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将施加某种微妙的影响，在每一次外交会议上，在所有与会者的意识里，它都无所不在地产生影响。”

　　核武器与国际关系

　　核武器问世是人类科技进步与世界战争催生的产物。1945年8月，美国分别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在给日本帝国带来致命性打击的同时，也震惊了全世界。过去人们没听说过原子弹，从这一刻起，它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式进入战场。也是在扔过这两颗原子弹以后，迄今为止，人类没有再在实战中使用过它。目前，全世界核武器的总量足以将整个地球摧毁十几次。也就是说，如果让地球毁灭，估计1/10的数量扔出来就够了。

　　核武器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毁伤?简单说，通过核爆炸，能将物质中原子内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最早的核武器是原子弹。上世纪3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铀、钚等重元素在原子核分裂的时候，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原子弹的爆炸机理就是核裂变反应。后来又发现，一些比较轻的元素，当它们的原子核聚合起来时，所释放的能量比重元素裂变所产生的能量更大。这就是氢弹的聚变反应机理。

　　裂变反应在民用上的主要应用是核能发电，即用原子能反应堆来产生能量，进行发电。控制好了就能发电，控制不好就会发生核事故、核灾难。至于聚变反应，到现在为止，人类只是利用这个原理制造出了氢弹，即让能量爆发性地释放出来。但是，像反应堆一样把能量约束住、按照需要提取，这项技术现在还没有掌握。一旦能掌握它，人类的能源问题将彻底解决。

　　广岛原子弹爆炸释放的能量是1万—2万吨TNT当量，即相当于1万—2万吨TNT炸药(常规的黄色炸药)产生的威力。上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研制出氢弹。氢弹的当量是原子弹的成百到上千倍，也就是说，一枚1000万—2000万吨当量氢弹的威力相当于上千颗扔在广岛的原子弹。

　　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曾经试验过5000万吨当量的氢弹。当时美苏正在开展核军备竞赛，都要使自己的核武器数量和威力超过对方。为了显示苏联的技术和军事实力，赫鲁晓夫提出研制1亿吨当量的氢弹。如果扔到美国，几颗就能让这个国家毁灭。后来苏联的专家说，这个试验做不了，因为不管在苏联哪儿爆炸，本国的城市都要受到损害。最后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做到了5000万吨当量，在北极的新地岛成功引爆。结果，莫斯科虽然没有受到影响，但苏联北方一些城市的房屋玻璃被震碎了。

　　纵观人类的战争史，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也在发生着变化，战争样式也必然随之改变。比如，原始社会时期，石头、棍棒就是武器;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武器又有变化。到了热兵器时代，枪炮出现了，这个时候，如果用冷兵器时代的打法，还以密集的阵势往前冲，就很吃亏。

　　然而，从历史上看，对武器发展所带来战争样式的变化，人们的认识往往滞后，核武器刚出现的时候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特点是大兵团作战，坦克集群和成百上千架飞机进行大规模轰炸。出现了核武器以后，人们刚开始还是把它当做战场武器，像大炸弹那么用——炸广岛和长崎时就是这样的。直到1962年古巴危机爆发的苏美核冲突，人类才开始对核战争有了新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1962年，苏联把中程核导弹秘密运到古巴，对准了美国。美国的U2飞机侦查发现后，向苏联提出交涉，要求必须将核导弹撤走，不然就开战。核战争一触即发。经过一番较量，一场核危机最终化解，也让双方开始意识到，一旦进入核战争，对手虽然被打掉了，自己也会同归于尽。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有学者提出“核冬天理论”，使人类对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所谓“核冬天理论”是说，当相当数量的核武器在地球上发生爆炸，将产生与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一样的能量，会将地球再次带回冰川时期，人类将为自己发明的武器所毁灭。

　　政治家们看来接受了这个理论。意识到核武器的巨大威力后，美苏之间开始改变相互较量的方式，开始明白，靠用核武器吓唬对方来争得更多的利益，并非总是上策。自古以来，各国争夺世界的主要手段是军事。然而，当军事较量的双方都拥有了核武器以后，这个仗怎么打?对于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对手，动用核武器能否达成预想的战争目的?政治家们开始对单纯军事较量的传统办法产生了质疑。继而，美、苏之间开始了既继续军事对抗，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开展抗争。其中也不乏采用不同形式的妥协或利益交换。六七十年代我们曾把美苏这种新的对抗关系称为“既斗争又勾结”。

　　请大家看一幅古巴危机时的漫画：苏美两个领导人在掰手腕，屁股底下都坐着氢弹、导弹。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说过：“所有三个国家在危机前后所作的决定，都由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考虑而被导入歧途。尽管错上加错，但这一切错误都在核战争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后果面前不得不停下来。从这种意义上说，不是肯尼迪，也不是赫鲁晓夫，而是核战争本身遏制了核战争的爆发。”

　　核武器出现后，人类战争的形态以及国家间的较量方式发生的这些显著变化，将世界带入了长达40年的冷战时代。由此也可看出核武器对国际政治、军事、以至经济格局及其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

　　现在，有核国家及核萌芽国家的数量在陆续增多。这些国家也都清楚，用核武器来打仗是不现实的。尤其是有核国家对有核国家动用核武器，政治家们不敢下这个决定，更不会取得民众的支持。

　　大家不禁会问：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到底是加剧了人类之间的残酷厮杀，还是制约着这种厮杀?这一历史现象使人们进一步深入地探讨核武器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探讨核战略与国家安全，以及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关系。

　　

　　古巴导弹危机的漫画（左为赫鲁晓夫，右为肯尼迪）

　　最早从外交理论上将核武器与国家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他说：“原子弹将施加某种微妙的影响，在每一次外交会议上，在所有与会者的意识里，它都无所不在地产生影响。”美国冷战史研究专家戴维·霍罗威茨研究核武器对国家国际关系的影响后，甚至认为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些武器的发展这一事实本身，他们威力的巨大变化和他们数量的增长，对于第二次大战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一点总是明显的，即如果不懂得当前的核问题，就无法充分理解世界形势的重要演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8）

　　对毛主席核战略思想之浅见

　　谈到我国的核武器，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战略核力量”，这个概念不仅包括武器，而且包括使用武器的军事力量。改革开放以前，核武器有一个正规的代号，叫“尖端武器”。与之相对的是常规武器，如火炮、坦克、舰艇，等等。后来，由于小平同志的名言“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核武器又有了“两弹一星”这个代名词。“两弹”指的是核弹和导弹，但也有不同的叫法，如核工业部门说的“两弹”就是指原子弹和氢弹。但是，就“两弹一星”中的“两弹”而言，就是指核弹和导弹。“两弹一星”事业即是指为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战略核力量而举国进行的这一伟大事业。

　　关于“两弹一星”的解释，“两弹一星”元勋、卫星专家王希季教授讲得很形象，也很准确。他说：两弹一星是什么?通俗地讲，就好比一杆威力无比的枪，它能打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导弹就是枪体，核弹就是子弹，卫星就是瞄准用的准星。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多次向我们叫嚣，要给我们扔原子弹。最早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当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持，美国为了取得胜利，曾提出这个方案，最后慑于世界舆论以及苏联也掌握了核武器而作罢。1955年，我军攻占一江山岛解放浙东沿海全部岛屿，迫使国民党军在美海空军掩护下撤至台湾时，美国又拿原子弹威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下决心要发展我们的核武器。

　　毛主席很早就开始关注核武器这个问题。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毛主席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后来毛主席又说过：“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对原子弹这种武器，毛主席到底是怎样看的?起初我们也有不同的疑问：毛主席既然说核武器是纸老虎，怎么又说要发展它呢?从迄今披露的历史记载，我理解，作为一位领袖，他既要鼓舞我们的人民和军队去战胜比我们强大的敌人，在战略上必须藐视对方;但对于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武器，他又非常重视自身的发展和运用。

　　1950年毛主席到苏联访问，斯大林曾请他观看苏联第一次核试验的纪录片。据毛主席的警卫员说，毛主席看完回来后就说，中国也必须发展核武器。

　　然而，旧中国曾是一个贫铀国。铀是战略物资，依靠进口不现实。到了1954年，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向毛主席报告说，在我国南方发现了铀矿。据此，1955年1月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原子能事业是研制原子弹的基础，没有采矿、提炼，没有反应堆制造出基本的必备材料，是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的。据原二机部老部长刘杰的秘书李鹰翔同志回忆，刘杰部长担任地质部副部长的时候，毛主席曾把他找去，问我们国家铀矿的进展。最后跟他讲了一句话：“这件事情要抓紧，这是决定命运的。”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图为张爱萍与“两弹一星”元勋在一起

　　据刘部长回忆说，他当时怀疑自己听错了：毛主席不是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所以他回来后没敢传达。随着后来毛主席对发展我国核武器的一系列举措，他越来越确信自己当时不是听错了，而是毛主席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明确的看法。关于核武器的威力，毛主席也非常清楚。他在1958年2月28日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曾说：“我看，关于裁军问题和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因为不能设想打起原子战争来会有什么结果。比如像西德这样的国家只要四个氢弹就可能完全毁灭，英国也要不了几个氢弹就够了。”

　　美国60年代初就发觉我们在搞原子弹，曾计划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我们也知道美国人想搞破坏，所以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前曾向中央建议，是否等第二个核武器的生产基地建成以后再进行试验。这样，即便敌人打击我们，我们还有后备的核武器生产能力。当时有两种意见报给毛主席，毛主席说了一句名言：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让它早响。此话清楚地看出毛主席对核武器作用的本质认识，即在敌我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核武器的作用主要是威慑，通俗说就是“吓人”。但如果我们不掌握它，就会十分被动。所以他又讲到：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另一方面，由于他早已看出了双方都有了核武器以后，谁也不敢轻易使用它，因此我国一开始就承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明确我国核武器是防御性的。再一个政策是核武器不要搞太多，多了也是浪费。

　　关于我们的核政策，现在学术界还有些争议。有人认为，要不要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一个承诺?另外，要不要像美国那样，也向其他国家提供核保护伞?迄今为止，这些问题只是学术层面的讨论，官方的政策包括我们的国防白皮书并没有任何变化。

　　

　　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东方巨响，铸就大国

　　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这个阶段开始的重要标志就是50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东方巨响，铸就大国!我们的大国地位从此被世界认可。

　　光有原子弹还不够，还需要有运载工具。对于运载工具，世界各国走了不同的路线。美国最早采用的是轰炸机。因为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也是航空大国，它的两边都是海洋，和世界各地的交通主要是靠航海和航空。美国在二战的时候就成立了战略空军，当时它的战略轰炸机是从太平洋上的岛屿起飞，轰炸完东京，油不够了就到我国的华北、华东一带降落。航空力量强是美国固有的优势。但是战略轰炸机有一个突防的问题，当对方地面的防空火力比较强，或者对方有歼击机拦截的时候，它投送的成功概率就会受到影响。

　　

　　1980年，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邓小平(前排右一)、聂荣臻(前排左一)、张爱萍(后排右一)、李耀文(后排右二)在北京指挥所

　　苏联因为空中投送能力不及美国，所以一开始就看中了发展弹道导弹作为投送的主要手段。弹道导弹的特点是，一旦发射起来就能按照既定的瞄准目标高速飞行来攻击对方。远程或洲际导弹的速度很快，基本上跟流星坠落的速度一样，对于防御方来说，反应来不及，所以很难能把它防住。

 　　我们国家走的是苏联这条路，即以发展弹道导弹为主。一开始也发展了一部分用飞机投送的航弹，但没有装备部队。我国空军的远程轰炸能力相对较弱，所以我们主要是用弹道导弹。最开始研制的是中近程导弹。1966年，我们进行了世界上唯一一次在本国领土上进行核导弹实弹飞行的核试验，“东风2号”携带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基地发射，在罗布泊上空预定高度爆炸。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至到70年代，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国家安全。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过，他最担心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争，再一个是党的分裂。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当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东南沿海，一个是东北亚。美国为了对付社会主义阵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采取纵容的态度，并有意地加以利用。我们有了核武器，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来说就是一个重要保障。“东风2号”之后，我们又研制出“东风3号”，这给当时企图对我进行军事侵犯的敌对势力，构成了难以逾越的核反击屏障。

 　　我国在1964年成功爆炸原子弹以后，1967年又成功爆炸了氢弹。毛主席有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所以我国的氢弹研制进度和美国、苏联不一样，比它们快。美苏是搞出原子弹以后再开始研制氢弹，我们在搞原子弹的同时就有一支队伍在开展氢弹的研究。“东风3号”就可以装载氢弹。之后的“东风4号”可进行核反击的范围更大了。

 　　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到底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看当年的对手是怎样应对的。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两三年里，美国就已经发觉我们正在研制原子弹。当时肯尼迪在台上，他对中国比对苏联还要敌视，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要是再掌握了原子弹，就更不好对付了。所以美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制订了一系列计划，包括直接的核打击、动用台湾国民党的空降部队来破坏，等等。这段历史的政府档案美国自己已经披露了，它说明我们发展“两弹一星”事业，掌握核武器，确实击中了他们当年遏制中国发展政策的要害。

 　　尼克松在担任美国总统前，法国总统戴高乐曾跟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在又有了原子弹，美国对中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终非长久之计。按照美国人的逻辑，打不赢的敌人就是朋友，加上当时美苏对抗、中苏关系恶化等原因，尼克松上台后，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最后第七舰队撤离，军事力量全部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现在国内一些年轻人不太清楚这段历史，往往说“你们搞两弹一星，是不是就跟现在的官员搞政绩工程差不多?”所以，还是要把这段历史说出来，说清楚。我们过去讲解这段历史的时候，多是讲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干了些什么、如何艰苦、如何自豪……多为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这样说也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历史结论要使后人能真正信服，更要了解我们有了核武器前后，当年的对手们有什么感受，是否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了向我们的让步，以及被迫的政策调整。这样才能让人们真正理解我们当年开拓“两弹一星”事业的必要性，让人信服核武器对于中国发展实实在在的作用。

　　

　　前排：刘华清(左一)、张爱萍(左二)、廖汉生(左三)、陈彬(左四)、李耀文(左五)视察海军部队

　　巨龙腾飞，赢来和平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段时间，可以看做我国核武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有了原子弹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了战略核力量，国家安全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首先，在中美关系上，第七舰队撤离台湾海峡，美国开始被迫调整它的对华政策。在中苏关系方面，我们过去喊苏联“老大哥”，“老大哥”却一直想控制我们。由于外交路线、政治路线的分歧，两党关系终至破裂，最后走向军事冲突，双方的百万大军在三北一线对峙。在一些专家看来，之所以双方的军事危机止于边界冲突，没有向前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双方都拥有核武器。苏联虽然拥有远强于我的核打击能力，但我国也拥有了摧毁当面之敌及战役、战略纵深重要目标的核反击能力。

 　　然而，毕竟对方的核武器能威胁到我国所有的重要目标。从战略上来说，当时的整体军事态势对我们是不利的。

 　　当时，计划中本应该拿出来的武器就是洲际导弹。我们从60年代开始规划，计划 70年代初研制出来。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原因，进度被严重地拖后。据当时的洲际导弹工程师、后来的载人航天总设计师王永志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帅到航天部检查工作，强调抓紧洲际导弹研制工作，他动员时曾说，毛主席十分关注洲际导弹研制工作，洲际导弹搞不出来，他老人家睡不好觉。当时大家都深感这项任务的极端紧要性。但是，当时航天部的派性斗争非常严重，两派成天互相斗来斗去，所以进度还是被大大地拖后了。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张爱萍同志出任国防科委主任。按照叶帅指示，他头一个抓的就是洲际导弹。他复出后给中央的第一个报告就提出：1977年拿出“东风5号”洲际核导弹。但是，后来小平同志被打倒，张也被打倒，该计划又泡汤了。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张爱萍同志恢复工作，他提出的第一个任务仍然是：1980年洲际导弹要飞向太平洋。

 　　在中央的重视下，通过调动各方面的力量，1980年，我们首次进行了“东风5号”洲际导弹的全程发射，获得成功。

 　　有报道说，1969年中苏边界紧张以后，苏联曾经打算对中国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央当时也是按战争准备进行的部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大搞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大战备举措，最早开始于1964年美国准备给我们作外科手术核打击的时候，第二次高潮就是中苏边界紧张以后。对于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目前历史学界还存在分歧，有的认为当时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也有的认为，恰恰是我们进行了这些准备，仗才没有打起来。

 　　真相究竟如何，还得要等苏联的有关国家档案解密。但是，从历史的发展顺序看，我们的洲际导弹发射成功两年后，苏联主动发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呼吁。1982年，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主动表示愿同中国发展友好的关系。外交部及时把这个情况报告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敏锐地抓住了时机，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回应。

 　　随后，双方展开谈判，国家关系迈入解冻之旅，两国关系逐步实现了正常化。各自的百万大军从边境撤离，长期处于军事对抗的中苏关系得以缓解。从此，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发展的大好局面得以全面推进，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述历史的变迁，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我战略核力量在国家安全和国际较量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以战略核力量为支撑的强大国防，是老一辈共和国领导人和奋斗者们留给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伟大战略遗产。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无疑成为我国和平发展的强大后盾。

　　

　　1984年国庆阅兵，战略导弹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几点启示

　　一、美国第七舰队和苏联百万大军这两支当年的超级世界强敌从我国国门口的撤离，表明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即取得独立解放并掌握了核反击力量的新中国，一改我国百余年来争取国家和平的传统方式，我们民族不再用千百万同胞的血肉之躯为代价，更不需用不堪忍受的赔款割地之辱来求得和平，而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打造的国家实力，赢得了和平。“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古今中外最高超的用兵之道。这其中，“两弹一星”事业功不可没!从深层次上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民，依靠凝聚在科学技术上的力量赢得了国家的和平。

 　　二、拥有以战略核力量为支撑的强大国防，是我国在核时代保证国家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可靠安全屏障。当今，美国等大国为获得战略核力量较量中的绝对优势，一直致力于战略防御系统等高新军事科技的发展和构建。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有选择地继续发展我军高科技装备，努力占据国际军事高科技的制高点。

 　　三、“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让我国进入了世界核大国的行列，使我们在国际较量中处于十分有利的位势。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灭力，制约了霸权国家企图发起和扩大战争的选择，客观上使得核大国之间的较量由传统的军事抗争为主导，更多地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实力并举的竞争方向转化。我们应该珍惜并发挥好这一来之不易的核大国优势，积极提升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国家综合实力，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创造中华复兴伟业的更大辉煌!

　　作者系张爱萍将军之子，二炮原副司令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