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精神基础

徐国民 陶富林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1](p.10)这五大特征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独特属性的高度概括，而且蕴藏了中华民族“一”与“多”相统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诉求。其中，“一”代表国家统一、民族一体、价值共识的历史传统，“多”体现为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精神品质。中华文明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正是得益于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支撑和滋养。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和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集体主义精神内核。就目前来看，学界从不同视角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了广泛研究，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可以说，这些研究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理解和认知。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深化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精神内核，以及这一精神内核有着什么样的学理基础、如何进一步弘扬这一精神内核等。对此，本文试图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维度出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精神内核做出进一步阐释，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精神内核的历史考察

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中华文明形成、演进的历史。中华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1](p.3)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卓越的艺术成就及众多的科技发明等，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马克思对中华文明给欧洲和世界所做的贡献给予极高评价，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视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重要发明。[2](p.338)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和封建腐朽统治的双重影响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文明蒙尘”境遇。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分水岭，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华民族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中华文明新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集体主义”主题和主线，在集体主义价值观指导和引领下，在实践中不断夯实建设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制度保障，从而引领了中华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从蒙尘走向复兴。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面对武装到牙齿并极其凶残的敌人，要想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拧成一股绳，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因此，分清敌我友，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与共同的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便成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深刻阐述了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领导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3](p.1273)可以说，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这对关系，确保了党从政治、思想、组织等各方面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形成“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导向。[4](p.522)正因如此，中国革命才凝聚起强大领导力量和坚实依靠力量，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彻底扭转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困局，成功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是全民共同事业，必须汇聚各方力量，发挥各方面优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深刻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十对重大关系，为国家开始全面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展政治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集体主义的具体实践，旨在把国内外一切有利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寻找到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造就了国家统一领导的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体系，国家能够实施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模式”，最终确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5]在政治领域，国家通过变革政治上层建筑，把民主集中制确定为党和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明确了我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从党性原则高度强调了“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6](p.417)这样一来，集体主义便从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党性原则的高度被正式确定下来，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可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集体主义的践行不仅提升了我们党的凝聚力，确保了党在各种复杂形势下坚强的领导力，而且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斗志。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物质、制度等方面的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尖锐批判“穷的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他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7](p.155)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带来的共同贫穷问题，本质上是在实践中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严重背离和误读。为纠正这种背离和误读，邓小平明确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8](p.146)可以说，这些论述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集体主义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从某种程度上说，实现了对个人、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构。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述中，进一步丰富拓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全新内涵。一方面，在生产力的诸多要素中，人是最为活跃、最具能动性、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解放生产力意味着解放人，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不仅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也极大激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7](p.364)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层面的简单分配，更指向深层次生产关系调整，我们在生产关系调整过程中尤其要妥善处理好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为此，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8](p.175)且还清醒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7](pp.16-17)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就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彰显。随后，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彰显集体主义精神。这种整体性的文明建设能够有效“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8](p.209)等不良思想，有效消除在西方自由化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一系列价值观分歧与混乱现象，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更加统一和稳定的价值观体系。可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处理好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贯穿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主线。改革开放为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有新的活力的体制机制保障，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当前，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态势日益向好，中华文明建设成效更加显著。然而，随着社会竞争加剧、消费主义蔓延，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兴起和扩散又成了重大社会问题。这种趋势对社会和谐与稳定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削弱了社会凝聚力，甚至触发社会道德危机。这样一来，如何平衡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仍是当下的一个核心议题。“中国梦”的提出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9](p.40)“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伟愿景，将国家、民族和每个人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就其内涵而言，在价值之维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0](p.29)在民生之维，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党的建设之维，领导干部“要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在世界之维，“中国梦”不仅是民族复兴梦、人民梦，也是世界梦，中国的发展不仅为本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在自身发展基础上，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通过提出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理念，旨在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可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在集体主义这一价值观的指导和引领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视野。在不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p.7)可以说，这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文化诉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其发展趋势和文明形态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得以彰显，展现出集体主义的崭新面貌和强大生命力。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探索与民族复兴道路紧密相连，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自始至终坚持了集体主义这一精神内核。从走出文明蒙尘的困境，到中华文明再造的探索，再到文明复兴的光明前景，每个历史时期都离不开集体主义这一核心价值观。它不仅是革命年代战胜敌人的精神武器，也是和平建设时期促进事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一历史和实践过程不仅验证了集体主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明确回应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的主导价值观究竟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的争论。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是对“集体主义无用论”“集体主义过时论”以及“个人利益至上论”等极端错误观点的有力回击。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精神内核的学理基础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精神内核，这一论断既源于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积淀，又形成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文明体”。实际上，文明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在广义上涵盖了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等各项成果的总和。这些成果既包括文明外层可见的内容，也包括内层不可见的部分，共同构成文明的结构层次。文明表层是各项文明成果的直观呈现，如同“外衣”，展现着文明的辉煌与成就。例如，宏伟的建筑、精美的艺术品、先进的科技发明等。像语言、宗教及法律等这些非物质形态的文化成果，同样构成了文明表层的一部分，在社会交往和治理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可见、可感知的文明成果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价值观指导下创立的，是价值观的固化和对象化。因此，文明的内核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为一种价值观，塑造着文明的灵魂，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

文化与文明相互影响，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两大关系：一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前者主要涉及人与自然及物质世界的互动，后者则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两大关系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础框架，贯穿人类活动各个领域。中西方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差异，各自形成对这两大关系的不同理解与实践。由此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一种是发源于海洋的西方文明，海上生存方式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以及海上贸易的兴起，使个体发展出独立和自由的特质，因此，在文明起始阶段，西方文明就明确将个体作为基本组成单元。在此基础上，这种海洋生存方式的漂泊特性也塑造出以移民为主体的国家社会结构，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带来多元文化，而这些文化更多受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影响，均强调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和理性思维，由此孕育出一种以个体发展和自我实现为导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此相对，另一种是发源于大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典型的定居型农耕文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共同塑造了这一文明的独特面貌，血缘关系成为维系社会基本纽带，家族和宗族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注重群体本位、集体本位、共同体本位成为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在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中，家庭和社会的秩序被赋予极高重要性，强调个体对集体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文化背景逐渐孕育出一种以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为导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保持团结和坚韧，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根脉”这一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文化根基。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共同铸就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特征不仅是对文明独特属性的高度概括，而且还蕴藏了中华民族“一”与“多”相统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追求。其中，“一”代表国家统一、民族一体、价值共识的历史传统，“多”体现为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精神品质。中华文明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正得益于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支撑和滋养。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体现了历史传承的“一”，确保了中华文明在历史演进中的一脉相承，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体现了守正创新的“多”，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文明才能展现出生生不息的活力，正是这种守正创新的“多”，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展现了民族认同的“一”，统一性是中华文明以国家形态存续至今的基本前提，使中华民族在面对各种困难挑战时能展现出强大凝聚力。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展现了多元文化的“多”，在广泛吸纳多元文化的过程中展现出了独特魅力，是推动文明持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既展现了世界和平的“一”，又凸显了各国和谐共处的“多”，使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与各国人民共创人类文明的美好愿景。中华文明蕴含的“一”与“多”相统一的思想，铸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文明基因。

从“魂脉”这一角度看，集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出发，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揭示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阐述了阶级和国家理论，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构想等。这些理论成果始终贯穿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是集体主义发展脉络的集中体现，而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全面超越，为我们深入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在实践中有效地培养和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系统阐发，能够更清晰认识到，集体主义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根植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人类解放的重要力量。

第一，人的社会性本质构成集体主义的逻辑起点。追溯人类历史的本质，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与自然界的互动中创造一个满足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而仅凭个人之力远不足以实现这种创造。因此，人们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与智慧，共同应对来自自然界的挑战，以及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人与人之间必须结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共同体中寻求归属感和安全感，以实现更为有效的应对与合作。“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2](p.6)就今天看来，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验证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使人能够超越个体局限，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和更高效的合作，这种共同体的存在也蕴含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本身对集体主义应有的价值追求。

第二，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揭示了集体主义“虚幻共同体”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形成了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原始共同体。在这个阶段，社会关系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紧密联系，人们之间存在着平等和互助的精神。然而，“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1](p.6)尤其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这为私有制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进而产生了不同社会阶层，即阶级。国家和阶级的存在使原有社会共同体的形式和本质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共同体不再是一个平等互助的集体，而是变成一个阶级统治另一阶级的形式。“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2](p.571)在这过程中，社会的本质从原始的共同体变成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关系从平等互助变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批判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剥削性，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极端个人主义的局限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主义过分强调个体自由与竞争，却忽视了社会整体利益以及个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他们进一步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及发展趋势，强调通过集体主义和协作的方式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

第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描绘了集体主义“真实共同体”的理想形态。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共同体之所以真实，是因为人不再具有阶级性、地域性和偶然性，劳动也不再成为异己的力量，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建立在这种新的关系基础上的共同体不是理念上的乌托邦，也不是抹杀个体个性的虚幻集合，而是真实的、个性化的主体集合。人不再因各种“异化”形式捆绑在一起，而是通过自由联合的方式获得新生。每一个体在这个集体中都有其独特地位和作用，其个性和需求都会得到充分尊重与满足。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集体主义发展的理想形态，从理论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极端个人主义与阶级之间的对立状态。在这个理想社会形态中，人不再受到剥削和压迫，不再被异化的力量束缚，而是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通过共同的努力，创造出一个和谐、平等、公正的社会，以实现人类共同繁荣和发展。

基于此前提，马克思的真实共同体思想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基础，其中作为精神内核的集体主义强调的集体亦是“现实的个人”具体的、历史的集合体，是集体与个人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既要传承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集体主义精神，又要凸显了社会主义对个体合法权利的承认、尊重与保护。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内，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尤其是在价值观层面结合过程中彰显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集体主义精神内核。这样一来，集体主义在现实社会中的意义和实现形式，关键就在于如何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力求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这种平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调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境遇中，如何处理好个人、民族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精神内核的具体内容：

首先，个人是文明传承的最基本单位，中华文明的成果和样态最终要落实到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上来，要充分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要不断满足人民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需求，不断提升人民的现代文明素养，以增强人民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同时，要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形成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

其次，民族集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都不是以任何一个单一民族为主体，而是以“中华民族”作为共同创造主体。“中华民族”作为集体的存在，这种存在方式决定了其在处理民族关系中的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在这过程中，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各民族之间交往，促进不同文化交流，交融和相互理解与尊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共同体之力助推文明的发展进步。

最后，国家是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政治基石与制度载体。大一统的国家意识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1](p.3)因此，要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必须将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个体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应将个人理想与抱负融入国家发展的战略考量之中，以此来激发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汇聚中国力量。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各国间联系日益紧密，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仅要促进个人、民族集体与国家之间的辩证统一，也要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群己合一”，其中“群”代表人类文明的整体进程，“己”则指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特质。正如黑格尔所言，“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13](p.58)资本主义文明借助所谓现代化的先发优势，通过扩张和殖民侵略推广“西方中心论”和“普世价值观”，试图将个体主张提升为共同价值，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的霸权，破坏了世界文明“群己合一”的平衡状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出“全球文明倡议”等，均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文明关切携手各国共建美好世界的愿景。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不是单个人、单个国家努力的结果，而是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共同努力、相互借鉴、互相促进的结果。因此，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并非“霸道之行、唯我独尊”，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今，全球化正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共同利益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稳固基石，人类文明的演进亦须根植于这一共同利益之上。建立在集体主义精神内核之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仅契合了自身发展需求，而且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不断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还需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不同文明的差异，在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差异。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主导人类社会的价值观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精神内核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仅展现了唯物史观的真谛，而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在价值观层面的深度融合，是“根脉”与“魂脉”的统一。在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一精神内核的指引下，既要在处理好个人、民族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要处理好中华文明与全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实现“一”与“多”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同时，这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在促进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进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精神内核的弘扬路径

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行动指南，其强大的精神引领作用只有在处理和解决各种复杂问题中才得以彰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是一项系统复杂的伟大工程，不仅需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总结提炼精神内核，还需要对这一精神内核的学理基础进行深度阐释。面向未来，更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在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上接续奋斗、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正是在集体主义精神内核的指导下，我们才得以摒弃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狭隘思想，确立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之力，共同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持续进步，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得以充分彰显。

实际上，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离不开社会各领域文明样态的具体呈现，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对文明的体验感和获得感的全面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以及利益复杂化趋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将集体主义价值观具体化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不仅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和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四个自信”，提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仍需要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这些错误社会思潮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这些问题在价值观念层面上集中体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抬头和集体主义弱化甚至消解。若不从价值观层面进行根本纠正与解决，不仅会影响人们在各个领域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体验感和认同度，而且还会进一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在物质文明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实现稳步增长。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实现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历史性跃升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质性改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仍存在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弘扬不够充分的现象。极端个人主义者屈从于消费主义和崇尚物质利益至上原则，引发市场无序竞争、资本无序扩张、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没有妥善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割裂了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内在联系，错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倡导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这给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造成严峻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倡导既要保护个人的合法财产，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创新精神，又要强调社会责任，通过合理的政策调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在政治文明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一体化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建设，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从而使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旧面临不少顽固性和多发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长期存在;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长期存在。“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14](p.14)可以说，腐败现象的产生，是极端个人主义演变为功利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反映。而极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是党内思想上各种矛盾的焦点，根源在于部分党员干部忽视了党性修养，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个人私欲过度膨胀，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公共利益甚至滥用职权，滋生腐败等行为。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且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必须从价值观入手，在全社会范围内认真清理并消除极端个人主义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在党员干部群体中，要大力倡导以集体利益为重的价值取向，使其自觉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从而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坚强的领导力量。

在精神文明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实力等举措，使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得到显著提升。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一些人过度沉迷于物质满足与享受，引发了精神生活的空虚和贫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对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之间失衡，使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问题变得突出。这实际上是极端个人主义推崇金钱至上、享乐第一在精神领域中的表现，不仅表现为对物质享受无止境追求，还体现在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以至于忽视社会责任和他人福祉。这种失衡状态不仅会腐蚀人的精神意志，还会导致社会信任度下降，人际关系冷漠疏离，社会风气浮躁，社会道德滑坡等危机。为应对这些问题，必须倡导和大力弘扬集体主义，兼顾精神与物质的共同富裕，以此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促进人际关系和谐，改善社会风气，提升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最终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

在社会文明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坚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得到了全方位改善”。[14](p.10)但同时要看到，当前“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再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14](p.14)可以说，上述这些问题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还触及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破解这些问题，不仅需要通过政策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更需要在价值观层面给予重视。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产生与极端个人主义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人一旦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只专注于争夺社会资源和财富，不去关注社会整体发展，就会导致贫富差距日益加深。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还体现为社会的包容度降低，在分化的社会中弱势群体将更难获得必要的帮助和支持，甚至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从而加剧社会分化。对此，在价值观层面必须大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以此激发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并通过集体的力量推动社会制度改革，优化资源合理分配，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进步，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在生态文明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贯彻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逐步完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成效明显，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重大进展，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得到推广，使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领域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们对生态文明的体验感明显增强。但同时要看到，部分企业和个人为了短期利益，仍继续采取损害自然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久而久之必然会再度破坏生态平衡。为此，要妥善处理绿色与发展之间关系，在价值观层面必须大力弘扬生态集体主义精神，既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摒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力求通过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领域，旨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还在不断发展，“文明尚未结束，它还在形成之中”。[15](p.565)集体主义既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又是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精神内核。贯彻和践行集体主义这一精神内核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体现，也是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的价值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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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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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潘高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5][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M].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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