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斯大林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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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知识分子，斯大林有过许多论述。他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了说明，讲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分了知识分子的不同类型，叙述了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变化。总的说来，他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不过对新旧知识分子态度有所不同。他特别重视培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爱护和器重他们。而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则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给以不同的对待。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个时期他特别关注所谓技术知识分子的培养，后来他又在关心和引导所谓创作知识分子方面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与其中不少人有过密切的交往。斯大林在当政时期，曾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保证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安心工作，同时大力奖励他们当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错误思想和言行进行批评，发动过几次批判，有时不免有过头之处，伤害了一些人。总之，斯大林与知识分子这个题目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现概述如下。

　　一

　　首先讲一下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所谓“知识分子”通常指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他们有别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大众。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些可以说从事半脑力和半体力劳动的人，例如在某些服务行业工作的人以及各种管理部门的人员。通常这些人不归入知识分子之中。而知识分子就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来说，又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各个学科和各个部门的研究人员以及不同专业的技术干部;另一类则是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作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雕塑家等。

　　接下来讲一讲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什么地位和起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用超阶级的观念来看待知识分子，认为这不是任何特殊的社会集团，不属于任何阶级，而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是超阶级的，所表达的是全人类的理想。在俄罗斯，这样的看法十月革命前曾比较流行。另一些人则用阶级观点来看待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由不同阶级的人构成，因而有不同的类型，例如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知识分子，甚至还有流氓无产者知识分子等。还有人则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十月革命后，上述不同的看法还存在了一段时间。

　　1936年在制订苏联新宪法时，草案的第1条里把苏联称为“工农国家”，当时曾有人表示异议，提出用“劳动者国家”、“工农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国家”等提法来代替，后一种提法实际上把知识分子看作一个与工农相并列的阶级。斯大林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里表示不能采纳这样的修改意见。他说：“宪法草案第1条说明的是什么呢?它说明苏联社会的阶级成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宪法内是不是可以不提到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问题呢?不可以。大家知道，苏联社会是由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宪法草案第1条说的正是这一点。所以，宪法草案第1条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劳动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从前，知识分子是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一部分是农民出身，而工人出身的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苏维埃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可是，不管它的出身如何，不管它的性质怎样，它还是一个阶层而不是阶级。”①

　　斯大林在他的报告里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他还指出，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享有与工农完全平等的权利。

　　在这之后不久，斯大林于1937年1月8日会见了来访的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两人在谈话中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福伊希特万格大概看到了斯大林的报告，便问他在报告里把知识分子确定为阶级之间的阶层是什么意思。斯大林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我说的是对知识分子的通常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没有说任何新的东西，只是说阶级是生产过程中占有一定稳定的和固定的地位的人群。工人阶级生产一切而不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掌握着资本。没有他们，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就无法进行。地主掌握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掌握小块土地并租地来种，但在农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知识分子是提供服务的人，不是社会阶级。他们本身什么也不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不占有独立的位置。在工厂里有知识分子——他们为资本家服务。在地主庄园和领地里有知识分子——他们为地主服务。只要知识分子一开始不好好干，就会被别的人所取代。也有一批像文学家和文化工作者那样的不与生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他还说，当知识分子不考虑社会的需要给自己提出独立的目标并试图实现这种目标时，他们就会遭到失败。他强调说：“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是辅助的作用，这作用相当光荣，然而是辅助的。知识分子愈了解统治阶级的需要，服务得愈好，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愈大。在这些范围内，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他还指出，知识分子的权利在不同社会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不享有平等的权利，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是与工农完全平等的，他们能像工人和农民那样进行劳动，发挥自己的才能。②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而分成的集团。斯大林说“阶级是生产过程中占有一定稳定的和固定的地位的人群”，确实是通常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指出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不占有独立的位置，是提供服务的人，不是社会阶级，他们所起的是辅助的作用。他强调知识分子如不考虑社会的需要而试图提出和实现自己独立的目标，就会遭到失败，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他们了解统治阶级的需要并能很好地为其服务，他们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和后来苏联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旧知识分子和新知识分子这两类。在革命前形成的旧知识分子中政治上比较积极的部分或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或自愿地和被迫地定居国外，留在国内的是政治上比较消极的部分。二十年代初，这些旧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对新的苏维埃制度持反对的态度，不接受新的价值观念。他们采取抵制或怠工等消极反抗的做法，成为所谓的“国内的侨民”。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希望在新制度下按照自己的专业诚实地工作，开始表现出与新政权合作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知识分子队伍逐渐发生了变化，愈来愈多的人转移到拥护苏维埃制度的立场上来。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开始大力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大批出身工农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开始迅速成长起来，构成了一支新知识分子的大军，逐渐成为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主力。斯大林当政后，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和变化大致如此。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国家进入了工业建设时期，如何造就大批工业建设干部，成为斯大林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1926年4月，他在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全会工作的报告里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工业建设时期。现在，我们已从国内战争的战线转到工业战线了。与此相适应，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工业指挥干部，需要优秀的工厂经理，优秀的托拉斯领导干部，能干的贸易工作人员，聪明的工业建设计划人员。现在我们需要锻炼出经济方面和工业方面的新的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样的人才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因此，任务就在于从工人和苏维埃知识分子——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且跟我们一道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中，造就大批工业建设干部。”③

　　这里斯大林把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称为“苏维埃知识分子”，提出要从工人和他们当中造就大批工业化所急需的干部。这说明他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信任和重视。

　　他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做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了知识分子队伍发生的变化。他说：“如果以为所有的职员，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不满情绪，怀有埋怨和愤懑的情绪，那就错了。虽然新资产阶级中间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但是同时知识分子却在分化，数百数千的劳动知识分子离开路标转换派而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他这里说的“路标转换派”指的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因1921年7月在布拉格出版《路标转换》文集而得名，它的成员在事实证明用外国武装干涉的办法不能推翻苏维埃政权后，转而指望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会使苏维埃政权蜕化为资产阶级政权。斯大林指出，不少劳动知识分子已放弃了这样的幻想开始采取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了。他接着说：在这方面带头的是技术知识分子，农村的劳动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村教师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早已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最后他总结说，“虽然某些知识阶层中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但是同时劳动知识分子却正在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因此“党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贯彻孤立新资产阶级的方针，巩固工人阶级和城乡苏维埃劳动知识分子的结合”。④

　　1923～1928年顿巴斯坚持反苏维埃立场的专家组织进行各种暗害活动，由于这个组织是1928年初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被破获的，因此这些暗害活动被称为沙赫特事件。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1928年)的总结中就此事件再次谈到关于造就工业建设干部的问题。他说：“从改进工业的观点来看，沙赫特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呢?沙赫特事件的实质和意义就是：在保证我国工业有一定数量的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专家方面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非常落后，落后得不像样子。从沙赫特事件得到的教训就是：要加速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并能在技术上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他接着说：“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抛弃那些不按苏维埃方式思想或不是共产党员而同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专家。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后还将用一切办法，尽一切力量去吸收那些在建设我国工业方面愿意和苏维埃政权携手并进的非党专家，非党技术人员。我们决不要求他们立刻抛弃或立刻改变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我们只要求一点：既然他们自愿地同意和苏维埃政权合作，那他们就要老老实实地合作。”他接着又说：“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愿意和苏维埃政权携手并进的旧专家是相对地愈来愈少了。问题在于以新的一代年轻专家来替换他们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党认为，如果我们不愿意遭到新的意外，那就应当加速造就新的一代专家，并且必须从工人阶级中，从劳动人民中造就这种人才。这也就是说，要造就能够满足我国工业需要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⑤他批评教育人民委员会没有担负起培养新的技术知识分子的任务，决定让它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分担加速培养的工作。

　　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谈到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干部问题时，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坚决和暗害分子作斗争，尽量关心和照顾已经和暗害分子划清界限的绝大多数专家和技术人员，组织国外的技术援助，派遣经济工作人员到国外去学习并一般地吸取技术经验，把技术学校移交给各有关经济机关，以便最快地培养出足够的工农出身的技术人员和专家。⑥

　　大约一年后，斯大林在1931年6月23日又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在谈到工业干部问题时，首先提出工人阶级应该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他指出，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前还够用的为数极少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已不够用了，因此旧有的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基地已不够用了，应建立巨大的新的基地网，应当保证有比原来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他还提出，“现在我国已进入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应当为本身造就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造就能够维护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他强调说：“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苏联工人阶级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⑦

　　接着他谈到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的两个来源，一是由高等学校培养，二是由企业中的实际工作人员、熟练工人、工厂和矿井中的工人阶级文化力量来补充。他又一次谈到应正确对待其中的非党员的问题，提出应大胆提拔他们担任领导职务，批评了那种排挤有能力和有创造性的非党员同志、而把那些即使能力较差和没有创造性的党员提到首位的做法，认为“再没有比这种所谓‘政策’更愚蠢和更反动的了”，“这种‘政策’只能破坏党的威信，使非党工人离开党”。同时斯大林谈到了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的转变，他说，与一两年前相比形势已发生变化，这不能不对他们产生影响。新的环境在他们当中“应当造成而且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新的情绪”，“从前同情过暗害分子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有了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明显的征兆”;“现在不仅这一部分旧的知识分子，就连昨天的明显的暗害分子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在许多工厂里和工人阶级同心合力地工作，这个事实毫无疑问地说明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转变已经开始”。由此斯大林得出结论说：“我们对待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应该根据这种情形而改变。在暗害活动猖獗时期，我们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地表现于粉碎政策，而现在当这些知识分子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时期，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应该主要地表现于吸收和关怀他们的政策。”⑧

　　1934年7月，斯大林在和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也谈到了技术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苏联人对于技术知识分子有不少切身的经验。十月革命后，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新社会的建设，抗拒这一建设，实行怠工。我们曾经多方努力把技术知识分子吸引到这一建设中来，对他们用了各种办法。经过不少的时间，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才走上积极帮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们当中优秀的一部分已站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列了。我们有了这一经验，就决不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造成危害，又能创造‘奇迹’。”接着他还谈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说道：“我并不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地，我却强调他们的作用。问题只在于，说的是哪一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有各种各样的。”他还说：“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是强有力的。”⑨

　　从二十年代下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由于处于工业建设时期，斯大林在谈到知识分子时，主要地讲工人阶级应该培养自己的技术干部和如何加速培养的问题，同时也讲旧技术人员的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如何正确对待他们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和处理得好坏，是决定工业化能否顺利开展和它的成败的大问题。斯大林重视这个问题，反复讲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

　　二

　　上面说过，在知识分子队伍里，技术知识分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他们之外，还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工作等方面的人。其中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尤其是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的人，他们工作的对象与技术知识分子有共同之处，因此工作的特点也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只不过前者从事研究开发，后者重在实施。现先讲一下斯大林对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

　　旧俄罗斯在许多方面都比较落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需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讲话中根据历史教训，尖锐地指出“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说过去许多国家就打过俄罗斯。他指出，苏联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需要加快发展，在十年内跑完落后于先进国家的距离。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之达到先进水平。因此斯大林十分重视科技的发展，甚至提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⑩而他十分器重有创见的杰出科学家。他指出，在科学家中保守的、死啃书本的、墨守成规的人较多，而有独特个性的创新者比较少见，因此应当特别珍视。他指出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植物生理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就是这样的人。除了巴甫洛夫和季米里亚捷夫外，还有一些像他们那样的老一代科学家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他们的不少科研成果就是在苏维埃时代取得的。例如园艺学家米丘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34年9月18日，他在自己从事科学活动六十周年前夕写信给斯大林，信中说，是苏维埃政权把他六十年前的一个培育果树新品种的小小的试验点变成全苏拥有数千公顷园地的巨大的试验场，是党和政府把他这个个体试验者变为培育几十万种植物的试验的组织者，党和工人阶级给了他进行试验工作的需要的一切，——他对所有这一切表示深深的感谢。信中最后说，他已八十岁了，但是千百万工农的创造力使他这个老人渴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生活和工作。

　　两天后，一直注视着米丘林的工作的进展的斯大林给他发了贺电，电文如下：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在您为我们伟大祖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六十周年之际，衷心地向您表示敬意。11

　　“祝您健康并在改造园艺学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紧紧地握您的手。

　　И.斯大林”

　　米丘林在回电中说，斯大林的贺电对他来说是他八十年生活中最高的奖赏，比任何别的奖赏都要珍贵，他为得到斯大林的关心而感到幸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再说一说斯大林与研究火箭和宇宙空间的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交往。斯大林于1934年曾应这位航空航天的科学家的请求会见了他。齐奥尔科夫斯基认为再过二十五年到三十年技术上将有可能实现登月，提出了一个建设宇航队计划。斯大林同意了，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准备登月航行的秘密纲要，并开始实施，后因爆发战争而中断。齐奥尔科夫斯基得了重病后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全体劳动者最英明的领袖和朋友斯大林同志：

　　“我毕生的愿望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推动人类进步，哪怕是稍微推动一些也好。但是在革命以前我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只有十月革命才使一个自学者的劳动得到承认;只有苏维埃政权和列宁-斯大林的党才给了我实际的帮助。我感觉到人民群众的爱护，这给我这个病人以继续工作的力量。可是，现在疾病不允许我来完成我已开始的工作。

　　“现在我把自己有关航空、火箭航行以及星际交通方面的全部劳动成果交给人类文化进步的真正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我相信它们一定会胜利地完成这些劳动成果。全心全意地忠实于您。致以最后的真挚的敬礼。”

　　斯大林收到信后，给他发了电报，电报中说：

　　“您的来信充满着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信任，请接受我的感谢。

　　“祝您身体健康，并继续为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

　　“握您的手。”12

　　病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写了这样的回信：

　　“深为您的电报所感动。觉得今天我还不会死。相信并且知道，苏联的飞船将会是世界上最好的。”

　　几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了。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他从事的宇航事业，深信苏联将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他的这一遗愿后来终于实现了。

　　以上讲了斯大林对老一代科学家的尊重和关心，为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和发挥自己的专长创造了各种条件。同时他像上面所说的对待技术知识分子那样，十分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一方面他为培养新一代科学家创造各种必需的客观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发展高等教育，让大批出身于工农的青年受到良好的科学技术的教育。在他领导下，把1755年根据罗蒙诺索夫的建议创立的老校莫斯科大学进一步扩大，把它办成了各个学科的科学家的真正的摇篮。整个高等教育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与此同时，1925年在俄罗斯科学院的基础上改建了苏联科学院，加强了对它的领导，并进一步扩大规模，将其扩建为包括将近八十个研究所的庞大的学术研究机构。此外各地还陆续建立了各种学术研究和实验机构，包括科学城、设计院、大型实验室等等。这就为迈出高校大门的显示出学术才能的年轻人创造了工作和进一步学习以及施展他们才能的条件。

　　另一方面，斯大林号召青年学习科学。1928年5月16日他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这样说道：

　　“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关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

　　“在我们面前有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就叫做科学，它包括许多部门的知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这座堡垒。青年们如果愿意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愿意成为老近卫军的真正的接班人，就必须占领这座堡垒。”

　　他进一步指出：

　　“现在我们需要大批大批的、成千上万的能够在各种知识部门中成为行家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快速度。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们能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掌握科学，培养各种知识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最后他向革命青年发出了“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13

　　斯大林在上面提到的《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讲话中再次提到要学习再学习，并且强调指出：“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14

　　广大青年响应号召，勤奋学习，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批有抱负和有才干的人。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科学大进军中的先锋战士，成为许多重要学科的杰出带头人。例如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朗道和塔姆，数学家和力学家凯尔迪什，宇航学家科罗廖夫，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伊柳辛和雅科夫列夫等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成为闻名世界的杰出科学家和设计师，在改变苏联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讲一下斯大林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态度。他对其中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比较重视。他本人重视哲学的学习，读过不少哲学著作，在学习过程中还邀请著名哲学家为他系统讲授辩证法。随着苏联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他感觉到提高广大干部对发展经济的理论认识的重要性，曾在三十年代末组织经济学家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供广大干部学习。后因战争爆发，这部已写出初稿的教科书未能经修改后出版，战后他重新组织人马编写教科书。开头委托经济学家列昂节耶夫等人负责。斯大林认为他们的初稿不合要求，又责成谢皮洛夫牵头重新编写。1951年7月初稿完成后根据他的指示组织自由讨论，充分听取意见。斯大林看了发言纪录，询问了参加讨论的一些人后，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一文，随后又陆续给诺特京、雅罗申科、萨宁娜和文热尔写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指出他们的错误。不久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和他的信编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这次讨论对阐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可以说是斯大林与苏联经济学家们的一次规模较大的交流。

　　斯大林也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给以极大的关注。这突出地表现在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上。早在三十年代初就提出了编写联共(布)党史的问题，确定了审校人员和编写人员的名单，其中包括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以及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例如克诺林、波波夫、雅罗斯拉夫斯基、贝斯特梁斯基等人。由于种种原因，编写工作进展缓慢。1937年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加速编写。斯大林亲自具体抓这项工作，亲自设计了全书总的框架结构，拟定了各章的题目。初稿完成后他进行了详细的校订，作了大量的修改，并撰写了该书第4章中讲哲学的第2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应该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和一些历史学家通力合作的成果，有人甚至称斯大林是它的“主要作者”。

　　在斯大林看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在于他有丰富的学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他有正确的观点。如果发现了错误，就很不客气地指出并要求改正。上面提到过，他认为列昂节耶夫等人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观点上存在问题就加以否定。又如他曾与日丹诺夫、基洛夫在一起批评了苏联历史教科书的提纲和近代史教科书的提纲，指出其中的一些主要错误。他通常总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和指出错误，有时语气是十分严厉的。

　　三

　　如上所说，在知识分子队伍中还有一支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大军，其中包括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雕塑家等等。而就斯大林本人来说，他喜爱文学，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对文学创作有他独到的理解，高度尊重作家的创造性劳动，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因而论述较多，与作家的交往比较密切。下面讲一下他对作家的看法以及作家的关系。

　　斯大林曾形象地把文学创作称作“生产灵魂”的特殊的精神生产。1932年10月26日，他在高尔基寓所与四十多位党内外作家座谈时提出，文学创作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同机器、飞机、坦克的生产相比，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出席座谈会的伏罗希洛夫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插话说：“这要看什么时候。”斯大林坚持自己的意见，接着说：“不，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坦克里的人的灵魂是腐朽的，那么你的坦克就一钱不值。不，生产灵魂要比生产坦克重要。”然后他对自己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对在座的作家说：“我们国家的各种生产都是与你们的生产相联系的。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如何参加社会主义生产，那么你们的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刚才有人说得对，作家不应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他们应当了解国家的生活……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请你们帮助他们进行灵魂的改造。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5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是对作家的劳动的性质以及他应起的巨大作用和担负的重大社会责任的高度概括。

　　文学创作既然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那么作家的世界观的作用就很重要。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甚至有时出现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而且文学创作的成败得失，常常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作家的才能和他对生活的熟悉程度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斯大林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1932年10月20日他在与党员作家座谈时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并不否认世界观的作用和作家需要掌握思维的辩证手法，认为“只有掌握思维的辩证方法，作家才能真正地认识和领会他周围的现象和事件;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在自己的创作中达到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相适应的高度艺术性”。但是他指出思维的辩证方法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并以自己为例说道：“想当年我也曾是一个非党人士，不了解辩证法的规律，对许多事情弄不清。但是年长的同志并不因此而推开我，而是教会了我如何掌握辩证方法。我也不是立刻学会这一点的。而你们在这些问题上对待非党作家的态度表现出不能容忍，完全不会做工作。你们不懂得，不能要求一位非党作家立刻成为辩证论者。你们对运用于艺术创作的辩证方法的理解是对这一方法的庸俗化。”16这里斯大林提出掌握思维的辩证法有一个过程，不能要求作家，尤其是非党作家，在掌握这一方法后才进行创作;应该团结尚未掌握这一方法的非党作家。这里提到的艺术创作的辩证方法，指的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斯大林是反对这个方法的，认为这个方法具有庸俗化倾向，并且不利于团结广大作家，尤其是非党作家。

　　斯大林要求作家真实地表现生活。他在1932年10月26日与党内外作家座谈时这样说道：“你们应该往艺术家的脑袋里塞满各种观点，艺术家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如果他将真实地表现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么他就不能不在其中看到，不能不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7他主张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后来这一点写入了1934年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

　　我们知道，作家不同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伦理道德观念、审美理想等社会价值观念必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使作品具有不同的倾向性。斯大林重视作品的倾向性，但是不同意用“左倾”和“右倾”这些党的概念来表示这些倾向，而主张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和“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等概念来表示。他在1929年2月2日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信中讲了这个问题。18

　　斯大林尊重作家的劳动，大量阅读他们创作的作品，在评论作品时当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特别重视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重视艺术表现力。这里特别要指出两点。一是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斯大林提出一部作品的价值不是由个别细节决定的，而是由它“总的倾向”决定的。如果总的倾向是好的，虽存在一些错误，仍应该肯定。1929年7月9日他在给《工人报》编辑的费里克斯·康的信中就这样评价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写道：“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柯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物做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由此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19他把年仅二十五岁的肖洛霍夫称为“当代名作家”，看重这位作家的文学才华，认为《静静的顿河》虽然写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总的倾向是好的，应该肯定。二是尽管作者的思想政治立场存在着问题，但是只要他们的作品产生的客观效果和社会影响是好的，就不应该否定。1929年2月2日，斯大林在给《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一信中对“不是自己人”的布尔加科夫用同情的笔调写白军军官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发表了评论。他说：“至于《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这个剧本本身，他并不那么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如果像土尔宾这一家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不得不放下武器，服从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对他们布尔什维克是毫无办法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显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20由于斯大林持这样的看法，这个一度被禁演的剧本恢复上演了。

　　斯大林不仅准确地说明了作家的劳动的性质和他们的产品的特点，而且对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个性的特点有很好的了解，要求理解和尊重他们，对他们有时表现出来的常人看来比较怪癖或乖谬的言行采取谨慎和谅解的态度。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读了小说家索波列夫的小说《大修》后给作协领导人斯塔夫斯基写信说：“请关心索波列夫。他无疑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根据他的《大修》一书来判断)。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任性和情绪不稳定(不听从‘驾驭’)。我认为这些特点是所有具有文学才能的人所共有的(也许少数例外)。”信中提出不要给他规定他写小说第2部，让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总之，让他先胡闹一阵……请爱护他。”21可以看出斯大林对有才华的作家的理解、尊重和爱护。

　　接下来简要地说一说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兴盛时期。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雄风犹在，一些大家仍在进行创作。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革命文学，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在此同时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象征派、未来派和阿克梅派都有一些著名的领军人物。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作家因为反对苏维埃制度而流亡国外，成为侨民，他们在国外继续进行创作，形成所谓侨民文学的第一浪潮。留在国内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苏维埃政权，不过他们的思想观点不尽一致。十月革命前后大批新人陆续登上文坛。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思想和创作都比较复杂，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同路人”，并且分为各种派别，各自成立自己的组织。而大部分人则是离开车床和放下犁杖的工农青年以及参加过革命斗争的战士，他们自称无产阶级作家，人多势众，开始在文坛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成立的“拉普”成为最大的作家组织。二十年代作家队伍的情况大致如此。

　　斯大林根据作家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态度。他尊重和重视老一代作家中的革命作家，首先是像高尔基这样的人。他与高尔基的直接交往开始于1928年，进入三十年代后变得频繁起来。在他心目中高尔基是一个大人物，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政治人物;不仅是一笔艺术资本，而且是一笔政治资本，需要爱惜。同时，他认为高尔基是一个搞艺术的人，容易受感情和情绪的支配，有时可能偏向一边，无意中做出不利于党的事情来。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是与列宁相近的，当年列宁也在高度评价高尔基的艺术才能和所起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他“在政治上最没主见而且习惯于感情用事”22因此斯大林要求周围的人对高尔基采取十分小心谨慎的态度，爱护好“党和国家的这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了表示对高尔基的高度尊重，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斯大林亲自建议把高尔基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市改名为高尔基市，用高尔基的名字命名莫斯科的一条大街和莫斯科艺术剧院，隆重庆祝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四十周年。在筹备成立苏联作家协会时，斯大林请这位文学界的元老担任作协筹委会名誉主席，并请他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做主旨报告，建议大会推选他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名誉主席。

　　而从高尔基方面来说，二十年代末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以批判态度对待抽象人道主义，转而提倡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关心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支持斯大林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他赞扬农业集体化运动，支持当局对一系列破坏活动采取严厉惩罚措施，赞成苏联政府实行的劳改政策。对此斯大林当然是满意的。可见，两人是相互信任并在许多问题上是有共同语言的。总的来说，他们的关系比较融洽，甚至可以说是亲密的。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住处离得较近，两人经常见面，亲切交谈。同时常有书信来往。斯大林虽像他后来在一封信里自白那样“在写信方面像猪那样懒惰”，23但总共还是写了十七封信外加一个贺电;高尔基自然写得更多，总共写了五十二封信，再加上一个贺电和一个慰问电。来往信件之多，这在斯大林与作家通信中是首屈一指的。

　　从他们交往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尊重高尔基，认真听取他提出的建议，在多数情况下加以采纳和付诸实施。有时虽然心里不愿意，但为了表示尊重，也违心地同意了。例如当高尔基替反对派首领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说情，请求安排他们的工作时，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斯大林还应高尔基的请求，认真阅读他送来的稿子，对其中一些文章进行了赞扬，也对个别文章不客气地指出批评。高尔基则常在自己的信里表达对斯大林的敬慕的感情，关心他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不止一次地提醒他注意。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两人的关系已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

　　当然，两人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过不同意见。这种情况曾出现在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和成立苏联作家协会的时候。高尔基对斯大林作出的解散拉普、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决策是支持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出现过分歧。高尔基主张让布哈林在大会上作关于诗歌的报告，并在新成立的作协的领导班子的组成上提出了不同意见，斯大林虽然心里不同意，但是从大局出发，作了让步和妥协，使问题得到了解决，结果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实现了文学界的大团结。另外，在就一些问题(例如关于语言问题和形式主义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时，两人的看法也不尽一致。由于斯大林采取慎重的态度，没有使分歧和矛盾扩大。

　　高尔基是在1936年6月18日逝世的。在他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对他是病故的这一点产生和提出疑问。到大清洗时，却把高尔基说成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被谋杀的。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改革”年代出现了另一种说法，说什么高尔基与斯大林存在着矛盾和对立，斯大林认为高尔基的存在构成了对他的危险，便把他“除掉了”。这同样是毫无根据的。这不仅违反斯大林与高尔基思想观点一致和关系密切的基本事实，而且也不符合经过反复研究作出的医学结论。

　　斯大林大概在1912年创办《真理报》时就认识诗人和寓言作家杰米扬·别德内依，可以说是“老战友”了。二十年代两人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到三十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斯大林认为别德内依在他的作品中宣传了错误思想，而别德内依未能很好接受批评，两人的关系变得疏远起来。老一代的革命作家还包括绥拉菲莫维奇，斯大林是尊重他的，但是交往不多。而在流亡国外的作家中，斯大林似乎特别看重布宁的才华和欣赏他的文学笔法。他曾指示驻法使馆注意布宁的思想动向，作过劝说其回国的尝试，但没有成功。这里要特别说一说那位曾一度流亡国外、1923年回国的A.托尔斯泰的情况。斯大林对他这样做当然感到满意和表示欢迎的，给了他特殊的礼遇。一方面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信任他，给他较高的地位。他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进入了苏联作协的领导班子，成为科学院院士，被授予列宁勋章。他的创作也受到重视，曾先后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托尔斯泰为了表示对斯大林的感激之情，创作了中篇小说《粮食》，其中写了国内战争期间保卫察里津之役，颂扬了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斯大林与这位被称为“红色伯爵”的作家之间的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客客气气，相互尊重，没有发生过争执和纠纷，不过还不完全像一家人那样亲密无间。

　　再讲一下斯大林与老一代诗人的关系。由于勃洛克与勃留索夫先后于1922年和1924年早逝，斯大林未能与他们有具体的接触。他看重的有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帕斯捷尔纳克三人，据说1924~1925年间曾会见过他们，与他们商讨过把他的故乡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译成俄语的问题。不久叶赛宁自杀身亡，这样就剩下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人。先说马雅可夫斯基。这位诗人曾是未来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接受了十月革命同时诗歌风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使得他的作品既保持着语言的新颖奇特，不落俗套，又易于理解和接受，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斯大林原来对诗人的艺术风格有一定的保留，这时也表示要像老百姓喜欢那样喜欢他的诗歌，曾几次出席诗人的朗诵会，听完朗诵热烈鼓掌表示赞赏。

　　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4月14日开枪自杀。斯大林感到突然，思想感情是比较复杂的，他在痛惜之余感到失望，对诗人的态度变得比较冷淡起来。而马雅可夫斯基去世后，受到冷遇，他的文学遗产不受重视。全集未能顺利出版，马雅可夫斯基陈列室没有如期设立等等。于是诗人的女友莉丽娅·勃里克于1935年1月24日给斯大林写信反映这些情况，斯大林在信上作了批示，其中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斯大林作这样的批示，说明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在这之前他似乎对帕斯捷尔纳克抱有很大希望，也许曾有意把他树为诗歌界的旗帜。帕斯捷尔纳克也很崇敬斯大林，两人有过直接接触，关系显得非同一般。布哈林在第一次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做关于诗歌的报告时，把马雅可夫斯基与已故的勃洛克、勃留索夫、叶赛宁等人放到所谓的“转折时期”来讲，言下之意，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在《同时代人》一节里则突出帕斯捷尔纳克，称他为“当代最优秀的诗歌巨匠之一”。事先斯大林曾经看过这个报告，没有对这些说法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帕斯捷尔纳克被看作苏联首屈一指的诗人，大有被树为旗帜之势。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在抒发内心的感受，具有远离现实生活斗争的倾向，语言过于雕琢，不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斯大林虽然看重帕斯捷尔纳克的才华，但是认为他的创作并不完全符合自己对文学的要求，同时也知道布哈林对他的赞扬遭到了文学界许多人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觉得需要慎重考虑在诗歌界树谁为旗帜的问题。恰好在这时收到了勃里克的信，便作了上述批示。批示中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这不无批评和纠正布哈林的说法的意思。斯大林的批示使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使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对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定起了很大作用。

　　刚才已经讲到了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这里再补充几点。三十年代初原来没有完全接受苏维埃时代的现实的帕斯捷尔纳克有了较大转变，思想感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31年的格鲁吉亚之行加深了他对这一方沃土培育出来的斯大林的认识和了解，产生了一种敬爱之情，曾带头写献给斯大林的诗，这种感情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帕斯捷尔纳克除了在诗歌创作上有其特点外，而且具有独特的性格、价值观念和处世态度，喜欢谈论哲理性问题，思考问题有不同于常人之处。斯大林对这一点也是了解的，因而对他的某些表现表示理解和采取宽容的态度。例如1937年肃反期间，作家协会曾起草赞同判处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死刑的信，要求帕斯捷尔纳克签名。他拒绝了。在当时签名不签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态度问题，不签名自己就有被追究和被捕的危险。亲人们再三劝说，他固执己见，就是不签，理由是自己无权充当决定别人生死的法官。如上所说，斯大林理解有才华的人个性强的特点，知道这个情况后说了“别动这个远离尘世的人”这样一句话，使他免遭一场劫难。在随后十多年里，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大林联系不多，大概由于斯大林的关照，遇事能逢凶化吉。

　　再讲一讲斯大林与曼德尔什塔姆的关系。他知道这位诗人，但是没有同他有过直接联系和交往。曼德尔什塔姆于1933年11月写了一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称为“没有先例的反革命文件”的猛烈攻击斯大林的诗，他在此诗流传开来后于1934年5月被捕。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信为他求情，斯大林立即在信上批道：“是谁给他们逮捕曼德尔什塔姆的权力的?不像话……”。同时他又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了解曼德尔什塔姆的情况，主要想知道这位诗人是不是“大师”。结果曼德尔什塔姆被从轻发落，被判处三年流放，送到条件较好的沃罗涅日服刑。斯大林比较宽容的态度使得曼德尔什塔姆的思想感情发生重大变化，写了《颂歌》等颂扬斯大林的诗。他在1937年流放期满后回到莫斯科时正是大清洗时期，可是他活动频繁，朋友们同情他的遭遇，把他看作受难者。不少原来与他意见不合、对他没有好感的作家非常不满，而且将这些表现视为政治问题。作协领导人斯塔夫斯基便请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曼德尔什塔姆再次被流放，而且被送往远东，最后病死在那里，结果造成了本来有可能避免的悲剧。

　　通常被归入“同路人”的著名作家有A.托尔斯泰、皮利尼亚克、普里什文、巴别尔、费定、爱伦堡、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拉夫列尼约夫、列昂诺夫、吉洪诺夫、左琴科等人，此外还有一位算不上是“同路人”的布尔加科夫。A.托尔斯泰的情况比较特殊，斯大林与他的关系上面已作了介绍。布尔加科夫的情况也在上面提到过，斯大林曾肯定他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当布尔加科夫因生活和创作陷入困境，上书中央要求允许出国时，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他，为他安排工作，使得他留了下来，并能继续进行创作。

　　总的说来，斯大林并不因为“同路人”不是党团员和思想有摇摆而另眼看待。他重视他们当中有才华的人和肯定他们的有价值的作品。1929年他在会见乌克兰作家时曾提到分别写了《铁甲列车》和《决裂》的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和拉夫列尼约夫这两位“同路人”作家，说他们带来的益处要比十个、二十个或一百个不会用艺术方法写作的党员作家多得多。24斯大林对“同路人”作家的创作的重视可见一斑。另一位“同路人”作家列昂诺夫也引起斯大林的注意。他仔细读过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贼》，并对另一部长篇小说《通向海洋的道路》提出过修改意见。战争年代则对剧本《侵略》作了高度评价，打电话给列昂诺夫进行了赞扬，支持它上演。再说一说斯大林与爱伦堡的关系。他不仅重视这位作家的文学创作，肯定他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称赞写国际题材的《巴黎的陷落》和《暴风雨》，而且觉得此人有政治头脑，再加上在国外有广泛的联系和较大的影响，便一直把他视为有用的人才，尽量加以保护和利用。

　　不过斯大林与“同路人”作家中的一些人也有过纠葛，例如他与皮利尼亚克之间就发生过。这位作家在中篇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中写了一位高级将领住院治病时根据上面的命令动手术而死亡的事。这样写实际上影射攻击斯大林，说红军统帅伏龙芝就是这样根据他的命令被整死的。小说发表后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认定这是“对中央和党的恶毒攻击”，下令没收发表这部小说的杂志。皮利尼亚克做了检查，承认了错误，不过当时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分。他照常能够发表作品，而且还同斯大林有书信来往。斯大林曾几次同意他出国访问，他访问回来后还向斯大林汇报，看来关系比较正常。从中看不出斯大林有记仇的表现。大清洗时他主要因被控充当外国间谍而被处决。有人认为斯大林没有保护他是因为没有忘记他对自己的攻击，甚至有人认为斯大林一直怀恨在心，乘机除掉他，这只能是一种缺乏根据的猜测。

　　新生代作家遍及小说、诗歌、戏剧各个领域。斯大林对这一代人比较关心和重视，对他们表示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上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他信任其中的少数人，委以领导作家协会的重任。受到他的器重或与他有较多联系的有小说家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巴甫连柯、利别进斯基、潘菲洛夫、西蒙诺夫等，诗人别泽缅斯基和米哈尔科夫以及剧作家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阿菲诺盖诺夫、维什涅夫斯基、基尔顺、波戈廷、柯涅楚克等。斯大林与这些作家或有直接的交往，或曾与他们通讯联系，为他们解决生活和创作中的问题，对他们的作品作出评论。法捷耶夫是原“拉普”领导人中第一个得到斯大林信任和重用的作家。他曾先后两次被任命为作协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称为作协主席团责任书记，第二次称为总书记。斯大林不仅赋予他领导作协的重任，而且关注他的创作，曾对他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提出修改意见。法捷耶夫接受了，对小说作了重大修改。上面提到过，斯大林虽指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有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但仍肯定这部作品。后来当他得知小说第3部的发表遇到困难时，便亲自过问，在了解情况后准予继续连载。肖洛霍夫曾给斯大林写信反映他家乡的地方政府强征粮食造成农民吃不饱饭并有完不成春播计划的危险，斯大林收到信后立即作出反应，采取了具体措施。由于肖洛霍夫常向斯大林“告御状”，当地受到处分的干部怀恨在心，便捏造罪名，企图逮捕他。他便秘密跑到莫斯科求见斯大林。斯大林保护了他。再说一说西蒙诺夫。斯大林十分看重这个年轻人，他刚三十岁出头就被任命为作协副总书记。斯大林还重视他的创作，肯定他的作品，这使得他连续六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在诗人当中米哈尔科夫受到了受到了的亲睐。最典型的例子是1943年在征集苏联国歌歌词时，斯大林从收到的大量歌词中看中了当时还不那么有名的米哈尔科夫和他的朋友埃尔-列吉斯坦的作品，并且具体帮助他们修改定稿。斯大林重视戏剧创作，曾对许多作品作过评论和提出过修改意见。这里只提一下他对柯涅楚克在战争年代写的剧本《前线》的评价。这个揭露部队高层领导的矛盾的剧本发表后，西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持否定态度，他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禁止。斯大林作了完全相反的评价，认为它对红军和红军的指挥人员将会起巨大的教育作用。这个剧本得到斯大林的肯定后，在全国各地成百家剧院同时上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用较多的篇幅讲了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与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接触较多，关系比较密切。把许多事实展示出来，有助于比较直观地说明他对知识分子的 看法和态度。

　　四

　　上面讲了斯大林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以及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下面将在这基础上讲他的知识分子政策。他所作的论述为制订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而且这样做时有时已具体谈到政策本身，如提出对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同态度的问题。现在再集中地谈一下政策。

　　斯大林重视知识分子，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全社会文化水平很高，既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又有繁荣的文化艺术。有人把他的观点概括为“社会知识化”。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这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力量。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要把工人阶级和农民全都变成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水平。25后来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则把说法改为“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26这样说比较准确。总之，他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反对对知识分子采取轻视和蔑视的态度。1938年10月10日他在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蔑视知识分子的“马哈依斯基主义”27，同时嘲讽了仍然以工人自称的赫鲁晓夫。28斯大林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可见一斑。

　　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出身于工农和其他劳动者的知识分子还正在培养和形成。因此斯大林在实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把相当大的注意力和精力花在如何正确对待旧知识分子上。如上所说，他对待旧知识分子的总的方针是区别对待，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待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对其中拥护苏维埃政权、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在工作中加以重用;对思想上还有摇摆的人，则采取说服教育和争取的态度，欢迎他们的进步;对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就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如他们有破坏活动，则依法加以惩处，二三十年代处理沙赫特事件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对待其他部门的旧知识分子总的政策基本相同，不过具体做法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斯大林深感培养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这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使得新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而有力措施之一，则如上所说，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发展高等教育。据统计，在革命前的1914年/1915年度，全国只有高等学校一百零五所，在校学生十二万七千人;而到1940年/1941年度，高等学校增加到八百一十七所，在校学生八十一万二千人。科学工作者1913年为一万一千六百人，而1940年则为九万八千三百人，增加的幅度是很大的，增加的都是新培养的人。

　　大致到三十年代末，一方面由于自然规律，旧知识分子逐渐年老，而且知识老化，愈来愈跟不上形势，因而他们逐渐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人民出版社位，新的知识分子开始唱主角。斯大林在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的草案的报告中就指出，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占百分数很小，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因此，这已是“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29

　　1939年3月10日他在党的十八大上做关于联共(布)中央的总结报告时又讲了旧知识分子的分化瓦解过程和新知识分子力量的形成动员和积聚过程。他说：

　　“几十万从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出身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他们毕业后就补充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减少了的队伍。他们为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并用新的方式，用苏维埃的方式使知识界复活起来。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整个面貌。旧知识分子和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与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结果，我国现在就有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它无论在成分方面或社会政治面貌方面，都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界根本不同。”30

　　也许斯大林对知识界的变化估计得过于乐观，没有充分考虑到知识分子问题的复杂性。但是不可否认变化确实是很大的。根据这种估计，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作了某些调整，开始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知识分子。

　　为了表明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苏联政府在斯大林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的具体措施。首先恢复和完善了职称评定和学位授予制度以鼓励知识分子积极上进。到1950年，被授予博士学位的有八千三百人，授予副博士学位的有四万五千五百人。成为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和教授的有八千九百人，成为副教授的有两万一千八百人。与此同时，根据职称、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战后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曾大幅度提高。副教授和副博士的工资大致为熟练工人的四倍，而教授和博士则为七倍。在知识分子当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像先进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一样，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同时被授予列宁勋章和金星勋章。不少科学家曾不止一次地获得这个称号，其中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数学家动力学家凯尔迪什、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和伊柳辛等人曾先后三次荣获此称号，另一位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和化学家涅斯缅扬诺夫等则两次获此称号。再就是用授予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方式奖励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人。

　　1939年12月在斯大林六十岁诞辰时，设立了斯大林奖金，授予科学和艺术领域的优秀作品。起初奖金共分以下十六项：一、数学和物理学;二、技术科学;三、化学;四、生物学;五、农业科学;六、医学;七、哲学;八、经济学;九、历史和语文学;十、法学;十一、音乐;十二、绘画;十三、雕塑;十四、建筑学;十五、戏剧艺术;十六、电影艺术。奖金各为十万卢布。1940年2月2日增设四项斯大林文学奖，奖金也各为十万卢布，分别授予诗歌、小说、剧本和文学批评方面的优秀作品。斯大林奖金设立后按照规定，每年评奖一次，就是在战争年代也照常进行，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才停止。各个领域的大量的优秀成果获得了奖赏。有的人曾多次反复获奖。在这方面飞机设计师伊柳辛创作了记录，曾先后获奖七次。获奖五六次者大有人在。如上所说，西蒙诺夫共获奖六次，在作家当中高居榜首。授予奖金既是精神上的鼓舞，又是物质上的奖励，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和开拓创新起了很大作用。

　　上面提到过，斯大林根据历史的经验，深深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他提出要用十年时间跑完落后于先进国家的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距离。他动员全国力量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用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由于竭尽全力搞发展，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到三十年代末在某些方面已开始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需要致力于备战，因此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被置于重要地位。在枪炮坦克以及飞机的设计制造方面迅速取得重大进展，为用先进技术装备苏联军队从而对最终取得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轻工业和各种民用工业发展较慢，比较滞后。

　　战后，斯大林审时度势，又致力于原子能科学和火箭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根据记载，仅1946年一年，他就签署与此有关的六十来个重要文件。执行这些决定的结果，苏联不仅很快获得了核盾牌，而且在航天事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斯大林逝世后过了四年，1957年苏联就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辟了人类航天事业的新纪元。丘吉尔在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八十岁诞辰时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时说：“斯大林是最伟大的、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独裁者，他接手的是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离开时它已拥有原子武器。”31他这样说，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实现这种巨大的飞跃，知识分子功不可没，说明他们服务得不错，同时也说明斯大林的知识分子政策取得了成效。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以上事实并不说明斯大林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完美无缺的。同时也并不说明任何时候所有知识分子都被奉为上宾，受到优厚的待遇，都能发挥他们的才干。他们也有受批判和受压制的时候，有的人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和受惩罚，甚至死于非命。这样的事比较集中地发生在1936年至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下面就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这次肃反运动并不肇始于知识界，知识界只是被全国掀起的大清洗的浪潮卷了进去。即使如此知识界受到的伤害也是很大的。而就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来说，情况有所不同。一般说来，从事社会科学(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和历史等学科)研究的人以及文学艺术工作者被卷进去的人较多，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部门的人相对少一些。由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清除党内反对派的残余势力和各种特务间谍以及其他的“人民的敌人”，因此过去与反对派有过联系或支持过反对派的人，宣扬过各种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观点的人，多次出国以及与国外有较多联系的人首当其冲。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学科(例如生物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由于存在严重分歧和激烈的斗争，这时便相互揭发，上纲上线，甚至编造事实，结果造成一些人受到惩办的悲剧。有人估计，大清洗中学术界有五百多人被处决，其中包括教授、博士、研究生和其他科研人员。在受到惩办者当中包括著名育种家、遗传学家瓦维洛夫，他于1940年被捕，1943年死于狱中。就连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也曾受到冲击，一度被捕和被关押。文学界同样存在肃反扩大化问题，究竟有多少作家受到惩治，尚未见根据档案材料统计的具体数字，但是许多事实说明，打击面是很宽的。首先，一些曾一度赞成过托洛茨基的观点或者早期参加过托洛茨基派的活动的人遭到了清洗;其次一些人因其创作的思想倾向而获咎，受到惩办。再就是多次出国或与国外有某种联系的人被怀疑有叛国行为而被逮捕和处决。总之，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遭到了劫难，同时这也影响了其余的人的情绪，这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损失，而且也使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积极性有所挫伤。

　　卫国战争胜利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通过了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多项决议，发动了对文艺界的某些人士和某些作品的批判。首先是1946年8月开展的对列宁格勒作家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批判以及通过的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起因是两杂志看重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等作家，不断刊登他们的那些被认为思想政治倾向有问题的和不健康的作品。而导火索则是左琴科被聘为《星》杂志新编委会成员，同时发表了他的小说《猴子奇遇记》。8月9日，由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出面召开会议讨论两杂志的问题，斯大林亲自出席，发表了讲话，并在别人发言时多次插话。他强调文学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要求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反对崇洋媚外;强调在不同制度下杂志的不同性质，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杂志是用来赚取利润的企业，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是属于人民的;指出开展正确的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反对只讲朋友义气、不讲原则、胡乱吹捧等等。他在讲话中反对两杂志把宝贵的篇幅提供给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那样的作家，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并在插话时使用了骂人的字眼。联共(布)中央根据斯大林讲话的精神，通过了关于两杂志的决议，批评了两杂志的错误，决定撤销《星》杂志原主编的职务，改组该杂志的编委会，停办《列宁格勒》杂志等。接着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做报告，在批判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时，话说得更厉害。苏联作家协会也通过决议，改组作协列宁格勒分会的领导机构，开除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作协会员的会籍。这就是当年震动整个知识界的关于两杂志事件的大致情况。

　　上述8月9日的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影片《灿烂的生活》，斯大林也发表了讲话，对它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还对两部历史题材电影《海军上将纳西莫夫》和《伊万雷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月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禁止《灿烂的生活》上演。

　　在此前的十来天，联共(布)中央还通过了《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建办法》的决议，指出现代主题的剧本受到排挤，过分热衷于上演历史题材的剧本，并把外国资产阶级剧作家的剧本编入上演节目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缺乏原则性的布尔什维克的戏剧批评。决议要求艺术工作委员会在最短时间根除所有这些严重缺点和错误。

　　1946年8月在讨论两杂志时，斯大林曾批评过崇拜西方和外国人的表现。1947年5月他和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会见苏联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时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主题非常重要，而一般知识分子，例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往往缺乏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感情。他还说：“他们毫无理由地崇拜外国文化。总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不是百分之百的大人，习惯于认为自己处于永远是学生的地位。”接着他让日丹诺夫拿出一封党中央分发给各级党组织的密信，其中讲的是关于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克柳耶娃和她的丈夫罗斯金擅自把专著送到西方出版而受到追究的事，让法捷耶夫读给大家听。读完后他又说道：“应当消除妄自菲薄的习惯。”32后来这封信在报上发表了，于是开始了一场反对妄自菲薄、反对缺乏自信和自尊、反对毫无理由地崇拜西方的运动。法捷耶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行动起来，揭露了戏剧批评界的一个“反爱国主义集团”，批判了“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

　　1948年2月10日，联共(布)中央又通过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指出这部歌剧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作者走上了对苏联作曲家的创作极其有害的形式主义的道路。决议重提了1936年《真理报》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及其对苏联音乐发展的危害性的揭露，列举了战后联共(布)关于文学艺术通过的各项决议，指责苏联音乐界没有遵照决议中的指示进行任何改造。决议最后要求中央宣传鼓动部和艺术工作委员会努力改正苏联音乐的状况，消灭中央决议中所指出的缺点，并保证苏联音乐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

　　就这样，在战后的三四年内，联共(布)中央就文艺界的问题发动一场场批判，通过一项项决议，要求消除存在的缺点和不良倾向。一些文艺界的重要人物被触及，他们的一些作品遭到了否定。这里首先需要弄清，各项决议所揭露的问题在战后的文艺界是否存在?应该说，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是存在的，也许有时话说得夸张了些，但有的人确实有崇尚西方文明的表现。因此决议并非完全无的放矢。指出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必要的，而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斯大林本来知道，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个性特点，对待他们应当采取与对待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方法和态度。可是他在这时却没有这样做，见到这些知识分子的不恰当的表现和有问题的作品，便上纲上线地进行严厉批判，用通过决议这样的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问题，甚至采取惩罚的手段。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一时能把某种不良倾向压下去，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思想上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他们还会不断有错误的表现。刚才提到过，音乐界就是如此。而且往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严厉批判歪曲和丑化现实生活的倾向的同时，可能出现粉饰和美化生活的另一种倾向，这后一种倾向在战后的文学创作中不断有所加强。总而言之，要解决文艺界出现的问题，不能采取所谓“骑兵奔袭式”的方法，不能靠通过几个决议和下几道命令，而要求对创作知识分子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引导他们深入现实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定的效果。

　　斯大林在领导文化艺术各个部门时，力图尽可能多了解各部门的情况，以便在处理这些部门的问题时能够作出正确的决断。当某些学科内部发生不同学派的论争时，他的表态尤其特别重要，有时决定着这些学科发展的方向。例如，他曾对语言学界内部的争论进行了干预。在一段时间内以马尔为首的学派曾独霸语言界，他们宣扬语言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排斥其他学派，打击不同观点的学者。斯大林发现后，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他把持不同观点的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契科巴瓦请来进行长谈，以便了解情况，并建议他发表文章，以便进行公开讨论。接着他自己写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的看法，纠正了马尔关于语言的错误观点。这样一来，语言学界一派独霸的局面得到了改变，这对语言学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这样做得到学术界许多人的赞同。

　　但是斯大林并非像有人吹捧的那样，是旷世的天才，是精通各门学科的泰斗，是永远正确的。事实证明，他在介入学术界的论争时，并非任何时候都做得对，也有过大的失误。最突出的例子是支持李森科对生物学界的遗传学派的批判和否定。上面说过，斯大林推崇米丘林，他认为在生物学方面米丘林的观点是唯一科学的观点，自然对遗传学是否定的。三十年代生物学界在遗传学问题上发生了不同观点的争论。以李森科为代表的一些人自称为米丘林学派，反对遗传学，将其称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科学”。他们给遗传学派扣政治帽子，把这一派的学者在自己著作中引用外国学者的话的做法看作对外国人卑躬屈膝的表现。在大清洗中遗传学派的一些人由于受到怀疑而遭到惩办。卫国战争时期，争论曾一度中断，战后重新爆发，而且更加激烈。

　　由于斯大林推崇米丘林和否定遗传学派，李森科派得了势，李森科当上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不过斯大林认为李森科也不是理想的人选。1947年10月18日，他在同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谈话时一方面明确地说：“摩尔根派和孟德尔派是被收买了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科学自觉地支持神学。”另一方面在谈到李森科时也这样说道：“李森科是注重经验的人，他在理论上不行。这是他的弱点。我对他说：如果您作为农业科学院院长而不能动员大多数人跟您走，您算是什么样的组织者呢?”33不久尤里·日丹诺夫被任命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科学处处长。他对生物学界的争论有自己的看法，便于1948年4月10日在联共(布)州委和市委的讲师班上讲了一堂题目为《当代达尔文主义的争论问题》的课，指出生物学界李森科派与其对立面的争论并不是苏维埃生物学派与资产阶级学派的斗争，不能把所有苏联生物学家分为两个阵营，有人这样做，更多的是追求小集团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发展科学，而且是违反真理的。这实际上是对李森科派的批评。

　　李森科得知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对他的诽谤，便立即写信向斯大林告状。信中说，这是要求他保证各种不同学派都得到发展，对他来说“这个要求是无法实现的”。他觉得农业科学院院长很难当，如果让他只搞科学研究，他将感到高兴。这实际上是以辞职相要挟。斯大林收到信后没有马上回信。不过他在6月召开的一次尤里·日丹诺夫被邀请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一位同志讲了一堂反对李森科的课。他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中央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这种错误的说法具有右倾调和主义的性质，有利于形式主义的遗传学家。”显然斯大林是不同意尤里·日丹诺夫那样做的。

　　不久，全苏农业科学院要召开例会。李森科把他要在会上做的报告呈送斯大林审阅。报告题目为《关于苏联生物科学的状况》，其中阐述了他对生物科学的一贯看法，虽然没有提到尤里·日丹诺夫的讲课，实际上许多方面是对讲课的回答。斯大林基本上赞同李森科的观点，并添写了一些话。例会在1948年8月召开。李森科做完报告后，参加会议的遗传学家纷纷表示反对。李森科让他们一个个上台发言，然后宣布报告是经斯大林批准的，这就把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置于反对斯大林的境地。于是有人认错，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会后，一些主要的遗传学家被解除职务，有几人被逮捕，中学和高等学校禁止讲授遗传学。这使得生物学界的斗争上了一个台阶，开始动用组织手段、甚至采取惩罚措施来解决问题了。这不仅阻碍苏联生物科学的发展，使之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状态，而且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但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错误地对遗传学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同时由于反对崇洋媚外进而不赞成苏联生物学家学习西方经验，因而在生物学界的争论中支持李森科而反对遗传学家。另一方面，如上所说，他认为李森科理论水平低，不善于团结人，不是学术界带头人的理想人选，同时他也知道学术界一派独占的做法不利于学术研究和科学的发展，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对语言学界进行了干预，改变了那里由马尔一派垄断的局面。因此也许他觉得在生物学界也应该这样做。大概他经过反复考虑，于1952年夏天给马林科夫下达了这样的指示：“消除李森科在生物学界的垄断，成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集体领导制的主席团，吸收反对李森科的人参加主席团，首先是吸收齐清和热尔巴克。”34可惜，这个指示下得比较晚了些。斯大林没有看到生物学界在贯彻他的指示后发生的变化就逝世了。

　　斯大林与知识分子是一个大题目。以上作了一篇大致的考察，最后觉得需要强调以下几点。首先，在他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他对知识分子下的定义特别重要。他指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由社会各阶级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知识分子依附于某一阶级，是提供服务的人。明确这一点，可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和表现有正确的理解。其次，过去常常有人认为斯大林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在他遭到批判后，更断定他不仅不重视，而且迫害知识分子。以上引用了大量材料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情况恰恰相反，他一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肯定他们作出的成绩，与知识界的某些著名人士有过密切交往，并不是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是一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专制暴君。再就是斯大林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变化前后有过调整和改变。应该承认有过某些失误，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但是总的来说，他实行的政策在团结和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动员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②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174～175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

　　④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2～273页。

　　⑤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6～187页。

　　⑥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5～286页。

　　⑦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⑧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66页。

　　⑨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22-23页。

　　⑩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39页。

　　11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37页。

　　12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56页。

　　13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66页。

　　14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15 《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第156～157、166页。

　　16 《书刊大检查——苏维埃国家内的作家和新闻记者(1917～1956)》，文件汇编，国际民主基金会、大陆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

　　17 《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第167页。

　　18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0页。

　　19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102页。

　　20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2页。

　　21 见《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16页。

　　2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5页。

　　23 《新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第289页。

　　24 见《电影艺术》1991年第5期，第135页。

　　25 见《历史问题》杂志2003年第4期，第8页。

　　26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5页。

　　27 “马哈依斯基主义”因波兰社会民主党人马哈依斯基而得名，他蔑视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党内纠纷是知识分子造成的，只有消灭了知识分子，党内生活才能恢复正常秩序。

　　28 见《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64页。

　　29 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5页。

　　30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4～285页。

　　31 转引自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32 K.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的看法——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94～95页。

　　33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453页。

　　34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