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的120周年。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当今，在国人革命理念丧失、物欲横流，崇尚私利、道德沦丧，崇洋迷外、世风日下，“非毛”浊流泛滥、民族危机严重之际，写这篇纪念文章，内心尤感五味杂陈。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创建新中国，让几千年来受苦受难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彻底改变百年中华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这些都已成为客观历史，毋需再论。不管反毛之辈怎样丑化、污蔑，竭尽恶毒攻击之能事，然而，巍峨雄伟的高山，岂能被为几口唾沫所淹灭?小丑跳梁，其结果只能为后人留下“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笑柄罢了!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其实不只是他领导人民打江山，创建新中国(古今中外打江山、战外敌的民族英雄多的是，少一个毛泽东也无妨);他的真正伟业恰恰是在于：是他颠覆了以往整个五千年的文明史，为探索人类文明由感性的低级阶段向理性高级阶段的发展，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这样的人物史上未见又必不可少)。

　　已知的中国文明史——夏王朝的建立，始于公元前2070年;已知人类文明历史始于公元前3100年古埃及王国的建立。据此算来，中华文明史已超过4000多年;人类文明史已愈五千多年。

　　一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透过其五光十色的历史表象，质而言之，无非就是一个私有制社会，它明显地具有三个特征：

　　1、始终是一个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经济剥削)

　　2、始终是一个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政治压迫)

　　3、始终是一个少数人欺骗多数人的社会，“言‘仁义道德’”，“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控制)

　　横看世界，无论是世界文明发祥地——北非尼罗河的古埃及王国、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和东亚黄河流域的古代中国;还是西方的古希腊、罗马世界……，无不如此。

　　纵观历史，从古代世界希腊、罗马推行的奴隶制度，到中世纪中国的封建制度，抑或是近代欧美流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概莫能外。

　　历史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一直延续着。

　　对五千年来的私有制剥削制度究竟应该怎样看?

　　古今中外统治阶级历来认为，这样的社会制度是“天经地义”，谁要反抗就是“大逆不道”，造反有罪!并通过宗教的麻痹，“圣人”的说教，把这种观念灌输给被统治阶级，使大多数人民群众变成温顺的绵羊与顺民——听凭“上帝”的“放牧”和“命运”的安排。

　　然而，五千年文明史的残酷现实，促使被剥削、被压迫人们为生存而不断地反抗、斗争;同时，它又教育着人们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更让一些思想家不断地质疑、反思这种社会制度。无论是古代西方柏拉图《理想国》中对“正义”与“善”的追求，还是东方儒家对“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描述，以至近代莫尔在《乌托邦》中的构想，无一不体现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其实，自从二、三百万年前东非肯尼亚地区出现人类以后，在漫长的数以百万年计的蒙昧时代(史前史)，人类一直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只是到了五千年前，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有文字记载)，才出现了私有制，才形成了阶级和国家。

　　即使是在文明时代，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只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它不过是人类文明的低级阶段，亦即感性的自发的阶段：私有制社会阶段。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必然还会有第二个阶段，那就是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亦即理性的自觉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公有制阶段。19世纪40年代科学共产主义的问世，无疑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开端。

　　人类文明历史所以必需历经这样两个阶段的发展，这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所共知：存在决定意识。人，天生是一个个的个体，自然就会有个人利益，或称“私利”;人同时又是集体的、社会的，离开了集体就不可能生存，这就必然会产生集体利益，即所谓“公利”。人的这种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对立统一，决定了人既有个人“私利”，同时又离不开集体的“公利”。人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在人性上就表现为：私心与公心并存，善恶并存的两面，也即“半是天使半是魔鬼”。

　　资本主义和历史上的私有制社会，是一种主张“私利”驱动的世界观价值体系，认为“追求个人幸福”天经地义。极而言之，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它强调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发展，并在个体发展中实现集体发展。

　　事实上经过五千年的发展，到了近代，私有制社会已到了尽头。私有制使不同人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国家集团的利益置于对立与对抗的关系，这种对立与对抗导致人类相互恶斗残杀不止，并最终使人类走向毁灭，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已兆示了这一危机。如今，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核、生化、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世与扩散，任何一方的战争狂人，只要为着自身的私利而一时发狂，就可在瞬间毁灭整个人类。要想扭转这一危险的发展趋势，唯有埋葬私有制社会的发展。

　　共产主义则是一种主张“公利”驱动的世界观价值体系，认为只有保证集体利益才可能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极而言之，叫做“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它强调的是集体主义与利他主义，以此保证整体的发展，主张在整体发展过程中实现个体利益与价值。

　　私利、私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感性的产物，它是自发产生的;这就决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必然是私有制社会。

　　反之，公利、利他，则是人类后天的东西，是理性的产物，因此，共产主义(公有制)的世界观价值体系，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人类理性水平提高——对私有制社会批判的必然，它是人类进步、教育的结果。

　　由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世界观价值体系，必然是自发地自然形成的;反之，正如列宁所说，“工人运动不会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义只能是靠“灌输”(教育)而发展的。

　　对任何未经过理性教育(包括未受剥削压迫经历)的人而言，他们天生就具有亲资本主义(私有制)世界观价值体系的倾向。如果推行资本主义，就容易从内在自然(和平)演变的;而推行共产主义，就一定需要依靠外界的教育与革命的变革。

　　有人宣称参加共产党组织，干了几十年革命，却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并妄言“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实在是可悲!其实，要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很简单，只要做到两条：

　　一曰站稳立场，始终站在占人口极大数的劳苦大众一边;二曰反对私有制，拥护公有制。

　　做到了这两条，就是弄懂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就不会是空想，而是崇高的理想。你只要始终不渝地为此而奋斗，“International”(“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

　　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胸怀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的大志，始终站在中国与世界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坚定地反对私有制，建立并坚持公有制，毕生为人民大众摆脱几千年私有制的桎梏而斗争。

　　在历经无数艰难曲折以后，1949年毛泽东终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以后，他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直到1976年辞世，以其前所未有的业绩，在占世界1/4人口的中国，实践了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公有制社会，开创了全新的毛泽东时代新社会：

　　在这一社会里，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它彻底改变了历史上由少数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多数人的社会现象;彻底消除了那种“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社会不公;原先的剥削阶级分子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有社会成员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在这一社会里，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真正翻身作了主人。工人头上没了资本家，农民头上不再有地主，西藏农奴成主人。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拥有同样的权利：生有所育，长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寡鳏孤独，皆有依靠。

　　在这一社会里，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消失了，代之以“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戏剧舞台上欺压小民的恶警察“369”消失了，代之以《今天我休息》电影里的为民服务的好民警马天民;祸害中国数千年的“黄黑赌毒”消失了，一洗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代之以健康清新、积极向上的社会民风。

　　在这一社会里，几千年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中国妇女的地位得以彻底改变。她们不再是男子的附属，不再是有产阶级老爷、少爷手中的“玩物”，而是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革命者与建设者，在新中国“妇女撑起了半边天”!

　　在这一社会里，正气抬头，邪气消散，好人当道，坏人不成气候，社会稳定，无需“维稳”;上下一致、干群同心，军民一家，六亿人民六亿兵，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令外敌胆颤心寒;全国人民过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平等互助生活，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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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泽东时代，虽说中国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不算高，只能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改善;但百姓衣食无忧，生活安定，生存环境安全。全国人民，不管城乡，生老病死有保障，对此史实，所有在70年代以前出生、只要还活着的中国人都能作证，举世公认。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自然增长。自1840年到1949年的“百年中国”，由于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导致中华民族受灾受难、民不聊生，中国人口始终停留在不过5亿之数。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则稳步增长。从1949年的5.4亿发展到1979年的9.7亿(1962年起全国还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了80%!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亦大为提高，已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提高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

　　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466亿元(工业生产总值仅45亿)，发展到1979年的4062亿元!不到30年，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六工业强国!

　　在科学技术方面，代表这一发展水平的两弹一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进了轨道)，其他还有诸如人造牛胰岛素，杂交水稻等创新科技成果。

　　国内外反毛势力自然双眼一闭，不会对毛泽东的业绩做出正确的、正面的评价。那么，可以借用一位第三者的嘴——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看看他对毛泽东时代所作的评价吧：

　　“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纵观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在否定不了毛泽东的伟业后，如今，反毛小丑又以造谣、污蔑伎俩，把人民领袖毛泽东说成是杀人如麻的“封建暴君”，又通过人身攻击，诋毁其人格。其实，否定毛泽东，是为了否定毛泽东时代;否定毛泽东时代，归根到底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复辟私有制社会。

　　何谓“封建暴君”?任意杀人的独裁者是也!试问：毛泽东杀过谁?谁能举出一些实例来。

　　我们说蒋介石是“专制暴君”(如今他正在被一些反毛人士如茅某人等捧为“民族英雄”)，就可以举出许多实例。笔者随口即可举出10余例，请看：

　　1912年1月，蒋介石受命陈其美，出于江湖义气，伙同光复会叛徒王竹卿，直接作为杀手一起在上海广慈医院暗杀了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革命领导人陶成章;

　　1931年2月，蒋下令秘密杀害了“左联”的柔石、冯铿等五位青年作家于上海龙华监狱;

　　1931年11月，他下令在南京秘密处决了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

　　1933年6月他下令在上海暗杀了爱国人士杨杏佛;

　　1934年他下令在北京秘密处决于抗日爱国名领吉鸿昌;

　　1934年11月他下令国民党特务，在沪杭路上的海宁段暗杀不听话的《申报》总经理、爱国人士史量才;

　　1941年12月他下令国民党特务杀害爱国抗日将领方振武于广东中山县;

　　1946年7月他下令暗杀于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于昆明;

　　1946年7月他又下令暗杀于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

　　1949年7月他下令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杨虎城及其妻子、秘书随从(包括“小萝卜头”等8口于重庆。

　　以上所举的基本上均为非共人士，至于他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屠杀，那就举不胜举了!

　　反观毛泽东他一生，他不仅自己没杀过人，即使是在对敌斗争中，也主张不轻易杀人。在战争中，他主张优待俘虏;对现行反革命罪犯，除非杀人放火，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也不轻开杀戒(即使是像“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国民党大特务头子也不杀);肃反运动中，他定下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他反对从肉体上对罪犯进行惩罚，强调思想教育，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让罪犯弃恶从善，重新做人;历次政治运动与党内斗争，目的还全在教育、挽救，从不杀人。(欲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请详见本人论文《论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

　　至于反毛小丑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与其人格的诋毁，那就根本不值得一驳。试想，一个具有解放全民族和全人类崇高理想的伟人，他的胸怀与内心世界，能是这些反毛肖小们所能推测的吗?

　　盖棺论定。毛泽东的一生已经证明：

　　他为中华民族和世界被压迫劳苦大众，已完全地、彻底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所创立过的伟业和所留下的光辉著述就是最好的明证;

　　他为中国革命奉献了6位亲人(妻子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入嗣妹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个个都是在他的引领下参加革命、英勇牺牲，成为革命先烈的;

　　他死后没有一分钱私产遗留家人(常言道：清不清，看子孙!);

　　他本可以“全身而退”，但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却不计毁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惜让自己“跌得粉碎”，为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和世界的五千年文明史，坚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个领导人能做到以上几条的，人们还有什么可以苛求?试问，古今中外谁人可与其比肩?

　　有人说：毛主席是大佛，是菩萨，是佛祖，他是为了“普渡众生”，不惜“舍身饲虎”。

　　然而，五千年的私有制度不是一次共产主义运动所能埋葬的，五千年的私有观念与人性的改造，并不是毛泽东搞一次“斗私批修”运动所能终结的，五千年的私有制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个“毛泽东时代”所能清除的，但有了毛泽东这伟大的一次，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终有一天会实现!

　　任何严肃对待历史、尊重历史的人们都会牢记毛泽东!

　　全中国、全世界所有觉悟了的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将永远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