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扩大化”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形成——谈谈“党史造谣学”的方法论基础

老田

在党史国史研究中间，存在着一种支持“党史造谣学”的特殊方法论，在这种方法论中间，对于历史和政治事件的分析，仅仅关注最高决策层的偏好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因果链条”，而刻意地把当权派出于自身利益和意愿形成的“政策过滤机制”和社会结构的作用排斥在观察视野之外。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产生的所谓研究成果，无一例外地告诉人们：所有的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原因都唯一地与最高领导人的偏好和政策相关。正是排斥了当权派的过滤机制和社会结构这两个重要观察层次之后，才会有所谓的“总设计师”这样的概念产生，这个诡异的概念浓缩了一种畸形的政治历史观——所有的历史政治事件背后只存在着唯一的推动者（往往是某个高官的偏好和意愿）。

要对党史造谣学进行拨乱反正，需要立体地扩大观察视野，研究不仅需要观察最高决策层的政策和策略层面，还需要把“当权派的过滤机制”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包括进来。本文以反右扩大化运动为例，具体地揭示出政治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多种动力和多重推手。毫无疑问，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决策的，这是第一个观察层次；要全面理解反右扩大化，则需要结合当权派自身的利益和意愿而产生的过滤机制，这是第二个观察层次；还需要观察一种最底层的官民互动之间形成的特殊社会结构——由“坏干部+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这是第三个观察层次。没有后两个层次的观察，就无法准确理解反右运动如何扩大化的、以及反右扩大化的后果又究竟是怎样的。

一、党史造谣学常见的方法论——领导者的偏好和决策是历史和政治事件的唯一动力

对于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问题，党史造谣学提供的解释是：毛泽东的反右决策导致55万人被打成右派。在这个问题上，自由派和官学机构推销的观点是：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好恶决定了对右派分子（其中很多是知识分子）的过度打击，在反右过程中间把他们确立为阶级敌人，所以，毛泽东的个人偏好是反右运动的原因和动力。一些左翼网友则反过来，强调反右运动是由邓小平领导进行的，是彭真发明了“按单位下指标”的方法然后邓通过书记处贯彻下去的，因此，邓彭为首的官僚系统要为扩大化负责。这两种解释方法中间，有着共同的不足：把反右扩大化这样的重大政治运动，仅仅从最高决策和执行层次给出解释。

把一切重大的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原因，追溯到最高决策层的政策和决策上，这样，研究历史和政治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动力，就只需要把眼光收敛到一个唯一的“最高权力中心”周围就可以了，而与历史政治事件紧密相关另外两个重要维度——“当权派控制的条条块块”和“社会结构”（底层的权力和话语权分配份额），都被排斥在观察视野之外。这种以唯一的权力中心决策来解释历史和政治的方式，在中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正是在“非毛化时期”，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还同时不容许讲“路线斗争”，这样，最高权力中心的政策和策略，就成为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史研究中间唯一需要剖析的“因果链条”。

就学术视野而言，阶级斗争为纲意味着“社会结构的重要性”——精英和平民拥有什么份额的话语权和政治权力意味着不同的执行力和后果，而路线斗争的学术视野则意味着“当权派”是非中立的，这样，观察历史和政治事件的起源和演变，就需要把眼光扩大大三个层次：社会结构的不同、当权派自身的意愿，然后才是政策和策略。非毛化时期发展起来的党史造谣学，在终结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取消了对于社会结构的观察，同时也取消了当权派自身利益和意愿对于政策执行的“过滤机制”，这样，党史国史的研究和观察就唯一地与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和偏好联系起来了。这种历史观的形成，本身是政治需要的安排，原本是官学机构里头的学官们所宣扬和坚持的，现在，很多自由派学者则接过了这根“接力棒”并发扬光大了。饶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真诚的自由派，原本是极端反感权力垄断和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命运的，但是，在研究和阐释历史和政治事件的时候，很多自由派学者却反过来，坚持把历史和政治事件的原因和动力归结为“个别人的偏好”。在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学界，自由派学者非常卖力地宣传和阐释所谓的“个人崇拜”——也就是说，用一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去解释亿万人的动机和行为，这种解释模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想象力”——除了个别人之外其他人的意志、行为乃至于环境都丧失了解释价值，历史和政治事件必须而且需要一种“高度集中”的解释方式。

这种由官学机构发明并由自由派壮大的历史观，是党史造谣学的主要方法论基础之一，这样建立起来的“线性因果链条”，把社会结构和当权派自身的利益和意愿排斥在观察范围之外，而且，由于决策过程的档案资料开放程度过低，这种解释模式非常有利于造谣。只要发现某个领导人的只言片字，与某个政治事件和社会过程具有相关性或者相似性，就可以把这些材料排列在一起，以“短平快”的大跃进速度写出一篇所谓的“论文”来，《炎黄春秋》杂志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这么写的。

二、反右“扩大化”的三种常见机制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初步形成

需要仔细观察反右运动的发动及其在当权派主导下的实际执行过程，才能够看到反右运动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间的不同层次的推动作用来源。从几个人被打成右派的具体事例，可以看到热衷于“扩大化”反右背后的动力机制。

1957年朱镕基是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的秘书，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处长级”干部，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右派言论，而是因为他触犯了计委主任、副总理李某的逆鳞。朱镕基作为秘书知道一些李主任与女秘书的色情往来，还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了这些事情，由此遭到李主任的嫉恨。反右运动定案时期，朱镕基所在的党小组张书记认为他没有什么右派言论，按照政策不能划成右派，李主任不愿意了，亲自找到张本人对他说：从行政来说我是副总理你是局长，我说你听；从党组织来说我是计委党组书记你是下属支部书记，下级服从上级，我说了你就办，朱镕基必须打成右派。这样，朱镕基就成了一个右派，因此而受到处分降级降薪。从朱镕基被打成右派的过程看，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左和右的问题，完全是因为“长舌妇”行为触犯了大官，因为遭到报复，其实就算是没有反右运动，大官给小官穿点小鞋也是随时可以的。这是反右的第一种“扩大化”机制，被打成右派的个人仅仅是“得罪”了大官个人而已，结果被穿了小鞋。

在北京政法学院中间，院长钱端升与党委书记有矛盾，结果在反右运动中间院长被书记打成了右派。钱端升的批评意见仅仅针对本单位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并不涉及宏观政治态度，钱的主要言论是：“（1952年）九月中，戴铮、刘昂等三位同志来校，……也产生了党对我职权尊重不够的情况，这点可以检查一下。此时训练班的型已定下来了，作风以革大的为主。……严景耀同志出国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回来作了报告，报告后党内立即汇报，并且党委发现这一情况也没有按知识分子政策去纠正，这也是宗派主义的遗风。……人事处的工作整个都带有神秘性，这不对。开始时张苏同志曾对我说，要搞好工作必须抓人事工作。但我抓很困难，武振声、王润同志并未能体会张苏同志指示的精神。我对人事处谈的事往往无下文，对我职权不尊重，这可能与王润同志的宗派情绪分不开。……五三年初刘裕中曾提过有革大的经验主义，当时对他这种说法大加批判，由于认为过去不错，因而就可以不学，不懂装懂，保留了拖拖拉拉的游击作风。”【《钱端升在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5月29日会议上的发言》，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第39-44页】钱端升的批评发言中规中矩，完全按照毛泽东开门整风的要求，去批评共产党干部中间的“三个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虽然钱端升没有超越政策和领导人的号召，但是，钱端升却指责了一些“党员干部”以“党的领导的名义”行垄断权力的事实。原本按照共产党的传统，干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搞好团结，而不是一方把另外一方打成坏人来镇压下去，此种违犯共产党党纪和传统的“反右派”行为的背后，隐含的是权力之争，实际上不涉及谁反党而仅仅涉及“谁说了算”的权力分配份额问题，书记借助于反右运动方便，把自己的对手打下去了。这种反右派的扩大化，本质上只能解决单位内部的权力再分配，解决“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谁说了算的问题，反右之后书记比院长权力更大，这与政治上的左右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第二种“扩大化”机制，解决的是当权派内部的权力再分配问题，被打成右派的人士丧失了权力竞争者的合法资格。

1957年科学院经济所里发生争论，而新来的代理所长孙冶方（上面有着中宣部、中科院党委以及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介入），与群众中间的“马屁精”（例如吴敬琏）紧密结合，把原本处于权力中心的狄超白、林里夫等人作为右派打下去，这样，新的代理所长不仅获得更高的个人权威，而且还通过提拔吴敬琏这样的“马屁精”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外围构筑起构筑起一道非常巩固的防线：使自己成为不受群众舆论批评和监督的绝对领导。吴敬琏这样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他下跟新所长的步伐和意愿，上乘中宣部、中科院党委和团中央刊物支持的东风，把林里夫、狄超白等比较正直的研究员和所领导打成了右派和反党集团，这样，就方便了新所长在经济所建立起“一言堂”，此后，所有的研究员都变得胆小谨为，时刻检点着自己的言行，任何人都需要防止被吴敬琏这样的积极分子“偷偷记账”和机会一来就向所长“打小报告”。就这样，孙冶方所依赖的积极分子就成为一种时刻起作用的“线人”，在“线人”的眼皮底下，任何人都需要穿起“防护衣”并戴上“假面具”过日子。

虽然1957年毛泽东讲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说服而不是压服来解决，而经济所的争论正是一个典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按照共产党的传统和毛泽东的讲话要求，正需要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予以合理解决；但是对新来的代理所长孙某人来说，把那些在本单位内部“有权有势”的人物当做右派打下去对自己更有利，甚至，把这些人打成右派之后，再用起来会“更顺手”，这样，坏干部与假积极在这个“小算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当然，“坏干部+假积极”的结合是不稳固的，到了1964年的四清运动期间，吴敬琏又在更高层级的“坏干部”于光远的直接领导下，成为“棍子”和“打手”来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谬论。虽然批判的对象总是在变，但是，为了政治投机而在大官的指使下损害他人正当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投机手法则不变，假积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不问是非，唯一的标准是谁的官够大，跟着谁去批判别人捞到的利益够多。吴敬琏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间，为了粉饰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把自己在反右和四清期间的不光彩表现与康生和陈伯达、甚至是与毛泽东联系起来，我们今天即使从最善良的愿望出发，假定吴敬琏所说的完全是真的，显然，康生、陈伯达等人滥用权力基础，也是需要通过吴敬琏这样的“假积极”和孙冶方这样的“坏干部”（不问政策和是非，仅仅跟随上峰的指挥棒，或者还有自身的权力需要）群体构筑起来的。没有每个单位每个基层的“坏干部+假积极”这个政治机会同盟，从自身需要出发“积极主动地起作用”，一个具有明确政策“杠杠”的反右派运动，是不可能扩大化到如此荒谬地步的。

吴敬琏的案例是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品德败坏的当权派和马屁精式的政治积极分子，在反右过程中间公开地结合起来，打击正直的人士，压制批评意见，这种“扩大化”的直接后果是当权派在本单位内部变成了绝对的存在，任何人都不能批评，干部由此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共产党的老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成为摆设。反右之后，当权派的特权和滥用权力行为，由此不再受到自下而上的制约，权力的垄断性加强，群众的政治地位下降，单位内部的政治风气变坏，到文革前夕，在单位内部批评书记乃至于批评一个普通党员，都有可能被扣上“反党”的帽子。反右扩大化的政治后果，是把真正的左派当成右派镇压下去了，这不仅恶化单位内部的政治气候，而且把有可能促进管理民主、监督干部滥用权力的“左翼”力量彻底镇压下去了，结果是丧失了自下而上地改进管理并促进民主化的基层健康力量。温铁军根据自己的经历指出：“1978-1979年我参与平反改正落实政策工作，主要任务是写右派平反报告，由此就有机会详细看了158份右派档案，发现当年的很多右派其实是左派，很多打击右派的人却是极右派。”【温铁军：《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转引自三农中国网站

http://www.snzg.cn/article/2011/1120/article_26333.html】

柳红是一位长期致力于研究经济学界的名人及其显要事迹的专门家，她事后评估1957年经济所反右派的后果后指出：“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因为经济所狄超白、林里夫被打倒，以及其他人因为‘狄、林反党集团’被整肃，破坏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正常传承，使得经济所的历史大相径廷。”【柳红：《人性的光辉——记1956年胡耀邦接待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四位青年》，载《经济观察报》2011年4月18日】在孙冶方代理经济所所长期间，吴敬琏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得到提拔和重视，对于经济学研究事业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这其实很好理解：既然政治投机和紧跟领导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利益获取的主要途径，那么，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就成了“费时费力”的高投入低产出事项不值得为之付出努力了。正是出于政治投机的需要，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间初步形成了“坏干部+假积极”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还是隐而不彰地潜藏在每个单位内部，只是在小范围内部为人们所知晓；而1958年的“高产卫星”明显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谄媚权力精英“政绩需要”的结果，这是公开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拙劣表演，是中国政治场域中间“党阀与学阀相结合”双头同盟的闪亮登场。（老田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如果政治场域无法避免谎言的话，还是选择喜欢“亩产万斤”这种低劣的政治谎言，因为谎言越是低劣，就说明编织谎言的“投入越小”。）

奥塔·希克在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状况时指出：“只有那些长期能迎合最有权威的首长的人，那些会欺骗人民、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一牺牲一切的人，那些能对现实的和潜在的政敌采取断然态度（通常称为‘阶级立场’）的人，才能在政治方面飞黄腾达，才有可能晋升到最高职位。正是这种能力和特性被评价为坚定地、不妥协地保卫社会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地显露自己的感情，就会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的多情善感的人而加以处理。”“在干部选拔中，经常以权势和对上级的服从、一致性和忠心为标准，这种自上而下的，直至工厂和农村的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必然导致领导水平的下降，使领导班子的水平普遍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即机会主义的适应性和无原则性成了个人行动的指南。”【〔捷〕奥塔·希克著 蔡慧梅译《共产主义政权体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 9 8 2年，第106页】吴敬琏这样的典型人物，其代表性跨越了国界，这也说明吴敬琏这种紧跟干部抛弃一切原则的政治投机行为，恰好是公有制社会里面当权派所共同选择的样式——这种投机分子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当权派扩张权力和特权的需要；而且，有了此种“假积极”之后，当权派的大多数不正当利益都有了相当的保障，只有在这两者都成立的情况下，假积极与坏干部的结合才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一种不以制度形式发挥作用的制度，不会随着时间和外在形势的转移而出现质的改变。

反过来，水利部的李葆华就跟这些动不动喜欢给人“戴政治帽子”的干部形成鲜明的对比，钱正英有一个很具体的比较：“从水利部到水利电力部，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的考验，整个机构没有出现过宗派现象，即使在‘文革’中派性斗争的混乱时期，也没有宗派斗争的背景。这是因为，在我们的领导班子中，首先是党组书记，在用人和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大公无私，没有宗派问题。”“在1959年秋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周骏鸣由于调到其他部，被批判下放，而冯仲云和我，则受到葆华同志的保护。直到‘文革’以后，周骏鸣还感慨地向我说到水利部党组的好风气。”【《钱正英在纪念李葆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水利部网站http://www.mwr.gov.cn/slzx/slyw/200910/t20091016_153942.html】

左翼网友喜欢反过来强调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具体领导人，根据邓力群的回忆他也确实通过官僚体系推广过彭真“按单位下指标”的扩大化方法，但是，共产党毕竟是一个科层化的政权组织，“划右派标准”是有着明确的政策杠杠的，为什么邓小平的扩大化方法就具有超越政策杠杠的巨大威力呢？而且，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威望远远高于邓小平，他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参与批判当权派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却在党内得不到回应，反而是陈其通那种打棍子戴帽子的文章，“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逄先知等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50页】；反过来，邓小平和彭真虽然地位和威望都远在毛泽东之下，却顺利地推广了“按单位下指标”反右扩大化政策，显然，这是恰当地满足了各级各地当权派镇压异己的迫切需要，与当权派的政策过滤机制很好地保持了一致。有个民间顺口溜说：毛泽东代表穷人，邓小平代表富人，江泽民代表坏人；实际上，在改革过程制造出大批富人之前，邓小平在党内也一直是代表“坏人”的。有且只有把当权派出于自身的利益和意愿所选择的“政策过滤机制”纳入观察视野之后，才能恰当地理解为什么一些地位不高、威望很差的人士例如刘少奇和邓小平等等，往往能够诱导当权派中间大多数人改变自己的行为，这里面没有其他的奥秘：简单地跟随当权派的私利和私欲扩张意愿而已，而毛泽东则选择站在此种消极倾向的对立面上。

三、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是毛时代“政治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官僚专政”

紧跟新所长的假积极例如吴敬琏等人，因其受到提拔和重用，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两种后果：一是正直的有骨气的人士逐步远离党组织；二是那些原则性很差的人看到吴敬琏这样的人得了便宜就开始跟风学习搞政治投机。时间一长，党组织就变成了一个以扩张特权为目的的坏干部，和仅仅以自身“向上爬”欲望支撑的“马屁精”“假积极”份子群体相互结合，由此形成一个“坏干部+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毛时代与今天最大的区别在于从被管理者中间培训积极分子，通过积极分子的作用来辅助专职管理者实现管理职能，在人事选拔制度上，本单位内部的管理者是由积极分子队伍提拔和补充的，这个同盟的存在导致每一个管理单位内部正气下降、邪气上升，这个同盟由于丧失了“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这样一种实现管理功能的正面引导作用，就发现越是需要加强镇压来抑制群众中间的不满情绪，用加强镇压和打击的方式来“强化管理”以役使多数人被动地跟随管理目标，这样就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坏干部+假积极”不得人心，所以，就越是需要以更加不得人心的镇压方式去役使多数人以收获“服从”。

正是由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存在，从根本上恶化了多数人的政治状况，损害了一切人的政治利益迫害了民主风气，而且，这个同盟自身也发现实现有效的管理非常困难，除了加强镇压和打击手段之外就找不到加强管理的方法，在这个同盟存在的单位内部，一切政治运动和政治口号都将被改造成为打击和排斥异己的机会，这个同盟不得不依靠来自上面的政治口号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克服在单位内部日益严重的群众不满意——也就是一种因为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存在而产生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行危机，又由于毛时代相对稳定的就业和工资制度而加强，因为毛时代干部几乎不能把雇用关系和工资等级作为管理手段去役使下级，由此决定了“坏干部”要强硬地干预下级的手段相对缺乏，而在没有“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的正面引导效应时，强化镇压措施的主观需要与管理手段欠缺的客观现实是成正比的。所以，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总是发现，没有对于权力的垄断就没有管理本身。

韦伯把官僚制作为一个促进管理效率的“理想类型”来看待，但他感到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看好资本主义，他“在著名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结尾时的一段被广泛引用的话中，……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铁笼’，其中‘物质商品获得了……对人的生命的无情权力。’这一斥责包含着两个要点：第一，个人自由的丧失（大多数人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在资本主义‘无情的’统治下生活，作为一架追逐最大利润的机器土的零件而上作）；第二，物欲至上的（或经济的）价值接近于全面获胜。韦伯本人从未停止过对作为一种生命哲学的享乐主义或功利主义（最大限度的快乐、幸福或需求满足）——今天也许会被称为‘消费主义’——加以嘲弄。”“受市场力量和官僚组织支配的‘合理的’资本主义，韦伯虽然承认它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经济制度，但是，除了对于极少数企业主之外，它构成了毁灭所有人的真正自由和个性的威胁。在韦伯的著作中这一主题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贯性。”【（英）莱斯诺夫著 冯克利译《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35页】同时，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担心更为深重：“韦伯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导致‘官员专政’的可能性比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更大。或者象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一次演讲中所表述的那样:‘私人资本主义的逐步消灭在理论上无疑是可想象的，……但是，假定这种情况最终发生，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它摧毁了当代产业劳动的铁笼了吗？没有，相反，国有化或‘社会化’的企业管理将变成官僚的……，如果私人资本主义被消灭，就只有国家官僚的统治。”【韦伯《关于社会主义（演讲）》（1918年），转引自托姆·博托莫尔著《现代资本主义》顾海良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韦伯出于对科层统治损害个人自由的担心，产生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中间的“想当然”的看法，但是，真正的公有制建立之后，官僚专政并不是因为管理职能扩张到全社会的必然结果，还不仅仅意味着个人选择机会的减少。普通人丧失政治权利，主要是出于一种人为的创造和建设过程，坏干部关心自身权力和地位的稳固及其特权的扩张机会，为此，他们诱导积极分子按照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意愿去“投机”，这两部分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和消极的政治力量，其政治后果：一方面是损害了管理的效能（这意味着官僚制偏离了理想类型和效率工具的定位），另一个方面则是损害了多数人的政治状况（这意味着多数人的政治状况的恶化）。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存在，损害到所有人的政治利益，这是毛时代多数人政治状况恶化的主要消极力量，这个同盟必将激起一切正直人士的反感，只要是有机会，这些反感就会宣泄出来。

文革初期，左大培教授还是一个13岁的小学生，他在大连市中心某缝纫组的外墙上看到一张大字报说到：“溜须拍马升得快，正直做人吃不开。”正是在那些坏干部掌权的单位内部，那些紧跟领导溜须拍马的人反而得到政治和经济上收益，一种政治投机的风气占据上风，这种不公平的状况到处都存在，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无不对此深恶痛绝，这句话简明扼要，迅速抓住了那个小学生的心，左大培就是由此简捷地把握到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要，成为毛主席的知音。

普通民众在革命后获得了一些政治经济利益增量，由此支持了一种政治上的“保守情绪”， 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由此获得了一定合法性，这是“坏干部+保守派”如鱼得水的有利社会背景。毛泽东曾经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头到尾，当权派都是不遗余力地组织“保守派”群众去镇压和打击造反派，借以保护自己的特权和地位，这个保守派组织实际上就是“假积极”在当权派的操纵下的组织化形态。在反右和四清期间，假积极分子还处于一种松散的未组织状态，到了文革时期，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舆论上支持造反派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当权派面临的批评意见来自于有组织的群众，因此，原本松散的假积极分子群体迅速地“组织化”了。一个武汉的造反派领袖在五十年后回顾说，文革期间当权派的两大策略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跳动群众斗群众。”也就是说，当权派一个策略是组织保守派来排斥造反派对自己的批评，另外一个方面是把自己打扮成“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当然代理人”旗号去干坏事。文革十年期间，造反派遭遇到的镇压，大多数时候都是当权派通过操纵保守派来实现的，直到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的1978年，胡耀邦担任“中央两案领导小组组长”之后，才由公检法机构全面接管镇压造反派的活动。而在今天的党史造谣学中间，这样的策略依然大行其道，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说那些镇压学生的当权派是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搞的是“白色恐怖”，但是，今天的党史造谣学和自由派学者近乎一致地认定那是“红色恐怖”，也就是说，这两拨知识精英今天赋予那些干坏事的“坏干部+假积极”群体拥有代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当然代理人资格”——他们在文革早期所造成的恐怖不是毛泽东所认定的“白色”而是“红色”。

有一个西方学者布林顿指出：任何一场革命之后都会有一个“热月反动”时期。童小溪博士则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成功、新中国建立之后有三次明确的“热月反动时期”：第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运动，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对造反派的屡次镇压，第三次是1976年“十月政变”及其后续的系列镇压活动。这三次“热月反动”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加强了当权派对于权力的垄断性，同时打击群众对于政治和管理的参与意愿，堵塞群众监督和批评干部的渠道。

四、邓小平所做的巨大政治调整——知识精英代替保守派群众组织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原先与当权派紧密结合保守派的机会主义同盟由此退出历史舞台，知识精英上升成为权力精英的辩护士，代之以权力精英+知识精英（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中间所说的“党阀+学阀”，或者是《十六条》中间所说的“走资派+反对学术权威”）的双头同盟。邓小平说文革中间“两派都错了”，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调整和重组，这意味着此后当权派的特权和利益扩张，不再象反右到文革时期那样，组织一个群众性的“保守派”组织去维护当权派，而是改而由知识精英的辩护去实现，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需要提高到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和政治同盟的重组高度去认识，他于1977年急切地恢复高考，与他同时否定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表现，要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很好的理解，这是同一个政治社会过程的两个方面。

北大教授李零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在七十年代。作家阿城则说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第一份改革文献。【《今天文学杂志·七十年代专号》2008年秋季、冬季号 总82-83期】林立果在纪要中间说：干部下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知青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林立果提到的这两个群体，前者（干部的大多数）在文革期间丧失了原先的权力和地位，知青中间的一部分（特别是文革前就读于重点中学的人）丧失了原本可以上大学的机会，这两个群体在文革晚期是怀有最高程度政治不满的群体，同时也是有着最积极地变革现实热望的群体。林立果在纪要中间把掌握“领导权”的政变目标，与社会中间两个最不满群体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来讲，是把社会结构与变革动力联系起来看，这比党史造谣学的单薄解释逻辑更丰满。李零和阿城把改革起点追索到七十年代乃至于林立果的纪要，也算是有着内在的合理性，毕竟这种说法把社会群体的延续性及其政治主张的可预见性突出出来了，而这恰恰是党史造谣学所欠缺的。

由于要实现快速的政治替代，知识精英替代保守派起作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学术界中间造就一个“新三届神话”，1977年、1978年、1979年连续三届考上大学的知识精英们，仅仅花费了很少的时间，就完成了“文化资本积累”，在政治的迫切需要的扶助之下，快速地获得了学术霸权地位。这些人的特点是，中学时代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没有打好基础，恢复高考上大学之后是“土法上马”的课程和教学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按照应星的说法是“他们能够在进入学界后不长的时间里安营扎寨，开花结果，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获得了，在正差情况下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有媒体誉之为其辉煌无法复制的‘新三届神话’。”“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应星：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载《文化纵横》2009年第四期】

朱学勤就是“新三届神话”群落中间的佼佼者，他能够公然对人讲出“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的句子，正好可以用于检验邓小平政治调整的政策成效。而且，知识精英代替保守派起作用，关键在于立场坚定而不在于学术精深，朱学勤的严重抄袭在舆论曝光之后仍然能够通过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审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新三届神话”作为一股与权力精英相结合的群体力量的强大。如果追溯一下力挺朱学勤的易中天的出身，可以看到他与朱学勤一样属于同一个神话群落，而复旦学术委员会主席葛剑雄、委员俞吾金都有着同样的职业生涯。

葛剑雄：1964年7月上海市市北中学高中毕业；1978年10月－1981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以高中学历考入），获历史学硕士学位；http://baike.baidu.com/view/33493.htm

俞吾金：1968上海市光明中学（高中），1968，9-1978，1上海市电力建设公司（工人），1978-1982，复旦大学哲学系（本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83430.htm

易中天：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专业；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98.htm

非常偶然地发现，“新三届神话”群落中间很多人热衷于“党同伐异”，有很强的地盘意识，往往喜欢通过制造舆论压力和牵引政治权力的介入来干预学术研究。按照应星的概括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尽管学界新父们今日的学术地位的确辉煌，但是，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人格品质似乎远谈不上辉煌。”“先天的营养不良决定了他们学问的底气虚弱，而进入学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们的精力早早地陷入会议、派系和资源的泥潭。他们太晚地奠定为学的地基，却又太早地进入戴维·洛奇所谓的“小世界”——这注定了他们的学问难上层楼。”“他们早年的曲折和进入学界初期的困窘使他们急于寻求补偿。他们少时追随太阳时，舍我其谁的骄傲在经历了饿其体肤的记忆、上山下乡的磨洗和“脑体倒挂”的尴尬后，而今常常表现为对权力的迷恋和资源的贪婪。”“从底层千军万马中能够挤上大学的独木桥，进而占据大学的教席，再进而在学界尽得风流，说明他们具有混社会的足够聪明，但他们常常缺乏对学术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线。”下面这些神话群落中人，都曾经签名要求清华大学和社科院查处汪晖。他们共同发表声明《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其中说：“我们支持熊、林二位的建议，联名要求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我们也同意易中天的主张，在组成调查委员会时，应邀请贵院、贵校之外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参加，公示委员会名单和调查结果。”【载《中国青年报》，网址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7/07/content_3312961.htm】

下面是部分参加签名的学者考入大学的年份资料：

邓晓芒：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研究生；

http://api.baike.baidu.com/history/id=2253194

顾海兵：1976年毕业于响水县中学，后下乡到响水县六套乡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后成为首届大学生；http://baike.baidu.com/view/380007.htm

郭世佑：高考制度恢复前当过电影放映员，大学四年级（1981）开始发表学术论文；

http://baike.baidu.com/view/2194818.htm

郭于华：1980—1984年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科生 1984年获学士学位；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2168.htm

郝建， 1971至1979年任电焊工，198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3293.htm

马斗全：1982年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http://baike.baidu.com/view/1766735.htm

沈坚：1974年至78年在浙江省吴兴县插队。1978年3月至82年1月在原杭州大学历史学系学习，http://baike.baidu.com/view/311520.htm

汪丁丁：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调回北京某电子研究所做工人，1981年获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学位；

http://api.baike.baidu.com/history/id=9867610

肖雪慧：1982年春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http://baike.baidu.com/view/1699152.htm

徐国栋：1978年－1982年在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本科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4424.htm#sub5839769

薛涌：1961年生，旅美学者，被称为“中国民间意见领袖”，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198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http://baike.baidu.com/view/563304.htm

余三定，1980年10月毕业于岳阳师专中文系（77级），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2061.htm

张隆溪，1969年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9849.htm

赵士林：1982年吉林大学中文系；http://baike.baidu.com/view/1530339.htm

郑也夫：1968 北京八中读书，1968年7月--1977年1月 黑龙江建设兵团八五二农场务农

1978年4月--1979年7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http://baike.baidu.com/view/832624.htm

此外，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也属于这个神话群落，不过在网上没有查到其上大学的具体年份。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谨以此文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18周年

附录：【关于吴敬琏在1957年和1964年的“马屁精”和“假积极”部分史实】

（1957年经济所内部）争论双方的意见分别是：党支部强调青年要在工作中学习，虚心向科学家学习，做好科学家助手；部分青年则希望多一些学习时间，发展各自的爱好和长处，包括争取副博士学位。不难看到，即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争论也是寻常的、不值得上纲上线，不是非黑即白的。然而，由于中宣部、中科院党委、《中国青年》杂志的介入，使所内的争论被升级和公开化，在刚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刻，发展成一个特殊事件，直至变成“敌我矛盾”，经济所党支部全军覆没，林里夫被打成右派，还衍生出“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

裴俊生（按：在向胡耀邦反应情况时）首先做了个表态：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抛弃个人得失。我们不是在争输赢，而是向您反应情况。接下来，他向胡耀邦介绍了经济所青年在向科学进军中所引发的一些问题，比如，不愿意做调查，或对调查工作厌倦；高、初中同学，不愿做图书、资料工作，某些人理解向科学进军是在若干年内取得候补博士。他说，这些思想会妨碍青年与老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妨碍研究计划的完成，影响或推迟12年远景规划的完成。为了发展科学事业，党支部不支持这些思想，进行批评是完全适当的。而《中国青年》认为狄超白、林里夫这样做是压制了民主，打击了青年的积极性。他说，党和团的领导都承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遗憾的是《中国青年》，把事实真相经过蒙蔽，并加以歪曲。问题倒不在于狄超白、林里夫受到什么委屈，问题在于，批评是揭开矛盾的所在，指出前进的方向，《中国青年》的批评起了相反的作用。裴俊生还反映，《中国青年》记者来经济所了解情况，只了解一面，而不向另一方面负责人了解。他说：我们尽可能使记者能全面了解情况，避免主观、片面的结论，但是记者并没有这样做。

话音刚落，胡耀邦说：听意见怎么能只听一面，这是不对的。《中国青年》批评错了，林里夫、狄超白同志受了委屈，请你们代我向他们道歉。他还说：我们报纸不知根据了一件什么“先进”经验，什么“报纸批评错了，不作自我批评。”这是落后的经验。批评与自我批评，后者比前者字多一倍，但要实行，在困难上不止于增加一倍。

使裴俊生等青年也敞开心扉继续申诉：《中国青年》批评经济所领导忽视新生力量的培养，打击向科学进军积极性的根据是，只强调让青年当好助手。他说：如何发挥老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培养新生力量，所领导认为，青年当好老科学家的助手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必要形式。一方面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工作上的支持，同时青年也学到了本领。这也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科学家的过程。周总理报告要求发展科学，我们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发挥现有力量，克服向科学进军的障碍，而某些人着眼于副博士问题，片面、机械的搬弄苏联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那种在教研室下培养的制度，在苏共20次党代会上也检查出来有缺点，尚须改进。党支部针对讨论中反映出来的思想问题，进行了适当的批评，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学位，它是一种荣誉，不是一个目的。党支部不是不同意同志们去考副博士，而是说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基础。《中国青年》把这一情况也歪曲了，说党支部压制考副博士，说“考副博士就是个人主义”。

听了这番话，胡耀邦说：这样看来，《中国青年》有很大的错误。

林里夫是顾准的入党介绍人，与顾准情谊深厚。在顾准病重住院期间，除了林里夫关照之外，他的女儿林皎皎每天去医院看护顾准。顾准临终时讲到他非常感激的三个人中，第一个便是林里夫，并在遗嘱中将“存款500元赠予里夫老友”。孙冶方一生中精彩的一个篇章其实是对顾准、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照顾和使用。孙冶方说林里夫“有知识”，是“活字典”，说顾准“有才华”等等。这构成了孙冶方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招降纳叛”的罪名。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因为经济所狄超白、林里夫被打倒，以及其他人因为“狄、林反党集团”被整肃，破坏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正常传承，使得经济所的历史大相径廷。

【《柳红：人性的光辉——记1956年胡耀邦接待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四位青年》，载《经济观察报》2011年4月18日。

转引自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61337407.html】

“在1964年夏天，于光远就留下了经济所的吴敬琏与陈吉元，在工作组进驻经济所前，先向他们摸底。等工作组进驻到经济所，也立即把吴敬琏和陈吉元等人当做了‘批判组’的‘棍子’、‘打手’。……（吴敬琏）不由分说地加入了批判孙冶方的阵营。……刚开始时，工作组对孙冶方的批判，还只是在‘学术层面’，不断对孙冶方的‘利润挂帅’、‘提倡价格和价值相符的价值规律’、‘把生产力塞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里’等经济观点进行批判，到最后索性直接将‘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诬陷孙冶方‘里通外国’。……那段时间，33岁的吴敬琏与陈吉元、周叔莲专门合写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载《经济研究》1964年第12期）的文章，加入了批判阵营：‘满足社会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为劳动者的需要生产，而不是为利润生产，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朱敏：“影响中国·经济学人系列”之《吴敬琏：风雨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