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与国会的无疾而终

孙中山为了发动二次革命，在南方联络各地督军，结果并不成功，实际上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并不支持孙黄反袁的计划，反而把相关情况报告给袁世凯，这迫使革命党人提前起事。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十五日黄兴入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司令，接着安徽、广东、上海、福建、重庆等地相继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但这次革命只是昙花一现，前后不到两个月，袁世凯一方面发动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对南方军人进行收买，各省的抵抗很快烟消云散。实际上只有江西、南京进行了抵抗，其他地方都是国民党自行瓦解崩溃的，如福建、广东就是自行取消独立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黄等革命党人再次逃亡日本，孙中山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来代替国民党。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成功，借战争胜利之机，更换了一批南方不听话的都督，国内政局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袁世凯认为自己“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但他还需要国会来选举他作正式的大总统，所以他还没有到需要立即解散国会的时刻，当时身处北京的国民党国会议员则处于进退两难的窘迫状态。七月十八日众议院开会，国民党议员采取拒不出席的办法表示抗议，结果众议院由于出席者未达到法定人数而无法议事。进步党在这种状况下，一面通电反对二次革命，谴责南方的国民党，一面还表示现政府若有失职或违法者，不使贻误国家，以示与袁世凯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只是在反对二次革命的问题上一致，但并不是袁世凯的仆从。七月二十二日，参议院的议长张继呼吁议员离开北京择地开会，声讨刺宋元凶。七月二十五日国民党议员蒋举清提出八月八日以后制订宪法，宪法起草委员会未将宪法草案提交大会之前，不妨休会以待，这样可以使国民党留在北京的众议员回避来自袁世凯所派军警的骚扰。休会以后，进步党的活动也受到限制，进步党的策略是尽量设法使留京议员保持三分之二以上，并瓦解国民党的议员，以便乘机扩大进步党的势力，达到国会第一大党的目的。国会是进步党理想之本，所以众议院议长汤化龙、陈国祥谒见袁世凯，要求保证议员的安全，梁启超亦致信袁世凯，要求维持国会的正常运行，他表示：“使议员知政府之对于国会，并未改前度，则人人安心，而吾党亦得有辞以联络疏通，则两院多数之转移或非难也。”国民党的议员则进一步提出《请袁大总统辞职以平大乱建议案》，而且在七月三十日，由副议长王正廷列入议事日程，整个众参二院处于乱纷纷的状态。从南方实力派的情况看，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只是江西、广东、湖南、安徽四督，然而南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没有响应二次革命，反而支持袁世凯，他公开通电为袁世凯政府辩解，成为南方抵抗二次革命的中坚力量。袁世凯在湖口事件以后，派段芝贵率领北军进攻江西时，由黎元洪节制，并由黎兼江西都督。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联合滇、黔、川、贵西南四督通电反对二次革命，支持袁世凯政府，与湖北黎元洪遥相呼应。

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北洋系进行决斗时，由立宪派转化而来的进步党处于左右逢源的中间地位，立宪派在南方实力派中仍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袁世凯对进步党在国会中的活动，不得不表示支持，还得让进步党有上台组织内阁的机会，于是有意让熊希龄出来与进步党一起组织内阁，暂时维持国会。七月十七日，袁世凯与议院商议组阁人选时提出了熊希龄和徐世昌二人，议员多数赞成熊希龄为国务院总理，进步党则以总部名义致电熊希龄，促其启程进京。那时国民党在两院中的地位，由于南方二次革命而受到攻击，在国会中亦难以有所作为，所以《拟任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咨请同志案》得以在两院顺利通过。熊在梁启超的催促下，八月九日致电吴鼎昌表示接受总理的任命，即日自热河赴京履任。熊希龄亦有非常明确的责任内阁观念，他希望成立一个志同道合的内阁。内阁成员经过众、参两院通过后，袁世凯正式以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任命梁启超为司法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由熊希龄兼，前内阁留任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梁启超是这一届内阁在思想上的领袖，协助总理统筹全局，司法部的事务几乎全部交托给次长江庸处理。这一届内阁可以说是立宪派与北洋派合作的产物，袁世凯仍然把持着军事、外交、内务的大权，除了梁启超以外，如张謇、汪大燮都是当年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清末以来，这次似乎是立宪派真正掌握了部分中央国家权力，其实这一切在袁世凯心目中都是暂时的过渡而已，北洋派的权力怎能容许他人分享呢？袁世凯的图谋是稳住参、众二院，组织内阁为他转为正式大总统服务，这个使命完成以后，什么议会道路、政党内阁，这些东西都应该丢到垃圾桶里去了。这一点也正是立宪派最大的悲哀，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道路、政党内阁制度无法在中国推行，因为中国的传统权力结构建立在兵权的基础之上，他们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形式上是文官政治，实质上始终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最基本也最简单的道理，而熊、梁的这次组阁，实际上是为国会无疾而终准备了条件。熊梁内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国会组成以后，既有国会的支持，又有大总统袁世凯的信任，一致获得舆论界的好评，那时候的梁启超好一个春风得意啊！但袁世凯心中的图谋，最终使熊、梁内阁只能以悲剧结束。历史证明他们的移植说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完全行不通。

国会在完成组阁以后，继续面临的二大任务，便是选举大总统和制订宪法。按理应该先制订宪法，有了宪法作为依据才能选举大总统，国会将来会制订怎样一部宪法，袁世凯是否愿意接受宪法的约束，这些问题都实际存在。按照临时约法，总统是虚位的，在议会政党政治基础上建立责任内阁。袁世凯显然不愿放下依靠北洋军阀支持所掌握的实际权力，进步党为了讨好袁世凯，建议先选举总统，然后制订宪法，这个方案受到国民党议员的断然抵制。于是黎元洪致电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要求先选举总统，再讨论宪法的问题。当时大家都知道无论先选还是后选，总统都会是袁世凯，这是既定的格局，所以先选还是后选并没有多少区别。九月五日，众议院通过先选总统的方案，九月八日参议院也以高票通过先选总统的方案。但是如何先选总统也需要法律上的依据，于是先把宪法中有关选举总统的部分提前议决，然后依此具体进行总统的选举。九月十六日，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草案，接着在九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两院合会逐条议决了宪法会议规则，以便正式讨论宪法的一部分，即大总统选举法，十月一日和四日，两院合会正式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进步党在五日召开党内的议员会议，建议以袁世凯为总统候选人，黎元洪为副总统候选人。十月六日两院合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从法定程序讲，袁世凯这个临时大总统到这时才转为正式大总统。十月十日是国庆日，正式举行袁世凯就职典礼。

接下来众、参两院的议题，就是如何完成宪法起草的任务了。《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所以政府无权参预宪法的制订。六月三十日，众参两院选出六十名起草委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起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议会和行政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一方，包括北洋系和地方实力派，他们考虑的是由国会单方面制定宪法，难保不偏重政党议政决策这一方面，从而束缚行政首长的权力，致使国家统治力量的削弱，所以他们都主张应有行政权力方面的代表参加宪法制订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黎元洪、蔡锷等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强调要有统一、集权、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伸张国力，所以袁世凯提出建立宪法研究会，作为起草宪法的预备，同时还聘请了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有贺长雄为政治顾问。这样袁世凯提前将他们起草的宪法大纲及各处关于宪法的意见书八十余件交给参议院，作为宪法起草的参照。然而两院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抵制了袁世凯对制订宪法活动的干涉，拒绝依照袁世凯送来的宪法大纲作为讨论的基础，而是自行起草，并且拒绝袁世凯派员参加讨论。宪法起草委员会确定了议事章程，以过半数通过为原则，选举了委员长和理事，分十二项，逐章讨论宪法的相关内容。袁世凯与宪法起草委员会争执的焦点是国务院总理的任命必须经众议院同意通过，这就限制了袁世凯掌握内阁的权力，为政党内阁开辟了道路。其次双方争论的问题是总统有没有权力解散众议院，争论的结果是总统必须经过参议院同意，才能解散国会。接下来争论的是总统的任期和能不能连任，讨论的结果是任期六年，不得连任，但可以再任，最后在袁世凯施加的压力下作出让步，改成五年一期，可以连任一次。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当选大总统以后，国会内的政治气氛发生变化，两院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内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分歧开始缩小，而是一致对抗袁世凯干扰宪法起草的工作。袁世凯如愿当选大总统，开始不把国会两院当回事了，他既不到国会就职，也不到国会发表政见。他在保和殿就任大总统时，把两院的议员安排在朝房内，既看不到也听不到他宣读誓词的内容和过程，国会两院的议员感受到被藐视，明白袁世凯不可信任。十月，在天坛起草的宪法接近完成，袁世凯与国会在宪法制订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为制宪权在国会，袁世凯不便直接干预，转而采取批评《临时约法》的办法来供给宪法草案，袁世凯派了八名代表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要求陈述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认为《临时约法》规定制宪权在国会，总统并无提案之权，故拒绝八位代表参加会议。这样国会两院与袁世凯在宪法起草问题上的矛盾尖锐起来，两者之间处于公开决裂的状态。于是袁世凯决心推翻国会，他借着攻击国民党二次革命，攻击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员，称：“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他在十月二十五日通电各省都督，攻击“国会专制”，“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附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同时攻击各省之议会“依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求得各省总督的支持。没有相应的实力或者群众基础，议院要限制行政权力的专断，实际上是一句空话。通电次日，袁世凯通过机要秘书密电各省军政长官，要他们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各省军政长官果然迅即复电响应，一致攻击《天坛宪法》。袁世凯于是经内阁总理熊希龄副署，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这样国会两院议员只剩三百多人，不可能达到召开国会之法定议员人数，国会无形中瘫痪了，也就等于解散了国会。袁世凯还下令三日之内将国民党本部及各支部一律解散，在这样的背景下，进步党议员单独召集会议，商讨如何维持国会，两院议长与政府进行交涉，熊希龄提出实行五年军政的问题，要议会对总长负责。这样国会与袁世凯的矛盾，逐渐转移到熊、梁内阁身上。因为是熊副署以后才造成国会解体的状态，袁世凯借此把解散议会的责任推在熊希龄身上，进步党由此分裂为内阁派和国会派，那时剩余的国会派进步党议员大都属于议会民主派。二派争论的焦点，国会派主张取消解散国民党的命令，内阁派主张补选议员以维持国会。由于国会派不肯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于是熊内阁设法召集行政会议，各省派二名代表，中央各部门派一部分代表，共八十人，商讨迫切的行政事务。会议开幕时，全国二十二个省的都督、民政长、护军使共三十九人联名通电表示拥护袁世凯，电文宣称民元以来的议会政治完全失败，在立法方面一事无成。实际上政治会议取代了国会，解散了众议院。政治会议的议题，一是解散国会，二是修改宪法。次年一月十日，袁世凯根据政治会议的呈复，发布命令，宣布停止两院的各项职责，另行组织约法会议，增修约法，实际上否定了临时约法和宪法草案。国会两院正式解散，进步党陷于解体。接下来袁世凯迫使熊希龄主动请辞，进步党解体，熊梁内阁跟着解体。从清末到民国四年初，中国立宪派在全国推行立宪运动，经过四年实践，议会道路走不下去了，它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没有它顺利成长的土壤。国会的解散，进步党的瓦解，共和国的政体也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袁世凯走向复辟帝制的道路，从而引发军阀内战，共和国重新陷入长期混乱的状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