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化人的1942

 

　　张军峰

 

　　编者按

　　今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0周年。1942年的5月2日、16日、23日，毛泽东在延安分三次会议召开了延安文艺界的座谈会。这也是毛泽东1942年年初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这次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将延安当时的两大文艺团体鲁艺和“文抗”充满矛盾、分歧、争议的文艺观统一到“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上来。这个文艺创作的指导性方针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面貌。

　　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思想统一稳定了延安文化人的情绪，明确了他们的创作思路。延安文化人的团结也进一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选择在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整风运动的高潮之时，将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全文刊发。无论在写作上，还是在发表的时间选择上，都显现出毛泽东对统一延安文艺思想的精心安排和深思熟虑。

　　此文在丰富的历史细节中追述了这场70年前的会议，特此发表以启发今人对历史持续的寻求和思考。

　　我就坐在主席站着讲话的桌子旁边，挨着他很近，毛主席拿着稿子，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这个话可能就是我听到的，他自言自语地讲：“哎呀，这个文章很难做。”这是毛主席说的，我听到了。

　　杨家岭本是延安城一处再平常不过的山坡，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在这里居住过，也就成为延安最有名的地方。

　　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沟北麓的一片长条形阳光充足的缓坡上，依次修建了五六个用土墙围起来的院落，这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领导的住所。毛泽东的住所与朱德的住所紧邻，毛泽东就是在这三孔普通的接口石窑里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四年。

　　从毛泽东的住所出来，坡下是一片平整的广场。194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在这里落成。这是当时延安还很少见到的石头建筑，造型奇特，状似飞机，被称作“飞机楼”。“飞机楼”共三层，一层的北端为中央图书馆，南端为餐厅;二层为办公厅负责人李富春、杨尚昆、王若飞、王首道等人的办公室;三层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室。在主楼的二层和三层分别有一座石拱桥和一座木桥与沟上的窑洞连接。

　　1942年5月，在这个“飞机楼”的一楼餐厅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界的座谈会。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延安文化人的“个人”与“集体”问题

　　延安原本是一个荒凉、贫瘠的边塞古城。从隋代设立延安郡起，它已经静默了一千多年。千百年来，这里流行信天游、大秧歌，几乎没有经历过近代文明的洗礼。由于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的到来，这里以中国“红都”而扬名天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进步青年和文化人会聚到延安，使这个只有秧歌、信天游等文化落后的地方，很快成为当时的文化名城。

　　先后来到这里的，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艾思奇，文学家丁玲、周扬、徐懋庸、田间、何其芳、柯仲平、张庚、萧军、艾青、高长虹，艺术家吕骥、蔡若虹、力群、江丰、王式廓等著名文化人，还有留法博士陈学昭、何穆夫妇，留美博士、科普作家高士其等。

　　为了尽快培养源源不断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共中央陆续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等学校，尤其是创办了以培养艺术人才为目标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又将奔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集合起来建立了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等艺术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1938年9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人们习惯把这个团结了边区大部分作家的文艺组织简称为“文抗”。

　　周扬担任副院长的鲁艺和丁玲担任主任的“文抗”，汇集了延安最重要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也是两个互有矛盾的最大的“山头”。这两个“山头”之间带有宗派倾向，相互之间有矛盾，成为召开文艺座谈会、开展文艺整风的重要诱因之一。

　　1938年到1941年，是延安文艺界最自由、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在物质供应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中共中央对于外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生活上给予了特别的优待。在“文抗”的驻地蓝家坪，先后有30多位作家艺术家在这里居住过。这里建有图书室、俱乐部，作家们在相对安定、自由的环境里过着战时供给制的生活。

　　占据了延安最好的建筑———桥儿沟大教堂的鲁艺校园，汇集了从沦陷区和大后方来到延安的许多艺术家，这里弥漫着西洋音乐的琴声，漫画和木刻引领全国潮流，周立波讲授的安娜•卡列尼娜吸引着全校师生。这里不但上演曹禺的《雷雨》、《日出》，而且还上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科夫的《蠢货》、莫里哀的《伪君子》、包哥廷的《带枪的人》等中外名剧，甚至把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也引入戏剧教学之中。

　　但是，文艺界不切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抗战现实需要的“大洋古”(指演大戏、古戏、洋戏)的艺术倾向引来许多老干部尤其是军队干部的反感，也让延安的老百姓敬而远之。

　　1942年1月，鲁艺音乐系举行了一场正规而隆重、具有鲜明学院派风格的“大音乐会”，被誉为是“延安音乐演奏活动上一次空前的盛大的演出”。现年91岁、当时担任延安泽东青年干校教员的王仲方老人回忆说：“鲁艺的歌唱家们表演得很得意，名家都出来了，唐荣枚唱高音，杜矢甲最后唱低音。唱完以后问老百姓好不好，老百姓说好，说怎么样好，说这个女的唱的跟猫叫一样。再问那个男的呢，说男的跟毛驴叫唤一样。这对鲁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努力地给大家唱，老百姓根本不接受，不能理解。”

　　延安文艺界忽视抗日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沉醉于高雅艺术趣味的倾向，早就引起有的中央领导人尤其是军队干部的不满。1940年6月，朱德总司令在纪念鲁艺成立两周年大会上特别指出，希望文化人“要习惯过集体的生活”，不要做“渺小”的个人，应当学习军事，参加实际的武装斗争的工作。

　　1978年4月，70多岁的周扬在接受著名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的采访时，对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背景这样谈道：“延安虽然落后，但毕竟是一个新的时代，但上海、重庆来的作家们只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身在延安，心在上海、重庆。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结合?怎么结合得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

　　文化人对延安的批评有些刺耳

　　除了创作上脱离群众的倾向外，延安有些作家对延安的批评也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1941年4月，中央青委机关的几个年轻人在延安的文化沟口办了一份墙报，取名《轻骑队》，对延安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一时间，这些言辞激烈的文章在延安造成很大影响。

　　据戏剧家欧阳山尊回忆：“我一到延安就有同志告诉我，在北门外文化沟口，出了一种墙报叫《轻骑队》，内容丰富，应该去见识见识。在这位同志的鼓动下，我走了十多里路特地去看。可是看了以后，感到很不是味道，因为墙报的内容写的都是一些消极的东西，所用的笔法又都是含沙射影，冷嘲热讽。有些文章甚至像过去上海小报上登的‘黑幕新闻’，把延安描写的似乎到处都是‘黑暗’。”

　　1941年7月下旬，与毛泽东有较多交往的萧军因为与有些同志意见不和想负气离开延安，前来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恳切地挽留萧军，但也坦率地对萧军提出批评。

　　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说：“延安有无数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不久，毛泽东亲自来到蓝家坪半山腰的“文抗”来看望萧军和作家们。居住在蓝家坪的艾青的夫人韦荧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从山坡上直接上来了，刚好我站在窑洞门口，我就看到他慢慢走过来，走到一半叫警卫员不要上来，他自己上来，警卫员就站在底下，我一看这不是毛主席吗?”

　　因为事先没有通知，毛泽东只见到了萧军和艾青两个人。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又派勤务兵给萧军送来一封信。信中说：“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指左翼作家罗烽、舒群，编者注)，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艾青同志有暇否?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有必要的。”

　　接到通知后，艾青、萧军和罗烽夫妇兴冲冲地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胡乔木、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等人已经等在那里。他们就延安文艺界的看法畅谈了一个上午。中午，毛泽东还请他们在家里吃饭，这次谈话使毛泽东了解到了作家们许多具体的思想问题。

　　1942年春天，蔡若虹、华君武和张谔三位漫画家在军人俱乐部举行了漫画展，展览会上的漫画对延安的某些现象有许多讽刺和批评，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参观者蜂拥而至，甚至连俱乐部的门都给挤破了。华君武回忆说：“很多人都来看，当时轰动了，后来开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毛主席也来看，那天正好我在值班，毛主席看了一遍就问我，有的画他懂，他就不问了，有的画不明白他就问，这张画什么意思，那张画什么意思，我就给他做了解释。”

　　不久，毛泽东请他们三位谈话，指出漫画要考虑到全局，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眼旁观，而应该多加鼓励。

　　与宝塔山隔河相望的清凉山，被称为延安的文化山。

　　创刊于1941年5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位于山顶平台这几排石口窑洞里。担任延安“文抗”副主任的作家丁玲，当时是《解放日报》文艺栏的负责人。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先后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文章，这些文章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延安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有些文章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刷散发用来攻击解放区，造成不良的影响。

　　《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黎辛回忆说：“像《三八节有感》，国民党就编成戏演出，说你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你延安有什么好，延安还不是很糟糕，这是在国民党区。在延安有些人看了不满意，当时报纸上都有读者来信批评。为《野百合花》，毛泽东拍过桌子，胡乔木也讲了，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为什么看得这么重呢?列宁讲不怕敌人借题宣传，你理论是这么说，实际上它发表后有了很大影响，对国民党有用了。”

　　毛泽东决心亲自抓文艺界的问题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就在这一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陕甘宁边区陷入极端困难之中。

　　此时的延安，文艺界多年存在的理论纷争和文学家、艺术家们表露出来的某些创作倾向，引起毛泽东的忧虑。1942年春天，是毛泽东一生中同文艺届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仅4月这一个月里，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一二十起。

　　1942年初，毛泽东单独约见艾青，明确提出：“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泽东问道：“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与艾青的这次谈话坚定了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想法。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圈。

　　不久，艾青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对于这次谈话，艾青回忆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毛泽东谈话时，“我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在这次会议上，贺龙和王震两位将军都对丁玲提出尖锐的批评。“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的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说，‘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页。)

　　1942年的4月9日，毛泽东又邀请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欧阳山、草明夫妇到家里来了解情况。据草明回忆：“我和欧阳山收到毛主席的信，邀请我们去一下，我们马上扣好扣子就去了。很顺利地就到了延安毛主席那里，结果我看到毛主席的衣服比我们的还破，一个洞一个洞的，都是烟烫的，很随便，本来有点紧张，但是一看就很自然的坐下。主席就说准备开一个会，征求下大家的意见。叫欧阳山先讲，他讲了很多、很多，讲完以后毛主席就问我：‘草明，你有什么意见?’我一想，我说：‘这个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

　　4月13日下午，周扬和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等党员教师应邀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比起与党外人士的谈话来，毛泽东与他们的谈话更直截了当。

　　据陈荒煤回忆，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几个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被讽刺为‘歌德派’，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又说道：“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的一切都想的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突然指着墙上的煤油灯说：“我毛泽东，也就是这么点特殊照顾嘛，为什么我毛泽东点煤油灯，他(指某位作家)就没有煤油灯?就要看谁写的东西更重要了……”

　　2002年冬天，我在北京晨光街10号的一幢高干公寓采访了已经87岁的刘白羽。刘白羽虽然因中风后行动不便，讲话也有些吃力。他一字一顿地讲道：“为什么有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找我去，讲了两句，这个话非常之重要，从这个话才能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他说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界的问题，你们懂得这个意思吗?这时候有问题，才解决，文艺界要没有问题他不会讲这个话。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文艺界有些思想很混乱，议论很多。他最后说你们‘文抗’作家、党员很多，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他的话传达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是有斗争的，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

　　“当时陈云是组织部长，把我和丁玲我们两个人找到他那儿去，实际上就是动员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要做一个正确的发言，我们两个人商议，丁玲发言，这个时候丁玲思想已经跟党一致了，陈云同志一找我们去，实际就是组织上，中央组织部长代表党给我们跟我们两个人谈话。”

　　“文化俱乐部主任的萧三，是毛泽东的老同学，谈话自然要深入一些。毛泽东很直接地对萧三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如此广泛地找人谈话，足见毛泽东当时要弄清文艺界问题的决心之大。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文艺座谈会就此提上工作日程。

　　4月27日，毛泽东约周扬、舒群等共同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审阅通过后，以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发出请柬：“为着交换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以请柬的方式，邀请文艺家们开会交换意见，拉近了党和文艺家之间的距离。这既表现出党的领导人对文化人特别的尊重，也透露出这样一种历史信息：这是一次政治领袖与文艺家们平等的对话。

　　毛泽东的握手，感动与会者

　　5月初的延安，树木刚刚泛出点点的绿意，大地还带着春天特有的凉爽。5月2日的午饭之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从蓝家坪、桥儿沟等地汇集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院。

　　2002年1月的隆冬季节，已经86岁高龄、当年参加座谈会的干学伟先生重回杨家岭。

　　干学伟是一位地道的老鲁艺、老延安，他在鲁艺先是戏剧系的学生，后是戏剧系的教师，在鲁艺先后度过了七年的时间。

　　一踏进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大院，干学伟似乎顿时年轻了许多。他健步走到旧址管理处立在“飞机楼”前的展牌上出席座谈会的合影跟前，指着最后一排一个小伙子说：“这就是我，那时我才24岁，小青年一个，头发那么长……这是陈波儿、这是田方、这是罗烽、这是刘白羽、这是丁玲、这是李伯钊、这是塞克。”看到照片上大部分熟悉的人都已经去世，干学伟不胜感慨。

　　干学伟带我走进会议室。会议室大约40平方米，主要用作中央机关的食堂。靠南墙是一张宽约一点五米，长约二点五米的大板桌，桌子四周，摆放着20多条长约两米的长条板凳，靠北墙是两排长条椅子。这简陋的桌椅和长条板凳虽然在今天早已被舒适豪华的会议桌和沙发代替，但这样的桌椅在当年的延安已经是难得的摆设了。

　　干学伟对开会时会议室里的布置和一些细节还记得很清楚：“大板桌靠会议室的中间一些，上面铺了白色的桌布，毛主席坐北朝南坐在唯一的一把木椅上。朱老总、凯丰坐在毛主席的旁边。请柬上规定的开会时间是5月2日下午两点半，我们都提前十几分钟坐好，毛主席准时来到。他从门口走进来，进来后转了一圈与参加会的人一一握手，与不熟悉、不认识的同志熟悉一下。毛主席从那边进来的时候一个一个走过来握手这样绕圈，一直绕到那边。”

　　罗工柳也是当年的与会者。2002年，我在东城区史家胡同一个寻常的四合院里见到了89岁的他。在谈起文艺座谈会上与毛泽东握手时，老人激动的声音有些颤抖：“毛主席到我跟前以后，看我穿绿衣服，马上跟我握手，问我从哪里回来。还没来得及我说话呢，周围的人就说了，他是罗工柳，是木刻工作团的，刚从太行山回来。毛主席想了一想，马上把我的手拉得很紧，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想大概是朱总司令回来说我们搞年画搞成功了。我觉得这在我们党的工作里面只不过是个小芝麻，但毛主席还放在心里。我觉得非常感动。我那时才24岁，还很年轻，毛主席把我的手拉得很紧，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这样的激动，我在著名戏剧家欧阳山尊先生那里再一次感受到了。欧阳山尊先生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还带有几分在话剧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劲头。他一板一眼地谈和毛泽东交往的细节，尤其是讲起毛泽东与他的握手时，两眼闪烁着异样的光彩：“他不是握着你的手跟另外一个人讲话，他是握着你的手，握得很紧，眼睛看着你，跟你讲完话以后等你有表示，然后松开跟另一个人握手。他握你的手是真心实意的，而且他的眼睛也是看到你的心里的。”

　　萧军的头一炮，引发激烈争论

　　当天的会议由凯丰主持，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干学伟先生还给我们谈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大家坐好后，会议将要开始时，徐老(徐特立)进来了，老人家迟到了。徐老是毛主席的老师，德高望重，谁不尊敬?都赶紧站起来让座。徐老也很随便的，挣脱了好几个人伸出的手，一跨腿，一屁股坐在一米多高的窗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支铅笔头，在舌点上添了添，开始作笔记。毛泽东的开场白也就从这件事开始了。毛主席说：‘看起来我们的椅子不多，交椅不够，以后要给同志们多做几把交椅坐坐。’当然这些话后来公开发表时删去了。我总觉得毛主席把椅子说成交椅，还有些别的含义的。”

　　会议由此开始。毛泽东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干学伟回忆，当他说到鲁总司令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毛泽东在阐明文艺工作与其他革命工作应当协调发展的基本观点后，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等问题供大家讨论。

　　讨论开始后，一时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发言。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也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对于萧军参加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情况，萧军的夫人王德芬回忆道：“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直口快，脾气急躁，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会和某些同志意见有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几次借口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泽东给王震同志要一张通行证。”

　　毛泽东没有答应萧军的请求，一再写信请萧军留下来，就文艺界的问题多交换意见。盛情难却，萧军也就留下了。

　　萧军直言不讳，果然语出惊人：“红莲、白莲、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萧军的发言，显然跑题走调，而且非常不合适宜。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萧军的话一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一下子站起来，与萧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于胡乔木和萧军的争论，与会者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都有清楚的回忆。

　　刘白羽说：“他的发言根本是荒谬的，完全跟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反的。他一味强调作家、个人、鲁迅，他在延安，在这之前他很嚣张，他讲他的一支笔可以指挥两个党。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公开讲过这个话，这次我下决心讲了，因为是历史不讲清楚不行。他讲话一完，胡乔木一下就站起来了，跟他展开了论战，批评他。”

　　罗工柳回忆说：“萧军就讲我是天下第六，为什么说天下第六呢?马、恩、列、斯、毛，第六就是他了。这是他的个性了，他愿意这样讲也可以，讲就讲嘛。”

　　胡乔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的回忆》里也详细地回忆了他与萧军争论的过程。胡乔木还回忆道：“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非常高兴，开完会，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秘书温济泽回忆说：“吴亮平、李又常等同志都发言批评萧军。赞同萧军的人就起来反驳。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很激烈。毛主席就坐在那里听，不动声色。骂到那种程度，也没有说什么话。”

　　胡乔木和萧军争论之后，何其芳的发言使座谈会的气氛有所改变，他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何其芳真诚的自我批评，成为座谈会上备受关注的声音。

　　在第一天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艾青、丁玲等人。开会头一天，就争论得这样厉害。毛泽东此前找了那么多作家谈话，并从不讳言自己的观点，却仍然有不少文艺家在这样公开场合发表相反的观点。这说明1942年之前的文艺界还是很活跃的，艺术家们不但可以与党的领袖展开平等对话，还敢就某一问题发表“过激”言辞。由此可见当时文艺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分歧是多么大，文艺家们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党的文艺政策、观点，确实需要一个漫长而不平静的过程。

　　临近傍晚，凯丰与毛泽东轻声商量了一下，宣布休会，同时要大家准备意见，在16日上午继续开会。

　　第二次座谈会，毛泽东表扬欧阳山尊，到底是从前方回来的

　　第二次座谈，毛泽东表扬欧阳山尊，到底是从前方回来的。

　　1942年5月16日全天和5月23日下午，座谈会又召开了两次。

　　这次会议上，萧军、罗烽、艾青与胡乔木、吴亮平等人就人性是不是文艺的永恒主题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论。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在发言中还为鲁艺的正规化和专门化进行了辩护，认为提高还是必要的。

　　会议上的争论，显示出文学艺术家们在创作思想上存在着差异和分歧，也显示出座谈会自由、平等的民主气氛。

　　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是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座谈会前，欧阳山尊曾经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前方很需要文艺工作者的问题，毛泽东很重视，并亲自给他写了回信。

　　欧阳山尊回忆道：“信的内容只有七个字，前面就‘欧阳山尊同志’，七个字是‘你的意见是对的’，下面‘此致，布礼，毛泽东。’我得到这封信，很兴奋，我的胆儿就大了，我就敢于发言了。我结合前方实际在座谈会上说，前方战士和老百姓迫切需要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在实际中也会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

　　因为面对的都是中央领导和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欧阳山尊对自己的发言感到惴惴不安。事实证明，欧阳山尊多虑了，他回忆说：“没有想到，直到建国以后，有一次周扬同志告诉我，说毛主席听了我的发言后对他说：‘到底是从前方回来的。’这个话对我鼓励很大，当然不是对我一个人。”

　　柯仲平是延安诗歌运动中最活跃的诗人之一。1938年，他发起成立了民众剧团，几年间他们走遍了边区的每一个村镇，创作演出了一大批深受战士和群众喜爱的剧目。

　　他对鲁艺“关门提高”早有看法，在座谈会上，柯仲平自豪地说起他们给老百姓演《小放牛》时的情景。他有一句半开玩笑、但也很自豪的话，他说：“你们到山沟沟里去看，哪里鸡蛋皮多，哪里就是我们这个剧团走过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看戏不交钱了，不花钱了，老百姓为了感谢他们就给他们送鸡蛋，所以他们在哪里呆的时间长，吃的鸡蛋就多，鸡蛋皮就多。

　　就在座谈会召开的时候，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隐隐的炮响，会上有几位女同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国民党是否会进攻延安?毛泽东就笑了，他说：“他来我就让给他，无非是打碎一些坛坛罐罐，听说你们把下蛋的鸡也杀了吃了，别那么忙嘛。”大家哈哈笑，会场气氛很轻松。

　　女作家白朗与毛泽东很熟悉，她跟毛泽东开玩笑：“主席，是不是要请大家吃一顿?”毛泽东笑着说：“当然，白米饭是有的。”会议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一顿延安难得一见的大米饭、红烧肉、红烧鸡。这样的晚餐在困难时期堪称丰盛了。

　　合影花絮：毛泽东高喊，康生，管好你的狗!

　　5月23日下午，座谈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在文艺家们踊跃发言之后，朱德总司令对某些作家瞧不起工农兵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才行。八路军、新四军为国家为民族流血牺牲，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朱老总的话朴实无华、言简义重，在与会者心中引起很大震动。

　　朱老总讲话结束后，出席座谈会的摄影家吴印咸提议大家一起照一张合影。毛泽东当即同意。吴印咸回忆说：“我到里面一面听、一面想留几张照片。但是里面人很多，光线比较暗，角度也很难找，因此在室内没有拍。感觉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如果不留张合影纪念，就像任务没有完成。因此同他们商量，能不能会议后、会议中到广场上拍一张集体照留作纪念。主持会的人很同意我的意见，这样会完之后，天气还很早，在中央办公厅正门的外面，大家围坐起来拍纪念照。”

　　与会者随意地站在“飞机楼”前，毛主席、朱老总坐在前排中间，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据与会者回忆，照相的时候，毛泽东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三个人挨在朱德旁边，才放心地坐下来，还开了这样一句玩笑：“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在拍照过程中，发生了两件趣事。一个是正当大家屏息，吴印咸要按下快门时，不知从何处跑来一只狗闯入镜头。吴印咸不得不暂停拍摄。这时，毛泽东站起来，一边轰跑狗，一边冲康生高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们都笑起来(当时康生任部长的社会部是负责反特务、抓“走狗”的)。另一件趣事是，正在拍侧面照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的破马扎“咔嚓”一声坏了，这意外的声音引得大部分人的目光射向他，吴印咸按动快门的手来不及停下，就拍成这张“废片”。刘白羽低头看马扎的狼狈形象也被历史地定格了。

　　关于与会者人数，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据舒群回忆，拟订出席座谈会名单的人，一般都是来延安以前在文艺创作、研究或者表演方面有成就的艺术家，近80人。与会者除有关领导、中央文委和部队文艺系统之外，主要是来自鲁艺的教师和“文抗”作家，其中鲁艺的与会者达40余人。由于当时对出席会议的人也没有严格的限制，出席会议的人远远超过了80人。从照片上的统计来看，出席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士共有109人。但由于有些与会者照相时正好不在，有些接到请柬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出席等原因，所以出席会议的人数和人员很难准确考证。

　　毛泽东自言自语：这个文章很难做

　　5月23日晚饭之后，毛泽东对几次讨论作总结性发言，中央机关的很多人都赶来了，因为人数增加了许多，会场只好临时改在院子里。

　　据与会者回忆，工作人员就是在楼前这个小广场上用三根木棍搭起一个架子，在架子上悬挂起一盏今天已经很难见到的汽灯。对这天晚上毛泽东讲话前的情景，罗工柳给我讲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我看到毛主席和邓发两个人一块从他住的窑洞坡上下来的，他讲话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我就坐在主席站着讲话的桌子旁边，挨着他很近，毛主席拿着稿子，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这个话可能就是我听到的，他自言自语地讲：‘哎呀，这个文章很难做。’这是毛主席说的，我听到了。”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然，文艺问题很复杂了，意见很多了，说到大家能够接受，能够同意，确实是难度很大的。”

　　干学伟先生这样回忆说：“他的讲话现在有些文字上没有，他非常幽默的，他说我们开了几次会，开得很好，我向同志们学了很多，很谦虚的。我对文学艺术是小学生，是个门外汉，今天呢，大家考我一考，题目呢就叫做《结论》。大家哗的一声笑起来了，非常幽默，非常轻松、诙谐，但是内容是非常深刻的。”

　　晚上掌灯时分，人们聚集在汽灯周围，中央办公厅大院被汽灯照耀得一片通明，毛泽东那口浓重的湖南话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毛泽东以他一贯的幽默和比喻把深刻的理论问题阐述得透彻明白，人群里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这样集中地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他把文艺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几十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几位与会者，这样跟我回忆听完毛泽东讲话后的感受。时任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蔡若虹说：“他的讲话，对于我这个人来说，完全是想不到的，他提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上海画画的时候，只晓得为革命，不晓得为工农兵，我是想一个空头的革命，不晓得具体的工农兵，从这一点上，我的脑子打开了。”

　　漫画家华君武回忆道：“毛主席讲，你是上海亭子间走到延安这个广大工农兵的天地当中来了，你的东西要变化，你不变化你是独角龙。毛主席的讲话，也不是听了马上就懂的，差不多在这以前，这儿以后还看了毛主席的有些著作，慢慢、慢慢地体会，你要改，怎么改，你自己实践去、摸索去。”

　　美学家王朝闻说：“我觉得毛主席讲的这个理论是美学，毛主席讲话本身它是艺术理论，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但是他没有因为是从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就违反了美学，他本身既是政治的观点，又是美学的观点。”

　　延安整风运动进入高潮，《讲话》正式发表

　　座谈会速记员周昆玉回忆说：“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事先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后来正式发表的文字是胡乔木同志根据这篇速记稿整理而成。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

　　但是，这篇重要的讲话直到一年半之后，才借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的机会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部编辑的黎辛老人这样回忆文章的发表过程：“胡乔木说：‘为什么这么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慎重，一个是太忙。’我说是慎重，不是忙。毛泽东是忙的，可是他的整风报告三四个月就发表了。毛泽东一个礼拜能给报纸写三个社论，一个礼拜能写三个头条新闻，看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看清样、看稿子不知有多少，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分钟时间。文艺栏的主编是舒群，他跟毛主席比较熟。舒群见着他就催，九月也催他，他最后就说，不要催了，他说：‘我知道，这个问题我要考虑考虑，我写好了就送给你们，你们以后不要再催了。’可是到四三年发以前我们就没有催，他忽然送来的。”

　　1943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纪念日。毛泽东选择在这一天发表他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讲话》整篇近两万字，全文在19日见报，占用了头版和第四版全版和第二版的半个版面。《讲话》正式发表之际，正是延安整风进入高潮的时候。由于《讲话》论述的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非常切合整风运动的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需要，《讲话》就被列为《整风运动二十二个重要文献》之一。

　　据胡乔木回忆，《讲话》正式发表不久，在重庆的郭沫若谈到《讲话》时说了“有经有权”四个字，毛泽东对这个评价非常欣赏。“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有权宜之计的意思，这说明毛泽东也确实认为讲话中有一定权宜之计的成分。

　　现在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还陈列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以前出版的近30种版本。据统计，《讲话》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并被列入中宣部指定的22个整风文件之后，在各解放区、国统区和香港等地共翻印出版有85种版本。《讲话》1943年发表至今，先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上50多国国家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