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有这个讨论中国资本的江浙财团的想法，是出于当时讨论香港资本的前世今生，其实就是江浙财团的转型。

　　然后有一天，一个资本颇为雄厚的朋友，和我聊天，询问中国历史上资本的命运，并问我，如何看待目前中国资本的政治待遇。

　　我的回答，现在中国的资本所享受的待遇，应该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对这个结论，也许很多人不信。

　　而这一阵子，看到《环球时报》的胡同学，和人家打嘴仗，关于国粉们眼中的“黄金十年”(就是1927年-1937年)的故事，觉得也许可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时候的江浙财团的命运，从而对今天的江浙财团的情景，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首先说一下，伪命题“黄金十年”，其实出于现在的人们对那个时候的历史缺乏基本的了解，而被所谓“有良心的”历史小说学家，搞出来的骗局而已。

　　黄金十年，更准确地说，应该叫做黄金荣十年，才比较确切，呵呵。

　　言归正传，我就开始先讨论一下中国近代资本的起源。

　　在清朝的时候，其实中国是有传统的资本。如果叫他们民间资本，也不是完全正确，如果叫官府资本，也不完全妥当。

　　在明朝的时候，为了边疆的安稳，朝廷曾经以私盐的专卖权为条件，引导民间资本向边疆提供粮食等各种补给。

　　在这之后，慢慢兴起的山西的票号和江南的钱庄，不光参与远途海外贸易，也参与朝廷的各种融资活动，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红顶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有官府的部分参与和认可。

　　这种半官方半民间资本，其实也包括在广州官批的外贸十三行。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就是1684年，出于外国要求经商的呼声，康熙皇帝批准了在粤、闽、浙和江四个口岸城市，就是广州、厦门、宁波和松江(上海前身)经商。

　　当时各种货物，从海外和国内到这里比较多，但是商贸企业比较少，到了1686年，广州才开始有了外商经营。

　　其实广州的外商，严格来讲，在唐朝的时候，就有来自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人，慢慢在番禺(就是老外的居住地的意思)定居。

　　这个基本上和陆地来的外商，定居长安是同样的道理。

　　当然这些定居的老外们，最后就同化成汉族的一分子，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后来在唐代的黄巢之乱，以及从辽、金到蒙古的南下，引发了不少南方的长于海上贸易的汉族和其他各族，远避于东南亚，慢慢就形成东南亚有权势的政治和经济领袖人物。

　　那么在明朝建立之后，出于汉族复国的喜悦，这些在东南亚的权势人物，就派人回来和明朝朝廷联系，希望以海外华裔的身份，来向皇帝进贡各种海外奇珍异宝。

　　其实就是如果你发了一个10只大船的船队，一艘船是用来进贡皇帝、打点皇帝他妈、他老婆们和他妹的，其他就是用来在其他地方做贸易的。

　　当然做贸易的利润，各地有力官员都可以均沾一些，然后把东南亚的好东西进口之后，再把中华的好东西买走。

　　这些中华的东西，然后就在东南亚转手给来自西方的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等商业船队。

　　那时候的商业船队，是亦商亦盗，就是自己有武装，可以贸易就贸易，不可以贸易就海盗你。

　　这些人，包括来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这些后来被称为皇家啥啥海军的海盗贸易船队，当然也包括来自日本的大名们的海盗贸易船队，和来自中国的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海盗贸易船队。

　　中国的海盗贸易船队，就包括著名的颜思齐和郑芝龙。

　　有种说法，讲颜思齐等人，企图在日本推翻德川幕府，并且打翻日本天皇自己做皇帝，不知是真是假。

　　不过郑芝龙，这个会说多种内语(闽南语、粤语、官话)和外语(日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的牛人，娶了日本田川氏，生了一个比他还牛的儿子，叫做郑成功，倒是真事。

　　不过中国的贸易海盗船队，和日本和西欧的贸易海盗船队相比，人家日本的是藩镇的人马，欧洲的是皇帝和国王的人马，而中国的就是民间被朝廷围剿的人马。

　　到了清朝的时候，中国的海外贸易，基本上就是有商无盗。

　　然后在嘉庆年间，最后一个大海盗张保仔在清廷的恩威并施之下，最后被招安。结果就是海上版本的宋江招安打方腊，去扫平其他海盗。

　　张保仔在1822年去世，结果18年后，当英国皇家海盗杀过来的时候，清廷居然没有海军可以对抗了。

　　虽然说张保仔最强盛的时候，有1千多条船，各种大炮和小炮都俱备，也许没有英国皇家海盗的那么先进，但是因为成天打劫西方海盗的船队，自然在炮火中成长，知道人家的家伙有多厉害，自己的东东也越搞越先进。

　　这样的实战经验，那是李中堂的北洋海军可以对比。

　　中国的海盗们没有成功化身为皇家海军，也许是中国近代毫无能力保卫自己的海防线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考虑到从康熙、雍正到乾隆，北部的俄罗斯侵袭和西北的准噶尔都是主要的威胁，所以在收复台湾之后，没有好好思考过东南沿海的经营。

　　而整个朝廷缺乏见识，是主要的原因。不过朝廷后来在海防和陆防上起了争执，主张海防的，居然要求的是放弃收复阿古柏占领的南疆，简直是不知所以。

　　不过海军建设没有观念，并不妨碍外贸上资本的大力发展。

　　在乾隆二十二年，就是1757年的时候，朝廷下令锁国，仅留了广州一地允许对外通商。于是红毛国英吉利、双鹰国奥地利、单鹰国普鲁士、黄旗国丹麦等等，都搬到这里混饭吃。

　　有一天，来了一艘运送人参的新船到港口，最熟悉洋务的十三行都看不出道道，于是按照该国的旗帜，称其为花旗国，其人参称为花旗参。

　　广州的十三行，和当时的山西票号行、两淮盐商行，都是中国当时财富最集中的传统资本。

　　那时候的十三行财大气粗，也是清廷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当时最大的怡和行的伍家，绝对是可以和天主教教廷相比的世界首富之一。

　　因此在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清廷必须在《南京条约》里面赔偿3百万两白银之中，伍同学自己就出了100万两。

　　这个就是中国近代的故事，有钱不做军备，用来战败赔款倒是比较爽。

　　这一段故事，估计在1978年中国再次开放的时候，好多的领导人还是没有搞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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