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列宁

张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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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自称是列宁的学生，是列宁的事业的继承者。在他生前，人们大都赞成这个说法，同时也有人为了抬高他，把他与列宁并列起来。可是苏共二十大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指责斯大林违背列宁的思想原则和破坏党内生活的准则。在这之后开始把他与列宁对立起来。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本文就打算根据历史事实，讲一讲这两位巨人的关系。

　　一

　　根据斯大林自述，他是在1903年经过互相通信认识列宁的。他知道列宁的名字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而在读了《火星报》上列宁的文章后，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常的人物。于是他把这个印象写信告诉一位侨居国外的好友，要他评论一下。1903年底在流放地收到了那位朋友的答复以及列宁的一封简单而内容丰富的信。列宁在信里对党的实际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批评，并对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这封信使斯大林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①]就这样斯大林和列宁认识了。

　　斯大林与列宁首次见面是在1905年12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上。当时列宁发表了论目前形势和论土地问题的演说，演说中的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使斯大林深感钦佩。第二次和第三次见面分别在1906年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在前一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少数，遭到了失败，而在后一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成了胜利者。列宁在前一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不因失败而灰心”，而是更加精神百倍地去迎接新的战斗;而在后一次代表大会上“不因胜利而骄傲”，特别警惕和戒备起来。这两个特点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大林注视着列宁的著作的发表，认真进行学习和领会。1905年5月他写了小册子《论党内意见分歧》，阐发了列宁的著作《怎么办?》的思想，批评了各种机会主义观点，指出了党内分歧的主要原因。小册子出版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外，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于7月写信给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要求把《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寄去，可见这个小册子引起了列宁的注意。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斯大林未能出席。会上斯大林被任命为俄国局成员。代表会议结束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根据列宁的提议，补选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奥尔忠尼启泽受列宁委托，到流放地沃洛格达见斯大林，传达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可见列宁对斯大林的重视。

　　1912年底到1913年初，斯大林秘密前往克拉科夫参加中央委员和党的工作者会议。会后列宁要求他继续留在克拉科夫，就民族问题交换意见。斯大林在列宁的支持下写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此文发表在《启蒙》杂志上，深受列宁的赞赏。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提到了这件事，这样写道：“我们这里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当时有人对文章有不同看法，提出将其作为供讨论的文章发表时，列宁坚决不同意，说道：“当然我们绝对反对。文章写得好极了，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我们对崩得混蛋们丝毫也不放弃原则立场。”1913年3月，列宁还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说：“……国内逮捕事件严重。柯巴(斯大林的化名。——引者)被抓去了……柯巴在被捕前写了一篇很长的(可供《启蒙》杂志三期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好!应当为真理而对崩得和取消派中的分离主义者及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②]这篇文章标志着斯大林理论上的成熟，因而有人将其称为他的独特的“毕业论文”。

　　斯大林善于进行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甚至不同意列宁的意见。例如在土地问题上，他曾主张土地归农民所有，不同意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的主张。又如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上也曾一度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胜利是不可能的。后来他在《斯大林全集》第1卷的著者的《序言》里承认了错误，说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理论修养不够，也是由于我们犯了做实际工作的人不关心理论问题的通病”。[③]斯大林就其经历来说，是一个来自下层、在实际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的革命者。他的长处是富有实际经验，而在理论修养方面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但是成熟比较晚。因而他发表过一些不符合列宁思想的言论，并不奇怪。可贵的是，他在认识到后，能承认错误，加以改正。

　　斯大林回国后不久就被逮捕。在这之后的几年大都是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1913年夏，列宁曾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筹划斯维尔特洛夫和斯大林如何从流放地逃跑问题。后因奸细出卖，未能成功。在这之后的几年，斯大林因受条件限制，活动较少，与列宁的联系也不多。

　　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才回到彼得格勒，他作为编委参加了《真理报》的编辑工作。不久列宁从国外归来，起初斯大林对列宁提出的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有所保留，但不久就完全接受了，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四月代表会议，在会上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四月代表会议后，布尔什维克党根据会议精神，积极开展争取群众、用战斗精神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临时政府开始采取镇压行动，并于7月7日颁布了逮捕列宁以“叛国”和策划武装暴动罪进行审判的命令。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领导人主张列宁出庭受审，利用法庭揭露当权者的暴行。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等坚决反对。列宁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在他们的具体帮助下离开了彼得格勒，到拉兹里夫附近的草棚里躲藏起来。斯大林等人经常前去看望，并与他保持着经常联系。

　　1917年8月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未能参加。但是他通过斯大林等人策划和领导了这次大会。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在会上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斯大林指出，形势发生了变化，策略也应当改变，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应成为当前迫切的口号。这是符合列宁的思想的，甚至可以说传达了列宁的意见。

　　但是斯大林等人也在个别问题上不同意列宁的意见。1917年9月民主会议召开时，列宁不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不驱散民主会议并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起义并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列宁不同意中央的决定，主张立即驱散民主会议，并把参加者逮捕起来。斯大林等人没有听他的话，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10月25日(11月7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胜利举行起义。事后列宁对斯大林等人说：“是的，恐怕是你们对。”[④]

　　列宁是在10月8日(21日)秘密回到彼得格勒的。10月10日(23日)在他主持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讨论了武装起义的问题。斯大林在会上投了赞成票。在中央10月16日(29日)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当选为军事革命总部成员。他在会上发言，认为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上起义的道路。接着他积极参与了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工作。

　　从以上所述来看，自从列宁回国后，斯大林就直接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活动。两人有了更多的直接交往。尽管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尽相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合作。斯大林还关心列宁的安全，在反动当局扬言要审判他时，帮助他及时转入地下。列宁更加信任他和重用他，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刚才提到过斯大林受委托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和政治形势报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提高了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使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和发动十月革命的整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过去流行这样的看法，认为斯大林在实现十月革命的过程表现得平平常常，不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诚然这两人活动能力较强，而且能言善辩，善于在大庭广众前发表具有鼓动性的讲话，从表面上看，影响较大。而斯大林是从国内实际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从事实际工作是他的长处。他在十月武装起义前做了大量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不过他是格鲁吉亚人，说俄语带有口音，不大善于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因此在口头宣传方面做的工作相对地要少些。但是他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练就了很强的写作能力。1917年3月至10月他在自己编辑的《真理报》和其他报刊上总共发表了六七十篇文章。这些文章旗帜鲜明，观点明确，切合实际，针对性强，而且短小精悍，语言通俗，它们所起的宣传鼓动作用不可低估。他是中央军事革命总部五名成员之一，这并不是挂名的。在武装起义的日子里他坚守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总部，协助列宁领导起义，向各委员会传达命令，参与起草文件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他在准备和实现十月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后来又被批准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成为政府的两个重要部门的领导。1918年初，列宁休假期间，曾短时间地代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同年在签订对德和约的问题上曾有不同意见。列宁主张签订，而相当多的人表示反对。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支持列宁的。国内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先后被派往察里津前线、彼得格勒战线、南方面军等处去解决一些“棘手问题”，受到了列宁的好评。他在两个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受到了列宁高度的赞赏。列宁在回答托洛茨基分子抱怨没有让他们担任管理职务时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轻率地指责说：斯大林身兼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试问，为了保持民族事务委员部目前的局面，为了处理突厥斯坦、高加索等等问题，我们此刻能够做些什么呢?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此类问题欧洲各国已经研究好几百年了，只有民主共和国才解决了极小一部分。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族人民的代表都能找他深谈的人。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个人选来。工农检查院(原称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引者)也是这样。工作很艰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细小的倾轧而不能自拔。”[⑤]

　　斯大林在两个人民委员部里卓有成效的工作，更使列宁相信他能同样有成效地进行全党范围内的组织工作。当时列宁担任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并作为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的会议，中央的书记处只处理日常工作。他想设立党中央总书记一职，让其协调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活动。他看中了斯大林。但是当时党内情况比较复杂，二十年代初一直存在着派别斗争。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等不断挑动争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虽然它们的派别活动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它们还保留着相当大的实力。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列宁大概为了使自己设总书记职位的设想和推举斯大林担任这一职务的意图能够顺利实现，采取了一些不寻常的做法。曾在党的十大后担任中央责任书记的莫洛托夫在与诗人丘耶夫的谈话中回忆了这一段往事。他说：“……而在十一大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十人名单’——上面是要推举的中央委员的名字，全是拥护列宁的人。列宁亲笔在斯大林的名字的后面写上‘总书记’的字样。”据莫洛托夫说，大会期间列宁甚至召集赞成这个名单的人开会，统一思想，以保证大会选举时名单上的人全都能够当选。[⑥]这样一来，对斯大林来说，在他当选中央委员的同时，也就被认可为总书记。而他正式当选是在1922年4月3日的中央全会上。与他一起当选的另外两名书记是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

　　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大力加强党的管理制度，组建了一些新的机构，提拔和重用一大批干部。他能从各种渠道获取有关的材料，了解各级组织的实际情况，从而加强了对各级组织的监督。他作为总书记所掌握的权力，已大大超过已往的责任书记，这样就把这个本来负责事务性和技术性的职位变成了极其重要的岗位。他的做法受到了党内许多人的欢迎，同时也不免树敌结仇，得罪不少人，这使他成为批评、责备和埋怨的对象。这种情况自然也传到了列宁那里。斯大林的做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列宁设立总书记职位的初衷，另一方面也不免引起了列宁的警觉和猜忌。

　　可是就在这时，列宁病倒了。1922年5月25日第一次中风。养病期间，斯大林经常前去看望他。据统计，他看望的次数要比其他政治局委员多十余倍。9月24日，《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的《列宁同志在休养中》一文。文章描述了列宁病中的精神状态，他那如饥如渴地打听各种问题的精神以及急于要做工作的不可遏止的热情，同时又称赞他服从医生安排的纪律性。到了秋天，病情好转。列宁又重新开始工作，曾两次正式露面，一次是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另一次是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讲话。在这期间，他和斯大林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但是列宁的病情并不稳定，经常发作。医生要求全休静养，可是他没有放下工作，甚至还想在12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话，但是健康情况不允许，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不禁号啕大哭起来。12月16日，病情再次恶化。政治局考虑到斯大林与列宁比较亲近，于12月18日通过决议，责成斯大林个人负责督促遵守医生规定的制度，把列宁隔离起来，不让他有个人的和公务上的接触。当天召开的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参加全会的人特别强调列宁必须遵守医生关于停止工作的严格规定。斯大林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认真监督决议的贯彻实行，要求特别严格，这使得列宁的那些本来就焦急不安的亲属，尤其是克鲁普斯卡娅，非常生气。再说列宁本人，他在得病后觉得无法救治，情绪甚为低落，甚至萌发了自杀的念头。1922年5月30日，他曾要斯大林给他毒药，好结束生命。斯大林安慰他，说他的病还有治愈希望，暂时把他应付过去了。12月22日，列宁再次产生自杀念头，这一次他请求秘书福齐也娃给他毒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要求在他去世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读。因此这些信又称为“政治遗嘱”。

　　这几封信是在12月23日至12月26日口授的，其中包括12月23日的信及其《续一》(24日和25日)和《续二》(26日)，对24日一信的补充(1923年1月4日)，还有《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12月29日)。列宁在他的信里提出了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至一百人的建议并说明了理由。列宁特别重视党的稳定性和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的问题，这样说道：“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五十人，增加到一百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个办法。”

　　接着列宁对党内几位主要的领导人进行了评述。首先他讲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说道：“斯大林同志当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中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在谈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列宁提了一下他们1917年10月反对武装起义的事，说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列宁把布哈林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说“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又说，“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最后谈到皮达可夫，说“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⑦]

　　1923年1月4日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所作的补充中，列宁才提出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他是这样说的：“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⑧]这里列宁指出斯大林具有“粗暴”这一性格特点，认为这个缺点在共产党人(大概指的是普通党员)相互交往中是可以容忍的，在党的总书记身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他明确要求把他自己在八九个月前设法扶上去的斯大林撤下来。可见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和态度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恐怕他这样做不仅仅是由于斯大林的性格问题，或者说，主要不是由于性格问题。可能是他发现斯大林在一些问题上与他有分歧，例如在整个国家体制问题上是采取联邦制或单一制问题、外贸垄断问题、格鲁吉亚问题等，对斯大林能否奉行他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产生了怀疑。但是他回头看看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人，觉得他们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就是在理论问题有重大的缺陷，都不是接班的合适人选，因而他只好用无奈的语气结束他的撤换总书记的建议，没有提出由谁来接替。

　　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一向有原则的分歧，曾对他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但是在《给代表大会的信》里讲了他的不少好话。这说明列宁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曾两次提出要托洛茨基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但是都被拒绝了。很明显，列宁想“安抚”他，争取他的支持，利用他来制约斯大林。首先在关于外贸垄断问题上就这样做。1922年10月，中央全会在斯大林等人的赞同下，通过了一项削弱外贸垄断的决议。列宁得知后非常不安，联合在这个问题上与他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在全会上捍卫外贸垄断。不久列宁的主张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于是他在12月21日给托洛茨基口授了一封短信，信中高兴地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⑨]信是克鲁普斯卡娅笔录的。这封信引起了一场风波。

　　托洛茨基收到信后，给加米涅夫打了电话告知此事。加米涅夫转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把她骂了一顿，语言相当粗鲁，并且威胁要把她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规定的罪名送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克鲁普斯卡娅容忍不了辱骂，当场痛哭起来。于是她写信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求助。据说，斯大林大概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第二天又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改变了语气，克鲁普斯卡娅也冷静下来了，两人的关系暂时缓解了。

　　克鲁普斯卡娅似乎没有把斯大林打电话的事立即告诉列宁。列宁到1923年3月初才知道这件事。3月5日他口授了这样一封给斯大林的信：

　　“致斯大林同志。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考虑，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⑩]

　　斯大林收到信后，于3月7日写了回信，信中说：

　　“列宁同志!

　　大约五周前我曾与娜·康斯坦丁诺夫娜谈过话(这个说法不准确，实际是大约两个半月前。——引者)，我认为她不仅是您的妻子，而且是党内我的老同志，当时我(在电话里)大致说了以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等等。’

　　“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有‘反对’您的意思，因为除了让您很快地恢复健康外，我不追求任何其他目的。而且我认为进行监督使制度得到遵守是自己的职责。我和娜·康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也没有，也不可能有。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提到的那些话，我可以收回，而不去想这是这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

　　И.斯大林”[11]

　　从信中所说的话和语气来看，斯大林并不承认自己有多大错误，但是列宁要他道歉，他十分无奈地作了这样的表示。列宁如果读了这封信，也未必会满意。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乌里扬诺娃认为斯大林与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冲突“具有纯粹个人的性质，与政治毫无关系”。她说：“这件事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中央全会根据医生的要求，委托斯大林进行监督，不要让人们在伊里奇患重病期间告诉他政治方面的消息，不要让他激动，以免使病情恶化，斯大林因伊里奇家里的人告诉他此类消息而申斥了他们。伊里奇偶然知道了这一点，——而此类保护制度通常使人觉得难以忍受，——就对斯大林进行了申斥。斯大林道了歉，事情就了结了。不用说，如果伊里奇当时不像我指出的那样病情很重，他会对这件事作出另一种反应。”[12]

　　确实正如玛丽娅·乌里扬诺娃所说，这场冲突的发生，列宁病情严重起了很大作用。不久，列宁的病又再次发作，而且非常严重。3月17日他叫克鲁普斯卡娅请斯大林去谈话，再次请求斯大林给他弄一份毒药，因为“忍受着难以置信的痛苦”，“继续这样活着简直无法想象”。这证明列宁夫妇与斯大林和解了。当时斯大林觉得不好完全拒绝，安慰列宁说，请他放心和相信，“需要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实现你的要求”。列宁听了真的平静下来了。斯大林从列宁那里回来后，于3月21日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个便条，讲了与列宁谈话的经过，最后说：“然而应当声明，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B.伊里奇的请求，我只好拒绝完成这个任务，不管它是多么人道和多么必要，谨将此情况告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各位委员。”[13]在保存下来的便条原件上方有阅读过的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托姆斯基的签名。托姆斯基还写了自己的意见：“读过了。我认为斯大林的‘犹豫’是对的。应该由政治局委员们交换意见。不必让(做技术工作的)书记参加。”

　　列宁的这次发病最为严重，导致失语，半身麻痹，使他丧失了活动能力。从此他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十来个月后他就与世长逝了。列宁逝世后，1924年5月召开党的十三大时，上述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各代表团里宣读，会上讨论了列宁提出的“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的问题。所有代表团都主张斯大林留在总书记职位上。斯大林本人也在十三大后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请求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但全会“责令”他留在这个岗位上。一年后他又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同样没有得到满足。不管他的这个要求是否发自内心，但在表面他还是接受列宁生前的批评和尊重列宁的意见的。

　　二

　　列宁是在1924年1月21日逝世的。斯大林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和其他领导人来到哥尔克，据邦契-布鲁也维奇的回忆，“他迈着沉重的、笨拙的和坚决的脚步，把右手放在军装上衣的衣襟里。他脸色苍白，表情严肃，思想集中。突然感情冲动地走到床头。‘永别了，永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永别了’脸色苍白的他用双手抱住了弗·伊的头，抬了起来，自己弯下身去，几乎把它紧贴在自己的胸前，自己的心口，使劲地吻了吻列宁的双颊和前额……挥了挥手，猛然走开，仿佛砍断过去和现在的联系一样”。[14]应该说，他对列宁的感情是诚挚的，对列宁的逝世是悲痛的。

　　1月26日，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悼列宁》的演说。演说分六个部分，每个部分讲一个问题。第一部分讲要珍重以列宁为创始人和领导人的党的党员称号;第二部分讲要保护党的统一;第三部分讲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第四部分讲要巩固工农联盟;第五部分讲要巩固和扩大共和国联盟;第六部分讲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每个部分先讲列宁是如何教导和临终时如何嘱咐的，最后向列宁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这篇悼词无论从内容还是从结构和语言表达上，很像在列宁灵前宣读的誓词。

　　过了两天，即1月28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发表题为《论列宁》的演说。这篇演说用的是另一种表达方法，实际上是一篇充满深情厚谊的革命回忆录。作者回忆了认识列宁的经过以及后来与他的交往，谈了列宁给他的深刻印象。关于他认识列宁的经过以及头几次见面给他的印象，上面已经提到过，这里不再重复。在这篇演说中，斯大林还通过一些具体事例，说明列宁具有高度的原则性以及相信群众和群众的创造力等特点，赞扬他是“革命天才”。

　　1924年4月初，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系列讲演。他把这些讲演献给“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可见他的目的是给新党员提供学习列宁主义的教材。讲演共分九个部分：一、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二、方法;三、理论;四、无产阶级专政;五、农民问题;六、民族问题;七、战略和策略;八、党;九、工作作风。讲演开头给列宁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这样说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5]在讲理论这一部分中，斯大林特别指出列宁对理论的重视，引用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这样的话来加以说明。

　　1926年1月，斯大林又发表了题为《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文章。文章分为列宁主义的定义、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关于“不断”革命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党和工人阶级、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内胜利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等七个部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与上述《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互为补充的。首先它重申了《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对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反对季诺维也夫所下的如下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认为季诺维也夫的定义“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16]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在讲理论部分谈到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众所周知，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根据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了另一种看法。1913年，他在《论欧洲联邦的口号》一文中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17]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发挥，指出：“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跃进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他又说：“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他认为，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还不能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免除复辟。[18]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看法逐步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他引用列宁在1923年写的《论合作社》中的话，肯定地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拥有为建成这个社会所必需的一切。”[19]

　　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权，他曾经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20]上面提到过，斯大林在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里有一章专门讲无产阶级专政。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并且引用列宁的话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同情和拥护”。[21]他注明这几句话的出处是列宁的《国家和革命》。列宁似乎不是在《国家和革命》里，而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里说这样的话的，他的原话是：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22]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里同样辟专章讲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重要性，把它称为“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他再次重复列宁说过的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凭借暴力而不是凭借法律的政权这样的话。同时又引用列宁的话说，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是比先前的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

　　“(二)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

　　“(三)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政权就是所有这三方面的结合。其中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提出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惟一特征，反之，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特征，就足以使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成其为专政，因此，无论除去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23]斯大林在说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时，既指出它使用暴力进行镇压的功能，又指出它组织社会生活的功能，这是符合列宁的原意的。

　　这两部著作涉及问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从其整个内容来看，斯大林是作为列宁思想的继承者和权威的阐释者出现的。

　　列宁逝世后，党内斗争十分复杂。斯大林先后与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和布哈林右倾集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陆续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等文章和讲话，对反对派背离列宁主义路线的各种错误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时他是以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路线的捍卫者的姿态出现的。

　　列宁逝世过早，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只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似乎没有来得及描绘出具体的蓝图，没有制订出具体的方针政策。他提出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口号，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24]可以说，他说的“电气化”就是工业化。斯大林根据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实际情况，制订出了一整套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政策，使得苏联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而迅速地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这可以说是对列宁的电气化思想的发展和实施。

　　再说一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列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他主张实行共耕制，不仅实行土地公有，而且农具公有，牲畜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当时这种制度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一定作用。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又提出实行合作制，优先发展流通领域的合作事业。斯大林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通过合作社和国家机关在供销方面扩大对农民经济的掌握，逐渐使分散的农户转上联合的大农庄的轨道，转上以集约耕作和农业机械化为基础的公共耕作制的轨道，大力开展农业集体化。二十年代末，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这场运动基本上是按照列宁的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进行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和问题，主要是由于违背了列宁规定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不容许跳过运动尚未完结的形式的原则以及不要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不要强迫命令的原则造成的。

　　下面专门讲一下新经济政策问题。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决议，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私人贸易和私营工厂主开设小型企业，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允许少数商品流转自由等。列宁称实行新经济政策为暂时的“退却“，而退一步目的是为了前进两步。这是无产阶级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策略手段。允许资本主义势力暂时有一定的发展，其最终目的绝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根据形势的发展，可能有所变动。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上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时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25]列宁说的停止退却，指的不是完全中止实行新经济政策，而是重新部署力量，做好对资本主义发动新的进攻的准备。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间究竟要多长，列宁没有作具体的说明，但是当有人提出要二十五年时，他说他没有这样悲观。

　　按照列宁的思路，新经济政策不是基本国策，而主要是策略手段。斯大林在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只在“战略和策略”这一部分提到了它，说抓住这个环节是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26]1929年，当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中私营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正在走向灭亡，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正在开展起来，中农已基本上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富农遭到了孤立，势力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在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永久的。”[27]

　　这里斯大林只是说当新经济政策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时，就把它“抛开，而在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把它抛开。他在1930年6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批评了那种认为退却既然终止，新经济政策就应当废除的观点。他说：“我们转入全线进攻时还不废除新经济政策，因为私营商业和资本主义分子还存在，‘自由的商品流转’还存在;但是我们确实正在终止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开展它的下一阶段即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这一阶段是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28]1936年11月25日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也说：“如果说当时我们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阶段(指1924年。——引者)，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期，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的时期，那么现在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后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29]这时才可说是真正地“抛开”了。这时距离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已有十五年之久，更重要的是新经济政策的任务已完成了，列宁所说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30]的预言已经实现。有人歪曲新经济政策，将其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指责斯大林违背了列宁的意志过早地将其结束，是没有根据的。

　　上面比较概括地讲了斯大林与列宁结识的经过，他们相互之间的看法以及十月革命后一起工作的经历。总的说来，斯大林自参加革命活动之时起，就站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学习列宁的著作，接受列宁的思想观点，在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上是支持列宁的。这是主要的。但是斯大林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并且比较了解革命活动的实际情况，因而他也有不同意列宁意见的时候，而且敢于提出，不过当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能够承认而且勇于改正。列宁晚年，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曾经一度复杂化，除了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外，恐怕还由于列宁身患重病，思想情绪有些不大正常。斯大林仍然比较尊重列宁，采取克制的态度，没有造成两人关系的破裂。而在列宁逝世后，更是继承列宁遗志，以列宁思想为指导，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把贫穷落后的俄罗斯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由此看来，斯大林是列宁思想的信奉者和列宁的事业的继承者。

　　那么斯大林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说明自己与列宁的关系的呢?在革命年代他似乎没有明确地表述过。在列宁逝世前夕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他在做结论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当然，我们这些列宁同志的学生不会不了解列宁同志是天才中最有天才的人，这样的人物经过几百年才产生一个。”[31]这里明确说明包括他在内的领导人都是列宁的学生。1925年1月，斯大林在《致工人报》中开头就说：“要记住，要爱戴，要学习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领袖伊里奇。”[32]他称列宁为导师，自然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了。

　　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与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一点。他说：“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33]尽管在这之后斯大林威望愈来愈高，甚至出现对他的个人崇拜，但是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1946年在《斯大林传略》重版前，他亲自作了校订。传略的第93页原来有这样一段话：“斯大林继续高举列宁的旗帜，党的旗帜，他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秀儿子，列宁事业的当之无愧的后继者和伟大的继承者。”斯大林亲笔添上了“列宁杰出的学生”这几个字。[34]同时他又把他对路德维希讲的“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这句话添到第105页上。[35]同年12月23日，斯大林在与《传略》的撰写者座谈时，对他们没有提到这一点表示非常不满，说道：

　　“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记不清了，只在某处含糊地提了提……

　　“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我在与路德维希谈话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谁也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

　　“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就沿着这条开辟的道路走。”[36]

　　这就是说，斯大林直到晚年仍然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和列宁的事业的继承者。

　　三

　　斯大林生前，尽管如上所说他多次声明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但是人们经常把他与列宁并列起来，尤其在出现个人崇拜的浪潮后，更是如此。“列宁-斯大林的旗帜”，“列宁斯大林的党”成为常用语。法国作家巴比塞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这句话也为人们普遍地接受。有人觉得光讲列宁主义还不够，还应该讲“斯大林主义”。三十年代卡冈诺维奇就说过：“不仅有列宁主义，而且有斯大林主义。”他说的“斯大林主义”是一个褒义词，不像后来西方和苏联国内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含有贬义。他的意思是说斯大林的思想观点形成了一个与列宁主义并立的独立的体系。当时斯大林知道后很不高兴，对他进行了批评。像卡冈诺维奇那样持这种“激进”观点的还有一些人，其中一些人是真心实意这样认为和这样说的，这只是认识上的问题，话说得过了头。也有一些人颂扬和抬高斯大林的目的则是为了取得信任，求得升迁。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曾在一次讲话中高呼“列宁主义万岁!斯大林主义万岁!”他同样遭到了斯大林的斥责。尽管如此，实际上这种把斯大林与列宁并列起来的思想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下来。甚至在斯大林逝世后也让他与列宁安息在同一个陵墓里，陵墓入口处上方的石匾上镌有“列宁·斯大林”字样。

　　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领导人就开始批判对他的个人崇拜，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变化更为明显。本文开头提到过，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指责斯大林违背了列宁的思想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准则。他还在两人的关系上大做文章，搬出了列宁1922年患重病期间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来说明列宁已对斯大林失去信任，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达到破裂的边缘。同时他还列举所谓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无视列宁的重大训诫，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毒害。这样就把斯大林与列宁对立起来了，在这之后，苏联官方就打出恢复列宁的思想和传统的旗号，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和否定。

　　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他在总结报告和总结发言中除了重复在二十大说过的话外，还提出了新的指责。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斯大林灵柩移出陵墓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旁的决议，同时换掉陵墓入口上方镌有列宁和斯大林名字的石匾，新的石匾上只剩下列宁一个人的名字。此事具有象征意义，表明苏共领导集团决心要把列宁与斯大林彻底分开。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斯大林的批判有所缓和，但是把他与列宁对立起来的做法未作根本改变。在当时官方的出版物上，仍旧肯定和颂扬列宁，批判和否定斯大林。

　　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改革”后，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口号，鼓动人们起来揭露过去的问题，为他的“改革”造舆论。文学界首先响应，其他各界紧紧跟上，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新批判浪潮。斯大林首当其冲，成为揭露和批判的重点。他的整个历史又被翻腾了一遍，给他加上了种种罪名，简直把他妖魔化了。不过在“改革”的前期，还没有把矛头指向列宁。在斯大林和列宁的关系问题上，仍然是肯定列宁否定斯大林。在新批判浪潮中出现的大量作品，也有讲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的。剧作家沙特罗夫于1988年1月发表的剧本《前进……前进……前进!》可作为典型的例子。剧本突出地写了列宁和斯大林在一系列方针路线问题上的争论，说明斯大林在当权后违背了十月革命的纲领，偏离了列宁指明的方向。剧中列宁对斯大林说：“如果您和像您这样的人称自己为列宁的学生和列宁主义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是列宁主义者!”列宁还提到斯大林的粗暴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小节”造成的严重恶果，并为自己没有来得及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而进行自责。剧本末尾有一个象征性的场面：各种人物均已退场，舞台上只留下列宁和斯大林。列宁等着斯大林走开，而斯大林不走，于是出现了难堪的冷场。最后斯大林打破了沉默，说：“我想找您谈谈，解释一下。”列宁严肃地说：“我和您没有可谈的。”接着他面向公众说：“应当前进……前进……前进!”这个敦促斯大林走开的场面意味深长，表明列宁与斯大林的矛盾不可调和，同时也象征着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到了“改革”的中后期，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反社会主义势力更加活跃，意识形态领域更加混乱。某些自由派政治家、政论家、作家、新闻记者公开打出否定十月革命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旗号，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列宁。1989年6月，《十月》杂志刊登了曾在西方出版的格罗斯曼的中篇小说《一切都是流动的》。小说中大讲列宁性格的两重性，说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的列宁与政治斗争中的列宁是不一样的，说什么列宁对政敌非常粗暴，毫不留情，在与政敌的争论中不是力求说服对方，“寻求的不是真理，而是胜利”，他的“所有才能、意志和热情都服从一个目标：夺取政权”，“他为此可以牺牲一切，他为了夺取政权牺牲了和扼杀了俄罗斯过去最神圣的东西——她的自由”。小说进一步指出，列宁的胜利是“为不自由服务的”，“列宁的悲剧不仅是俄罗斯的悲剧，它成了世界的悲剧”，因为“隐蔽的俄罗斯奴隶制度将越出国界，成为照亮人类新的道路的火炬”，“欧洲的民族革命的传播者们看到了东方的光芒，意大利人、接着德国人便按照自己的方式发挥民族社会主义思想”。这就是说，作者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说成“隐蔽的奴隶制度”，把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思想说成法西斯主义的先导。根据一位批评家的说法，《一切都是流动的》是“六十年来，不是在国外，而是在苏联第一次对列宁主义和政治家列宁个人的公开批判”。

　　在这前后，发生了一些公开反对列宁的事件。例如当选为“人民代表”的政论家卡里亚金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要求把列宁遗体移出陵墓，送到列宁格勒的一个墓地下葬。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当众烧毁了列宁的画像。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攻击列宁的文章。例如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说：“我们整个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的原则”。他宣称：“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他认为“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说“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主义，这就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作家索洛乌欣攻击列宁是一个“具有革命的残酷性的人”，说“斯大林一点也不比他的导师更残酷”，“列宁就是昨天的斯大林”。这样的言论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站出来公开批判列宁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崇尚西方的自由派以及公开的和隐蔽的持不同政见者，另一类则是原来的“体制内的人”，后一类人过去持肯定列宁和批判斯大林的观点，而且他们一直是这样宣传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促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觉醒”过来，变为既否定斯大林又否定列宁的“积极分子”。这样的人不少，这里只讲具有代表性的沃尔科戈诺夫。

　　沃尔科戈诺夫曾任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军衔，后主动要求担任国防部军事史研究所所长。苏联解体前夕当了叶利钦的军事和安全顾问，并任接收包括政治局的“特别卷宗”在内的苏共中央和克格勃档案的委员会主席。他是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的传记的作者。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他原来按照官方的要求，肯定列宁，批判斯大林。他的《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一书就是用这样的观点写的。他赞扬列宁，揭露斯大林，不过没有把斯大林完全否定，既写了胜利，又写了悲剧。此书完成于1988年，这说明在这之前他没有改变原来的看法。可是随着苏联国内形势的发展和他的地位的变化，他的观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跟着潮流走，既批判斯大林，又批判列宁了。他在这之后写的《列宁》一书中大讲列宁反面品质，说他过于自信，一心想当领袖，凶狠和狡猾，追求的主要是权力等等，说他是恐怖和杀人的鼓吹者，浑身沾满了鲜血，是一个“反人道的人”。在这之后沃尔科戈诺夫又写了《五位领袖》，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的传记。列宁的一部分同样是用否定的笔调写的。而在关于斯大林的这一部分不再写他与列宁的不同，而写他们的一致了。书中说道，斯大林“精神上的父亲”不是基督，而是列宁;不能不同意“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这句话，说斯大林不仅是第一位领袖的“天才的学生”，而且是他的无可争议的“继承者”。书中还说道：“经过多少年后，变得完全清楚了，斯大林一直是‘今天的列宁’，他根本没有想出新的东西，只是‘创造性地’、想尽各种方法应用和发展列宁的原理和思想，其中包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革命恐怖、共产党垄断、全面侦讯、单调的精神食粮、明确的‘战时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等等。”[37]沃尔科戈诺夫在这样写时大概没有想到，尽管他用的是批判否定和讽刺挖苦的语气，但是却写出了斯大林与列宁之间比较符合实际的关系。

　　“改革”年代苏联知识界除了自由派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统派。传统派，又叫乡土派，主张弘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传统，反对和抵制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提出俄罗斯应走自己的道路的口号。他们又自称为爱国者，为过去祖国的强大而自豪。爱国者是一个庞杂的群体，其中有肯定十月革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又有反对革命和主张恢复沙皇制度的右派，前者被称“红色爱国者”，后者则被称为“白色爱国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强国论者。他们当中有人对斯大林也有许多不满，但都承认斯大林领导人民把俄罗斯建成强大国家和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巨大功绩。当他们看到昔日他们引以自豪的强大国家在对斯大林的一片咒骂声中顷刻瓦解时，便纷纷站出来卫护斯大林，而且表现得相当热情。他们把斯大林看成“伟大的强国论者”，说斯大林所建设强国客观上是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传统派中有的人把斯大林与列宁分割开来，强调他们之间的分歧，其中的“白色爱国者”更是把斯大林与列宁对立起来，肯定和赞扬斯大林，批判列宁的国际主义，称颂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激烈反对列宁在革命初年对教会和神职人员采取的强硬措施，赞扬斯大林四十年代后对教会采取宽容和信任的态度等等。

　　俄罗斯左派学者，其中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斯大林和列宁的生平事业以及阐明两者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他们发掘、收集和出版了斯大林未发表的著作和其他各种文献，这有助于更加准确地了解和说明各种历史事件以及斯大林和列宁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科索拉波夫等人所做的工作显得最为突出。他们编辑出版了斯大林文集的第14卷到第18卷，其中第14卷到16卷又出了增订第2版。现在可以说，斯大林的著作基本上已全部出齐了。再就是他们经过深入研究搞清了一些问题，揭穿了种种谎言和捏造，恢复了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左派学者们在批驳自由派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势力否定十月革命以及攻击列宁和斯大林的种种谬论的同时，肯定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历史进步作用，澄清了有关他们两人关系的许多事实。现在完全可以确认，斯大林自称是列宁的学生和他的事业的继承者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最后应当指出，尽管斯大林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功劳大，名望高，但是他始终称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谦虚谨慎、不追求名誉地位的高尚的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是十分珍贵的。可以说，他在这方面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①]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48页。

　　[②]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2卷的注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8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页。

　　[④]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1页。

　　[⑤]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9～120页。

　　[⑥] 见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239～241页。

　　[⑦] 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4～745页。

　　[⑧]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6页。

　　[⑨]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1页。

　　[⑩]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2～193页。

　　[11]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3页。

　　[12]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6页。

　　[13] 《斯大林文集》，第16卷，第1版，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253页。

　　[14] 转引自Ю.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通向权力之路》，维切出版社，2002年，第380页。

　　[15]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4页。

　　[16]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页。

　　[17]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4页。

　　[18]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95页。

　　[19]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页。

　　[20]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21]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2页。

　　[22]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4～595页。

　　[23]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

　　[24]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25]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2页。

　　[26]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3～144页。

　　[27]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1页。

　　[28]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8页。

　　[29]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

　　[30]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38页。

　　[31]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32]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33]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34]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17页。

　　[35]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18页。

　　[36] 《斯大林文集》，第17卷，北方王冠出版社，2004年，第633页。

　　[37] Д.沃尔科戈诺夫：《五位领袖》，新闻出版社，1995年，第174～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