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世上知易行难的诸般事情中，有哪个为个中之最，窃以为，非“自我革命”莫属，自己革自己的命，无疑是最难、最难的事情，无论在政治意义还是个体意义上看，一概都是如此。

深入推进“自我革命”当然不是没有办法，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应该牢牢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否则，如果有选择地进行反腐败的话，那“自我革命”也要沦为形式与过程，就要堕落成为一通套话、空话与谎话。为避免出现这样流弊，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向所有领域挺进

“自我革命”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这其中的道理与逻辑十分简单，那就是如果连腐败都不能反掉的话，所谓的“自我革命”就成了无稽之谈。因此，开展“自我革命”必然要首先解决腐败问题，并且还要挺进到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不留死角、不留余地，在此基础上才能意识形态与思想价值层面，在思想上精神上实行深刻的“自我革命”。这也就是说，“自我革命”不进行彻底的反腐败不行，但仅仅停留在反腐败层面也不行，还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在精神层面，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不想腐”，而是要在公私关系与家国情怀上达到新的境界。

第二，对一切人是问

反腐败不能因人而异差别对待，不能看人下菜碟，不可在这个事情上出现例外的特殊人物或者特殊职业。记得党的十八大开启反腐败的初期，曾经有上海某开发研究院的人员撰文立论，主张反腐败应主要瞄准那些“左”倾落后的顽固分子，而应对那些开放先锋并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网开一面。这种荒唐主张虽然被大多数人所唾弃，但在反腐败实际进程中却不时出现种种例外论，什么这样一类的人物应该例外另做处理，什么这样职业应该例外另做处理，种种例外论私下里交头接耳，以至于引起老百姓广泛议论，有关“××领域的反腐败半途而废、无疾而终”的说法不胫而走、流传很广。

这完全是不应有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将严重破坏“反腐败”的权威性，进而影响到“自我革命”的严肃性与正当性。要真正牢固地确立反腐败的政治合法性，巩固其应有历史地位与战略影响，就必须做到无禁区、无例外，必须对一切人是问，对一切行业职业是问，不存在任何绿灯放行，不能搞任何形式的额外赦免，更不能搞有选择的反腐，变成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的话，那就是自捣炉灶，就要使“自我革命”堕落成为自我否定。

第三，难点是精神文化塑造

闹革命就要有革命精神，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这样，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也是这样，没有革命精神，所谓的革命就将成为无稽之谈。

反腐败和“自我革命”也是这样，也要相应的精神来支撑，以使这种革命得以真正地推进下去，而不是流于形式、流于表面，这才是难点重点之所在。其实，任何事业都是这样，器物与制度层面的问题不难解决，最难解决的是理念与价值问题，不把相应的理念价值确立起来使之成为内核成为灵魂，指望什么制度框架与机制约束，则根本不靠谱。“自我革命”以反腐败奠基，进一步深入发展必然要上升思想精神层面，能否打造出崭新的思想文化，使之成为新的文明形态，是“自我革命”能否进行到底、走向胜利而不是半途而废的关键与要害。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未来，最重要并不是发财致富到怎样的程度才够。如果仅仅就是这样理想与追求，可以说永无止境、永远没够。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塑造构筑起来当代中国的“革命精神”，或者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复兴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没有这样的精神，不论发财致富走到哪个地步，达到何种程度，中国社会都将在矛盾的漩涡中挣扎而难以自拔。对此不妨等待历史的答案。

反腐败从来都是历史大难，也从来都是歧路纷纷、误区不断，等闲难以驾驭。但愿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能实现突破，使之不断向“自我革命”的深处迈进，取得辉煌的业绩，结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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