塑造今天中国统治者的一些经验，以及塑造那些分享和接受他们革命热情的人的一些经验，仍然为西方难以理解。关于中国的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就是，众所周知，中国人口不但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大量增加。目前有人重新试图从现在的资料向上回溯推算中国的人口，这个人就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何炳棣博士，他在其《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一书中正是要这样做的。这部著作是根据对明清两代的地方志、税收、人口移动、以及诸如同中国人口有关的其他线索作出缜密细致的研究之后而写成的。这些数据对人口学家都有其价值。令这部书的读者感到惊讶的是，这些省份在1850年的人口实际上比1953年的人口还要多。

　　何博士书中备极慎重的一章「灾难性的抑制因素」中，令人惊叹地详述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他认为太平军叛乱(1851-1864)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乱时期，现代的研究估计大约死了2000万至3000万人是太少太少了。捻乱蹂躏的地区比较小，但六七十年代的西北回乱，虽然只限于两个省份，但具有同样的毁灭性，有些州县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十之一。内乱之后接着是天灾，1877年至1879年华北大旱，估计死了900万至1300万，也是太少太少了。

　　本世纪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1920年的饥荒，接着是1928年的饥荒(灾情不亚于1877年)，然后是1931年的水灾，连年内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天灾人祸使死亡人数急剧增加，根据何博士对四川一省所作的仔细分析，自1911年清帝国灭亡以来共计爆发过400多次动乱，在1932-1934这两年内，单在四川一省死于动乱的超过100万人。1928至1934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残酷战争是毁灭性的，接着是国民党的报复也同样是毁灭性的。然后是抗日战争，人命的损失难以估计。但是，何博士指出，一旦大量人口被杀，暴尸在公路上、漂浮在河流中的腐尸造成的瘟疫，致使更多人死亡。接着1946-1949年国共又爆发了内战，估计因此又有两三百万人丧生。

　　抚今思昔，这真是个苦难的世纪，这些残存下来的或记忆犹新的恐怖记忆，对今天的中国到底有多大影响?当我们读到农民对公社、对粮食配给、对失去自由、对要忍受一个一心要迅速革命的政府带来的其他压力不满时，毋庸置疑，确有其事。但如果我们连中国从其中拼搏出来的血泪交织的苦难也不能理解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种不满情绪的深刻意义想歪了(将理解引入歧途)(笔者按：中国人愿意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忍受现行体制，而不是反抗现行体制)。过去十年来强制实现和平与纪律的那些人，正是亲眼目睹农村灾难的人，他们对不平不义和深重苦难义愤填膺，现在正以狂热的心情急欲实现一个难以迅登斯民于极乐之乡的千禧年宏愿。(24)

　　《伦敦泰晤士报》是家反映舆情和政治动向的公众报纸，不是学术刊物。所以从上述社论来看，主笔对何老大着的评论，除了肯定何老的著作是本经过缜密研究的学术著作，解开了近现代中国人口的谜底，揭示了这一百多年来人口变动的真相之外，而将重点放在该书揭示的深刻的政治意义上面。当时冷战时代的西方人对新中国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意识形态和施政措施都十分激烈的新中国，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该报读了何老的著作以后，得到了答案：就是一百多年来苦难深重—谓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不为过--的中国人民渴望得到解放，过上富足安乐安的日子，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期许人民的革命终极目标和内政外交施政的总方向。所以再苦再难的日子，只要是往着这个大目标、大方向前进，都将全心全意的支持。新中国之所以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激烈革命正是为了满足人民这种愿望。

　　这样的评论，当非何老撰述此书的本意，但应欣然乐见西方主流媒体能够有此认识。

　　那么学术界是怎么评论这本书的呢?何老自己说，「佳评如潮」(25)，的确如此，美国的各大《学报》纷纷刊登书评，赞誉备至，现仅列举有代表性的评论，可窥大概。首先是美国近代史权威、费正清的首席大弟子，美国当时中国近百年史学界仅次于费正清的二号领袖人物，耶鲁大学的芮玛丽Mary C. Wright，她在1961年所写的书评为代表要点如下(26)：首先称赞该书令人耳目一新，行文流畅，推理谨严，是一本难得的宏文巨构，其内容要比书的名字提示的丰富得多，多有创见，发人深思。其次关于「丁」的创见，围绕「丁」的概念，旁征博引大量原始人口记录，缜密分析评估解释，其所涉范围，例如统治者的动机、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少数民族、杀婴、太平天国之乱、义和团之乱后的改革、国民党的社会控制、共产党的群众动员，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甚至令专研与人口问题毫无关系的课题的学者，都极感兴趣。第三，宋代引进并广泛种植早熟稻以及在16世纪引进和种植美洲作物，马铃薯、花生、玉米，不啻是一场农业革命，养活了大量人口。第四，对人口增长的浩劫性的拟制因素，书中批判地仔细分析了某些定点府县的水旱天灾的记录之后，认为天灾在中国不是偶然性的而是经常性的，但近代由于连年内战和外国侵略，灾情要比康雍时代严重得多。最后，芮玛丽指出，何老在结论中说中国历史上人口随盛世而增加，而且有一种趋势，就是人口继续增加，纵令生计艰难也在所不计。何教授最后提出一个设想的问题，人民中国是否可能通过经济增长和人口控制，打破这个历史规律。

　　这篇权威的书评，在美国中国学界的分量很重，为何炳棣在美国中国学界树立了良好的声望人气，初步奠定了他在美国学术界打拼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另一篇是书评是美国东岸的一所贵族学校Mount Holyoke College的女校长写的，也是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中国学家，Meribeth E. Cameron。她也高度评价何老的书，资料详实，论据充分，是对中国经济史的杰出贡献。(27)一位华裔美国社会学家田心源(H. Yuan Tien，1926-) 的书评说，尽管书里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例如影响统计分析结果的正确性的大量地方志的可靠性，所用大量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献资料本身有待核证的可靠性等，但仍然高度评价何老的书体大思精，严谨缜密，并誉为是了解中国社会人口史的一座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28)

　　同样地，何老《明清社会史论》一书，具有与《中国人口论》同样学术价值和重要意义的典范。该书理论上涉及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结构、社会的阶层化、社会流动(人才的上下水平流动)、庞大官僚机构成员新陈代谢的科举制度(也即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政权(皇族)与治权(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紧密互动关系等方面(29);简言之，就是审视和处理传统中国社会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层面如何实际运作。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在人口问题的侧面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侧面，而且两者密切互动。

　　当然首先当从收集资料入手。作为一个华裔学者，应用中文文献史料是他与美国同行竞争时一个致胜的法宝。所以何老对史料的收集做到「手到眼到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无微不至。研究人口问题时如此，研究社会流动时也是如此。当何老于1953年在收集有关《人口问题》的史料时，就已经开始利用余暇，顺便从奏议、家谱、登科录、同年齿录中初步收集了关于社会史方面的有关史料。(30)然后于1958、1959年利用在哥大访问期间进一步集中收集的有关明清两代进士登科录、进士三代履历、同年齿录等原始史料，也即对多达14000-15000明清进士，24，000多名晚清举人和特种贡生的三代履历，以及大量多样的「有机」史料(80多种中试者祖上三代履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引用了当时描述社会现象的小说，例如《儒林外史》、《醒世姻缘》甚至民间谚语，将1958年所写的社会流动专论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1911(直译为《社会流动的几个方面》写成专书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1911(《帝制中国成功的阶梯：社会流动的几个方面》(一般译为《明清社会史论》)。(31)

　　同处理人口问题一样，为了要处理社会流动问题，除了依靠第一手的原始史料之外，还须借助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一套论证阐释的理论框架;这正是西方科学治史的诀窍所在，也正是中国史学考据传统和泛道德史观的严重不足和中国文史学者须向欧美文史学界取经的地方。(32)

　　为了研究明清两代的「社会流动」，何老灵活地应用两个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祖宗崇拜」、「有教无类」，同时引进美国社会学的先进概念，例如「机缘结构」的概念等，来构建他的明清社会流动说。(33)何老书中不但处理向上社会流动，而且也讨论向下社会流动及其导因，阐明促进社会流动的各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管道的存在。除纵向垂直的上下流动外，何老还专章讨论士农工商、军民匠灶的横向水平流动，并论及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和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社会流动比较研究的结果，何先生认为明初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社会流动的数据，也可能很难超越」(34)。

　　简言之，笔者认为，何老的研究，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自宋以后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中国式的开放社会，不是一个先秦封建等级森严世代相袭的封闭的阶级社会，从而挑战欧美自由主义者认定古代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扼杀自由和创造性的社会。科举制度是这个开放社会的关键机制，一把钥匙，促进社会的上下流动，发挥了促进社会新陈代谢的作用。这同欧洲中世纪和日本的封建社会僵硬的阶级制度，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也让人联想到将传统中国宋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易于让人也将之同欧洲和日本的封闭的封建社会等量齐观。在西方，贵族永远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很少流动。可是中国因为考试制度，相对而言流动性比较高。(35)

　　何老的明清社会史论于1962年初版之后，大概由于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无法在政治上做文章，所以没有引起新闻界的注意，只是引起社会学界和历史学术界的注意，一些有关学报发了书评。兹例举其与本文题旨相关而较有创意者，例如哥伦比亚大学「近代中国人与政治研究项目主任」Howard L. Boorman称赞何老著作是一本对明清五六百年复杂的动态社会提供了数据详实、富于原创力的大胆力作，对西方了解中国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比较了中西这两个历史时段的社会流动的特点，很富有启发性：这时西方社会向上流动的原动力是可持续的技术革新(sustainabl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和经济扩张，创造了大量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而这时的中国, 却技术保守落后，制度僵硬，以致使这五六百年的社会下流的一般趋势不可避免。纵然从社会学或人口学的角度来看，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但他认为何老写了一部历史学者所写的堪称一部历史的巨著。(36)

　　一位明尼苏达大学的社会学家Romeyn Taylor指出，一般研究中国社会流动的专论大都局限于政治和法律方面，然而何着在界定阐释机缘结构时，则远远超出这个范畴，特别注意工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机会，以及公私教育机构的机会。Taylor 认为何着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让人视野大开，是汉学家和中国学家必须一读再读的好书。(37)但就题旨而言，饶有兴味的要算是对何老的机缘结构概念起了启蒙作用的Bernard Barber(伯纳德·巴伯)所写的评论。巴氏赞扬何老成功地将社会学的分析和方法应用于历史数据的处理，由此足证社会历史学sociological history是可行的，也是十分有益的。(38)这正是何老期望于社会学家对他从汉学转入社会科学的努力的评价，所以巴氏的肯定对何老无疑是很大的鼓励，因为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施坚雅却认为何老还是没有完全走出汉学藩篱。

　　然而80年代以来，何老的中国式的社会开放论，却遭到部分美国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他们对明清两代社会流动的研究，却得出所谓的科举未曾发挥何老所谓的促进社会各阶层间血缘循环流动的功能的结论，从而质疑何老夸大了科举导致中国社会开放的程度。首先发难的是美国的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39)，随后韩明士 (Robert P. Hymes) 与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紧跟其后。(40)

　　何老对于郝、韩、艾三氏的质疑挑战，没有作出针对性的专文回驳，只是在《读史阅世》第一章中引述早年在《会馆史论》中的论断作为附录间接响应。(41)简言之，何老认为，三氏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所根据的只是官方档案，例如殿试、会试和乡试录，而这些史料只有姓名、籍贯、简历和中试者总数，没有反映社会血缘循环的祖上三代履历，是「无机」的，所以无法解答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而何老所根据的则是他独成一家的「宗法基因论」，中国是祖先崇拜最高度发发展的国家，科举和学校制度从生童第一天入学起，就必须填写祖上三代的履历。没有任何西方传统社会可以像对明清社会那样更圆满地研究各阶层间的血液循环。因此何老认为，明清两代进士登科录、进士三代履历、同年齿录等原始史料，是研究社会菁英家世背景最佳最精确的史料，无论论质论量都是西欧各国所不能及的。(42)

　　换句话说，由于郝、韩、艾三氏在文化上的隔阂，是不了解中华文明的宗法基因、祖宗崇拜的文化特点，以致隔鞋瘙痒，没有搔到痒处，这是欧美学者治中国史先天的通病。

　　何老对明清人口问题和社会流动的研究，是结合史料学和社会科学的典范，( 43 ) 从而确立了何老在欧美的中国文史学界中龙的传人也可以拍板，享有话语权的权威地位，为在西方世界夺回中国历史文化话语权的高地开了个好头。何老对欧美的中国学所作的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44)和由此赢得的崇高国际声望，或可喻为西方文史学界之杨振宁、李政道，也不为过;较之李、杨在科学界为中国人夺取话语的傲人成就更为难能可贵，因为科学的标准是客观的，而文史领域的成就要得到国际公认，必须克服严重的主观偏见，西方中心史观、冷战的反共反华的意识形态，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感等，其难度可想而知!

　　如上所言，1965年夏杨联升建议何老向上研究古代问题，「不应该专搞明清，一定要开始作前代的较大的课题，以求达到既博又通的地步。」(45)。何老欣然接受学长的建议，开始改变晚年治学的方向，用力于先秦国史的研究。同时，为了竞选台湾中研院院士需要中文著作的规定，于是何老就先后撰写了《北魏洛阳城郭规划》(1965)和《中国会馆史论》(1966)。(46)因无关本文主旨，毋庸详论。

　　注释

　　(1)读者或许会问，何老虽然血统上是个中国人，但法律上先是个加拿大人，后是个美国人，为何笔者要称何老是当代的中国史家?这是个问题提的很有道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文文化学术交流频繁。大陆学者，每当论述美国的汉学和中国学时，一般倾向于将华裔美籍学者，笼头地归类为「美国学者」、「美国汉学家」或「美国中国学学家」，例如任增强的《美国学者高友工的杜诗研究》，徐志啸的《他者的眼光 ——美国学者唐诗研究论析之一》等，就是这样看待美国华裔学者的。这样的归类称谓，不论基于什么考虑，都难免忽视了美国的华裔学者同美国的非华裔(白人或日裔)学者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和族裔心态上的微妙差异，而令华裔学者心理上难以认同。

　　历史地看，海外华裔学人，的确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社群，在血统、文化上为中国人，但法律上却为外国人，依法要对他居住的国家效忠，这就在华裔学者的心理上出现了矛盾。不少老一辈的美籍华裔学者，难以调整适应这种双重人格而得了人格分裂症，以致患了程度不等的精神失常。但何老入境随俗，和而不同，适应得很好，虽然长期居住在美加两国，法律上应该算是加拿大人、美国人，但何老行文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自认为是个中国的史学家，甚至有时称中国为「我国」，模糊了血缘、文化历史与法律上的区别，而与新中国认同，更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所以本文也视何老为中国的历史学者。笔者同何老的背景相同，在这个问题上也与何老有同感。

　　(2)章学诚将史德界定为心术。《文史通义》，内篇，页144。

　　(3)在中文中，或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心」这个字，最为笼统含混，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儒有心学，佛有心经，道有道心，诗有诗心，文有文心，史学当然也有史心。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心字更是随处可见，随时可闻，几乎到了「滥用成灾」的地步。

　　就本文的题旨而言，在文史领域，首先标举「心」字的则是南朝的刘勰(约于465-520年左右)，他将心与文并举，着书立说，写成宏文巨构的《文心雕龙》。书中突出「文心」，并有专章(第四卷第十六章)的「史传」重点阐述史学，标举素心，但却不见「史心」二字;大概是在文史哲三位一体的传统下将史心包涵在文心里面了，或将素心等同史心了。刘勰将素心界定为「析理居正」(剖析事理，持论公正)，汪荣祖在所著之《史传通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初版，1997年二版)中借沃尔什(汪书中译为华胥，W.W.Walsh，Philosophy of History)论史家之「着念(意)」说，如果能够不蔽于「个人之好恶，所属群体之偏见，史学诠释之异，所持信念之不一」(页261)，则接近素心，但其意大致不出史德范围。(刘勰在《文心雕龙》第六卷风骨章中所论，也为素心、史德精神的一种体现)

　　在近现代中国，特别标举强调「史心」的是文史兼修、素有国学大师之称的钱穆。早在六七十年代他在其所著《历史研究法》(香港新民书局，1970年)中就突出史心，认为历史只是一种人事记载，事虽由人主，但人却由心主。此人若是史学家，则其史心主导他的论述，可见史心之关键。

　　综观钱氏有关「史心」的论述，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历史本身的史心，也即历史人物本身的史心;二是指治史者也即史家自己的史心。就前者而论，他认为，史上有过不少为民族为国家为大群体长时期前程而立志操心的大人物，也即历史人，他们此种心情，可谓之史心。(同上，页84-92)就后者而论，史家本身要具有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前途而立志操劳的心情心态，也是「史心」。所谓具有关心民族、国家命运的心情心态，就是要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具体而言，就是对待自己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心态，当以「世运兴衰」、「人物奸贤」这八个字为出发点和归宿，积久感染，自能培养出一番对民族国家之爱心，即史心，(同上)也即本文所谓之金色史心;否则最多只能谈掌故，说旧事，只是个史料学家，说书家而已，称不上是个史学家。

　　诚哉斯言!

　　在这个价值理想、这个「史心」的背后，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当然包括史学家心中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无尽眷恋和对自己国家的无限热爱的热烈情怀，以及这种深厚情感所养成的「一番广大的心胸」、「一番广大的眼光」。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博杂精深，但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大学》中止于至善的「善」字;这个善字贯穿整个中国国史，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中国史心的最高境界。而达到这个境界的是《中庸》的诚字。所以善和诚两个字，是心的两个基本构成德行。(何老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以下简称《读史阅世》)中讲述10岁时的一段童年家里祭祖的往事，对本文很有相关性启发性：第三次磕头之后，以一杯酒按「心」字形泼在地上，以示报恩之诚，强调一切要心诚。由此看来，何老的史心在其人格塑造的童年期，就潜移默化地汲取了儒家的善和诚之德。(页3-4)

　　这种历史的史心，内化为史家的人格，谓之史心;历史学家的史心同历史的史心相呼应，合而为一，达到史家学养修持的最高境界。此即何老所认为的，一部真有意义的历史著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缜密地处理大量多样的史料，背后还要有精神感情的驱力(《读史阅世》，页390)，何老称之为「治史的浩然之气」。(《读史阅世》，页381)此所谓感情的驱动力者，即史心也，史心主导驱动历史的著述事业。于此可见，何老童蒙教育使其受用终生。

　　以上是从史家的层面来解读心这个字，但在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文化中更有深一层的含意。就拿冯友兰为例，按照钱穆的史心的定义，冯友兰也有他对史心(或哲人的道心)的理解，在中国文史哲三位一体的传统下，就广义而言，也可包含史心。冯友兰很喜欢宋儒张载的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在引述张载的这句话后接着说：「此哲学家所自应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继绝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致，心向往之。」这固然是一个哲人的自我期许，也应是一个史学家的自我期许。

　　可以说，钱穆和冯友兰这两位文史哲的国学大师，一个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一个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对史心的阐述，已经讲得很透彻、很全面了。具体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向有「以文载道」的传统，他们写文章并不是为写而写，做学问也并非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心中有着自己和前辈们共有的文化信念和文化使命。文章和学问不过只是表达呈现他们的这种信念和关怀;在文章学问之上，更加关心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史学家更应如此，高悬「史以载道」的鹄的，一个大史家，应当紧紧地扣住时代的脉动，民族心的脉动，社会的脉动，人民的脉动，这才是一个大史家的「史心」。这正是本文题旨标举的「史心」，何老之所以垂范后世者在此。

　　西方史家自然也有类似的史心之论。(详见汪荣祖，《史传通释》，彰善瘅恶第三，页 15-28)。例如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在其《新史学》(The New 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 1922) , 中有historical-mindedness一词(详见书中第二章，The History of History, 页26-70), 何老的族兄何炳松译为「史心」 (齐思和译为历史眼光或历史观)。英文的mind同中文的心，颇为对应，但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鲁滨孙的historical-minded同中文的史心，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含有认知、理解的意思awareness，consciousness, cognition，就是对历史的过程和对构成历史的内容的认知，也就是齐思和所谓历史的眼光。

　　鲁滨孙这样界定historical-minded, 就涉及到手段问题了，就是如何认知历史的手段;具体而言，就涉及到辅助科学了，例如人类学、心理学、地质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一切有助于认知历史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在中国的史心的定义下，却正是缺少了认知史心的手段，即科学治史的手段。所以，何炳松的译文是正译，齐思和的译文是意译，两者可以并存，互补短长。这也正是本文所需要的译文，而本文所论的何老的史心则兼而有之，他的读史、治史、阅世、处世，也是这种会通中西史学之长的史心的完美结晶。

　　(4) 行文至此，让我联想到2009年4月26日这天，波兰的大钢琴家齐玛曼(Krystian Zimerman，1956-) ，在洛杉矶迪斯尼音乐厅演奏最后曲目—波兰作曲家席曼诺夫斯基的波兰民谣组曲时突然迸发出低沉而严厉的谴责声：别碰我的国家!(Get your hands off my country!!!) ，并宣布为了抗议美国在波兰部署飞弹防御系统，此后将不再于美国演出，颇有他的前辈爱国音乐大师肖邦的爱国情操和风格!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艺心。也就是说，他认为虽然他是个艺术家，但他以艺术向美国的侵略行为抗议，是要让世人见到艺术家作为一个波兰的公民，也要正视自己的道德与社会责任。

　　之所以例举一个波兰大钢琴家的义举，是要点出本文的主题：一个专业者的心;对于一个艺术家、文学家来说，就是艺心、诗心，文心，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就是本文所说的史心，一个史学家的史心，而以何老为代表，为典范。西方的汉学家如有法国汉学之父之称的伯希和，在一战时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更是身体力行，允为法兰西史学家史心之典范!反观与伯希和同处乱世的中国学人，如罗振玉等则标榜清高，远离军旅，甚至避居国外，较之伯希和之史心则不逮远甚!(桑兵，《国学与汉学》，页120、135)

　　(5)杨振宁读了《读史阅世》之后说，这「是一本自传，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忍负重的记录。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因为著者是大有成就的近代历史学者，也因为这位学者在书中无保留讲了真心话。」这个评语很有代表性，的确说出何老自传的时代意义。详情另参见汪荣祖，《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何炳棣着〈读史阅世六十年〉读后感》，《传记文学》，期3，卷85, 2004年9月;毛升，《读史阅世六十年》：风雨六十年;单世联，《一个人的战斗——读何炳棣先生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等。

　　(6)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是精神和尊严之魂,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人，炎黄龙族，是一个历史感特强的民族，一个以历史为生命的民族;中国人安身立命之道不在出世的宗教，而在入世之道的人教的三不朽(德、功、言)，而且都记载在史册上，传之后世，是民族生命长河的延续。(参见, 梁容若，《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页85)所以对于维护历史的真实和精神，炎黄史家一向视为是一种神圣的天职。这是其他文明(西方的理性文明和阿拉伯、印度的神性文明)不能理解的。近现代以来我们史家向西方取经，是取他的史法，不是取它的史德、史意，更不是凝聚一个民族灵魂的史心。

　　在欧洲主导近代世界思维的背景下，域外汉学不仅自成体系，甚至有超越和制导本土研究的趋势。……近代中国百事不如人，学者对于中国研究落于人后不免耿耿于怀。陈垣、胡适、傅斯年等慨叹汉学或东方学中心不在中国，呼吁努力夺回，陈寅恪甚至因文献遭劫，中国学者贡献于敦煌学少而叹为伤心史(梁容若，《欧美与日本的汉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页85：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历史的解释权，「红色文化网」、「乌有之乡」)。

　　(7)Yet China specialists, though they try to be men in between, inevitably are one-sided. In basic attitudes they reflect their own culture and its predispositions, and one can therefore question both the adequacy of their grasp of China and also the degree of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 In short, to deal with Sino-American relations we need to know both sides profoundly well. Both are bodies in motion, moving very fast. History alone cannot give us a complete picture, much less a future projection. It follows that China specialists in their assumptions and analyses are likely to mirror our American culture-bound blind spots. In these essays, for example, I have attached a fundamental value to our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of the supremacy of law,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Yet I cannot foresee their triumph in China. Will they bring us into conflict there? (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7,p.vi.)

　　(8)龚自珍的原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

　　(9)关于域外的汉学和中国学的详情，可参阅：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王荣华、黄仁伟主编，《中国学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刘正，《图说汉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胡大泽编着，《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梅祖麟，《在台湾大学的演讲》，2000年，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刘正，《图说汉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西平，《后记》，《国际汉学》期刊，第24期，2014年3月8日;王荣华、黄仁伟主编，《中国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7年;胡大泽，《美国的中国近现代研究，1784-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学苑出版社，2007年；林徐典编，《汉学之回顾与前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选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92年。

　　(10)《读史阅世》，页390;另参见注(3)。

　　(11)参见注(2)。

　　(12)何老的治学方向和方法门径深受在清华当学生时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和雷海宗教授两人的启发指导。据何老回忆蒋廷黻主持清大历史系时的教学方针是：

　　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读史阅世》，页68)

　　这正是何老以后毕生治学成学的方向、的道路，为何老的治学规划了大方向和入门途径。雷海宗也对何老的治学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他受益于雷海宗的是：

　　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自成体系。他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清代干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十九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

　　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综合为史学的主体，艺术则是装饰。

　　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二十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他主张汲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整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读史阅世》，页108)

　　雷海宗这套苦口婆心的治学的经验之谈十分精辟，对年轻学子后进的确可以起很大的启蒙作用。何老的一生奉行不渝，而且取得了亮丽成就，就是明证。然而近年来国内却有学者，大唱反调，将雷海宗的学术成就批得体无完肤，彻底否定：

　　《伯伦史学集》一书将雷先生的主要历史撰述基本收录于内，只要客观、公正地加以审视，则可发现在所收各文中论点、论据以及学术方法，舛误充斥，实在乏善可陈。雷先生在宏观上，热衷于先验地构建历史体系，不做深入研究和验证，而不惜削足适履;在具体问题上，对历史考据根本没有入门，却硬选难题，罔顾史实，随意定论，这是其治史的致命伤。学术界应当以学术理性的精神，重新做出公允的学术评价。

　　(参见乔治忠，《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

　　甚至怀疑雷是否具有一个普通的「历史学者」的资格，更不用说什么「大师」的头衔了。未免失之过苛了吧?难免让人感到杂有学术流派门派意气之争的味道?不过，当今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出现这样正反两极意见的争鸣，也是学术开放的可喜现象。

　　(13)工欲善其事，必须利其器，搞文史专业又志在西方出人头地的人，自然必须掌握英文这个不可或缺的表达(听写讲)工具。何老早在清华当学生的时候，就一心要留美，一心要在西方学术界打天下，自然必须加强英语能力，以在南开中学和山东大学一年(《读史阅世》，页32)打下的良好英文底子，再加上何老的族兄何炳松(1890-1946，先后就读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为著名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上文提到的《新史学》的翻译者)，和族侄何德奎(1896,-1983，就读哈佛商学院，当时与吴宓、陈寅恪同校)西化的影响，(《读史阅世》，页12-20)英语能力自然非同一般。所以在1943年考庚款留美时，英文独占鳌头(86分)，自非幸致。何老回忆说，他留学考的英文总是出人头地已经令人侧目，以致流行了一句话说，「留学考试并不怕何炳棣，就是怕他的英文」。(《读史阅世》，页134)

　　后来何老在哥大攻读博士期间又得到英文写作的专精训练，但何老仍觉专业的英文能力有所不足，还须进一步提高英文写作能力，于是又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特别自修，加强英语的写作能力，用英文翻译10首中文诗词。其中何老最得意的、并得到语言学名家伯克莱大学的陈世骧称许的译作是柳永的《八声甘州》。(《读史阅世》，页309-312)

　　于此可以略窥何老英文的造诣或已至少接近英美人母语的程度。有了这样的英语能力，加上他的美国同事绝对无法比拟的中文母语能力，如虎添翼，所以何老在驰骋欧美中国学界时，底气十足，纵横捭阖，敢于同美国同行在专业上平等地交锋驳难，并赢得尊重。(何老回忆说，19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在一次校内的演讲会中，他随口背诵《罗马帝国兴亡史》的作者吉朋的一句名言，而令芝大校长George Beadle和历史系同僚刮目相看。《读史阅世》，页142)和语文能力不是小事，是对一个华裔学者在美国打天下的成败得失、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性。所以何老的这个英语能力，是何老同时代的许多华裔汉学家和中国学家所无法比拟的克敌制胜的法宝。

　　关于英文能力，何老夫子自道不无自豪的说：英文的东西我看起来快，他们里头论述中国的东西，肤浅万分，他们怎么有能力钻进去?通常，人口学得几年才能完成，光资料收集就得几个夏天。可是我很快把西方最高的知识、争论在哪儿都看清了，我用中国的史料在理论方面抓牢了。何老答记者问时又说：用英语写中国史，没人写得过我。记者：与其他史学家不同，您是用英语写中国历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的治史观点也是西方的?何炳棣：我英文写得好，不是一般念历史的人赶得上的。英文不好没有办法做研究。我是用英文写历史，想法都是拿英文想，没有把中文临时翻译成英文的。可惜，我最好的、最精彩的英文著作，国内翻译不出来，有的还翻错。我很生气。这个我写起来多累啊，翻译的人怎么找得那么差劲?(均见李学勤，《西方中国古代研究的新趋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但是何老还是自谦英文不够好：有位大学者跟我说要写到「三分随便」，我做不到。我是苦得很啊，美国大的历史家、政论家，我要是有那个「三分随便」，早就把他们打得稀烂了。费正清说过一句话：「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我学英语，没有技巧，全部是用功学出来的。在清华大学时，天没亮就到草地上去背。((卫毅，《读史阅世九十年》，《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6月15日)

　　(14) 首先是新中国在国际崛起，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重视和敌视，为了知己知彼，从而兴起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必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汉学或中国学，自朝鲜战争、法越奠边府战役、中印边界战争之后，特别是1964年中国试爆原子弹成功之后，日益成为欧美的显学。这是直接有利于正值盛年(四五十岁)的何老在西方学术界打天下的国际政治大气候。(参看 John King Fairbank,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eface, pp.3;龚忠武，《试论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红色文化网」)。

　　(15) 1963年数学家林家翘路过芝加哥大学对何老说：「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选第一流的题目，做第一流的学问。」(《读史阅世》，页105);李学勤，《西方中国古代研究的新趋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林的这番高论，何老终生奉行不渝。另费正清建议何老：第一等大课题如果能够做到八分成功，总比第二等课题做到九分成功要好。(同上，页298)何老说费的这番忠言，令他终生难忘。另，1965年夏杨联升建议何老向上研究古代问题，「不应该专搞明清，一定要开始作前代的较大的课题，以求达到既博又通的地步。」」《读史阅世》，页349。何老夫子自明心志：无论做哪一行，都要去了解这一行的世界最高水平，要怎样努力才能够了解，才能够达到这个最高标准。(参见上文李学勤)

　　(16)从事学术研究，必须符合自己的志趣和性向，方能有成。何老在山东大学短暂的一年期间(《读史阅世》，页51)曾经试读了化学，后来考进清华下定决心，弃理从文，放弃化学，改学历史，因为何老自知数学根基不好，「如果坚持主修化学，怎能保证不落人后」(《读史阅世》，页59)。这是何老治学方向的第一次的大转变。进入历史系后，也曾浅尝过考据，和思想史，但发现都不合自己的性向。因为何老认为，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班上，虽然得了高分，但自知秉性缺乏系统抽象思维能力，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所以必须另作他图。

　　(17)Martin Wilbur韦慕廷, preface t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p.xi.

　　(18)但两年后何老觉得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不妥，应该改为「资本」，因为该文题旨是在分析两淮盐商虽然拥有巨额财富也即资本，但却无法产生资本主义。所以原题应该改为《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页273。据何老忆述，他写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他的燕京老学长杜联喆的一篇有关「商籍」的英文短文，文中指出清代的「商籍」并不指一般商人，而仅仅指两淮等几个盐区为盐商子弟考生员所设的专籍，这使他马上联想到古老的中国，历代制度上的若干专词不可望文生义就去应用，必须穷索其真实内涵及其长期间的演变。于是决定以两淮盐商史为研究对象。(《读史阅世》，271-272)。于此可见，学术研究也有机缘，这就是何老与杜联喆的机缘。何老这一生的学术事业还有不少这类看似偶然的机缘。但必须说明，这种偶然的机缘是相对的，他的研究大方向才是绝对的，具有决定性的，否则就不会碰到这种偶然的机缘。

　　(19)《读史阅世》，页273。何老在哥大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英国1873-191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土地政策(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 1873-1910:A Study of Land Reform and Land Policies)，但论文虽然于1951年12月通过了却未能出版，深感挫折，乃决定改变治学方向，放弃研究英国史，转攻中国史(《读史阅世》，页270、273,、276)。从专攻英国史转而专攻中国史，这是何老一生第二次治学方向的大转变。

　　但中国史的领域广阔繁多，要决定专攻什么问题，也非易事。但由于早年从术业探索的挫折中体悟到基于自己的性向和禀赋，应该先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领域，积累知识，待至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义。(《读史阅世》，页66-67)这个自知之明，促使何老选择走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史之路，专攻明清社会经济史。

　　(20)本文主要是一篇带有学术性的纪念性文章，不是一篇严格意义的学术性论文，所以对何老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只能提纲挈领，勾画一个轮廓，述其大要。抑有进者，笔者更不是研究中国人口史和社会经济史问题的专家，本文只是一般性地侧重何老治学的取径、方法和研究结构的重要性和意义。就是何老本人在书中“前言”与费正清为该书所写的“序”，也均阐明该书仅是制度史与经济史方面的著作，不是历史人口学的专门著作，并未运用人口统计分析。所以，何老书中可能存在的专业性人口问题，当留待中国人口史的专家学者来作评论，例如曹树基在其《中国人口史》(清时期)一书中就认为何着中「存在大量的、系统性的错误」，并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提出不少具有建设性的专家意见，甚至指出失误之处，很值得重视参考。

　　(21)以前学术界都认为丁就是人头，但何老发现丁是纳税人，假如说丁就是纳税人，那整个人数是要多出很多了。这个戏剧性、革命性的发现成为他一生治学事业的分水岭，可见其重要性，(《读史阅世》，页273)，因此值得略述其经过。

　　但是，要发现这个历史的奥秘，却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一段探索的过程，一段中国的史实与西方的学理结合或中西史学、考据与科学结合的过程。

　　据何老回忆，1952年秋冬在温哥华仅仅花了一周左右翻阅《清实录》和五省通志(畿辅、山东、浙江、湖北、广东)，竟对明清赋役制度中最基本的两个专词「丁」和「亩」已能作出初步的、革命性的定性和诠释和论断：清初的「丁」无论是各省府州县的细数或是全国的整数，都已与成丁无关;前此所有中、日、西方根据清初「丁」数以推测全国总人15的专家学人们，都是方法上根本错误的。

　　这是1952年末对明清人口问题的发现，尚未着手从事系统的研究。但何老之所以如此迅速敢于下此革命性的论断，正是拜他研读「英国中央和地方财政」之赐，财政学中的一个专题是租税(广义包括徭役)转嫁;「以粮起丁」或「以田起丁」，由16岁至60岁的「成丁」所承担的强迫劳役，早已部分折成税银或已逐步转由田地承担。而雍正一朝(1723-1735年)，正是清初推行全国性「摊丁入地」财政改革最力的时期。后来复核《乾隆朝实录》，发现广东省许多年份呈报开垦的水旱田和沙滩地时，照例在顷亩数字之前，加一个「税」字，这明显表示顷亩数字并非真正的耕地面积，而是折算入册的「纳税亩数」。

　　何老之所以能自始即将「亩」定性为纳税单位，还得力于梅特兰(Frederic Maitland，1850-1906)的名著(Domesday Book and Beyond(末日判决簿及其前史)》中提到，早在十一世纪英国法令中，田地最大的纳税单位定为「海得」(hide)，即120英亩。但各郡田产中「海得」的实际面积很不相同，最小的只有48英亩，最大则为258英亩，大小差距五倍之多。梅氏认为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海得」决不可能是耕地面积的单位，必须是纳税单位。(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联经出版社，1995，序言;另见《读史阅世》，页273-274。)于此可见，从中西历史的比较观点来看，财政租税的道理是中西相通的，因此可以互相借鉴。因此，纵令何老尚未对明清人口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之前，其结论几乎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之后，紧接就是大量搜集和阅读资料。自1952夏在哥大搜集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史料起，特别是次年夏天开始，在哥大、国会、哈燕、芝大等图书馆，翻阅三千多种中国方志及其他大量典籍于此可见何老除了具备理论方面的造诣之外，其搜罗翻查数据之勤，实非一般史家所能及!。(《读史阅世》，页487;另参见页276-279、298;另参见徐泓，《 明清社会史论》及其译注》，《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2013年9月，14卷4期，页66，文中对何老收集史料之辛勤，运用史料之精妙，方法与史识之独创，多有美言。

　　但限于当时五六十年代严峻的冷战客观大环境，以及美国的中国学尚在草创时期，显然对何老的人口研究也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以致清代人口史专家曹树基对何老的研究提出两点看法：一是文献史料方面，认为「清朝留下了数以千万件计的、完整的、系统的中央政府档案，再加上各地方的档案，浩如烟海。研究清朝的(人口)问题不利用这些源文件，而只利用官修的政书、志书、实录一类史料，是远远不够的」;其次是关于何老对「丁」「亩」定义的看法，曹认为存在着问题：即清朝人丁问题的最原始资料是各地赋役全书、人丁编审黄册与题本，虽然何先生知道黄册的存在，但并未利用，而仅根据一些文集、官方的政书、某些地方志及其记录的有小数点、有粮食计量单位的人丁，便做出了人丁是赋税单位的论断。实际上，只要翻阅这些数据就会明白，人丁不仅有粮食的计量单位，还有白银的计量单位，它们是「照田地计丁」、「照粮计丁」的产物，确属赋税单位，但同样也存在着更多的「照人计丁」，依然是纳税成年男子的人丁;何况康熙五十一年之后，永不加赋的「滋生人丁」，与赋税完全脱离了关系。因此说「丁」就是赋税单位的观点也有商榷余地。(参见曹着《中国人口史》)

　　曹的评论并录于此，备供参考。但这也就是大陆对外开放后，何老根据大陆的新史料增订《明清社会史论》而出新版的原因。(参见 侯杨方，《从历史到传说——略说何炳棣先生的人口研究》，《南方周末》，2012年7月7日)

　　(22)《读史阅世》，页315 。郝桑所言，并不确切，因为或可相提并论的就是具有与《伦敦泰晤士报》同样声望的《纽约时报》于1957年刊发社论，赞扬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两位物理学大师于1956年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现象，誉为含盖「原子、分子、核子和基本粒子物理的一个重大的基本革命」，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根深蒂固的陈旧传统观念，从而对近代物理学作出了划时代的突破性贡献。虽然何老研究的领域是文史领域，杨李研究的领域是自然科学，但《纽约时报》的这篇社论更使全球华人与有荣焉。

　　(23)同上，同页。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据何老说，在他之前，20世纪炎黄子孙在欧美著名大学的文史(广义包括法学)博士论文，一出版即享誉国际，被称为名著的，只有两部：一部是1927年在伦敦出版的萧公权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政治多元主义：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另一部是1951年在伦敦出版的陈体强的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有关国际法的承认)。(《读史阅世》，页177-181)。但何老竟然忘记提到他的前辈校友陈焕章(1881～1933) 了, 陈是康有为弟子，1907 年以翰林身份被选派赴美国留学, 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科,并于1911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1911年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1930年代曾再版，《 美国历史评论》称陈作出了破天荒的成就, 此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财政学专家兼经济思想史学术权威塞利格曼( 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 ,1861-1939 年) 在主持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答辩时常以此书中的观点提问。1970年代, 美国纽约的Gordon 出版社又一次出版了该书。德国社会思想家韦伯显然也研究过他的博士论文,指出陈焕章「从康有为近代改革派的观点出发阐述了儒家的学说」，而且韦伯对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评价也来自陈焕章的博士论文。何老以研究中国的明清经济社会史而闻名，陈则研究中国的儒家思想而闻名，均出身于哥大，前后辉映，何老是不应该忘记他这位哥大炎黄前辈的杰出学术成就的。(参看李超民，《从翰林到博士：陈焕章《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1 年第6 期)

　　(24)何老在《读史阅世》中引录了不少他同师友通信的原文，独缺这篇对他更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令华人感到骄傲的社论，故特于正文中全文译介。该社论的英文全文如下：

　　The Ravages of Catastrophe，

　　London Times, February 12, 1960

　　The scale and ruthlessness of revolution in China today are generally recognized.But some of the experiences which have made the men who rule China and those who share or accept their revolutionary fervor are still hard to grasp in the west. The simplest fact about China that is universally known today is that its population is vast and vastly increasing.A new attempt to work backwards from today's figure is made in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by Dr. Ho Ping-Ti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The work is based on an exhaustive study of local histories, tax returns, population movements，and such other clues as relate Io China's population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These have their value for demographer.What may surprise the reader of Dr. Ho’s book is the fact that many Chinese provinces actually had a larger population in 1850 than they had in l953.

　　The reasons for this stand out in horrifying detail from Dr. Ho’s careful chapter on “catastrophic deterrents。”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64) he believes to have been the most destructive period of warfare in the world’s history.Contemporary estimates of the twenty to thirty millions who perished are too low。The Nien rebellion which followed ravaged a smaller area by far, but the Moslem rebellions in the northwest in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though confined to two or three provinces, were as destructive.In some counties only a tenth of the people survived. Turning from civil war to natural disaster, there was the great drought in north China from 1877 to 1879, where again the contemporary estimate of nine to thirteen million deaths was too low.

　　The present century brought little relief. Famine in 1920, again in 1928 (the latter comparable to the 1877 disaster), flood in 1931, were only a background to almost continuous civil war. Natural and human causes reacted to multiply the deaths. From a careful analysis of Szechuan province Dr. Ho records a total of over 400 civil outbreaks since the fall of the Empire in 1911. In the two years 1932-34 he computes over one million deaths from this cause in this province alone. The savage fighting between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from 1928 to 1934 was destructive and was followed by Nationalist reprisals that were hardly less destructive. Then came the Japanese war. Here again, figures of losses are hard to arrive at. But, as DR. Ho points out, once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are killed the disease that spreads from corpses lying in the highways and floating down the rivers strikes even harder. He estimates a loss between fifteen and twenty million. Then came the renewed civil war between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from 1946 to 1949 with deaths estimated between two and three million.

　　It is a terrible century to look back over. How much is China today affected by memories passed on or by living memory of this frightfulness? When we read of peasant discontent over the communes, over food rationing, over the loss of liberty and the other pressures which they suffer from a Government intent on speedy revolution there is no cause to doubt such complaining. But its significance will be mistaken if the welter of blood and suffering from which China has emerged is not also comprehended. The very men who have imposed peace and discipline in the past decade are those who saw the catastrophe of the countryside, were incensed by injustice and suffering, and now drive on feverishly towards an unattainable millennium.

　　(25)《读史阅世》，页314.

　　(26)最初一般认为当由书评大家、何老的学长杨联升执笔，但因故未果。(《读史阅世》，页348)。何老对芮玛丽的定位和印象，参看《读史阅世》，页307;芮玛丽书评全文，参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3 (1960 - 1961), pp. 207-209。

　　(27)参看《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ol. 65, No.3, April, 1960，页617-618。

　　(28)参见《美国社会学季刊》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2，No. 4, Oct. 1961, 页309-310。田心源为社会人口学家，生于北京。1947年赴美，1953年和1955年先后获得哈佛福特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59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统计学博士学位。同年返美，先后执教于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主要从事中国人口社会问题的研究，是美国具有审核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项目资格的人口社会学专家。着有《中国大陆对生育的控制、思想体系与政治》(1963)、《中国的人口斗争： 1949—196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统计学决策》(1973)等。自70年代起多次访华，进行学术交流活动。1983—1985年应聘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顾问，到中国帮助开展人口科学研究工作，是位资深的中国人口问题学家。所以他的评论是行家的意见，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29)美国一位知名的中国社会学术史学者Benjamin A. Elman 认为，从1400年至1900年，帝制晚期经过改造的历久不衰的科举制度, 就汉人和满人为其国家和文化定型的意义来说，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成为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关键性的机制。(Through its duration and elaboration from 1400 to 1900,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came a dominant force in determining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society on the state and cultural terms that Chinese and Manchus set for themselves before the onset of Western imperialism. 参见Benjamin A. Elman,“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JAS), Vol. 50, No. 1. (Feb., 1991), pp. 7-28.))此言不虚，切中要害。

　　(30)何老1953年忆述说：「决定先往国会东方部书库和库外阅览书室昼夜开矿是明智的。没有那三百多种北平善本方志的胶片，我对「丁」，和「」亩」制度内涵演变的讨论决不会那样具有说服力。对近千年来由于早寻稻种的繁殖和新大陆作物的引进和传播所导致的农业生产革命研讨，是决不会那样充满信心的。在遍翻方志中人口、地亩的同时，我特别注重物产中的谷类，有关超省际移民、会馆、开山、伐林、水土流失等多方面的数据。随时札记，随时消化，随时联系。

　　翻检抄录方志资料感到相当疲惫的「报酬递减」阶段，我就换.个方向抽读制度、奏议、家谱、登科录、同年齿录等等以解困乏，并在脑于里初度播下另个大课题研究的种籽。」《读史阅世》，页277 。

　　所谓「初度播下另个大课题研究的种籽」，即初步兴起了研究明清社会流动问题的念头。

　　(31)同上，页302、319-320。借1958年9月至次年8月在母校哥大充任哥大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将近一年的访问时间，完成明清社会流动之研究和撰写。

　　(32)从中国社会学术史而论，近代以来，研究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学者，则始于潘光旦与费孝通，他们于1947 年发表《科举与社会流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分析康熙至宣统年间915 份举贡、进士样本，认为科举虽对绅士阶层维系其社会地位有利，却也提供平民向上提升社会地位的流动机会。同年，美国宋史学者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Jr.)也发表Family versus 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Su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 (1947), pp. 103-123.，分析南宋绍兴18年(1148)《题名小录》，也同意科举制对促进社会流动作用甚大。 Robert Mortimer Marsh于1961 年发表The 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 1600-1900，分析572 名明清官员的家庭背景、及第年龄与官员升迁率等，也有类似结论。何老的《明清社会史论》，是第一位大量运用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学者注意的科举史料;根据这些史料，何教授作量化统计，分析社会流动;在数据的数量与涵盖面上，均远超越前人。

　　(33)1956年夏天何老在参加一次历史学者与社会科学学者的餐叙交流中，有缘结识一些社会科学家，例如经济史家Sylvia Thrupp，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数据与理论应该并重，而印象深刻。让他又回想到在清华的学生时代，蒋廷黻主持历史系时强调治史须中西史学兼修、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考据与综合合一的治史方法，这也是当时深受何老推重的雷海宗治史方法，何老的两部巨著正是这种史学方法的应用和体现。(《读史阅世》，页486-487)

　　由于Thrupp向何老为其《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杂志约稿，为何老提供了一个向社会科学家取经的契机，把收集和分析史料的重点渐渐转向明清两代统治阶级成员的家世背景，也即转向专心致力研究明清社会史论的问题。(《读史阅世》，页302-303)1958年、1959年在哥大访问期间又从哥大附属女校Barnard的社会系教授Bernard Barber处得知「机缘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的概念，深受启发。所谓机缘结构，就是获得职(就)业的机会distribution of access to occupation，何老由此获得灵感，为明清社会史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读史阅世》，页307)。而将书名命名为Ladder to success (成功的阶梯)，也受此启发，当然用传统中国的话说，就是获得功名的途径。于此可见，社会科学对何老治史也即科学治史所起的作用之大;也可见，中西之心互通，中西治学之道之契合了。

　　此外，还有一个在运用社会学于历史研究对他起过很深刻影响的美国学者是著名的人类学家施坚雅(何老译为史金诺)George W. Skinner (1925-2008)。施氏对何老一书的评语是史料的收集与应用方面一流，但社会科学理论的应用则有待努力，仍然未能完全脱离汉学藩篱。这个评语虽颇令何老失望，但也对他此后科学治史起到鞭策作用(《读史阅世》，页307-308)。

　　(34)详见徐泓，《《明清社会史论》及其译注》，《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14卷4期，2013年9月。

　　(35)从何老的研究看来，将日本翻译的 「封建社会」的概念转用于论述中国历史，显然不符合传统中国的国情和特定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何老书中一直避免用封建社会来概括明清社会，欧美学者也不用feudal(封建)而是用imperial(帝制)来概括，这是符合这个历史时段的中国国情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论硬套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或领域中，难免犯削足适履之弊。

　　(36)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年鉴》)，Vol. 348, July 1963,页219-220。

　　(37)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学评论》)，Vol. 69,No.1, Oct. 1963, p. 164。

　　(38)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学报》)， Vol. 69, No.4, Jan. 1964, pp. 426-427.

　　(39)1982 年，郝若贝的论文〈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750-1550〉(“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分析宋朝官员传记资料，发现宋朝政府被几个或几十个大家族所垄断，科举造成的社会流动或社会开放的程度并不大。

　　(40)参看韩明士在1986 年发表《官宦与乡绅：宋代江西抚州精英研究》，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

　　-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一书。本书是关于宋代广义的人口流动性问题、地方乡绅问题的重要学术著作。作者研究宋代江西抚州的地方精英在地方上的生活管理、从北宋到南宋乡绅的做官结婚的地域倾向之变化、以及他们对于当地科举考试的垄断性优势。最后认为，不能仅以直系父祖三代家世为据，应该扩大「精英」 定义的范围，把地方乡绅的定义扩大以容纳大多数读书人，将寺庙捐献者与从事地方公益事务者及其亲戚族人、学生等均列为分析的对象，于是大大缩减平民范围，把平民在科举上的成功率大为低估，以致得出与何老不同的结论，所以，他进而怀疑科举制度对统治阶层与平民间的「 血液循环」 有多大的促进作用。

　　随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发表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科举制下帝制中国晚期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0, No. 1. (Feb., 1991), pp. 7-28;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艾氏也认为何老估计出身平民进士之比例过高，过分低估中式家族及其婚姻对向上流动力的作用，进而论定：「近千年来，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再生产』 而已。」(详情参见详见徐泓，《明清社会史论》及其译注》，《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14卷4期，2013年9月)

　　(41)《读史阅世》，页23-29 ，《中国会馆史论》，《附录：家族与社会流动论要》：自己的统计「 完全是根据八十几种中试者的祖上三代履历，最能反映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读史阅世》，页27)而艾氏所用的资料却 「没有最能反映社会血液循环的祖上三代履历」;(《同上》，页26-27)而且根据艾氏的统计，明清出身平民的举人，占总数的54.27%，出身平民的进士，占总数的61.78%，反而坐实了何先生的结论。至于韩氏的评论，何先生则认为是对「精英」 的定义混乱而误导的。 其实明朝政府早已意识到科考中试者多平民出身，《明神宗实录》 卷535载，礼部言：「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

　　(42)《读史阅世》，页320。

　　(43)何老的 《明清社会史论》，自1962 年出版至今虽已半个世纪，此期间这个研究领域虽有上述的发展，但无论在论题的开创，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方法的精到，获致结论的坚实，仍是其他相关著作不可相比的。《明清社会史论》可说是一本中国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与东亚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界誉为划时代之经典巨著。尤其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动的。(参看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166;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苏州，1994，页98-103。)

　　(44)C. Martin Wilbur韦慕廷，Forward to The Ladder to Success,

　　p.xi.;另见注释(17)。

　　(45)《读史阅世》，页349。

　　(46) 虽然何老是由于竞选台湾中研院院士而撰写中文论文(姚从吾的劝告，同上，页369)，但不能因写而写，必须有所创发，这是何老治学的原则。所以就撰写了《北魏洛阳城郭规划》(1965)和《中国会馆史论》(1966)是也是如此。余英时读了何老的《北魏洛阳城郭规划》，推崇备至，赞何老「才大如海」(《读史阅世》，页374)。至于《中国会馆史论》一文，也富创意，何老由此考证出会馆的创设年代为明永乐年间(1403—24)，比日本学者先前所说的嘉靖39年 (1560)，要早出约140年(《读史阅世》，页376);同时更针对前此各国学人，特别是日本学者所提会馆制为『民族小群观念特盛』表现的论断，指出它实际是起了『促进畛域观念的消融与大群意识的产生』作用。(同上，页376-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