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成为世界的焦点。20—30年代和卫国战争胜利后的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各国的知识界人士(以瓦尔特·本雅明(1)、罗曼·罗兰(2)、安德烈·纪德(3)、泰戈尔(4)、瞿秋白(5)、曹谷冰(6)等为代表)来到这个“过去和现在一直包含着西方性和东方性两方面尖锐对立”、“既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1]27的国家访问，寻求“一种新的精神境界”——“人类精神的新方向”[2]368，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为“访苏现象”。

　　一

　　资本主义世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步恢复，赢得了2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繁荣的背后潜伏着危机，1929年发生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支配下持续时间最长、破坏程度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资本主义国家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由相互转嫁危机导致的国家间的矛盾所困扰。罗曼·罗兰宣布：“对欧洲再也不抱任何希望……整个欧洲就是一所疯人院”。他直言：“永别了欧洲……你在坟场中走着，步履维艰。这里就是你的归宿，躺下吧……让别人领导世界!”[3]293，312面对“西方的没落”(斯本格勒语)，各国都在为克服危机寻找出路：美、英推行凯恩斯主义，充分发挥国家的调节作用;而有着军国主义残余的德、意、日，却在欧洲和亚洲建立起法西斯军事独裁统治，形成了东西方的战争策源地。各国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从而，在英法美的“绥靖政策”和苏联构筑“集体安全体系”失败的情况下，世界又走到战争的边缘，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又遇到空前的挑战。

　　而在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但是，它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因为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语)。瞿秋白评述：清王朝覆灭后，“我们的人们由野蛮的军阀和卑鄙的官僚统治着，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福利而只是考虑自己的私利。在中国，由于军阀官僚的压迫，不仅无产阶级甚至知识分子也蒙受难以描述的苦难”[4]161。中国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在无产阶级身上。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这个大坐标系中，找到了苏联这个参照物。瞿秋白指出：“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且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幸福。”[4]161-162放眼世界，“我们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这些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克服种种困难，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历尽千辛万苦，而始终没有灰心丧气。”可见，苏联成功的经验成为渴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共产党追寻的目标。

　　与中国相同命运的南亚文明古国印度，17世纪以来就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追求国家独立也是印度人民斗争的目标。20—30年代，英国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强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这个时期“正是英国殖民主义加深对印度的掠夺和印度民族意识觉醒、民族运动高涨的时期。”在泰戈尔看来，苏联的实践对印度人民“无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5]1-2——“苏联各个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工农业蒸蒸日上，文化事业迅速发展”;“革命摧毁的是列强的势力;轰击的是富家的金库;剥夺的是少数人的特权。”泰戈尔呼吁印度人民起来与殖民当局作斗争：“那警察的袭击算不了什么，告诉我们的后代，勇往直前吧!”[6]

　　半殖民地、殖民地的状况，使这些被压迫地区的人民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他们自身就对压迫、剥削、奴役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厌恶、敌对的情绪，不可能在西方列强那里得到他们追求的目标——独立、自由、民主、富强。而西方世界在危机和战争的威胁下，似乎一时也找不到根本的出路。所以，与西方异质的苏联社会和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东西方都有借鉴意义。于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怀着忧患意识，转向新型的苏维埃政权，把它看做人类的希望，纷纷来到“东西方结合部的文明”之所，进行实地探询和了解。

　　怀着崇高理想和迫切愿望的来访者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来到苏联，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在欧洲游荡”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7]。他们或者以朝觐式的拜谒、或者以记者式的评述、或者以文人式的寻味，奏响了一组访苏的“交响乐”。

　　二

　　来苏联访问的大多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记者等，从总体上看是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大都受过“红色”熏陶，安德烈·纪德、罗曼·罗兰很早就成为共产党员，加入社会主义营垒。罗曼·罗兰在瑞士时，通过吉尔博主持的《明日》杂志，与流亡瑞士的列宁、季诺维也夫等(7)进行过深切交往，经受了共产主义学说的洗礼，自称是“苏联的老朋友”，被誉为“苏联之友”。安德烈·纪德说：“从心灵、气质和思想来看，我过去一直是共产主义者。”[2]373他曾三年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与保加利亚共产党有联系，与季米特洛夫(8)等有交往，为拯救被希特勒囚禁的季米特洛夫奔走呼号。他“折服于苏联及其可预见的全部未来，是那种极度的信徒”，“一切使得我——有时痛苦地——留恋于这个地方。这个联合的民众，这个新土地。它扶助未来，意外事情也能够在这里爆发出来”[8]121。安德烈·纪德在为俄国革命事业服务的时候，就勾画出一幅共产主义和人类前途的图景。并且，两位作家都与高尔基有密切交往。在世界范围左翼思想成为主流思潮的20—30年代，拥有相对宽松的国内环境。同时，西方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风行，也给他们的思想以表达的空隙，如30年代前后法国文坛曾出现过一种“参与文学”(9)。

　　瓦尔特·本雅明受到来自里加的俄国女导演、共产党员阿斯娅·拉西斯的影响，“通过拉西斯给他讲俄国革命的情况，使他对共产主义有了深刻了解，也引发了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9]，这使本雅明对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得到强化。他的著作《单向街》就隐喻“一条通向共产主义之路，象征着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他来到苏联，“近距离观察俄罗斯的情形，以便考虑悬而未决的德国共产党党籍问题”，苏联已成为他的参照系。中国的瞿秋白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在苏俄加入共产党的。泰戈尔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有着共产主义信仰，不顾“好心人”对他身体的担忧和劝阻，毅然接受苏联的邀请。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是来访者的动力之一。他们来苏联为的是寻找心灵的寄宿地和慰藉地——“在现实的压抑下痛苦地追求真诚和自由的心灵”[10]。同时，他们还是那个时代的各自国家进步世界的“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的代表。

　　来访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社会的触角、社会良知的体现者、现象的洞悉者。他们是国家文明进步的旗帜，代表着国家的民间思想主流，担当着国家的精神支柱。作为左翼势力的主要代表，来访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他们国家和世界的潮流，有着共同的使命感。他们不仅属于自己的祖国，更属于整个世界，是知识分子精神的体现者。瓦尔特·本雅明强调：“用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来观察评价欧洲……是身在俄罗斯的神情关注的欧洲人义不容辞的首要责任”[11]185。安德烈·纪德称，“为了颂扬这种新生，当然有必要活着，贡献一生，助其成功”。罗曼·罗兰指出：“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的一边。她是代表着新的劳动世界的唯一堡垒，即使苏联不代表我们的共同理想，她的公敌却是我们的死敌。”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就称罗曼·罗兰为“欧洲的良心”——“为光明和自由奋斗一生”，“像一颗璀璨的明星”，“不歇地辉照着”“疲弊的灵魂”，从而唤醒了“在从前大革命尊严回忆中瞌睡的欧洲的眼睛”[12]。

　　同时，这些知识分子拥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思想意识。他们的声音是代表全世界的共同心声，他们是和平主义的追随者和执行者。早在1926年4月，罗曼·罗兰就与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合作成立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1933年拒收德国总统兴登堡颁发的歌德奖，并在国际红十字会新成立的战俘通讯处工作。1932年，他与安德烈·纪德出席世界反法西斯大会并出任主席，并指出“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安德烈·纪德为西班牙人民阵线呐喊。同时，人性、道德也是他们关注的问题。罗曼·罗兰在自传中指出：“欧洲的先锋和苏联的英雄革命所奔向的目标是：重建人类社会和道德”;“我接触到了苏联人民肥沃的土层，在苏联的土地深处唤醒了巨大的生命”[3]317，320。纪德苏联之行的目的不是在于发现一个国家，而是在于发现“人，各种人，他们过去的处境与他们现在的状况”[2]395。

　　来访者中，安德烈·纪德的前后反应最为剧烈，行前——“我的生命，必须保证苏联的成功，我可为之立即献出生命……就像其他许多人过去和将来所做的那样，我将和它打成一片”;观后——“快乐的情绪缓慢消失了，感官课的理想悄然崩坍了，光明消逝了，苏联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国度”。这反映的正是一个良知知识分子的精神——及时而客观地反映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安德烈·纪德“希望直言不讳坦诚相告会有助于苏联和它在我们看来代表的事业。正是由于钦佩苏联和它已经创造的奇迹，也由于我们对它仍怀有期待;更由于它让我们产生希望，我才要提出批评”。纪德坚信：“一方面苏联终将克服我指出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即一个国家的个别错误不足以抹杀一项国际性、世界性的事业的真理。”[13]892，893纪德的评价是批评中的赞扬，是否定中的肯定。笔者认为，不应当说是“批评多于赞扬”或“赞扬多于批评”，“批评多于赞扬”未必就是否定，而“赞扬多于批评”未必就是肯定，而要看行为和思想的本质与核心，要看话语的实质。

　　三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打开了资本主义链条上一个薄弱的环节，在各种矛盾交织的落后国度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罗曼·罗兰在写给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讲道：“我始终这样承认，而且相信俄国革命是人类社会的强有力的先锋。”[14]192作为热情的十月革命的支持者，他认为“1917年11月7日是自由法国大革命的光荣时期以来，世界社会史上最伟大的日子，而且这个人类向前迈进的新脚步，正从旧政体跳出法国大革命的飞跃，还要来得更高更远”[14]192。十月革命后，苏俄又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围攻：国内邓尼金、高尔察克军团的“白色”围剿，国外英、法、美的武装干涉。“英、法、美集团把消灭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摧毁它的主要根据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他们的主要任务”，但是他们并没有“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像防止瘟疫一样来防止布尔什维克”。苏俄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为人类开辟了走向新生与未来之路，诚如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李大钊所说：“试看未来之域中，定是赤旗之天下”。

　　1919年底1920年初，列宁放弃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军事共产主义(10)，实行新经济政策，运用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市场经济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此后，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全面铺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的第一年(1928年)，苏联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欧洲第一强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1930年工业生产较1929年增加25%，超过计划中第二年度工业生产预算的1/5[15]15;国家谷物收集从1928—1929年的1.08亿吨上升到1931—1932年的2.28亿吨;主要商品生产大概是实际消费品的2倍[16]。如果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7]，那么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它不到半个世纪所创造的生产力，可以说比资本主义要大几倍。在安德烈·纪德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2]362。

　　1936年是苏联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苏联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苏联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苏联的经济基础。各级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是苏联政治基础。宪法以直接选举代替多级选举。各级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实行普遍、直接平等的无记名投票选举。每个苏联公民在苏维埃选举中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8]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消灭了“人剥削人”和“资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人民成了国家和自己的主人;消除了贫困、失业、等级和差异，形成了“群众性的共同事业，群众性的共同意志，群众性的共同财富”。

　　苏联重视教育，成绩显著。而在革命前的1897年，全国人民识字者仅22.3%。其后，20年间，则无精确调查;革命后，苏联政府对于国民教育多所努力，自1920年以来，识字人民约增1倍，计1920年识字者占全国人口总数31.9%，1926年占39.6%，1930年则占62.6%[15]108。苏联的初等教育，大体分为四年制、七年制、十年制，七年制学校基本免费，凡7—15岁儿童必须受义务教育，十年制学校自第8年起收很少之费，然免费者甚多。例如父母有功勋者、父母收入不多或残疾不能工作者皆免费。大学的一年学费也仅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上大学的机会。

　　苏联通过教育的普及和强化，把劳动人民的教育和知识水平提高到世界第一位。泰戈尔为之倾倒，他强调在苏联“理想变成现实”，声称苏联踏上了教育这一“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最广阔的坦途”。教育改变了苏联人民的精神面貌，“哑巴开始说话了，愚昧的人变聪明了，软弱无能的人坚强起来，沉坠在耻辱之湖底面的人，今天走出了社会的暗室获得了和其他人所有人同样的地位”[5]13，5，48。安德烈·纪德指出：“我在苏联最欣赏的，也许莫过于苏联措施：几乎到处都采取了措施。让最普通的劳动者接受教育，这只取决于他们自己提高素质。”[8]64

　　而苏联取得这些成就的背景是：“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是1917年发生的。也就是说，到现在只过去13年。在这期间，他们不得不与内部的强大反对派进行斗争。他们是孤立无援的，自己承担建设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的重任。由于从前暴政所遗留下来的废物的堵塞，他们进行的道路十分艰难。他们抵达新时代的彼岸之前，必须穿越内战的狂风巨澜。同时英国和美国都秘密或公开地援助这场叛乱。他们的财力不足，他们又得不到外国贸易公司的贷款。由于国内的工厂数量不多，他们无力创造大量的财富。”[5]29-30。

　　1929—1933年发生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而苏联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发展期，这就与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巨大反差，一边是繁荣稳定、蒸蒸日上，一边是萧条动荡、江河日下。从间接性来看，苏联又是个无奈的承受者。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德、日、意在历史传统的作用下，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苏联面临着德国法西斯的威胁。因此，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的来访者，来苏联的目的不同于20—3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西方世界希望了解正在顽强抵抗纳粹德国全面进攻的苏联的急切心理，并借以揣测世界的命运[19]。

　　苏联的客观现实吸引着来访者。安德烈·纪德指出：“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止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的却在那里发生了。由此可见，在那片土地上，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而且，“已有巨大的成就让我们心中充满向往”，“赞赏并热爱苏联那里的尝试，前所未有。让我们心中充满希望，期待那种尝试获得巨大的进展，并带动全人类的飞跃”。“我们在心中和头脑里毅然决定将文化的前途系于苏联的光辉命运”[13]893，891-892。

　　从斯拉夫民族的民族性来讲，它是一个有着很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传统的民族。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就要“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唤起毗邻各国劳动人民进行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20]，显示“俄国式的骄傲”。著名文学家果戈理在《死魂灵》中写道，我们中间好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过分地夸大俄国人的优点，他们不再发展这些优点，反而只想拿来夸耀，拿来对欧洲人叫喊：“外国人哪，你们看哪，我们好过你们哪!”同时，苏联也希望各国的访问者(尤其是西方)宣传他们所见到的现实中的苏联，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以此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树立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和地位。因此苏联政府以积极的姿态，邀请各国知识界名流访苏。“访苏现象”在苏联表现出很强的官方性，其中起桥梁作用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11]所做的一切，实质上都是苏联政府的意志，说到底是斯大林的意志，协会主要成员高尔基只是一个执行者。从表面上看，各国知识界名流访苏好像是一种民间的友人间的交流，但是我们透过这种现象会看到这是一种两个国家的官方性的交流。

　　苏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安德烈·纪德写道：“我们除了卧铺包厢还有一间客厅，到时候就在客厅上菜用餐，好得不能再好”，“那里对我毫无限制的款待，真叫我害怕……在那里等待我享用的特权，实在明目张胆”——“乘坐专列，乘坐最高级的汽车，住最高级饭店的最豪华客房，给我享用的东西是最丰富、最昂贵、最精挑细选的”[8]5，107，108。安德烈·纪德的一位熟悉苏联物价的随同者估计，每次宴会包括酒水，每个人头要花费三百多卢布，而当时一个工人的工资也不过每月五六十卢布。罗曼·罗兰在1936年6月26日从莫斯科写给他妹妹玛德莱娜的信中指出：“人们这样接待我，是和我的身份不相称的，有时使我觉得有点吃不消。”他对斯大林的接待和谈话的反应是：“我老实告诉你，对我来说，这是异乎寻常的，我从来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像在这里受到过如此好的接待。”[21]4这就在来访者的脑际产生了诧异——动机何在?安德烈·纪德一针见血地直指要害：“显而易见，他们如此慷慨投资，是另有希图——对苏联发生的一切事情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赞扬而不能批判。”[8]109，5苏联需要的是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化。

　　“访苏现象”的形成，苏联的客观现实和巨大努力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苏联这座社会主义大厦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正处在被剥削、被奴役、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现实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访苏现象”是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

　　来访者把自己国家的现实与苏联的现实对照后，必然要产生这样那样的感受。面对相同的国家、相同的场景、相同的人们，他们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无论什么人走到别的国家，他的印象差不多总是被他以前的环境和经验所决定的。这对苏联尤其如此。所以对于同样一些问题，你如果问到那些应该懂得的人，他们的回答常常是不同的。”[22]他们笔下的苏联，由于他们的个人经历不同、访苏的背景和目的不同、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访苏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不同，是一个从他们各自实际出发的各有偏重的苏联。东西方人眼中的苏联是异样的——西方人看到苏联的，从总体上来说，更多的是其阴暗面，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反差;东方人一般是“取经般”的崇拜，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光明。

　　西方人看到的苏联，首先在封闭的圈子里养成了夜郎自大的心态。“毫无疑问，俄罗斯对世界要比世界(除拉丁美洲国家外)对俄罗斯所知要少”，苏联人感到“外国的各个领域都不如苏联”。这样就出现了幼稚园的小朋友问安德烈·纪德“你们那里有幼稚园吗?”的天方夜谭式的笑话;有了“几年前，我们可能向德国和美国学点什么。而现在，再也没有可以向外国学习的了。因此，讲他们的语言还有必要吗?”的话语。以致他们所看中的就是：“了解我们对他们是否充分赞赏，他们唯恐我们对成就了解的不够。而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不是告他们什么情况，而是恭维他们。”[8]15

　　其次，苏联的党群关系不融洽。罗曼·罗兰在去高尔基城外别墅的路上，就目睹了一位路边的老妇人朝他们挥舞着仇恨的拳头，以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失去了群众根基。在取得统治的前提下，抛弃了这个基础，就在党与人民之间建起了一道无形的心理之障——“在斯大林和人民之间划下了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再次，个人崇拜泛滥和个人专制风行。安德烈·纪德在高尔基的葬礼上看到游行的人们扛着斯大林的巨型画像，列宁墓看台上的斯大林却似乎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在给斯大林写信时前边称呼要加上“伟大”等形容词。罗曼·罗兰亲访斯大林的故乡时，看到村民都把原来挂圣像的地方挂上了斯大林的像，斯大林成了他们心中的耶稣。罗曼·罗兰指出：“斯大林对我是一个谜……他在所有的行为和言论中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纯朴和严肃的人，讨厌赞扬。他怎么会允许在苏联出现围绕他的那种气氛不停地对他大加赞扬，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把一切化为笑谈。”[14]126-127

　　对于个人崇拜，罗曼·罗兰强调：“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一个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21]5个人崇拜的风靡，往往导致个人专制。安德烈·纪德指出：“不错，专政，显然的;但那是独夫的专政，而不是无产者共同的专政，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这里不应当抱幻想，应当干脆承认：这不是人们所要的。再进一步，我们将要说：这恰好是人们所不要的。”[23]“个人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团结一致”的无产者。苏维埃的体制“是他(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而不是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2]396。这是由于“俄国革命推翻了俄罗斯帝国，但并没有获得解脱，而是继承了帝国遗产”[1]95，96。

　　第四，人民的生活状况不尽如人意。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的生活水平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那时的苏联“有穷人，有很多，而且多的很”，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人们排着长队，有二三百人，在商店开门前很早就等在商店门前，很安静，这是因为当天有400件或500件椅垫要到，而当时购买者却达到800、1000人，甚至1500人，没到晚上，就有可能销售一空，因此人们不得不排着长队等候。不但日常用品缺乏，而且粮食也一样缺乏。不仅品质低劣，而且供应量小。并且，“享受劳动成果、享受‘超额’成果的不是劳动者自己，而是那些受优待的人，那些红人，那些俯首帖耳、脑满肠肥的人”[8]94。没有真正消除农奴制时代的残余，统治阶级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在思想上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换上了社会主义的外套，而在内心没有实现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真正转换。等级观念还深深地烙在每个人的身上，革命后则死灰复燃，形成“共产党贵族”。这些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这种资产阶级本能或是毫无掩蔽或是半遮半掩地被表现出来。不可否认，东方人也看到了这些。

　　罗曼·罗兰在他的日记法文原件的扉页上留下这样的文字：“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断。我本人不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断。”笔者认为罗曼·罗兰之所以发表这个声明，不是由于与高尔基的特殊关系，唯恐会嫁祸于他或者是影响他们二十多年的友谊。因为高尔基在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完全可以在一年后发表这本日记。也不是由于斯大林的威慑，从斯大林这方面来看，虽然对发不发表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斯大林不会像“大清洗”那样，也把罗曼·罗兰“清洗”了。斯大林既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从罗曼·罗兰这方面来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会把真话完全系于个人安危之上。他在自传中讲道：“每天早晨，邮差给我带来污言秽语和一札札匿名恐吓信作为我的早餐，这些信件威胁我将遭到与饶勒斯[12]同样的命运”，“在‘广场上的集市’中遭到我无情抨击的文学界那帮乌合之众，想借舆论将我置于死地”[3]296。但是，罗曼·罗兰声称：“只要我看到我的国家做不义之事，我宁肯送命也绝不通过沉默而同流合污。”从这个方面来讲，他也能发表这本日记。笔者认为他之所以不发表有以下的考虑：作为“苏联之友”、“同路人”的罗曼·罗兰，看到了苏联的阴暗面，但他太爱苏联、太爱社会主义，在自己的良知与动机的斗争下，坦率而留情面，是一种肯定的否定;他与安德烈·纪德关于苏联的现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甚至由“朋友”变成了“对手”;因此用“不发表”给自己以回旋的余地，是以退为进。总之，罗曼·罗兰是以沉默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恰恰说明了对苏联的失望，是对苏联现实的无声的鞭笞。

　　现实的苏联使他们感到有点失望。安德烈·纪德说：“我不得不断然承认：那里根本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地方”;“并不是它当初保证要成为的那样，也不是它竭力装出的样子，它背叛了我们的所有的希望”[2]396。他声称苏联之行是个“悲剧”。瓦尔特·本雅明指出，“他看到的苏俄现实却令他大失所望，终于不再抱幻想”[11]2。

　　之所以形成这样巨大的反差，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缘由：首先是现实与理论的碰撞。西方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联的认识，基本是主观的、书本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实行全社会规模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24];“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都应物质生活充足、精神生活充实。但事实是，他们的所见所闻并不是他们想象的，甚至“在苏联今天比昨天离目标更远。我不仅指远离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指远离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8]102。

　　其次是本国现实与苏联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他们看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社会更发达、更优越，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给处于危机和战争中的人们以启迪和力量，但是他们并没得到慰藉。而正确的态度应是，对“苏联的任何阶段或任何部门，决不应拿西欧世界的同样事物来比较。一切从苏联自己计划的关系来研究，一切应以俄国以前的成就来比较”[25]。

　　第三，西方来访者是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访问苏联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看到的多是不足，以达到他们心理上的自慰，这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写照。他们虽然是来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但是一种妒忌心理下的结果，有吹毛求疵之嫌。苏联五年计划最初发表的时候，德国的俄国经济研究会会长克莱末尔博士见到制定五年计划的苏联权威便说：“这样大的一个计划如果能在五十年内实现，即也就是很可观了，现在要想五年完成，岂不是乌托邦吗?”[15]163

　　东方人眼中的苏联，如天津《大公报》记者曹谷冰所说：“东方人和中国人往苏联去考察，他得到的印象，一定会比欧美人不同。”东方人无时不表现出对苏联的崇敬、看到的是满眼的希望，不时地发出惊讶、感叹。虽然瞿秋白也感到“饿乡”之“饿”，但是日本的秋田雨雀在《青年苏维埃俄罗斯》上说，“知道了苏俄将来的，便知道了全人类的未来”。胡愈之说：“所遇见的许多成人，都是大孩子。天真、友爱、活泼、勇敢”，并且是“可亲的、坦白的、热情的”[26]。泰戈尔的笔下也不时地流露出“奇迹”、“惊叹”之词。

　　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这些国家本身就处于一种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低于苏联的社会状态——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印度几百年来是英国的殖民地，以致他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好于本国的情况。苏联给他们的是一种内心的安慰、心灵上的寄托。其次，他们来时就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表现出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姿态。郭沫若是“抱着唐僧到西天取经的精神”[27]，“以研究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28]，看到更多是苏联的成就。第三，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他们对苏联的现实的认识没产生反差，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达成了共识。

　　东、西方人对苏联的认识都是拿自己的国家作为参照系。悲伤、失望也罢，喜悦、欣慰也罢，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涤荡，在碰撞中看到问题解决的前景，苏联给了他们一次比较的机会，他们不应不感谢社会主义的苏联给予他们的这份厚礼——“我们的目光不会移开不看你，光荣而痛苦的俄罗斯”(安德烈·纪德语)。

　　注释：

　　(1)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哲学家，主要代表作：《德国悲剧的起源》、《单向街》等。1926年12月至1927年1月访问苏联，著有《莫斯科日记》。

　　(2)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等。1936年6月23日至7月21日访问苏联，著有《莫斯科日记》。

　　(3)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代表作：《人间食粮》、《窄门》等，1907年创办《新法兰西评论》。1936年6月17日至8月21日访问苏联，著有《从苏联归来》。

　　(4)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代表作：《左拉》、《园丁集》。1930年9月11—25日访问苏联，著有《俄罗斯书简》。

　　(5)瞿秋白(1899-1935)，中国现代作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0年8月，作为《晨报》记者出访苏俄，著有《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6)曹谷冰(1895-1977)，1931年3-6月作为天津《大公报》记者出访苏联，著有《苏俄视察记》。

　　(7)季诺维也夫(1887-1934)，苏共党员，国内战争英雄。

　　(8)季米特洛夫(1889-1944)，保加利亚共产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人民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组织者之一。

　　(9)“参与文学”出现在30年代前后的法国文坛上，“参与”系指作家与作品无法脱离现实生活尤其是社会政治运动，作家与作品必须予以反映。

　　(10)我国学界多将“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译为“战时共产主义”，过于强调该政策的时间性，笔者认为“军事共产主义”更准确些。

　　(11)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于1925年成立，1958年更名为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它是苏联各社会团体的群众性志愿联合会，宗旨是发展和巩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合作。

　　(12)饶勒斯(1859-1914)，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战士、历史学家。1914年被法国沙文主义者P.维朗杀害。

　　参考文献：

　　[1]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M].康征，齐小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皮埃尔·勒巴普.纪德传[M].苏文平，等，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1.

　　[3]罗曼·罗兰自传[M].钱林森，编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

　　[4]瞿秋白.赤都心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泰戈尔.俄罗斯书简[M].董友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泰戈尔游记选[M].白开元，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前言)5-6.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6.

　　[8]纪德·安德烈.访苏归来[M].李玉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3-34.

　　[10]李洛德·马丹.纪德[M].李建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2.

　　[11]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柏林日记[M].潘小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2]钟敬文.历史的公正[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72，173，176，177-178.

　　[13]纪德·安德烈.纪德文集[M].徐和瑾，马振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4]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M].夏伯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5]曹谷冰.苏俄视察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6]Robert Service.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2.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18]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11.

　　[19]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M].尚定，等，译.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1.

　　[20]俄苏中国学手册[K].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1.

　　[21]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M].袁俊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2]史诺.战时苏联游记[M].孙承佩，译.中外出版社，1946：1.

　　[23]纪德·安德烈.从苏联归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49.

　　[24]鲁缅采夫·阿·马.科学共产主义词典[K].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254.

　　[25]坎托勃里·副主教·H.詹森.战后苏联印象记[M].符宾，译.上海：世界知识社，1940：102.

　　[26]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M].新生命书局，1931：1，6.

　　[27]郭沫若.苏联纪行[M].裕民印刷厂，1937：前言.

　　[28]邹韬奋.萍踪寄语[M].生活书店，1935：前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