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科学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已经20多年过去了。动乱激起的尘埃早已落定，事件的后果也显示出来了。然而关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原因及其教训，从动乱起始就一直争论不休，至今犹未平息。这也是很难避免的。苏联解体、苏共解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也是最悲惨的事件，它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对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影响直至现在人们仍然可以感觉得到。这一历史性事件，直接关系到各个阶级、各个国家的利益，因而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出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必然有不同的判断，众说纷纭乃是正常的现象。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谈过一个看法：“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都发表了种种不同意见。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定论。”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随着苏联的演变，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论，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不仅没有消停，反而更加激烈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实际上是斯大林问题进一步的恶性的发展，而且其影响更为广泛、深远，因而可以预见，有关的争论会更加激烈、持久。
    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这样复杂的历史性事件，是由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对苏联演变的原因，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分析，说出各种各样的道理，也许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争论是五花八门的。撇开各种细节的争论，从总体上看，有关苏联演变问题的争论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苏联演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是什么？其他问题上的观点分歧是从属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它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注定了苏联必然垮台。也就是说，苏联演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管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都会发生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这样的悲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否定，而且应该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耳熟，国内外敌对势力都是借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来攻击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为“极权社会主义”，发誓要“根本改变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炸毁过去的一切”。所以1991年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时候，他表示“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对苏联演变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论断是否符合实际，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因为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怎样汲取苏联演变的教训是密不可分的。老实说，国内某些人是借着苏联问题说事的，他们对中国今后怎么发展有一套看法，但有的话不好直接说，因而用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这件事来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苏联问题的背后是中国问题，这一点，明眼人是一看就明白的。

    《一论》、《再论》提出了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方法论原则

    那么，怎样才能科学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呢？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就对科学地全面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当时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顺便说一下，到了90年代中期，我们党再一次肯定了《一论》、《再论》的基本观点，指出： “今天，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也解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空前的挫折。回过头来重读《一论》、《再论》，我们惊人地发现，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一论》、《再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一论》、《再论》了，有的人更是把“两论”妖魔化，把它攻击为“左”，不屑一顾。我倒是认为，应该认真读一下《一论》、《再论》以及毛泽东的有关论述，看看我们党当时是怎样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
    1956年8月底，毛泽东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是全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时候，曾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进行分析，同时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是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方法。《一论》、《再论》详细论述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所犯的错误，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来说，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须的。无论如何，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这一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在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重读这一段话，好像是在直接批判戈尔巴乔夫之流，因为他们正是打着“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彻底粉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告别过去”等口号下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对于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一论》、《再论》明确回答，这些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苏联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合生产发展需要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正因为如此，苏联的经济能够以远远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迅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而且在希特勒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进攻的面前，能够保卫社会主义国家，打败法西斯。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弊病以及斯大林一生所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呢？《再论》对此作了全面的分析。第一，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仍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的缺陷上。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仍然需要及时地通过改革和调整加以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有许多是产生于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一层面上的缺陷，即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不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政治体制。第二，有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及时调整了体制中日常性质的矛盾，也就是说，对不适合需要的具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及时地进行了改革，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和体制，还需要正确地加以运用，这就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主观不符合客观，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与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严重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是分不开的。
    《一论》、《再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斯大林个人的评价是全面的、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今天，在苏联演变的新形势下围绕着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如何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等问题进行的讨论中，我们仍应坚持《一论》、《再论》所表达的这一基本方法论原则。

    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角度看，必须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所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指的是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道路，包括所建立的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所实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具体的方针、政策等等。由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人们又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之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创建的模式。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分析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这样一段历史时期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作出价值判断。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苏联的具体国情、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根本性质的层次，即它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体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二是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的层次，即它们在苏联条件下是怎么实现的，这体现在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上。
    从根本性质层次来说，苏联在政治上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广大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而对敌对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消灭了剥削和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思想上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无产阶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用常用的话说，也就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它们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是说，苏联搞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这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最根本的内容。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这一层次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我们党曾把这些内容概括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这些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的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是“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的“共同方面”，即任何国家只要建设社会主义，都必须坚持这些东西。就这一层次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相同的：两者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往往把矛头指向这些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东西，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戈尔巴乔夫是这样，国内某些学者也是这样。例如，他们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政治垄断，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说成是经济垄断，把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说成是精神垄断。他们提出，改革就是要消除这些垄断：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经济上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行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的多元化。他们借口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是需要警惕的。
    为什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性质层次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呢？因为它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并不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主观臆想，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与从伦理道德观念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是证据，而只能看作是象征。”任务在于，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提出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并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但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了生产力社会性质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因而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就有可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经济基础。然而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势必引起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做到。可见，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根本性质这一层次上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性，不能否定。

    从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角度看，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需要作具体分析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即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需要作具体分析。这一层次的内容，在制度上就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概括地说，苏联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体制：经济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管理，企业只是计划执行单位；政治上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在执政党手里，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央手里，如此等等。我们不来具体地描述苏联各个领域的体制和机制，对其优劣、对错分别一一进行评价，只是说明一些评价的方法论原则，并从总体上作一评价。
    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这一层次时，应该把握以下方法。
    首先，应该全面地分析，既看到存在弊病的一面，也看到有正确的一面。我们党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时，曾经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基本制度应该充分肯定，而且对具体体制也应该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则是在苏联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不能搬到条件不同的别的国家去。对这些具体制度（即具体的体制、机制），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经常有人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用民主来否定集中，以此为依据否定苏联的体制。其实，现代社会的管理是不能没有集中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他预见未来社会必须允许权威的存在。苏联的体制强调集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更是如此，但集中得过分了，搞得党政不分、个人专权，这是需要批判和纠正的。有人着力谴责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把苏联的政治生活描述得阴森恐怖，从而引申出完全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的结论，甚至进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顾事实地渲染肃反错杀了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五千万人，而事实是，根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报给赫鲁晓夫的材料，在1921年到1954年的33年时间里，因反革命罪总共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这些人为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惜捏造材料，欺骗群众。问题还在于，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肃反是必要的。但正如我们党判断的，苏联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错误显然是与体制上缺乏民主程序、集权过多，以致出现违反甚至破坏法制的现象分不开的。然而绝不能抓住扩大化的错误完全否定苏联的肃反工作，甚至完全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
    其次，应该历史地分析，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制度、方针、政策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评价历史上的事情。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出现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制度、方针、政策。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例如，有人谴责计划经济体制，把它说成是万恶之源，断言苏联就是因为搞了计划经济才垮台的。然而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用不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定。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发动侵苏战争的阴影日益迫近，国内又面临着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的艰巨任务，苏联不得不开足马力，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适应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设规模宏大的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开发新的地区。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到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些历史性事件证明了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并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改革提上了日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一大教训，就是在客观经济发展进程提出改革经济体制要求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改革，以致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增长缓慢，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从而为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提供了借口。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历史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及其积极作用的理由。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那是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做法。
    第三，应该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这些原则，需要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进行探索。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列宁曾经说过：“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应该看到，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年时代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求。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把两个层次综合起来评价，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三七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两个层次的内容综合起来，该怎样评价呢？在社会制度这个系统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它决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只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它是第二位的、从属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必须肯定；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则是有对有错，不能完全否定，还有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则需要进行改革。综合起来，应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针对打着批判“斯大林主义”旗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曾经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我们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可以这样讲：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了许多弊病，必须纠正，绝不能照搬。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是一个典范。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反对照搬，主张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发轫于此；然而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又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应该“三七开”。这种全面的、辩证的分析方法，是值得学习的。过了近40年，我们党在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时，又重申：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苏联在70年的社会主义时期，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在帝国主义包围并饱受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恶劣条件下，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把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并在希特勒法西斯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军事实力疯狂进攻面前，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德国，保卫了祖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这些伟大成就是大家公认的客观事实，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正是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保证。试想一下，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怎么能够把“老牛破车的俄国”变成一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怎么能够在帝国主义包围、制裁和军事进攻面前捍卫国家独立并得到迅速发展呢？
    这里，还不得不说明一点。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古今中外屡试不爽的规律。苏联演变的惨痛教训表明，敌对势力先是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从而提出“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彻底告别过去”等等，搞乱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而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试问，在社会主义实践一无成就的舆论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会有谁能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这正是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宣布取缔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的时候，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的根本原因。总结这一教训，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评价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轻易地断言“失败”。类似的“断言”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弊病是苏联演变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根本的决定性因素

    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出现的政局剧变、社会制度演变，根本原因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弊病和错误，社会主义搞得不好，所以被颠覆了。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苏联演变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究竟是什么关系？
    毫无疑问，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许多弊病，诸如经济上，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重工业比重过大，忽视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经济体制没有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及时进行改革；政治上，党政不分，机构重叠，权力过于集中，对领导人缺乏监督和制约，法制不够健全；思想上，理论僵化，缺乏生动活泼的学术环境；在民族关系上，存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等等。如果罗列起来，那是很多的。如何看待这些弊病和错误呢？第一，毋庸讳言，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孤立来看，有的问题极其严重。然而正如上面分析过的，如果从整体上进行评价，应该说成绩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这些问题只是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即必须通过改革来消除弊端，进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不能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垮台的必然性；第二，这些失误和弊病是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体制、机制、方针、政策层面上的，而不是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因此纠正失误、克服弊端，只需要改革体制、改进工作，不需要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而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戈尔巴乔夫正是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第三，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与苏联的演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这些失误和弊病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为敌对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制造动乱提供了可乘之机。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能不能变为向资本主义演变的现实因素，取决于党的路线。如果执政的共产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纠正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应该承认，我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在70年代末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远比苏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严重得多，然而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得苏联剧变后社会主义堡垒依旧屹立在东方。在苏联，80年代中期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尽管比70年代末我国要少得多，程度也轻得多，却出现了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悲剧。把我国与苏联的情况作一比较，可以看到，苏联演变的症结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有失误和弊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失误和弊病。这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可见，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与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之间虽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一种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从逻辑上讲，相关性不能等同于因果关系；相应地也不能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这一事实倒推出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这一结论。
    苏联演变的决定性的、根本的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一条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江泽民指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的，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弊病，才成为苏联演变的一个现实的因素。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29期，摘自2011年第12期《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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