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人民至上，共同富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迷思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另一条是、自由化、私有化的全盘西化之路。我们党选择了第一条路。十八大以来，守正创新，开拓前进，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西化主义走的是全盘西化之路。哈耶克之流的新自由主义以其对社会主义的仇视，攻击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向奴役之路”，认为只有自由化、私有化才能“通向未来的美满世界”。这个“未来的美满世界”，就是“全盘西化”。西化主义者言听计从，亦步亦趋，鼓噪“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化、私有化”，这就完全暴露了他们所说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本质。他们抛弃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调控，实行无边际的市场化;反对党和国家领导、管理经济，实行自由化;打击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彻底的私有化。经济危机从来都是社会主义大进军的大好时机，可他们先发制人，污蔑“改革停滞了”、“改革倒退了”，打着“继续改革开放”的旗号，鼓吹自由化、私有化要“完全到位”。

西化主义者是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如果任由他们的所谓“改期”“完全到位”，不仅不能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且必然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时候，共产党没有了，五星红旗没有了，金山银山没有了，人民的饭碗没有了。真个是“天地一片白茫茫”。

天佑中国。不会有“那时候”，倒行逆施、人神共愤的西化主义也等不到“那时候”。

一、“自由化、私有化”是美西方贩运给中国的大杀器

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垄断和国家垄断。1848年摧枯拉朽的“欧洲大革命”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过去了，现代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改变垄断和国家垄断的历史途程。

作为理论形态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在18世纪创立的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直接继承，只是随着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加以改造。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主张“尽可能最大范围的市场化”、“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自由化”、“尽可能最快速度的私有化”。特别是苏东解体后，针对这些往日的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宗旨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主导、私营化和自由贸易”。

我国一些研究者认为：

在国内政策上，新自由主义宣扬“小政府，大社会”，反对凯恩斯以来的国家干预，主张取消或限制政府管理措施，为富人减税;反对社会福利政策，主张取消最低工资制和企业集体谈判制度。总之，是让自由市场的力量支配社会关系和财产。

在对外政策上，新自由主义以资本“全球化”为纲领，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利用各国的资源、环境破坏和廉价劳动力，来实现发达国家的国际剥削效率。所谓“开放市场”，就是以政治、经济、外交或军事等手段来打开外国市场，通过WTO和世界银行等条约和国际组织，使这些国家采取“出口和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强制实施贸易和资本自由。待发展中国家一旦进入“全球化”，等待它们的，是西方垄断和国家垄断的世界霸权和经济优势。

当然，新自由主义是坚决否定社会主义的。撒切尔说：“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看来，新自由主义是把“全球化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最后的社会制度了。

我国西化主义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尽可能”去掉，干脆变成“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冒充新发明，自以为得计。其实，这三个“尽可能”，表明西方新自由主义还是顾忌了垄断和国家垄断的现实条件。看来，他们连三个“尽可能”的含义背景及其去掉的后果，都茫然无知。“西”首是瞻，“化”满西楼，整天这个“化”、那个“化”。什么是“化”?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他们“化”得这么彻底，就是要变天。

“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改革”，是“全盘西化”的“改革”。这种改革，已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识破。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说教，他们把社会主义经济改变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首先采用的是“换头术”。把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掉“社会主义”这个头，以使人们把“市场经济”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这种“市场经济”，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他们说这种经济好极了，让人们一心等着从天上掉馅饼。可“社会主义”这个头被换掉了，到哪里去寻找馅饼呢?

二、“换头术改革”是有纲领、有计划、有预谋的

“换头术改革”所主张的，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取向的“改革”。这种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大方向，是将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目标设计，是最终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这种“改革”集中到一点，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就是全盘西化。

西化主义者们的西化“经济改革”纲领是什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和“×市场”的《“和平演变”中国经济的方略与智慧》，正如经济学家卫兴华在《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2期所指出的，“就是要设计一套整体的、系统的中国经济的‘和平演变’纲领。其内容包括‘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外贸’的整体的‘和平演变’纲领”。我们党特别反对美西方的“和平演变”，而作者却奉为中国改革的纲领。明目张胆竟至如此!

我们为什么把这些所谓“经济学家”奉为“智囊”?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硝烟未尽，列宁便告诫全党，警惕“欧化”，特别是立法“欧化”，把防止“欧化”提到日程。面对立法问题，“欧化”主义的法学家采取“不合作主义”。列宁问这个法学家行不行，那个法学家行不行，回答是他们都拒绝参加。列宁愤怒了，让查查是不是反动分子，是不是反苏维埃的现行分子。历史何其相似。我国的西化主义者们，你搞西化，他们就干，你不搞西化，他们就不干。无产阶级在知识界没有人是不行的。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形成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何等重要!

在我国，社会主义深入人心，谁都不能除去。有些人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深谙有“翻船”的政治风险，于是他们便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迂回摸进。

先是摸 “计划经济”，看看能不能彻底推倒。

计划是资本主义发明的，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企业计划包罗万象，从生产到经营，人、财、物全面覆盖;国家计划不仅有长期、中期、短期计划，还有针对某些经济事项的专门计划、针对某些经济领域的特定计划，也有针对某种经济形势的临时计划等等。这样完备的计划，他们不说自己是“计划经济国家”，却说中国是“计划经济国家”。西方的意图，西化主义者们心领神会。“计划经济”在劫难逃。

他们把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以批判“计划经济”为借口，矛头指向社会主义经济。他们捏造说，“计划经济”使政府远离企业实际，官僚主义瞎指挥;没有经济效率;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工人没有自由;生产力落后，等等。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国民经济摆脱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按国家统一计划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落后的、低效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违背绝大多数人民意愿的。国民经济的计划性比无政府性，优越百倍。计划性，保障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经济计划是完美无瑕的。如果它完美无瑕，我们就用不着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接着是摸“市场社会主义”，看看推行障碍大不大。

“市场社会主义”是舶来品。这种“理论”，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其基本主张是:(1)取消计划经济。(2)利用价格机制调节经济活动，而不直接干预。(3)实行市场竞争，放弃经济竞赛。(4)贯彻经济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原则。(5)国家作用与市场完全脱钩。(6)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任务。总之，“市场社会主义” 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而是吸收了两者优点的社会主义。在西化主义的诱惑下，一些人非得要中国耍一耍。

“市场社会主义”字样是颇能迷惑人的。又是社会主义，又能把经济搞上去，谁不想试试呢。人们就这样上当受骗了。“市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走得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都是走不通的。水火不相容。一根木棍，一头插在水里，一头插在火里，只能是水深火热。不管是什么什么的社会主义，只要“市场”当头，就是“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学者研究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但西化主义者们搬到我国，反其道而用之，变成了如何通过市场，使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走向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实践证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没有使西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也没有使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避免走上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老路。

“市场社会主义”，是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实行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社会主义”。

20世纪60年代，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人，认为“市场”和“计划”只是手段或工具。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江泽民在1992年6月的讲话中，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10月，在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应当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脉络。

然而，西化主义采用了“换头术”，把社会主义这个头换掉了，坚持走“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道路。

三、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矛头，直接指向社会主义经济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鞍钢宪法”，实行民主管理，“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这些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是先进的、科学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国经济领域这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领导和管理经济的具体方法，也是卓有成效的。例如“小指标”。企业把国家任务和合同义务，层层分解成具体“指标”，部门、生产车间依据“指标”进行生产活动，完成生产任务。从企业到国家，拧成一股绳，开展劳动竞赛，唱响有指挥、有协作的的社会主义经济大合唱。

西化主义鼓吹的“市场化”，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原则和管理程序、方法。他们引进的“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以“资本至上，市场万能”为原则，以雇佣劳动者为对象，以榨取剩余价值为最高标准。

事实上，经济计划并不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国家与企业和企业与企业通过商品交换，以等价交换方式，建立相互经济关系。企业的经济活动，不仅通过计划的指导，还要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活动。

西化主义者们胡说，经济计划是“全国执行指令性计划”，这不是事实。据载，负责计划工作的人披露，当初计划有三种，国营经济是“直接计划”，其他经济成分是“间接计划”，地方国营经济是“估算性计划”(只要求执行计划中的几项指标)。后来的计划，有指令性计划，也一直有指导性计划。

西化主义者们捏造说，经济计划里“根本没有市场经济”。当时，存在私人工商业商品市场，存在私人粮食市场。就是在公私合营后，也允许小商品市场长期存在，而且规定“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商店或小商店在经营上的优良特点”。实行商品或服务自行定价，国家可进行比价、差价等的调节。这不是市场经济又是什么?他们所说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里当然没有。

西化主义那里，“经济计划”罪莫大焉。譬如，他们批判说，批发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批发阻碍物流，影响交易效率，要取消批发。流通领域的重要环节是批发，哪个国家都没有取消。交易没有中间环节不行，中间环节过多也不行。取消批发之后的结果怎样?密云水库里的一条鱼(水库鱼)，起码有6个流通环节。国家出资养鱼苗、放鱼苗;休渔期后，渔民撒网打渔;岸边卖鱼(固定买主);中间商买鱼、运鱼;零售商卖鱼;最后到客户手里。一条鱼，层层扒皮，价格畸高，现在卖到五六十元一斤，还买不到，因为都直接被富人买去了。那么，他们开始为什么把批发企业统统搞掉?因为批发企业是公有制企业;他们后来为什么又把批发企业搞起来?为了制造资本家。因为资本和资本家，是他们搞西化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阶级队伍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后，全国和各地都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一词又改为“计划”了)，足以说明经济计划的重要性。这是“市场化”的严重障碍。目前，西化主义叫嚷“市场化”要“完全到位”，当然包括取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西化主义回避“社会主义经济”字样，打着否定“计划经济”的幌子，利用经济计划工作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专门攻击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个核心。

四、“自由化”的矛头，直接指向党的领导和国家经济管理

在我国，经济领域必须有党的领导，必须有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自由化”所主张的，恰恰是取消这两个“必须”。在自由竞争、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物权绝对等美西方的自由放任“理论”宣传下，从西化主义“改革”的第一天起，“经济自由”便大行其道，第一个冲破的是《投机倒把处罚条例》。背个鼓囊囊的大编织袋，衣兜里带上“傻子瓜子”，走南闯北，见钱眼开，成为当时的壮观景色。

1993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当时在我的一本书上这样理解：“宏观调控机制在市场机制的制约下，使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遵循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运用市场机制的形式和范畴;市场机制在宏观调控机制的制约下，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避免其盲目发展，使社会经济按国家目标的要求发展。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任何市场机制或宏观调控机制都不能单独存在，也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国家为了遏制日益猖獗的自由放任经济“改革”鼓噪而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本书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

西化主义者们攻击经济立法和宏观调控，也否定凯恩斯的宏观调控主张。其实，“凯恩斯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它是适应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为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服务的理论。

他们并不满足于把“宏观调控”写在纸上，于是发明了“政府主导经济”这个词。他们没有说出这个词的含义，但从所攻击的内容看，应当是指党和国家的领导和管理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他们认为“政府主导经济”是“改革的根本障碍”，矛头显然指向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对经济实行领导和管理，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在90年代的一本书里写到：

第一，国家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

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是一个关系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问题。国家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形式，将保证经济建设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前进，使经济得到稳定协调的发展。

第二，国家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保障。

国家规定国家领导、组织国民经济的制度、组织、形式和方法，包括所有制结构形式、经营方式，也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权限划分等。保障了建立有效的经济体制。

第三，国家确认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地位。

国家机关和各类经济组织，是国民经济中互为条件的实体，它们之间有着直接的和反馈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它们具有统一的根本利益，同时，各自的独立性又决定了具有自己的要求。不同的经济权力、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关系，反映了它们不同的法律地位。国家确定了各种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打破了地区、部门、行业界限的限制，使之在生产、流通、科技领域，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联系，从而有利于增进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促进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的加强和发展。

第四，国家确定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机制。

经济调控，是国家组织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工具。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整个国民经济是有组织地发展的，整个社会再生产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为此，国家和法将规定经济调控的形式、实施原则及权限划分、经济调控的内容、监督管理等。经济调控措施的实效性、适法性，反映了国家目的和机能。

第五，国家确立经济主体间相互联系的结构和形式。

经济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国家把这些“细胞”组织起来，使之按照国民经济运行的要求有规律、有秩序地进行自主经济活动。国家确定基于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联系结构和形式。其主要联系结构为：转移财产;完成工作;提供劳务。其联系的基本形式为经济合同。经济联系的内容、性质、特征和表现方式，决定并制约经济协议关系的内容、特征和实现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所进行的生产经营、完成工作和提供劳务的活动，都通过一定的组织关系(内部、外部)和财产关系体现出来，并与国家的目的相联系。

第六，国家广泛调整着直接促进科技进步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相应方面，形成科技进步的社会环境。

科技进步，包含着工艺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诸因素变化的综合过程。国家和法把促进科技进步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科技进步的工艺方面，标准化法、专利法和各类技术规则具有特殊意义。

当时自由放任盛行，出版这样观点、这样语言的专业书是很难的。应当感谢出版社的勇气。

五、“私有化”的矛头，直接指向社会主义公有制

他们先捏造公有制“产权不明晰”。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产权从来都是明晰的。国有企业的财产归国家所有，由企业经营，其责任、权利和义务在我国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不存在什么“产权不明晰”问题。有些人说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其财产是“无主财产”，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旨在明确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监督机构的职责、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理顺企业财产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分工监督和企业经营的相互关系。”这是说，“产权明晰”就是明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和经营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级管理、分工监督的关系。

他们攻击公有制“没有效率”，“生产力落后”。建国前30年，国有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8.1%，早在 1957年资金利税率就已达到34.7%。效率是惊人的。正是前30年，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追赶西方的科学技术达到了卓越的程度。这是公有制经济的先进性、优越性的鲜明表现。

实事求是地说，国企改革之中，有社会主义改革，也有全盘西化改革，而后者有一条黑线贯穿始终。国有企业经过经营自主权、利改税、私人承包经营、股份制等改革之后，是公司化改革。公司化有四个要害问题：一是公司的权力机关是股东会(由出资人组成)，不再是职工代表大会;二是执行和管理机关是董事会(董事由股东会任免)，不再是厂务委员会(党政领导班子);三是工人成为了雇佣劳动者，不再是主人翁;四是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同公司财产相分离，个人不再对公司经营后果负责。这样，党的领导没有了，共产党成为了“地下党”;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了，工人成为了他人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资本所有者赔偿、偿债没有了，公司亏损、倒闭只由公司承担。后来，私营企业的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工人称为“新工人”。这样，私营企业里有“党”了，工人就“任劳任怨”地干活了。

公司化之后，便动手“MBO”。“MBO”(管理层收购)，是“自由化、私有化”的基本前提。

西方的“管理层收购”，是私人之间的事情。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上，就是原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人员购买自身企业。这些人“自卖自买”，把现有企业资产折价划分为股份，然后自行认购。他们采取书面认购而实际不出资、不到账的方式，当年年底按股份分红。原来属于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是首先这样搞的。这个“空手道”，这种手段，在任何国家和新中国的任何时期，都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但这些当事人至今逍遥法外。“MBO”之后，“市场化”便普遍展开了。

“私有化”的基本主张，是“还产于民”，彻底去除“公有制为主体”。

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了，而是公有制经济要不要存在的问题了。

西化主义者们是要彻底清除公有制经济的。他们叫嚷“还产于民”，要去除“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国有企业一个都不能剩，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一块都不能留。真是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比当年的“金钱鼠尾”还厉害(清时，认为“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则严令汉人“小顶辫发”。就是把头发剃去，头顶只留下铜钱大小的头发，梳成一根小辫子，形如鼠尾，叫“金钱鼠尾”)。

据市场监管总局2022年底统计，个体工商户1.142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2/3，主要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而如果按人民日报2022年3月23日报道所称“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92.1%”计算，再加上外资企业，那么国有企业数量所占比重恐怕是“凤毛麟角”了。

学界有文章指出，美国的国有企业比重大体占20%，西欧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比重大体占25%。俄罗斯经过“休克疗法”改革，国有工业的比重还在20%左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连西方国家的“20%”都达不到，如何体现“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如何体现宪法的尊严?

况且，“为主体”是一个数量概念，不是质量或质能概念。国有企业的数量在70%以下，是不能称为“为主体”的。有人说，“为主体”是指“控制力”(是质能概念)，能控制国民经济，就是“为主体”了。在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一片汪洋大海里，国有企业能控制谁呢?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没有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做支撑，国有经济是不可能生存的。一个国有企业的汽车厂，离开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提供零部件，一台汽车都生产不出来。假如它们不高兴了，不生产了，不供货了，全部国有汽车企业即陷于停产。道理上，“为主体”应当是国有经济支撑国民经济，实际结果却是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支撑国民经济。实践证明，所谓“控制力”的妙论，不过是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的障眼法。

“为主体”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从业者数量。整个社会经济的大多数从业者在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里，能够保证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相反地，大多数从业者是雇佣劳动者，那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宪法规定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为主体”，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应当认为，谁“为主体”，是不能回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能否体现“人民至上”的重大原则问题。

况且，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劳动者的劳动力是第一位的。管理和科技这两个因素，归根到底是起产品溢价作用，都不是第一位的。直接进行产品生产的，只是劳动者的劳动力。雇佣劳动者没有生产积极性，乃至破坏生产(往往说成是“生产事故”)，不可能提高生产效率，不可能发展社会生产力。

西化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同时提出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土地也要私有化。

一些人说：“土地又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如此等等。

西化主义步步紧逼，还要我们放弃“公有制为主体”，彻底缴械投降。我们已经退避三舍了，现在实在无路可退。

六、“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是向人民民主政权开刀

正是西化主义使自由化、私有化泛滥成灾，可他们却倒打一耙，把自己的孽障，全部推到党和国家身上。在社会矛盾激化情况下，他们为转移视线，提出自由化、私有化“完全到位”。

“完全到位”的号召，是向搞垮最后的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冲刺。人们以为他们是文化人，是摇唇鼓舌的人，不对了。他们是向人民政权冲刺的人，是阴谋夺取政权的人。

持下面一些说法的人，不一定全是武装到牙齿的坏人，但这类思维的影响是要清除的。

一些人说：“一个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甚至要比一个传统落后的计划经济更糟糕，更可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请听听他们想干什么：

“执政党的转型，最根本的是要改告别列宁主义意义上的‘专政’——不论是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

西化主义在搞“砍头治牙”。牙疼，吃点药或修补一下就可以了。可他们说，这可不行哩，把脑袋砍下来就不疼哩。他们加入了“砍脑袋”协会，是一定要“砍脑袋”的。

在疯狂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浪潮中，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呐喊——新华网2009年2月5日发表了《经济学家不该有“奴隶主思维” 》：

“这些在中国拥有响亮头衔的经济学家所提的观点，为什么总是难以让中国的普通民众接受?为什么总是能够与暴富阶层在舆论上高度一致?通过这次他们对《劳动合同法》的攻击，我终于明白，这些经济学家的思维其实就是“奴隶主思维”，即把最弱势的群体当作奴隶对待的一种思维方式。”

“在这些人看来，穷人是依附于富人生存的，所以‘替富人说话，就是为穷人办事’。为了企业的利润，就应该老板让工人怎么样就怎么样，要你加班就无条件加班，要你工作14个小时就必须服从，给多少工资，有无安全保障，完全是企业与员工的雇佣与被雇佣行为，政府不能干预;一旦政府干预、法律干预，就会影响企业发展。看看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黑煤矿、黑砖窑、血汗工厂，这些早该被现代文明社会抛弃的历史垃圾，在一些言必称西方的专家眼里却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些经济学家经常以改革的功臣自居，利用学者、专家的头衔影响着社会舆论。而他们又为谁服务呢?近年来，媒体不断披露一些专家学者接受利益集团的‘聘请’，一些人动辄接受上百万元的捐款，却还要打着慈善的幌子。与‘资本’的贴面热舞，让这些人活跃在学术讲坛、媒体的聚光灯下，春运不用挤火车、农忙不用秋冬种，更不用体会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的辛酸生活。可是，如果按照这些人的理论来引领未来，多数中国人的明天又会怎样?”

说得何等好啊。这是新华社的声音!这是共产党人的声音!这是人民大众的声音!

中国式现代化吹响了清除自由化、私有化及其“完全到位”的战斗号角，这是不走邪路的定海神针。在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政权、社会主义道路等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是个纲，唯此为大，其他都是目，纲举目张。只有“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挽救民心，能够挽救经济，能够挽救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式现代化是英明决策。仅就其中的“发展”说，新发展理念中的发展，就是创造历史(创造历史同载入史册不同。创造历史是前人没有的，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而载入史册是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不管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新的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都能创造历史。新发展，是摆脱旧发展观念羁绊的发展，是旧发展的异质力量，是新生事物，代表社会发展的未来。由此，说中国式现代化是英明决策，一点都不过分。

这使我想到当年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英明。斯大林接班，劈头遇到的大问题，是对列宁的评价和“新经济政策”的存废。处理不好，由此天下永无宁日，最后苏维埃和苏联也会被葬送。斯大林坚决地无条件地拥戴列宁，真诚地宣传他的丰功伟绩(不是只承认他革命时期的功绩，还宣传他建设时期的功绩);1925年的联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党和全国人民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工人跑掉了，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人去楼空，只好卷起铺盖卷走路。“新经济政策”遂于1928年停止实施。英明的斯大林享有崇高威信。说列宁伟大，人们指着斯大林，说斯大林伟大，人们指着列宁。这就是斯大林!不背历史包袱，不背现实包袱(任何包袱在党内外都是存在巨大分歧的，都是一群人、一群人的)，轻装前进，勇往直前。这就是斯大林!

旧时有云，新兵怕号，老兵怕炮。我们学过的中学课本里《曹刿论战》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擂三次鼓了，每一次都说“敌人吓得不轻”、“吓麻爪了”，可擂而不战，指战员勇气衰竭，就不能打胜仗了。我们那个刚刚参加完“重要会议”的学者，懂得“一鼓作气”的道理，转身就放炮了。这一炮，叫做“思想市场”。他说，“思想市场非常重要”，要“思想高度自由”，“让人们百无禁忌地往一切方面探索”。他说科斯说“思想市场是高尚人士的活动，应当有足够的自由”。“市场化”使人由主体成为客体，人浑身上下什么都是市场了，都用来交易了。人身、人身器官的交易屡见不鲜，道德、人格、灵魂的交易屡见不鲜。“割腰子”也割了，性器官也卖了，现在人的思想也能交易了，上市了。这下子，上海交易所里“思想交易股”的股价翻红了吧?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自由化、私有化”折腾得差不多了，西方的那点“理论”也捣腾完了。西化主义者们江郎才尽，无路可退，无路可进，人们仿佛又听到乌江之边“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鸣。是呵，新时代洪流将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伴着伟大的民族复兴滚滚向前。

2024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