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青：中国命运的三大转折

　　1894年7月25日，日本偷袭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的中国海军北洋舰队，“高升”号被日舰击沉。清政府与日本8月1日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图为正在沉没的“高升”号(绘画作品)。(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3月6日报道2014，又逢甲午年。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受压迫的屈辱历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达到了顶峰，这场战争成为压垮处于极度衰落中的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的一个甲子，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也因为这段历史，自此的120年间，甲午年就成为对中国人具有特殊含义的年份。

　　1954，第二个甲午年，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新中国，洗刷了近百年的耻辱，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扬眉吐气。

　　2014，第三个甲午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在了崛起的道路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中国吹响了再次出发的“集结号”。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越来越接近于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伟大目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越来越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三个甲午年，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大转折，不能不让我们掩卷沉思，感慨万千。

　　1894年甲午战争：救亡图存的起点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侵华的肇始。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早已有之。早在16世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就产生了“天皇居北京，秀吉留宁波府，占领天竺”的念头，并付诸行动。但囿于国力的原因，三次侵朝均无功而返。但此后，开疆拓土必先自吞并中国始，成为日本的信条。

　　近代自美国的佩里利用武力敲开日本的国门之后，日本人得以重新认识世界，对西方文明的拜服，促使其决心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上全面学习西方。通过“明治维新”近一代人的努力，日本不但继承了西方扩张主义的思想，也逐渐建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力量，确立了海外扩张的国策。为配合扩张需要，日本在军事体制方面完成了较为全面的改革，于1878年成立参谋本部，实现了军政、军令的统一。

　　在甲午海战前的1886年，日本即派遣间谍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民情、人口分布、军营位置、山川地理作了详尽的侦查。在军事部署上，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主的海军战略，组建了进攻性的联合舰队，并组织了多次海军大规模对抗演习和陆海军联合大演习，为其对外侵略扩张作了充分的准备。

　　反观清政府，不但在政府高层存在着“海防”和“塞防”之争，制约了海军的建设发展，而且在海军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上均存在较大误差，基于畛域、地域观念的海军力量设置，极大削弱了海军的整体作战力量。在对海军舰队的运用上，也将海军的作用局限于“拱卫京畿”，严重束缚了海军进攻力量的发挥。同时，朝野上下弥漫的贪腐之风，也严重打击了士气和作战能力。

　　仅从双方战前的各项准备来说，可以说大战未至，胜负已分。

　　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让日本“赌博式”的侵华计划得以奏效，沉重的割地、赔款条约成全了日本的快速崛起，也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此为节点的60年，“驱逐日寇、抵抗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旋律。日本取代欧美列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侵略者后，其对中国的奴役和压迫，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残杀，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而二战后日本对其滔天罪行的无理诡辩和对本应归还中国的钓鱼岛等争议领土的百般阻挠和抵赖，是中日关系始终难以根本改善的重要原因。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国开始以崭新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资料图片)

　　1954年再逢甲午：走向复兴的开端

　　1954年甲午年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走向复兴的真正开端。这个甲午年之所以具有节点性质的意义，皆源于两件事情：其一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的结束;其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只是一场二战后的局部战争，但却奠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和平发展的基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笔。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西藏和沿海少数岛屿还未解放，大股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基层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已经建立的基层政权还不巩固;国家经济建设任务繁重。而军事上，解放军精简整编工作刚开始，军队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海军、空军和装甲兵部队都在组建过程中，部队没有现代化装备，也没有现代化战争经验，且解放军大部分部队已投入恢复国民经济的生产建设，没有打仗的准备。

　　反观美国，195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全面掌握着战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同时还拥有原子弹和其他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

　　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选择和平还是战争，成为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

　　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从抗美援朝战争收获的“利益极大”。

　　首先，中国出兵朝鲜打断了美国遏制中国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冲破了美国对我的战略包围，粉碎了其妄图征服全部朝鲜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认识到中国的意志和力量，缓解了打压中国的势头，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为我们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环境。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获得了苏联的信任和援助。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工农业生产体系，使新中国不仅没有因为战争影响经济建设，反而在战争期间积极恢复生产，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苏联的援助还使志愿军武器装备有了突破性地改善和加强，有力促进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再次，抗美援朝战争推动了新中国领导人思想认识的巨大飞跃。高强度的军事对抗改变了革命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战争的观念。领导层首次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科教文化事业放在同步并进的位置上，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特别是加深了对现代军事科学的认识，全军掀起了现代化、正规化和系统学文化的高潮。

　　1954年作为第二个甲午年，还有一件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即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由毛泽东亲自挂帅、参加讨论人数达1.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的宪法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了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事实，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等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的基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法治国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4年又逢甲午：由富到强的节点

　　2014年又逢甲午年。因为特殊的年份和敏感的钓鱼岛争端，日本不可避免地仍然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自我“刮骨疗伤”的改革勇气，已经注定了我们的使命任务不能也不会再局限于“战胜日本”。然而，随着美国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在扩军修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又让我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日本”。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义甲午年，怎样规划好今后60年的建设蓝图，需要我们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发展目标、对日斗争方针和国际定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一，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军梦”，这是21世纪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最大利益。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再次重申“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并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义为“中国梦”，对于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把握国家建设发展的主线具有重大意义。

　　“强军梦”是“强国梦”的应有之义，“强国梦”蕴含着“强军梦”，“强军梦”支撑着“强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强大国防力量作后盾。否则，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可能成为一堆瓦砾。所以，强军是历史的警示，时代的呼唤，和平的需要，军队的使命所在，责任所系。

　　第二，我与日本围绕着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的结局取决于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历史已经并将再次证明，时间在我们一边。

　　由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所引发的争端，又让新的甲午年承载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安倍政府否认历史、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军备战、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言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日本彻底摆脱二战战败国这一历史包袱，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所以，升级钓鱼岛事态，制造东海紧张局势，搞坏中日关系，都是安倍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抓手”、借口和筹码，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我们必须做好与日本打“持久战”的准备。

　　纵观人类历史，领土争端的解决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解决领土争端也有过各种模式，既有兵戎相见，也有和平谈判，但不论哪种模式，都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力量，即使是和平谈判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强权的条件。中日钓鱼岛争端既是硬实力的较量，又是软实力的博弈。扎扎实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不断提升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方是解决钓鱼岛问题乃至最终解开中华民族“甲午年”心结的根本之路。

　　第三，积极适应我国国际角色的转变，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如果说1894年甲午年是满清王朝由衰到亡的节点，那么新的甲午年就是中国由富到强的节点。而要实现国家的强大，我们不但需要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宣传“中国理念”，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发挥“中国作用”。

　　随着中国崛起，今天我国的国际角色已经发生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转变：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一个迅速崛起、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由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反对者转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转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被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

　　国际角色的转变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日趋复杂，使外部环境变化与我国内部政策调整越来越紧密相关。“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重大因素。所以，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有利于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这也是时代赋予这个新甲午年的新内涵、新精神。(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孟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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