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外人士看党的伟大》，是2013年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理纯致力于公益性社会活动，是“走进崇高”沙漠绿化发起人，先后动员近两千名志愿者为浑善达克沙漠和张北地区义务植树100万株。作为一位党外人士，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有其独特的视角，值得一读。本网从今天起择其精华部分予以连载，敬祈网友关注。

　　第二章 国民党想学又学不到的土地革命

　　上世纪20年代农村状况

　　1927年的中国是个没有什么工业，农业也非常落后的农业赤贫国。同时人们也说那是一个“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不公平社会。在广大农村中人多地少几乎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绝大部分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占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当时一些地方的地租是“三七”，这个“三七”的意思是地里收的粮食，地主拿七成，租地者拿三成。(后来在中国小部分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就是改为四六租。即地主拿六成，农民拿四成)。而在归属佃农的三或者说四中还要包含佃农支出的种子肥料等成本。在这样的地租之下，大多数农民即使终年劳动，年终也所剩无几，甚至不得温饱。而地主则通过收取地租及放高利贷方式生活优裕，农村中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再加上部分大地主勾结官府，危害一方，甚至成立自己的武装组织。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农民的生活无疑是水深火热。

　　走土地革命之路的共产党

　　耕地是有限资源，而少数人占有大量的耕地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想法是大多数农民心底的呼声。如何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人民支持和信任的根本。

　　正因为如此，在1927年8月7日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中，中国共产党就作出了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指出要发动千百万农民自下而上地解决土地问题。规定要没收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同时将这些没收的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要求减租。

　　如何在红军占领地区实施土地革命，满足农村中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如何得到人民的支持?无疑是摆在当时井冈山弱小红军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井冈山红军初期的艰难

　　在红军刚刚落户井冈山的时候，井冈山周围的人们对红军很不了解，只是知道大山里面有一支叫做红军的部队，而不知道红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等到外面的传说逐渐多起来了，通过各种对红军的消息，大家才对红军有了模模糊糊的了解。由于当时国民党称呼红军的首领为“朱毛”，人们不知道朱是代表朱德，毛是代表毛泽东，而误认为“朱毛”是一个人。

　　应该说，初期的井冈山红军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周围的人民看待红军就像看待其他军阀军队一样。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革命》一文中写到的那样：“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仗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

　　没有周围人民的支持，没有物资、武器和人员的进一步补充，有的只是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井冈山初期红军面临的形势异常艰难。

　　通过严明纪律取得人民信任的红军

　　在井冈山根据地附近转战的红军经常要寄宿在一些村落，但就是这寄宿的过程中，有时仅仅是在村里住了一夜，大家对红军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我们家里住的红军除了借锅做饭之外，什么也不动我们的。他们只住在厅堂里，根本不进卧室。第二天一早，住在我家的红军就开走了，走前他们把地打扫干净，借用过的东西都放回了原处，此外，还给我们留下大半盆的大米饭。”这就是当初一位民众对红军的描述。人们说秋毫无犯的红军就是通过其严明的纪律给了人民一个印象：红军真是不一样。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地外的人们开始对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人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不打人，不抓壮丁;红军要打土豪、斗地主，把他们的地和东西分给穷人;红军打击的都是平时欺压百姓的军阀部队和土匪恶霸武装……

　　伴随着对红军好感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为红军的胜利而欢呼兴奋。

　　红军具有的两种职能

　　毛泽东在阐述当年红军的主要任务时指出：红军就要“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也是毛泽东在部队弱小之时提倡的游击战术，其精髓在于打击敌人、壮大自己。

　　毛泽东在说明红军这两种职能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多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际，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集中以应付敌人”讲的是红军的军事职能，“分兵以发动群众”讲的是红军的政治职能。发动群众就是要还大多数群众以公正，维护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其中重要的手段就是进行好农村地区的土地革命。

　　红军在占领地干的三件大事

　　首先是成立村苏维埃政府，使农民当家做主;第二就是组织赤卫队，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保卫家乡;第三成立土地委员会，为下一步的合理分田做好准备。

　　下面这段话摘录自一位老红军的回忆：“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一位红军干部讲了话，他说：什么叫苏维埃?苏维埃就是农民组织起来的政府，我们穷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保卫自己的利益。革命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恶霸武装，地主都打倒，穷人自己管自己的事，这是完全能做到的。

　　有个红军干部还说：乡亲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的军队会不会到我们这里来?我看大家要准备敌人来，我们自己要拿起刀枪，组织赤卫队。敌人来了就同敌人打，不要怕敌人。打得过敌人就消灭他，打不过就先躲开他，有好时候再打，对敌人只能斗，不能害怕他们。我们要保卫革命的成果，保卫家乡。”

　　尽管提出的这些概念需要时间来理解，但相信红军干部的热情宣讲应该给当年在场的每一位乡亲留下深刻的印象。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在红军小分队的保障下，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任务就是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新政府首先没收地主的财产分给穷人，其次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没收的土地由土地委员会开始重新丈量并分给村民。

　　分田的大体步骤是：(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账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农民家里，现金和金银器则交公;(三)丈量土地，进行合理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并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地名、面积等内容。

　　任何一届新政府如果希望取信于民都是要维护公平以及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当时中国农村的情况下，以整体农民公利公益为目的，使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民实现真正 “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的土地革命无疑获得了人民的极大支持。土地革命给整个苏区注入了新的活力。

　　苏区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土地革命方法

　　毛泽东应该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实践“土地革命”的人。他根据之前在湖南、江西基层开展土地革命带来的经验，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于1929年4月亲自主持制定江西省兴国县的《土地法》，并提出一系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1930年春，兴国县等地全面开展分田运动。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土地革命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有了很大发展。针对土地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也在不断调整政策使之更加符合人民利益。如1931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要使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后“不仅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成果，制定出一条更加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谁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能得到民心。

　　建立武装的土豪劣绅的疯狂报复

　　面对苏区根据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很多临近苏区的白区地域土豪劣绅纷纷建立了名为民团的私人地主武装，地主把持民团在红军主力进攻时就逃跑，而当国民党对这片地区重新占领时他们就开始对农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在一本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对于白军“剿共”的研究》一书则提到，主要由地主、富农为首领的“各地保卫团痛恨匪共每每肆意烧杀以图报复”;“难民等各村逃出来的人……他们没有纪律，加以报仇心切，所到之处，随意烧杀”。在那个年代，往往这种报复已经丧心病狂地迁怒到对方的无辜家人甚至是年纪很小的孩子。朱德、毛泽东的妻子都在类似的报复中被杀。

　　农民的革命和地主的报复使地主与农民间形成强烈对立关系。当时有人观察到土地革命前后农民的心理变化：之前农民对于有势有钱者的眼神极为崇拜，在土地革命之中他们开始知道了自己被地主压榨之后，对有钱有势者的崇拜眼神变为了藐视。而当遭到地主的疯狂报复之后，农民的眼神开始变为了敌视。

　　地主的报复使农民更加别无选择

　　农民和地主间的冲突及地主的复仇行为使地主和占据农村大多数的普通农民产生了极其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并非完全是由于土地分配带给了农民多少利益。在一些地区，土地的分配并没有得到充分实施，甚至还产生一些错误。即使如此，农民还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这种没有分到多少田而还拥护红军的现象一方面来自红军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地主民团的压榨，当时的农民受到的不合理欺压真是太多了，此时的农民认识到了之前社会的不公平从而产生出公正意识的确立，这种公正意识的确立离不开正确的理论和宣传。

　　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恶化，使农民革命成为20世纪上半叶革命的主题之一，而为了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革命潮流又使双方间必然产生这种对立。地主阶级疯狂的报复反倒使苏区的人民除继续跟随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外别无选择，农民们同自己的党、自己的军队更加浑然一体，从而带来了真正的人民战争

　　什么是共产党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的基本概念是，红军为骨干，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战争。在国民党围剿时的具体体现为：

　　1、动员苏区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并把敌人的进攻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对人民群众参战的要求直接向群众说清楚。

　　2、苏区各处实行坚壁清野。老乡们把粮食、生猪、耕牛、家禽等能吃的东西和牲畜送到深山里藏起来。

　　3、人民主动帮助军队筹备粮食。

　　4、赤卫队配合作战，破坏道路。破坏道路能够为红军出击争取时间，并在敌人退却的时候截滞他们，增大红军歼灭敌人的机会。

　　5、群众里的中年人和壮年妇女为担架队，老年妇女则照顾伤病员，少先队、儿童团则负责站岗放哨摸敌情。

　　苏区的青壮年男人们几乎全部都参加了红军、赤卫队，15岁以上少年参加少先队，低龄儿童都参加了儿童团。为了保卫分得的田地和胜利果实，伸张公平正义，人民群众与军队融为了一体，这就是人人努力的共产党人民战争。

　　当时想学土改的国民党

　　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也看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他觉得毛泽东、朱德非常高明，打土豪、分田地，把农民发动起来了。他认为在国民党军的围剿和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中的较量不仅仅是两支军队的较量，而是国民党军几乎要和江西根据地的所有民众进行斗争，陈诚认为这样的战争对国民党来说太困难了。

　　据研究国民党的学者的研究结果，国民党的确知道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孙中山一直在强调要“耕者有其田”。蒋经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赣南时期也做过“耕者有其田”的尝试。甚至国民党左派所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1930年9 月还提出过一套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主张立即颁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办法是发行为期50年长期土地公债，将最高额以外的私人土地和公共团体的土地收买为国有，而后分配于耕作的农民。但从实际来看，国民党的所谓“耕者有其田”只是停留在表面而已。尽管陈诚当年不断建议，要学共产党想办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里，但蒋介石根本不能也不敢搞这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土地革命。

　　国民党想学但学不到的原因

　　蒋介石的土地革命无法实施的原因在于蒋介石的文武高官几乎都是土地的拥有者。应该说地主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主要支柱。许多地主自己就是国民党的军政官吏，而许多官吏则成为新兴的地主。据江苏省民政厅1928年至1934年间的统计数字，该省拥有10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共374个，其中有77个是国民党的官吏;1931年，在无锡调查的104个村长中，91.3%为地主，7.7%为富农。国民党政府尝试过“二五减租”，也在1930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地主的地租从未因此而减少，有些地方甚至还不断曾加。如广东省，从1929年到1934年，地租甚至平均增加了20%。减租都实行不了，更何况土地改革。国民党如果进行土地革命无疑这些拥有土地的文武官员不会同意，同时蒋介石也没有办法通过赎买的方式来变相收取那些超额的土地和公共土地，因为大地主们不会轻易同意政府强加给他们的价格。如果蒋介石要硬来，那么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军队高级将领还会有随时反水的可能，这是蒋介石无法承受的。

　　国民党最后在台湾进行的土改

　　国民党要在上世纪上半叶进行土地革命的改革就会严重触犯本集团的既得利益，失去原有地主支持者的支持，因此陈诚的方案当然无法行得通。不是国民党将土地革命的机会让给了共产党而最终使共产党在民心中获胜，而是国民党当时根本做不到。

　　当然最后蒋介石还是进行了土地革命，那是在几十年后的台湾。史料记载，蒋介石国民党在被共产党击败到台湾以后，痛定思痛，之后首先开展的运动就是“土地改革”。先是“三七五减租”，之后是“公地改领”，最后是“耕者有其田”。这些办法无疑也是蒋介石和陈诚的老想法，应该说土地改革使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得以迅速控制住了局面。从1949年的“三七五减租”开始，到1976年《耕者有其田条例》基本落实到位，在台湾进行土地革命的这近30年的时间里，台湾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地主占据政治的绝对优势演化到社会的绝大多数自耕农占有政治优势，为台湾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蒋介石完全清楚土地革命的意义。台湾土改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败逃到台湾的官员和军人并没有在台湾拥有他们的土地。

　　土地革命的意义

　　土地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意义重大。

　　首先，土地革命为农村的绝大多数人伸张了正义，之前备受剥削的贫雇农在地位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这样的革命无疑会得到这些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其次，通过土地革命，使地主阶级丧失了之前的剥削特权，打倒了地主阶级，摧毁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第三，土地革命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人民军队获得了充分的给养力。农民们以实物上缴的土地税，解决了红军的重要军粮问题。农民们还经常以粮、肉、鸡、鸭、布草鞋等其他自制物品慰劳红军。

　　第四，土地革命使红军的队伍建设得以顺利开展。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人们不仅努力发展生产，而且积极参军参战。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贫雇农就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曾招收800名农民入伍。

　　迅速壮大的红军力量

　　土地革命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鼓舞和示范作用。经过不懈的探索，农村根据地不仅成为了人民军队的补给站，更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经过共产党人艰苦的努力，到1934年之时，全国已有十几块红色农村根据地，其中主要的根据地有：毛泽东、朱德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建立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方志敏等建立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张国焘等领导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建立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等建立的广西左、右江根据地;除以上主要地区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广东海陆丰、琼崖、陕甘等地建立了红军和根据地。

　　截止到1930年夏天，通过不断的扩红方面的努力，全国红军的主力部队也迅速发展到约7万人的规模，连同地方红色武装一共超过了10万人。从人数上红军已经成为国民党蒋介石不敢小视的军事力量。但更重要的是：红军是一支同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的，具有思想管理的，得到人民支持的队伍。三湾改编后那不一样的火种开始有了星火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