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教诲——回忆同习老的五次见面

忽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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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今天，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和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在北京延安文化展示中心举办这个纪念图片展并召开座谈会，深切缅怀习老的丰功伟绩，充分体现了人们的敬仰之情。在此，作为晚辈后学，回忆有幸同习老的几次见面，感受伟人风范、聆听谆谆教诲，感到无比亲切，更是终身受益无穷。

　　“延安发展是全国的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延安经济发展还出于起步价段，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习老得知这种状况，心中十分牵挂。1984年秋，中央召开双拥工作会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老得知后，特意委托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向来京参加双拥工作会议的延安行署专员高树岐转达意见，建议在适当时候，来京召开一次延安经济汇报会，请当时在京的老领导、老延安和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专题听取汇报，帮助延安出主意想办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瓶颈问题。还说到时候他也参加会议。汇报会在习老的直接关怀下经过紧张筹备如期举行了。金风送爽的日子，北京人民大会堂陕西厅热闹非凡。中央当时在位的领导几乎全部应邀到会。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特意派子女参加会议。我当时担任专员秘书，是会议记录。会上听完高树岐代表延安的汇报，习老首先发言说：“建国三十多年了，延安经济还很落后，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连一条铁路都还没有修通，听说有的地方群众温饱还没有解决，我们于心何忍!”说着显得很难过。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沉重起来。习老接着又说：“文瑞同志79年到陕西主持工作，回来给我讲，陕北老区还有人要饭，说希望能有一笔专款，用于陕北老区建设，后来中央定了每年给五千万。看来这也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肚子问题，发展问题怎么办?我今天首先要批评你们延安来的同志，太老实，不给也不要，不叫就不到，这怎么能行?人家各地都知道‘跑部发展’，我就没见过你们来要项目。这咋么能行?当然话又说回来，延安发展，是全国的事情，光靠延安自身也不行?”说着习老停下来，看看周围同志，见会场气氛有些紧张，他便缓和语气笑着说：“这下好了，大家终于见面了，在座的各位，都是有权有势的呀，咱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助延安把经济搞上去吧，也算实现了总理的遗愿，更是给老区人民有个交代。”习老的幽默风趣，一下子缓和了会议的气氛。他说完见当时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宋平坐在对面，就又说：“宋平同志，你是计委主任，管项目的，表个态吧，延安的交通和其他问题咋么解决?”宋平同志一向做事谨慎，正在考虑如何回答，这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万里接过话头，说：“仲勋同志讲得好，延安发展是全国的事情，要发展经济，交通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关键看是航空解决，是铁路解决还是修高等级的公路?”当时已经离开陕西回京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也发言表示同意习老的观点。接下来的讨论就很热烈。会后延安各职能部门又同相关部委进行了兑接。那一次，不光把修了一半的铁路促上去了，还要了一大批工业和科技文化项目，如延安炼油厂、大型煤矿、高等级公路、机场扩建、延安体育馆和科技馆建设、五十两大吨位卡车等等，投资合计七个多亿。相当于每年给陕北的建设专款的十多倍。一下子为延安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初步形成了‘南油北煤中轻纺’的经济发展格局。那次会议是延安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今天回想起来，感到格外亲切。习老当时在会上那种急切的心情与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这一次见面，包括筹备期间给习老汇报筹备情况的情形，他的热心态度和具体指示的认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总之感到，他老人家对延安老区的发展十分关切，对老区人民的生活十分关怀。那种身居高位不忘根本的深情，令人深受感动。

　　“我和班禅大师是知心朋友”

　　1989年1月21日，十世班禅大师确吉坚赞逝世。记得是1989年2月(农历大年初三)晚间，我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中央安排由习仲勋同志署名纪念班禅大师的文章要写，要我立即到机关接受任务。我当时在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早几天就听说已经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老回到阔别多年的陕西考察工作。到了机关才知起草小组由习老的老部下、时任省人大副主任的李连碧牵头，我和邱国虎、王晓安参加。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负责联络的同志讲，习老眼下在宝鸡市考察，明天一大早要接见起草小组并谈文章的内容和写法。我们于是乘车连夜赶往宝鸡。一路上，李连碧讲了许多解放初期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时的情况，末了很动情地说：“习老和马老他们是西北革命的精英人物。你们年轻，又能写，以后可以把他们的革命经历写出来，对青少年是很好的教材。”第二天，在宝鸡渭河边上一家新建的宾馆见到了敬仰已久的习老。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会客厅里光线很好。我们坐在沙发上喝茶等待。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身着整洁深色中山装的习老在时任省委书记张勃兴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金色的阳光照耀着他，使那笑容可掬的脸上更加容光焕发。我们站起来。李连碧迎上前去。习老说，“噢，连碧同志，你身体还好吧?”“我好着哩，还是瘦。习老身体好?”习老说，“嗯。只是还不能称老。在西安也许勉强可以‘称老’，到了北京就不行啦。我才70多，北京80岁的人还多哩。”说着爽朗地笑起来。大家也都笑，原先思想上的那一点紧张和拘束感顿时消失了。接下来，李连碧把我们3个人一一作了介绍。说到我的时候，习老问：“你这么年轻，有多大岁数?”我说：“30多了。”习老说：“嗯，三十而立。政策研究室是党委的智囊团，你们几个是笔杆子吧。”张勃兴书记打趣说：“都是大笔杆子，省委专门挑选出的。”习老很高兴，要大家坐下说话。张勃兴又说：“习老，李主任他们4个人是昨天连夜由西安赶来的，路上车还坏了，早晨5点多钟才到，几乎一夜没睡觉。”习老说：“大家辛苦了，特别是连碧同志，也70多了吧。你是我点的名，50年代，你就任陕西省委秘书长，一说要在陕西找人写文章，我首先想到了你。他们几个是你的助手吧。”李连碧说：“习老有什么想法就说，我今天还是你的秘书长。”“对，咱们再合作一次吧。”大家都乐了。客厅里的气氛更加宽松而愉快。一夜辛劳，随着一阵谈笑风生，早已不知去向。习老开始谈自己的想法。他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唉，白发人送黑发人呀!班禅大师比我小20多岁。1951年他应中央政府之召赴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的签字仪式，路过西安我们见面时，他才十四五岁，长得眉清目秀，和善聪慧，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要由青海动身回拉萨去，西北局负责派员护送，我还专程赶到西宁附近的塔乐寺为他送行。那次临别，他哭了，握着我的手说：‘习书记，我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努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我和班禅大师从此成了知己朋友。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真心拥护，对毛主席、党中央和祖国人民真诚拥戴和热爱，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从个人交往来讲，我们相处很好。他对我很信任，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就找我来谈。直到去世前这一次进藏，他还专程到我家里告别。我见他胖得走路都不灵便，便提醒他说，你可不能再胖了，太胖对心脏不好，他笑着说，习书记，我这是专门养的老佛爷形象，藏族僧众看到我瘦了不好。我说你老佛爷形象也得符合医疗保健呀。他说他还年轻，等这次回北京就减胖。我这才放心了，两人手拉着手，我送他出门上路。谁料到他会一去不复返……”习老讲到这里，停下来，由衣兜里摸出手帕擦眼泪。我们几个人都被他的真情所感动，泪水模糊了每个人的眼睛。“班禅大师的一生，”习老接着说，“是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争取西藏自治区的文明进步、发展和繁荣而努力奋斗的一生。他不幸逝世后，中央决定要我写一篇文章来悼念，并建议由中央统战部负责起草，我想来想去，还是到陕西找人一道来写。我对班禅大师的感情要体现充分。语言要平实真诚。要突出他的爱国思想和热爱西藏人民的赤胆忠心。不要突出我个人，更不要居高临下，政治说教。好吧，我先讲这么多，你们先讨论提纲，写出个初稿来我看了再说。”那次见面，总共不到一个小时，习老谈话的时间，最多也就半个小时，但他那语重心长的一席话，简约深邃，动情透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次强烈的感召和震撼。对于我，更是深切地体会了情真意切、胸怀坦荡和虚怀若谷这样一些成语的真正含义。这次见面，我上了生动深刻的一课。等到过了不惑之年，经历过更多的人事之后，回想起来，就越发感到习老那浓缩了的耐人寻味的话语，格外值得咀嚼。文章定稿后，习老要回北京了，李连碧去送别，回来说：“习老提出要见见你们几个。”于是，在西安人民大厦后五楼，我们又见到了习仲勋同志。他当时有些伤风，正在吃药，但却不顾医生劝阻，执意要同我们谈谈。一见面，习老就说：“我对连碧同志讲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就这么定下来，可以发稿了。《人民日报》催得很紧。”李连碧说：“时间太仓促，他们3个人每人写一部分，我最后统的稿子。”习老说：“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分工负责，各写一段，我看不错。文章写得很有文采，动了感情。我修改的时候，又一次掉了眼泪。”李连碧说：“他们3个人，都是学文史的，善于修辞。”习老很动情地说：“西北革命中，我们牺牲了许多好同志呀，他们的事迹，至今知道的人不多。像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他们的斗争经历都十分丰富，很值得写。你们年轻人，可以抽出时间，做做这件事情。把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很有必要。”习老语重心长的这段话，坚定了我利用业余时间了解和反映西北革命历史的决心和信心。这成为了我一生的一个使命。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根本”

　　第三次拜见习老，是9年之后，即1997年4月在深圳。此时我已在延安市委任职工作，为希望工程募捐到了特区。听说习老住在这里，就很想一见。经同秘书联系，说习老须静养，谢绝会客。第二天，我却出乎意外地接到电话，说习老提出要见延安来的同志。我很感动。近十年不见，习老身体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他一见面便问：“听说你回到延安工作，这很好。我也很想回延安看一看。延安的铁路修通了没有?”我说：“修通了。每天向西安发一对客车。货运列车也不少。”习老又问，“石油和煤炭开发怎么样?”我说“原油年产量达到100多万吨，煤炭产量突破600万吨。”习老高兴地说：“这几个大项目都是1984年你们在北京召开经济汇报会上定的。”我说：“就是。那次会议筹备我也参加了，习老对我们工作支持很大。”习老说：“中央应当支持延安的建设，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根本。”随即，习老又问：“延安石油和煤炭储量有多少?”我说：“现已探明石油储量4.3亿吨，煤炭储量71亿吨。”习老听了很高兴，说：“嗯，很有发展潜力。但是你们要注意合理开发、科学利用，要搞好环境保护。陕北的荒山绿化，也是一个大问题，可以做大文章。”我点头称是，心中十分感动。80多岁高龄的老人，大病初愈，却如此关注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怎能不令人感动。“延安的老乡生活怎么样?”习老又问。我说：“80%以上的农户解决了温饱问题。”习老说：“这很不简单，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我说：“主要是走生态农业的路子，就是改变过去广种薄收的老耕作习惯，改变单纯的打坝修梯田的办法，讲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退耕还林还草，搞户包小流域治理，收到了显著成效。群众讲是‘山绿了、河清了，民富了’。枣园乡有一个庙沟村搞得最好。江泽民同志视察后充分肯定。”习老很高兴，又问：“其余20%的人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们开展扶贫攻坚，采取各级干部下去包村包户的办法，计划在3年之内脱贫。”习老说：“这个办法好。就是要提倡干部下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现在听说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干部成天高高在上，吃喝玩乐，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干部下到贫困地区包村包户扶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自然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没有群众不拥护的道理。我们过去就是靠宣传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才取得政权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会见结束了，习老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并且坚持把客人送出楼门口。我走出好远了，一回头，还见习老站在那里，挥着手说：“回去问候延安的同志们好。”我答应着，眼睛湿润了。一路上心中总是翻腾着两句话：“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根本”，“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人生格言，也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职业革命家送给晚辈的赠言。

　　永不衰老的华山松

　　1999年10月在北京家中又一次见到习老。北京的金秋季节，梧桐树的叶子在秋风秋阳中一片金灿。刚刚举办过建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首都北京，仍然沉浸在一片肃穆的欢乐之中。久居深圳应邀回京参加庆典活动的习老派人给马老送去一筐水果。马老执意要到去看望老战友，笔者随同前往。听说马老要来，在有着两棵巨大华山松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习老穿着一件橘红色的羊毛坎肩，精神钁铄地迎候在那里。当两位老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目光关注着相互问好的时候，周围每一个人都被深深感动。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们身后的那两棵巨大的华山松。西岳华山石崖缝隙中顶风冒雪挺然傲立的华山松，在北京的四合院中依然根深叶茂。两位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和风霜雪雨，依然健在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已经都是年逾古稀。马文瑞生于1912年，习仲勋生于1913年。他们都像家乡陕西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华山松，迎风傲霜，昂然挺立着。1999年10月1日那天，当人们在电视屏幕上见到身穿风衣的习老依然昂首挺胸，精神饱满，无不感慨系之。那株伟岸的华山松仍然挺立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谁能说得清，这位功勋卓著、坚强不屈的老人，他曾经抵御过多么强烈的风暴，经历了多少人生的坎坷与磨难?然而“历经坎坷成大道”，“踏遍青山人未老”。人们敬仰且为之自豪的这株不老的华山松，依然昂首挺立着。有一张照片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江泽民同志与习老面对面站在那里交谈。这是在庆典仪式即将开始之前，江总书记向习老问好，习老触景生情，对总书记说：“江山是人民的，人民就是江山。”总书记会心地笑着说：“此话讲得好。”江山离开了人民，还算什么江山?这样一句振聋发聩、掷地有声的话，惟有打江山的一代人，才能讲得出来。

　　“人啊就是要勤奋”

　　最后一次见面是2001年10月15日。这天是习老88岁生日。米寿之年，国家有关方面为习老祝寿，笔者有幸代表延安参加。那时恰巧《难忘的历程》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便征得有关方面同意，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习老过目。那天，在深圳的住地客厅中，我又一次见到了习老。他老人家那天精神很好，目光炯然有神。我恭敬地把这一本封面上印着齐心与习老合影的红色报告递到习老手中。在场的齐老当即介绍说：“培元同志，可勤奋哩。”习老一边翻阅着书，一边亲切地用乡音说：“是呀，人嘛就是要勤奋。”看得出，他很喜欢这本装帧朴素的小册子，在很长的时间里，老人家再没有说话，一直低头翻阅着这本书，脸上显出沉思与遐想。这使我感到了收获的幸福。原来2000年6月间，征得习老同意，夫人齐心和子女回陕北、陕甘边老区走访考察学习、代表习老看望当地群众。我有幸全程陪同。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齐老先后对陕北延安、榆林和甘肃庆阳等地以及关中等二十多个县的革命旧址进行考察，当时年已76岁，且重病在身的齐心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罕见的热情，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在长达数千里的漫漫长途中，在道路崎岖、偏远闭塞的千山万壑中，瞻仰历史，回访岁月，回忆往事，了解现实，齐老倍受鼓舞，更使子女和我们陪同人员受到一次生动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我当时在延安担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有幸陪同齐老考察，一路就作了详细的笔记。白天记录，晚上整理。此后很快就打印出来，再加上平时的积累和实地考察的感受，就形成了《难忘的历程》这本书的初稿。以后又做了较多的充实和修改，形成了2001年的那个版本。今天为了纪念习老，我对书稿又作了较多充实修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作家》发表的这个文本。值得记住的是，齐老曾对原先出版时的全文进行过逐字逐句的认真审读，并转达习老的意见，一再强调要平实、真实，多写群众和别的同志，不要夸大渲染个人作用。习老去世后，该书曾作为悼念的资料，分发给每一位前来家中灵堂吊唁者，包括中央领导与普通群众。随后，在网上建立的“习仲勋纪念馆”中，该书又作为主要的内容，全文录展。那次到深圳祝寿，印象最深的是老人家的安详与淡定。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和蔼地望着每一个人，关切地问候各地的情况。他穿着红色的毛衣，令人想到当年闹红的日子，想到他当年在陕甘边在人民群众中脱颖而出，叱咤风云、点燃革命火种的青春岁月。他老人就是一本内容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教课书，那其中值得我们研读和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五次见面，习老无意之间给予我的教诲是丰富而令人终生难忘的，他的党性原则、群众观点和虚怀若谷的人格风范与崇高的理想信念，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特别是今天，在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的重要历史关头，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形势下，习老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是激励和鞭策我们年轻人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努力实现党的宗旨，顽强攀登完美的人生境界的一面镜子。是我们照镜子、正衣冠的主要楷模。

　　2013年10月9日

　　(作者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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