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毛主席推崇的工作方法
毛主席为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同志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在我党历史上,毛主席曾以实干著称。延安时期,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毛主席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这样的概括未必准确,却反映出当时人们十分推崇毛主席的实干之功。的确,作为实干家的毛主席,曾在党内十分推崇不尚空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41年,“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尚未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党内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喜欢凭借主观,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毛主席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认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谈,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毛主席还从这个角度出发,区分了什么是真假马列主义。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内,“明显的摆着两种‘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一种是假马克思主义、假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是真马克思主义、真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毛主席曾在党内多个场合提出或题写“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等口号,就是为了纠正党内曾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引导全党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依靠群众的良好风尚,形成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为中央党校确立“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
在当时,中央党校的教育虽然以马列主义为主课,但在办学方针上存在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许多教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讲课多是理论条文,由远及近,由国外到国内。有的教员讲第一次国共合作,学员提出讲讲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个比较,就讲不了。学员反映,党校有些课是“讲课讲条条,考试考条条,学员背条条”。因此,转变学风,端正办学方针,就迫切地提到党校教育工作的日程上来。
1941年年底,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向毛主席请示中央党校的校训应是什么。毛主席说:“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此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彭真和中央党校的领导人员规定了3条办校方针:一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是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1943年,党校修了大礼堂,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4个大字被镶嵌在礼堂下面的墙壁上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给彭真等中央党校师生留下了毕生深刻的印象。
除了给中央党校确立“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外,毛主席还将这一题词书赠与党内一些勤恳工作的同志,以示激励。1942年,毛主席为在植树种草、防风治沙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中共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题写奖状:“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等22人给予奖励,毛主席分别为他们在奖状上题词,其中就有“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为延安《解放日报》题写“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在最初10个月的办报实践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尚未从思想上彻底肃清,《解放日报》在宣传报道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党八股、形式主义,具体体现在:在内容上以转载国际新闻为主,对党的政策与群众活动的报道则很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例如,1942年2月8日,对于毛主席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的重要新闻也只在第三版的左下角登了一条消息;在形式上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真理报》和中国《大公报》的做法,坚持“一天一篇社论”,导致有的社论流于形式,质量不高;在文字上,八股文风十分浓郁。
针对这些问题,毛主席认为,虽然只是苗头,却不是个别现象,必须及时纠正。1942年3月8日,借纪念国际妇女节之机,毛主席特意给《解放日报》写下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随后,《解放日报》进行了认真整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貌焕然一新。第一版是反映各根据地情况的要闻版,第二版是陕甘宁边区版,第三版才是国际新闻版,第四版仍是副刊,大大扩充了报道解放区和边区的内容,加强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文风也更加朴实、亲切。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我们党已走过了20多年的奋斗历程,有多少经验需要总结,但毛主席为七大纪念册题词时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不尚空谈”作为毛主席推崇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由此成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思想作风和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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