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当和事佬 尼赫鲁玲珑两顾
迎子弟兵 周恩来酣畅一醉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毛泽东《七律•到庐山》

　　战争结束了，斗争还没有结束。
　　停战协定签署6天后，艾森豪威尔挺仗义的把那份预支的甜点心给正在失落中的李总统兑了现。
　　8月3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来到汉城，与李承晚会谈并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草案），条约规定：

　　每一方都承认，在太平洋地区对缔约的任何一方的进攻，无论是对目前各自管辖下的领土的进攻，或是对以后缔约的一方承认为另一方合法管辖的领土的进攻，都是危及了它们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声明，它将按照它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
　　……
　　大韩民国给予美利坚合众国在双方共同商定的大韩民国领土以内及其周围部署美国陆海空军部队权利，同时美利坚合众国加以接受。

　　同日，杜勒斯和李承晚还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如果在政治会议举行90天以后，由李承晚统一朝鲜的目标还不能达到的话，“我们将准备共同退出会议”。
　　8月7日，美国邀集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成员国一起，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宣称如果武装攻击复起，“我们将再度联合起来迅速进行抵抗”，而届时“想要把敌对行动局限在朝鲜边界之内，十之八九将属不可能”的。
　　这个声明属于那种架打完了再撸胳膊挽袖子拍胸脯打包票的扯淡，这一点，参加这个宣言的签署者们其实心里都清楚明白。
　　他们是再也不会回到这个该死的战场上来了。
　　就连伦敦的《观察家报》也发表评论说：“看来奇怪的是：对于李承晚的公开威胁，联合国都一直保持那样完全默不作声的态度，然而对于这种纯属‘臆测的情况（如果武装进攻复起）’，倒是毫无必要地表现得如此好战。”
　　然而李总统不会这样想。
　　李总统孩童般的自尊心很快就从这些许得过于轻松的诺言中得到了满足，觉得自己腰也壮了许多，那“北进”的口号又开始挂在了嘴边了。
　　8月14日，李承晚在汉城发表演说，底气很足地说：
　　“我们希望并且有决心在可能最早的时候北进。”
　　你进就进呗！
　　可他还要煽乎美国人：
　　“我相信美国会恢复战斗，以便完成共同目标。”
　　美国人对此表示了庄严的沉默。
　　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美国人失落的心境只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去寻找补偿。
　　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开始按预定程序解决战俘问题。
　　7月28日15时15分，朝鲜战争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第一次会议，代表中朝方面参加“军停会”的首席委员是朝鲜人民军李相朝中将，委员是朝鲜人民军的朴一莫少将和崔龙汉少将，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丁国钰、柴成文；“联合国军”的首席代表是美国陆军少将勃里安，委员为泰国陆军少将开特卡契恩、英国陆军少将白斯汀、美国空军准将恩德希尔和美国海军少将门登豪。
　　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商定成立由中朝方李平一上校、王健上校、崔学崇上校和“联合国军”弗莱斯达夫上校、毕陶夫上校、艾德瓦兹上校组成的战俘遣返委员会，并决定，从8月5日起，开始遣返战俘。
　　8月1日，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立。
　　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布茉希中将、波兰的翁格洛夫斯基少将、瑞典的格拉夫斯特鲁少将和瑞士的莱纳少将。
　　李承晚的情绪总算得到了某种平复，情绪也上来了。
　　8月3日，联合红十字小组组成，并签订《联合红十字小组工作协议》，经遣返委员会同意后，他们分成南北两组由板门店出发，去访问双方的战俘营。
　　8月5日，双方开始交换坚持遣返的战俘。
　　一群群在碧潼战俘营养得肥肥胖胖的“联合国军”战俘兴高采烈吹着口哨，挥舞着双手与中朝方俘管人员告别，踏上了归途……
　　一队队骨瘦如柴面黄肌瘦却高擎着国旗昂首挺胸归来的中朝战俘走过分界线，一头扑进亲人们的怀抱，失声痛哭……
　　9月5日，美步兵第二十四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也被遣返回国，行前，体重增加了30多磅的他高举着大拇指用汉语高呼：
　　“中国人，顶好！顶好！”
　　在行前与中朝方人员的告别宴会上，迪安将军喝得酩酊大醉，他拉着中国代表和朝鲜代表的手说：
　　“愿美国和朝鲜和中国永不再战！”
　　迪安将军酒醉心明白，这仗，可千万不要再打啦。
　　他对采访的记者说：
　　“我感到越早离开这个地方越好，征服朝鲜是一个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没有希望实现的使命，没有希望达到的目标。”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八０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也在这一天遣返归来，在一年多的战俘生活中，他没有穿过一天敌人配发给被俘高级军官的皮靴，始终穿着一双缝了又缝的破胶鞋——因为那是从祖国穿来的鞋。
　　近一米八的个头，体重只剩下80多斤，而立之年竟谢了顶。
　　可以想见他在战俘营中是怎么生活的。

　　迪安将军回国后晋衔中将，并升任美第六集团军副司令官，1955年退出现役，安享晚年，1981年逝世。
　　吴成德回国后受到开除党藉的处分，并和其他经过英勇斗争返回祖国的志愿军战俘们一样，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和歧视。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后，经过全面复查，他们的政治荣誉才得以恢复。
　　然而这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

　　进行这样的对比对笔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他们为祖国的利益而战，不仅仅是在战场上；他们为祖国的尊严而战，不仅仅是在胜利时！在枪炮、棍棒和坦克包围中、在美蒋特务肆虐横行杀人如麻的暴力威胁下，他们却在集中营升起了祖国的旗帜并前仆后继地为之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这个事实，已经绰绰有余地证明了他们不愧是祖国英勇的儿女。这难道还不够吗？难道在饱受敌人折磨之后，他们还注定要饱受自己同胞的歧视，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与摧残吗？
　　他们从炼狱中冲出来，却注定还要接受炼狱的灼烤。
　　这实在是让亲者愈痛，仇者愈快。
　　太痛心啦！

　　9月6日，双方直接遣返的战俘交换完毕。
　　中朝方面交给“联合国军”的战俘为：美军战俘3 579名，英军战俘945名，土耳其籍战俘228名，菲律宾籍战俘40名，加拿大籍战俘30名，哥伦比亚籍战俘22名，澳大利亚籍21名，法国籍战俘12名，南非籍战俘8名，希腊籍战俘2名，荷兰籍战俘2名，比利时籍战俘1名，新西兰籍战俘1名，日本籍战俘1名，韩军战俘7 856名。
　　“联合国军”方面交给中朝军队的战俘为：
　　志愿军战俘5 640人，朝鲜人民军战俘70 183名。

　　随后，双方转入处理“不直接遣返战俘”程序。
　　这时，在板门店附近的军事分界线南北都设立了“不直接遣返”战俘营：分界线以北的战俘营称为“北营”，尚留有359名“不直接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在分界线以南的战俘营称为“南营”，扣押着22 604名 “不直接遣返”的中朝军队战俘。
　　“南营”中此时扣押的中国籍“战俘”人数14 704人。
　　实际上，此时志愿军战俘剩余的人数已不足这个数字。
　　按“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战争结束时，其战俘营中共关押着20 905名志愿军战俘，在经伤病战俘和“直接遣返”两次交换共遣返6 670人后，只应剩下14 235人。而之所以多出400多人来，那是因为其中已经混入了由台湾“国防部二厅”派来“争夺反共义士”的专职特务，并在营中担任指挥。
　　按预定程序，这些战俘营由中立国印度部队接管，并由双方代表团对其进行为期90天的解释，此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再由政治会议处理，或由中立国将其变成平民，去他们申请去的地方。
　　这个“解释”，生出了诸多麻烦。

　　所谓“不直接遣返战俘”，就是“拒绝遣返”的战俘。
　　笔者之所以在“拒绝遣返”这几个字上打上引号，是因为所谓70%的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完全是一场由那些道貌岸然的美国政治家们一手导演的一场政治斗争的闹剧。
　　毕竟，这是心态很不平衡的美国人可捞到的唯一一根稻草了。
　　以中朝方代表团事前的分类估计，这些战俘中真正不愿意遣返的人数，是由数百名主动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这种根本不属真正意义上的战俘所控制的3 000余名原未及从部队中清理出来的原国民党军警宪特分子。而绝大部分战俘，是从土地改革中得到了实际利益的翻身农民，在政治上是拥护共产党的，而且从中国农民对故土的依恋情结来说，内心也是不可能不愿意遣返的。
　　他们估计，如果打消顾虑，可能会有2/3以上的人愿意归来。
　　然而他们错了！

　　他们大大低估了这些人口贩子的活动能量。
　　由于这是唯一能给美国人找回几分好感觉的机会了，所以从合众国总统、国务卿、参联会主席，到陆军“心理战”机关，都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打捞这根稻草。早在将战俘们移交中立国之前，台湾和韩国的特务机关已对战俘营实行了严密的控制。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的海恩森上校还对控制战俘营的特务和叛徒们声称：
　　“你们到了非军事区后，如果能保证没有一个人回到共产党那面去，就是给美国争了面子！你们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找印度人的麻烦，他们是不敢找你们的麻烦的。共产党代表向你们解释时，你们要骂就骂，要打就打，尽量控制战俘少说话，只说要到台湾去。”
　　台湾国民党当局驻韩国大使王东原亲自通过“国防二厅”的特务头子陈建中的特务组织，指挥了这场“反共义士争夺战”。他们通过特务和叛徒们在“南营”内实行每五人互相监督和负责不动摇的“连环保”。在“解释”正式开始前，美军军官们还装扮成“共军解释人员”，让特务们组织进行两个多月的模拟演练。
　　谁要是流露出回国的意思，立刻就会被剖腹、活埋、焚尸灭迹。
　　10月2日，志愿军战俘张子龙拒绝参加反共游行，拒绝呼喊辱骂自己领袖的口号，在遭受毒打时对战俘们高喊：
　　“毛主席万岁！同志们坚决回到祖国去！”
　　特务们将张子龙剖腹挖心，强迫战俘们分食他身上割下的肉。
　　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张子龙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直接动手完成这场惨无人道杀戮罪行的，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
　　他们是中国人吗？

　　印度兵当即抓住了7名凶手。
　　经审讯，证实这中间除具有战俘身份的叛徒外，还有国民党特务。同时，印度兵们还从“南营”中搜出了特务电台和密码。
　　“南营”虽已由印度看守部队看管，而且刚开始时也摆出了“中立”的架子，对那些在战俘营中胡作非为的歹徒，甚至还开枪放倒过几个，但美国大佬一瞪眼，印度大兵那身量立马就矮了一截，再不敢有什么脾气了。
　　这几个凶手被交给美国人，美国人转手就将他们送到了台湾。
　　在蒋总统那里，他们成了“反共英雄”。
　　国军那边儿尽是这样的“英雄”，要不怎么会从大陆退到台湾。

　　同是想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印度人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公允地说，当年的尼赫鲁们是同情新中国的，毕竟同为刚刚赢得独立自主的新兴国家，大家有着共同的境遇共同的利益。况且，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时代能有这样的作为，也属难能可贵，中国人民不应该也不会忘记曾经给予过中国人民真诚同情与支持的朋友们。
　　然而尼赫鲁们的仗义也很不彻底——那腰是弓着的。
　　挤进大国的行列，扮演大国的角色，在国际事务中担当公正无私的判官，是尼赫鲁们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他们却把这种希望，寄托在西方世界施舍的那几文钱上，因而在大是大非大关大节面前，态度总是摇摆不定，腰杆也始终硬不起来。
　　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新兴国家，近半个世纪了，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印度仍然未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主角，虽常能借夹缝之便从东西方都时不时捞到诸多贷款，然而其人均国民生产值和综合国力始终不能与新中国相提并论，国际地位也远不能和今日的新中国同日而语，这不能不说与尼赫鲁们骨子里含钙量过于偏低，有极大关系。
　　欺软怕硬，成为印度国家政权的一大特征。
　　印度大兵们对“南营”歹徒们的管理，自然也始终是松松垮垮。

　　瞅准了这个的王东原们自然也就更加嚣张。
　　“指导各战俘营届时拒绝解说，一旦共干入营，即予格杀。”
　　王东原如是布置。
　　由第六十八军政治委员李呈瑞和第三十八军参谋长李际泰率领的100余名解释人员一进入“南营”，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迎接他们的是一群群举着青天白日旗，戴着青天白日帽徽，唱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歹徒，嚎叫着向他们投掷石块、石灰粉甚至匕首。
　　那些身着美式军装的黄皮肤“观察员”们却在一旁大声叫好。
　　这是战俘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产生民族英雄最多的国家之一。
　　但同时也是民族败类出得最多的国家之一。
　　而且多是所谓“精英人物”，如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
　　还有百人之众国军将领、国民党中央委员。
　　那会儿日本军队在关内的兵力，最高时虽有百万之众，一般情况下也就在80万左右，而象皇协军、治安军、和平建国军之类的汉奸部队，竟也达到了百万之众。民族败类的傀儡部队，竟然超过占领军的总数，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各国中，即或不是独一无二，至少也算是独一堆中的一个了。
　　无怪乎有人说，要没那么多汉奸，那鬼子兵哪能那么张狂？
　　抗战能抗八年？
　　有理，有理！

　　尽管障碍重重，在解释正式开始前，仍然有127名志愿军战俘利用各种机会冲出铁丝网找到印军，要求遣返，同时还披露了特务控制在战俘营造成的血腥恐怖。
　　10月9日，尼赫鲁发表演说，斟词酌句地谈到了战俘问题：
　　“很明显，有人曾对某些战俘进行威胁施加压力。如果这种威胁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不能起什么作用。那样的话，就无需要我们到那里去。整个安排将成为一幕滑稽剧。”
　　然而恐怖仍在“南营”继续。

　　由于“联合国军”方面有意拖延，解释工作从10月15日开始。
　　然而至12月3日就被迫结束。
　　其间，中朝工作人员仅进行了10天的解释，特务们不允许多数战俘出来听取解释，出来倾听解释的又大都是些叛徒和特务，一进帐蓬就又踢又叫又打又骂。有时一天之内就有10多个解释人员被打。
　　直至解释结束，14 000余名中国战俘中，只有2 000余人听取了解释，这中间，有138人当场选择了回国之路。
　　解释停顿后，又有200余名战俘冲出帐蓬要求回国。
　　最后，只有440名战俘冲出“南营”，踏上了归国路。
　　20 905名志愿军战俘，最后踏上归国路的只有7 110人。
　　仅占三分之一。

　　朝鲜人民军的战俘大都回到了自己一方。
　　他们是成建制被俘的，在战俘营中的仍然保持了比较坚强有力的组织层次和政治领导，特务叛徒在那里基本上站不住脚。

　　12月28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多数通过了一个“临时报告”，提交给了停战协定缔约双方，报告叙述了该委员会自1953年9月9日至12月23日的活动，并且指出了“南营”的状况：

　　毫无疑问，在接管时战俘已被完善地组成了许多集团，而这一组织形式现仍在营中保持下去。在印度看管部队接管以前即已存在于战俘中的“领导”，继续对战俘施行影响。这些战俘受到程度甚为可观的压力。在若干事例中会牵涉到暴力行为。

　　报告还明确指出了“南营”中的特务组织的“总部地点在汉城，受大韩民国宪兵总司令官控制。这一总部与控制6个战俘围场的4个分支组织是相联系的。分支组织则控制着所有55个营场的营场组织。在这三层组织之间有一个有效的通讯系统在工作，“联合国军”第六十四野战医院在这一通讯系统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
　　报告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明确指出：

　　战俘在表达愿望时所必须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使人很自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人。

　　中朝方理所当然地要求商定解释期限应予补足。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也认为中朝方这是合理要求，表示同意。
　　然而美国人不同意。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夹在中间实在为难，印度、瑞典、瑞士等国就想出了一个左右逢源的主意：一方面于1954年1月20日8时50分，将“南营”重新移交给“联合国军”看管，一方面通过了一个“最后报告”，确认了美军蓄意扣留战俘的事实，并于2月21日宣布解散中立国遣返委员会。
　　真是难为了这些骑两头马的和事佬了。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最后报告”指出，“临时报告”中所申述过的“那些结论和事实不仅未为‘最后报告’所叙述的任何事物所损害，反而得到了更多的确证。军事法庭的审判经过及提起公诉一方辩护一方证人的证词，都明白无误地说明战俘组织的存在，并暴露了战俘组织的基本性质与目的。”
　　反正说完就散伙，他们最后总算还是把话说了个透：

　　南营战俘组织及主持这些组织的“领袖”否定了关于自由选择的一切假设或妄言。……本委员会必须坦白陈述其以自己经验为基础的信念，即若不更充分与进一步地执行职权范围而认为这些战俘已自愿选择了不遣返的说法，都是毫无证据作支持的妄言。
　　……
　　本委员会已经决定：宣布解除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所必需的法律上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因而这种“解除”是不合法的。

　　话一说完，中立国立马就撒腿走人。
　　于是，“南营”中的7 064名朝鲜人民军战俘被“就地释放”，补入韩国军队；14 235名志愿军战俘被装船运往台湾，补入兵员馈乏的国民党军队。
　　然而遣返完毕了，他们的价值也就完了。
　　蒋介石先生一直有个很固执的政治操守观念：所有从共产党那边叛变过来的人最不可靠——他既然能叛变共产党，那也一定能叛变国民党。这样一些人，只可利用而不可重用。
　　所以中共叛徒很少有人能长期在蒋先生帐下混上安稳饭吃。
　　包括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
　　被强迫送到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当然不是什么“叛徒”，但在蒋公眼里仍属“不可靠”一类人等，他们编入国民党军后一般都成了劳役队，后来又被赶到阿里山中修公路，尝尽了人间的悲凉凄苦辛酸曲折，许多人到了40岁上还无力娶亲。直到蒋经国时代台湾经济起飞，他们算是好歹分到了一杯羹，日子才有了起色。
　　然而隔海相望的不断思乡情呢？
　　80年代后，他们中许多人怀揣着血汗钱，回到家乡定居。

　　笔者键击至此不禁扼腕长叹。
　　“拒绝”遣返，是对新中国军队政治工作传统优势的一次挑战。
　　勿庸置疑，面对这种挑战，我们并没有成为圆满的胜利者。
　　志愿军战俘们大都没有踏上回归祖国之途，固然是在战场上吃了苦头的美国人想用“美式人权”对扫了自己脸面的中国人还以颜色，处心积虑地在这个原本没有任何含糊的问题上做出了许许多多让人不齿卑鄙无耻的小动作，以从政治上来抵毁新中国的恶行所致。然而志愿军战俘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屈服于敌人的淫威和高压，带着故土情结桑麻襟怀，带着一腔悲凉满腹怨恨，把农家子弟对土地的向往扔在身后，踏上了一条不回家的路，则的的确确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
　　要知道，在战场上，他们曾经是多么英勇多么无畏。
　　要知道，除了家乡的父老亲情，待耕的土地也在召唤着主人。
　　然而这些昔日的勇士们，为什么在战俘营中却表现出我们国民性中的那些长期泯灭个性带来的心理盲然、逆来顺受等等弱点？为什么万余人的思乡人群竟被数百名特务叛徒所挟制所牵引？难道他们就不能象他们在战场上经常做的那样，万众一心地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形势再颠倒过来？
　　有人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那是在敌人的血腥恐怖中啊！
　　的确如此。
　　但为什么处在同样的环境之中，朝鲜人民军的大多数战俘们却能始终把握战俘营斗争的主动权，最后绝大部分都争取到回归自己队伍的权利呢？
　　这实在是一个不容我们这一代军人回避的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大校在其专著《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曾有一段震聋发馈发人深省之言：

　　在过去的长时间里，我们对于自身的精神素质方面的问题往往只强调优点，对于战争中出现的一些不足则大都简单地归咎于个别人的责任，而没有从其深刻的内在社会原因进行全面的总结，尤其是忽视了鲁迅早就提出的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因此，以系统的观点对于精神因素问题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才有利于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并能很好地为提高军队精神素质提供借鉴。
　　从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上看，中华民族长期具有吃苦耐劳的美德，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又养成了尊重长上的习惯，这些对于当时中国兵员的基本素质在许多方面都能产生有利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学家和军事评论家曾经指出，东方的农耕社会给农民造成了不畏惧苦难与死亡、习惯于服从等特点，这本身构成了最好的士兵的素质，但是这些好的素质能否得到发挥，关键在于良好的领导和组织。这些观点还是值得参考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成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对他们只要实施有力的领导和教育，广大官兵确实都能表现出英勇和严守纪律等特点，自身的许多弱点也可以得到压制。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精神面貌上的优点，主要应该归功于革命思想的教育，同时也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就。
　　当然，长期的宗法社会的生活，也使人缺少独立开拓精神，加之农民文化水平低，社会经验不多，在以这种成分为主体的军队中，领导和骨干的作用如发挥得不好，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病弱也会在军队中出现，本来能够成为坚强斗士的也会变成茫然失措的弱者。同样以农民为主体的清王朝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就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截然不同，正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各个时期的中国国情出发，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国民性对于兵员素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将是提高军队精神素质的重要保证。

　　徐焰同志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仗打完了，胜也好，败也罢，都不能白打。
　　血流过了，得也好，失也罢，都不能白流。
　　当兵，就要当明白兵；打仗，就要打明白仗。
　　新一代的中华儿女，在深化改革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千万千万要对我们民族的教育事业多一分关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国民素质结构，完成我们民族健康心理的深层构建，才是我们民族真正坚强有力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啊！
　　新一代的中国军人，都应该象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
　　“做一个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联合国军”方面也有拒绝遣返的战俘。
　　解释开始时，“北营”中留有359名“联合国军”战俘。
　　本来，中国方面根本没有留下对方战俘的打算，即或是美国战俘中表现进步的人，中国方面也希望他们及早回国，多一个给新中国唱赞歌的义务宣传员。直到1952年4月间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不直接遣返战俘”交中立国后，志愿军俘管部门才开始征询战俘们的意见，同时也动员他们还是都接受遣返回到自己的祖国。
　　然而，仍然有23名美军战俘、1名英军战俘和335名韩军战俘表示拒绝遣返。
　　但“北营”的解释工作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
　　“联合国军”方面来了一大堆神父、牧师什么的，来动员这些“迷途的羔羊”回到自己一方，韩军“解释”人员还带来了国防部慰问录音带，并许诺回国后可以加薪提职。
　　最后只有12人表示愿意回去。
　　留下了21名美军战俘、1名英军战俘和347名韩军战俘。
　　22名美英战俘在“北营”向西方记者发表讲话，表示想去中国并非出于强迫而是自愿。
　　这个消息给了“联合国军”方面以极大的震撼。
　　虽然人数很少，但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很扫美国人的面子，“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也认为，这是美国军队教育中的所存在严重问题所致。
　　美国战争史学者拉塞尔•韦格尔在《美国陆军史》中坦承：

　　一些落入共产党之手的美国士兵竟然能同敌人合作，对此，无论美国国内与军内都出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自我反省与悲哀情绪。

　　“我们不象美国，有特务在战俘中捣乱，我们没有，全靠战俘自己。假如在‘解释’时中途变卦，那就坏了！幸亏这些战俘们都很坚定，闯过了‘解释’关、记者采访好多关，帮了我们大忙。”
　　多年后，遣返委员会中方委员王迪康如是说。
　　这边也把这事儿上升到政治斗争高度来对待。

　　这22名美英战俘后来都选择到中国定居，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安排了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夕极左思潮泛滥时，周恩来总理指示动员他们去了香港或回了国。
　　只有原美步兵第二师的一位列兵詹姆斯•温纳瑞特留在济南上完大学，在山东大学当了教授，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都要经受的风风雨雨，十年动乱期间还扫过厕所拉过架子车。为此，许多中国朋友还为他愤愤不平，说咱中国人有时真差劲，当俘虏那一阵倒诚心诚意宽待他，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欺侮人家了，花血本培养他念完大学照样当臭苦力用。
　　“大家都一样，好歹是主人公。”温纳瑞特反倒还安慰人家。
　　直到1976年，才回到美国探亲。
　　“中美早该改善关系了，我走在尼克松前面，比他早来了20年！”
　　被中国人亲热地唤作“老温”的前美军列兵不无幽默的说。

　　战俘问题“解决”了，该说撤军了。
　　1953年10月26日，板门店又增加了一顶政治会议的帐篷。
　　这里说“板门店”，已经很不准确了。
　　因为此“板门店”，已非彼“板门店”。
　　谈判签字的那个板门店位于中朝方控制区内，再作为军事停战委员会址已不适宜，新的会址应该设在军事分界线上。于是经双方参谋人员勘察提出建议并经军事停战委员会1953年8月19日批准，决定以板门店东南分界线上甘岩洞为会址。
　　于是板门店的那栋大木屋搬到了甘岩洞。
　　分界线穿屋而过。
　　不过，板门店既已世界闻名，就只好约定俗成，继续叫下去。
　　于是，甘岩洞就变成了“板门店”。

　　政治会议要谈的是撤军问题。
　　停战协定第六十款规定，高一级政治会议的任务是“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在停战协定刚签订20天后——也就是1953年8月17日，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第三期会议召开，在排除中、朝政府参加的情况下，讨论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应该是圆桌会议还是双边会议。
　　中朝政府理所当然地作出了反映。
　　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联大讨论朝鲜问题拒绝中、朝政府代表参加是不合理的，并指出联大有责任将有关提案与建议随时通知中、朝政府。
　　周恩来这是绵里藏针，意思是没我们参加你再折腾也没戏。
　　至于会议形式，周恩来指出政治会议应该是一次圆桌会议，因为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期限等有关问题，不仅对于朝鲜的和平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很大的作用。这样的任务已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因此它不能仅由交战双方来解决和保证。
　　这一点，在联大的辩论中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认同，甚至英法也倾向于采取圆桌会议的立场。
　　然而这毕竟要美国人点头才能算数。
　　美国人当然是不干的啦。
　　8月28日，七届联大通过了双边会议形式的决议。
　　9月13日，周恩来再次提出4点建议，要求除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外，还应邀请有关中立国家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参加。
　　9月15日，第八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再次拒绝周恩来建议。
　　而美国则通过瑞典连续照会中国政府，通知政治会议将于10月15日在旧金山、檀香山或日内瓦召开。
　　为不使政治会议拖延，中朝两国政府商定，同意与美方进行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但谈判地点应在板门店，时间应订在10月26日。
　　于是，10月26日，两方三国代表在板门店举行会谈。
　　参加会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黄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奇石福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迪安。
　　一谈就崩。
　　美国人压根儿没撤军的意思。
　　跟两年多前的停战谈判一样，光议程就扯了18天。
　　好容易达成了议程的协议吧，会议的时间、地点、成员又成了久扯不清的问题。
　　谈了12天毫无进展。
　　11月30日，中朝方提出一个全面建议。
　　12月8日，美国人得知第八届联合国大会9日起要休会了，才提出了一个17点对案。联合国大会一休会，美国人立马找了个借口中断了会谈。
　　又没谈成。

　　又经过几番折腾，最后又谈到了日内瓦。
　　日内瓦是个圆桌会议。
　　1954年4月26日，美、苏、英、法、中、朝和朝鲜战争的所有参战国代表齐聚国际联盟大厦，讨论朝鲜和平问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南日提出了《关于恢复朝鲜的国家统一和举行朝鲜自由选举的方案》，提出了3点建议：

　　一、 向北南朝鲜政府建议，举行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统一政府；为筹备自由选举，由南北国会各选代表组成全朝鲜委员会，全朝鲜委员会的任务是拟定选举法草案，并采取措施保证人民权利和选举自由。还要采取措施发展南北交通。
　　二、 一切外国军队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
　　三、 有关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

　　这种建议当然不会为美国和韩国所接受。
　　李承晚最怕的就是自由选举，要那样肯定没他的戏。
　　美国人当然也不能走，不然他靠谁去？
　　也没谈成。
　　也是怪，民主之邦的美利坚合众国专扶植这号货色。
　　所以板门店那个军事停战委员会，也就在那儿摆了40多年。
　　今天还摆那儿哪！

　　不过，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认为，如果军事停战委员会仍沿袭谈判时期惯例，由中国同志负较大部分责任，则有损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权。故要求周恩来与外交部研究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根据外交部的报告，毛泽东于1954年11月24日致电金日成：

　　过去由于谈判的需要，开城工作一直由中国同志负较大部分的责任，在共同对外的斗争中， 中朝同志都取得了若干经验，同时开城工作显然有长期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由您直接领导较为适宜。你同意上述办法，当即派现在国内休假的柴成文同志来平壤向您报告并请示，然后去开城和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商量具体执行办法。

　　金日成复电完全同意。
　　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除留一名停战委员会委员和一名少校工作人员组成的联络处外，全部撤回。

　　美国人赖着不走，中国人却不能再留。
　　中国需要建设。
　　停战协定签字前后，中国军队已缩减了在朝志愿军部队。
　　1953年5月7日，第三十九军返国，归还东北军区建制。
　　7月10日，第三十八军返国。
　　7月下旬，第四十军返国。
　　这几支部队都是首批入朝的劲旅，几乎参加了战争的全过程。

　　1953年11月12日，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出访中国。
　　“毛主席，战争胜利都是你们志愿军的功劳！我代表全体朝鲜人民衷心地感谢你，……”金日成一口流利的汉语，“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继续帮助朝鲜搞搞建设！你知道，这一仗把我们的家底全打烂了。”
　　“那没问题！中国有句俗话：救人救到底，帮人帮到家。”
　　毛泽东一口答应：
　　“具体事情你们跟恩来同志谈。”

　　几天后，金日成与周恩来举行了工作会谈。
　　1953年11月23日，两国缔结了《中朝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同时发表两国政府代表团的联合公报。公报宣布：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的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国政府决定于1954年到1957年4年内，再拔人民币8万亿元（注：旧币，合新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费用。
　　1954年3月29日，志愿军总部也发出了《关于帮助朝鲜人民恢复与重建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严阵以待维护停战协定的同时，抽调大批人力、物力、财力，以高度的热情和积极主动的精神，支援当地政府和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不影响正常训练、执勤、备战的前提下，连队应有70%的人员、机关应有20%～40%的人员，每年帮助朝鲜人民劳动不得少于7个劳动日。
　　志愿军官兵们立刻变成了一支劳动大军。

　　这是这支人民军队的本色。
　　后勤部门从全军口粮中拔出50万公斤粮食救济朝鲜人民。
　　西线后勤分部派出100多辆汽车帮助地方政府，10天内运输建筑材料60万公斤。
　　金城地区志愿军官兵在20多天内帮助当地村民修建起1 400多间房屋。
　　铁道兵部队积极帮助抢修铁路干线工程，仅3个月就修整和新建线路7公里多、车站37处、桥梁308座、全长15 000多米，使朝鲜北部铁路迅速恢复了通车；
　　工程兵部队也全力以赴，参与重建平壤的建设。
　　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回国内为止，8年间，志愿军官兵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 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 263座、修建全长430公里的堤坝4 096条和全长1 200余公里的大小水渠2 295条。
　　全军各部队还节约口粮700余万公斤，救济朝鲜灾民。
　　……

　　新中国军队的官兵们，在朝鲜国土上，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舍身救人的罗盛教。
　　罗盛教是第四十七军第一四一师侦察队文书，1952年1月2日晨，他正在成川郡栎沼河边进行投弹训练时，一名名叫崔莹的朝鲜少年不慎掉入冰窟，罗盛教当即跳入冰窟，3次潜入冰水中，将崔莹托出水面。
　　最后一次，崔莹上来了。
　　罗盛教却没有上来。
　　朝鲜人民记住了这个普通中国士兵的名字。
　　于是沸流江畔有了罗盛教亭，罗盛教山，罗盛教河，罗盛教乡……
　　朝鲜的电影工作者专门为他摄制一部影片，名字就叫
　　——《沸流江上的新传说》。

　　朝鲜人民对志愿军官兵的鱼水深情同样令人难忘。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朝鲜人民为志愿军运送伤员和物资，抬担架和出战勤就有30余万人次以上。其中有不少人为保护志愿军伤员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上甘岭战役中，一位名叫朴在根的朝鲜农民，在护送伤员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时，毅然扑在伤员身上，自己却中弹身亡。女游击队员安玉姬为从敌人囚室中救出志愿军被俘侦察员而英勇牺牲。支前模范咸在福打开冰窟，为伤员洗净700多件血衣……
　　还有那千千万万个以母亲情怀爱护中国孩子的阿妈妮的故事。
　　这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在平壤大同江大桥被志愿军工程兵部队修竣剪彩之时，一位汉学功底深厚的朝鲜老人将一首诗贴在了桥头展橱里：

　　　　恨当年，豺狼当道，千万黎庶死桥下。
　　　　血染大同江，泪洒平壤城。
　　　　滔滔江水，洗不清新仇旧恨。

　　　　看今朝，英雄献身，巍峨大桥立江上。
　　　　誉载大同江，歌满平壤城。
　　　　浩浩青天，书不尽中朝深情！

　　志愿军官兵们，在为自己曾经趴在地上的祖国挣来了尊严的同时，也赢来了泱泱大国的殊荣。

　　1953年10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在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举行隆重授勋典礼，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人和165位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各种勋章和军功章。
　　在整个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出大批英雄、模范和功臣，据统计，全军三等功以上的功臣共有302 724人，其中特等功臣217名，一等功臣154名，并有282名功臣获得了英雄和模范的光荣称号。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有5 953个，另有16个单位荣立集体特等功。
　　伟哉新中国，壮士万万千！

　　1954年，中国军队陆续从朝鲜境内撤出了4个军的部队。
　　5月，第十二军和第十五军撤军回国。
　　他们派出代表回到上甘岭，向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告别。
　　在上甘岭的石壁上，刻着这样的句子：

　　中国人民志愿军马特洛索夫式的特等功臣、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黄继光同志以身许国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杨根思式英雄朱有光、王万成同志永垂不朽！
　　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这两支劲旅回国后，都在光荣史册上写下了新的一笔。
　　在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００团第二连，走出练兵模范郭兴福，他用“郭兴福教学法”，带出了一大批生龙活虎头脑灵光的老虎兵，成为名闻全军的楷模。
　　空军成立空降兵军时，中央军委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提供了3个陆军主力军作为备选，这3支主力军是原一野老牌劲旅第一军、原四野老牌劲旅第三十八军和原二野的后起之秀第十五军。
　　军委让刘亚楼从中任选一支作为空降军班底。
　　四野名将刘亚楼一眼就挑中了其中资格最嫩的第十五军。
　　“从上甘岭下来的部队”这一条，一定在刘亚楼心中压足了秤。
　　于是这群陆地猛虎安上了翅膀。
　　笔者有幸目睹过他们在天空中飘然而降的雄姿。
　　记得当时还吟得一首绝句：

弹掘炮耕生死场，
前仆后继好儿郎。
挟得血岭雄风在，
赫赫天兵天下翔。

　　他们成了货真价实的天兵天将！

　　9月，第四十七军和第六十七军先后撤军回国。
　　10月，杨得志接替邓华，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次年3月，李志民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1955年，中国军队继续从朝鲜境内撤军。
　　4月，第六十八军和第五十军先后撤军回国。
　　同月，杨勇接替杨得志，继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次年10月，王平上将继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10月，第二十四军和第四十六军先后撤军回国。
　　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志愿军全军将于翌年全部撤军返国，但因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军队放慢了撤军步伐。

　　1957年11月，在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期间，毛泽东和金日成商定：
　　“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基本结束，将于1958年内全部撤出朝鲜。”
　　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朝鲜和平统一问题发表声明：

　　为了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为此，在朝鲜派有军队的国家应当迅速采取相应措施，把本国的军队立刻撤出朝鲜。……在一切外国军队全部撤出南北朝鲜后，应当在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下实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以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

　　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和平倡议，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然后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中国政府准备和朝鲜政府磋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军一事。
　　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率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在内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朝鲜，商定撤军具体事宜。
　　时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提出建议，将最后撤出日期订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日——10月25日，此间，志愿军官兵还可以为朝鲜人民建设几个月。
　　毛泽东欣然应允。
　　2月19日，中朝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1958年底全部撤离朝鲜。
　　次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拥护自己政府的决定。
　　2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出决定：
　　向志愿军致以全体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
　　在平壤修建中朝友谊塔；
　　各地修建所属地区的志愿军烈士墓；
　　建议向参加朝鲜战争的志愿军官兵授予“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
　　举行盛大纪念活动欢送志愿军回国……

　　朝鲜境内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大都留在了朝鲜三千里江山之间。
　　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这件事本来是个很难处理的棘手问题，中国人的传统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遗骨都要运回故乡入土为安。然而大家一听说毛主席的儿子也是安葬在朝鲜，没有人再有异议。
　　中国人民对这位有过伟大功绩犯过严重错误的领袖一直满怀深深的感念之情，除了更深层次的原因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由头。
　　然而毛泽东却毕生精心收藏着爱子的衣物和遗物。
　　按韶山风俗，逝者生前遗物，特别是衣物，都要随之焚毁。
　　这一次，故土情结很深的毛泽东违拗了故土的风俗。
　　多年后，当他又一次回到故乡时，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七律•到韶山》。
　　其中最著名的两句就是：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哦，赢得战争的毛泽东，痛失爱子的毛泽东……

　　1958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撤军回国。
　　3月9日，平壤6万群众举行盛大欢送会，100多名白发苍苍的阿巴吉、阿妈妮拥上主席台，将一束束鲜花献给了志愿军代表。
　　当他们驶入国门之时，丹东市万众空巷，欢迎子弟兵归来。
　　4月以后，第十六军、第五十四军、第一军、第二十一军相继撤军回国。
　　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
　　21日，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率总部官兵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留在这里的战友们告别。
　　24日，“朝鲜人民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的感谢信”由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代表派专人送达北京。至8月底，这封信上已有682 700余人签名——这个签名人数，是当时北朝鲜人口数的2/3。
　　也就是说，除了婴幼儿，朝鲜北部几乎全体人民都签了字。
　　与此同时，志愿军全体官兵签名的“告别信”也装订成册，送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
　　平壤市群众隆重集会，欢送志愿军官兵返国。
　　25日，平壤市30万群众涌向平壤车站，欢送志愿军官兵。
　　那是一片鲜花的海洋；
　　那是一片眼泪的海洋；
　　不到两公里的街道，志愿军总部官兵们走了一个多小时。
　　对比一下甲午之役仓皇退出朝鲜的满清官兵，你作何感想？

　　26日，志愿军部队全部撤出朝鲜境内。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名，随着她神圣使命的结束，成为了历史。

　　10月29日，首都各界群众在北京体育馆隆重集会，欢迎祖国的健儿胜利归来。北京市市长彭真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将一面巨幅锦旗献给了这些“最可爱的人”：
　　“你们打败了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
　　你们的勋名万古存！”

　　29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了杨勇、王平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
　　“都回来了吗？”毛泽东问。
　　“是的，我们全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好，回来好啊，你们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热烈欢迎你们！”
　　“光荣属于祖国和人民！”杨勇、王平立正答道。

　　当晚，周恩来总理主持盛大宴会，欢迎志愿军代表团。
　　那次，海量的周恩来手拿茅台酒，与代表团的每一个人碰杯。
　　人人都饱含热泪与自己的总理碰杯。
　　全都是一饮而尽。
　　谁也数不清总理究竟喝了多少杯酒。
　　最后，这位向来风度翩翩绝无失态的大国总理醉了。
　　许多人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总理酣畅一醉。
　　庆功酒醉人，胜利更醉人。

　　这位大国总理后来频频在国际事务中大展其雍容风采，为新中国赢来了众多的朋友，让美国总统把手伸过太平洋，让新中国“打”回联合国，重新坐上了常任理事国的宝座。
　　这一切一切，都源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是新中国这支人民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出色表演，为他增加雄厚的底牌。
　　陈毅元帅快人快语，一语道破个中机关：
　　“抗美援朝战争让世人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说世界上有个美国不好惹，那么现在还有个中国，也不好惹！”
　　笔者键击至此，满孚一大白，也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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