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歌词、秧歌剧、歌剧，以及诗歌时，首先想到的是观众和读者，想到的是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相呼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我来说，印象深刻，影响终身。”

　　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６９周年之际，著名诗人、剧作家，文化部前副部长贺敬之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作上述表示。

　　８７岁的贺敬之说：有些往事随着时光流逝渐渐模糊、淡忘，但《讲话》对自己的艺术道路、人生道路有着重要意义，永远不会忘记，“它的精神、思想直到今天都是新鲜的！”

　　当面聆听毛主席讲“小鲁艺”“大鲁艺”

　　贺敬之表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他只是延安鲁艺文学系不满１８岁的学生，“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会期间，鲁艺参加座谈会的老师何其芳、周立波等，每天从杨家岭会场回来，都给我们传达会议情况。”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约一个星期，毛主席亲自到鲁艺给师生们作讲演。贺敬之记忆犹新。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到毛主席。我就坐在第一排，离得非常近。主席穿着旧军装，打着补丁。就是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大鲁艺’‘小鲁艺’的命题。毛主席说，你们这个鲁艺还是小鲁艺，还有个大鲁艺，那就是广大的社会、广大的群众，你们要到人民中间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以非常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人民艺术家与人民、与社会的关系。这跟《讲话》的精神完全一致。”

　　贺敬之还记得，讲演中，针对当时延安部分外来干部脱离群众、轻视群众的现象，毛主席还谈到了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也就是“洋包子”和“土包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不要摆知识架子，并引用了柳宗元散文《黔之驴》进行阐释，给师生们很大教育。

　　“毛主席绝不轻视知识分子。他发表《讲话》时，亲自约请已经到延安的艾青、丁玲、肖军等非常著名的作家谈话，并且对他们给予很高评价。”贺敬之说。

　　最大震动和启示：文艺为什么人

　　贺敬之表示，《讲话》有很多著名的、科学的论断，对于当时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最大的震动和启示，是《讲话》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大家并不是那么自觉、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文艺首先是个人生观的问题，即活着是为什么；其次，我们从事的文艺工作是为了什么。这从根本上警醒我们。这不仅对文艺工作者，对其他各条战线的工作者都很有指导意义。所以，《讲话》也成为延安整风运动文件中很重要的篇章。”

　　贺敬之认为，《讲话》特别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文艺（包括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无产阶级文艺的特殊规律相结合的产物。

　　“过去曾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与苏联初期的拉普派观点近似的，认为无产阶级文艺是无产阶级自己创造的，与历史、传统无关；另一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文艺没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排斥无产阶级文艺自己的特点。《讲话》提出要继承中外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文学艺术传统，同时又提出要有无产阶级文艺的自主意识。《讲话》的精神是科学的。它不是表达个人的利益或一党私利，而是文学艺术、包括整个文化发展规律的反映和论断。正因为如此，《讲话》到现在仍是实用的，其基本原则，有着永久价值。”

　　《讲话》带来全新气象，经典创作影响至今

　　贺敬之回忆，《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创作风气、面貌为之一新。

　　“大家纷纷感觉要重新回顾自己的人生，回顾自己所从事的文艺工作，感觉自己走到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我们深入到部队、农村、工厂去，广泛接触干部战士、人民群众，认真向他们学习，从民间文艺、陕北民歌中汲取营养，用于自己的创作中。”

　　作家、诗人、艺术家自觉以边区人民新生活、以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为题材进行创作，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一批优秀诗作，以及一批影响广泛的小说、报告文学。轰轰烈烈的秧歌剧运动更是给延安各地带来崭新气象。年仅２０岁的贺敬之迎来了他文艺创作的重要收获，写出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广为流传的歌词，写出了在边区影响甚远的秧歌剧《栽树》《周子山》《瞎子算命》，更与丁毅执笔集体创作了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

　　“《白毛女》的故事原型来源于晋察冀边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吸收了广大群众和专家的意见，是最广泛的集体创作。我与共同执笔的丁毅当时谈到，我们有歌剧理想，这个歌剧理想首先是革命理想。这部歌剧是为人民写，写人民，请人民评判。这是《讲话》教导我们的精神。”

　　历史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一部《白毛女》，从延安演到张家口、东北、北京，继而演到全中国乃至国外，并一直演到今天，成为中国歌剧里程碑。

　　“人民的文艺能在人民中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确实是我和所有创作者没有想到的！”贺敬之慨然道，新中国成立后自己所创作的长诗《笑》《回延安》《放声歌唱》《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等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共鸣，因为首先想到的是观众，是为广大群众所写。

　　时代局限无以影响《讲话》恒久光辉

　　贺敬之说，作为发表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讲话》，也存在时代的某些局限性。他表达了对《讲话》发表的时代背景的理解：

　　“这是极为严酷的斗争环境，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封锁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消灭新四军，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国统区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国民党在文化上加紧反共措施……这就是当时解放区所处的具体环境。《讲话》中当时之所以特别强调政治的因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当时《讲话》的对象是党员文艺家，或非党员的革命文艺家，是按照党员或革命文艺家应该做到的来要求的。所以《讲话》里很长一段也讲到统一战线问题。建国后和改革开放后的客观情况不同了，所以又有‘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发展。”

　　“经过近７０年的反复检验，充分证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精神和理论原则以及一系列论述并没有过时，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应当面对的新鲜问题，它揭示的是客观规律，是目的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因此，它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贺敬之说。（记者廖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