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建立之初,全国扫除文盲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1950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
共和国建立之初,全国扫除文盲
扫盲,迫在眉睫
1951年,山西省芮城县妇联在县城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东岩村几个妇女结伴去县城开会。几个妇女平时很少出门,到了县城她们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见什么都新鲜。忽然,她们看见有个人从南边提着一束麻花走过来,忙问“麻花从哪儿买的?”那人胳膊一抡,顺手一指:“那边。”几个妇女也没看清楚,朝着那人手指的方向走过去。走着走着,她们看见一处地方用苇席围着,很多人出出进进,心想这肯定就是卖麻花的地方了,就懵懵懂懂往里走。没想到,里面蹲着个男人。男人一声大喝:“干什么?”妇女们也愣了说:“我是来买麻花的。”其实,门外就写着“男厕”两个斗大的字,她们愣是不认识。
还有更严重的,因为不识字,发生了放走敌特的真实事件。
1949年初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些真实故事的背后,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正是因为这样,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指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速成识字法:一个扫盲的好方法
1951年11月,重庆《新华日报》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在短时间内脱盲的事迹。
两年前,祁建华开始琢磨速成识字法。当时,刚刚从中原军政大学毕业的祁建华被分配到二野某军做文化教员。那时候部队里的扫盲工作已经开始了。可许多战士学文化很困难,一天只能学三五个字,还常忘,对于学习信心不足。祁建华想起自己刚刚学文化时的经验,当时他先学会了注音符号,通过注音识字,一天可以学好几百生字。用这个方法帮助战士们扫盲,不是事半功倍吗?于是,他决定先用这套方法教教新调来的战士王祥德,看看效果。
王祥德很想学文化,但一天学三个生字还要忘两个,非常苦恼。听说祁建华用速成识字法11天学会了一本8000字的字典,他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他决定试试祁建华的这套神奇的方法。祁建华花了一天时间,教王祥德学会了注音符号,而后每天从一本《人民三字经》中挑50个生字。10天王祥德就学会了500字。
1951年,河北定县翟城村开展冬学。图为参加冬学的学员们在上课。
当年的宣传画。
扫盲教材。
扫盲教材。
看到这套方法行之有效,祁建华决定把它运用到识字班的教学中,在学习生字之前,先教战士们学注音符号。开始有些战士对此并不感冒,他们觉得:“注音符号曲里拐弯像洋文,学了没用。”可学着学着,战士们发现这些“洋文”竟能拼出汉字的读音,学习兴趣一下子调动起来。应用了这套方法,1952年3月,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在全军率先消灭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颁发奖状。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把扫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这年的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祁建华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评价他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
高家柳沟经验:一个扫盲的好经验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仅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人作为记账员。可他们识字不多,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
为此,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
于是,高家柳沟的学习班先从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
毛泽东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后,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800多字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
扫盲教材,五花八门
毛泽东对高家柳沟村事迹的批示很快传达到了全国。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都编起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扫盲教材。
这些教材五花八门,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课文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第一课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在这套课本第三册中出现了“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1956年编写的教材《市民识字课本》,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量身设计的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绩表都有。每一课内容深入生活,极其实用。为了方便妇女们学习,课本图文并茂,在教认钟表时就画个表盘,在教认粮票、油票、布票时,又画出了这些票证的图样,一目了然。
虽然各地的扫盲教材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基本结构都差不多,由课文、生字、课后练习几部分组成。拥护共产党、爱祖国、反封建、爱岗敬业等思想政治教育,是教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东北农村编写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课文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读起来朗朗上口,学员们不但通过课文学会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会对于公民的政治教育。
扫盲,也曾“大跃进”
1958年春,中国掀起了一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工业跃进,农业跃进,文化教育也要跃进。扫盲运动随着席卷全国的洪流,开始了一场不切实际的“跃进”。
2月,全国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召开,会议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
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许多扫盲口号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
扫盲“卫星”竞相升空。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为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在示范效应下,其他各省的扫盲“跃进”步伐也大大加快,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地区数不断攀升。
据报道,1958年1月到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中国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种自我陶醉的狂热幻想中。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1958年11月,毛泽东做出过批评,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1960年,扫盲工作开始注重巩固成果。1964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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