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现实矛盾，面对国际风云不断变化和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唯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成就这样伟大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特别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和发展上实现新的飞跃。目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可以对经济领域的改革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要想持续坚持下去，也必须要有经济领域的成功改革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中国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急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理论指导。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呢?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归根结底是经济原则。现在，许多党政干部长期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经济学上的规定，西方经济学显然不会为我们提供论证。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我们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西方经济学中的个别理论观点、个别论证方法，还是可以被我们吸收借鉴和积极利用的，但是其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抛弃其理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成分以后，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利用。我们必须坚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同志在改革过程中一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然而，在我们改革的实践结果中却出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私有化倾向，出现了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倾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反思改革，我们要对改革的概念内涵，对改革的内容、改革的具体方案，对改革理想目标等诸多问题进行再认识，以期在全党上下形成新的共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推动中国新时期的改革事业健康向前发展。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对于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理论界不同的学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我们认为，正确理解“两个不能否定”，关键是要坚持辩证的否定观。“不能否定”，不应理解为我们对于两个历史时期的任何人和任何事件都不能否定。对于“不能否定”作辩证的理解，是说我们对于两个历史时期的个别人和个别事件还是要有所否定的。无论改革开放以前个别时期的“左”的失误和错误，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个别时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领导不力的错误，也包括近年来反腐败所揭露出的党内个别领导干部的严重腐败问题，对其进行否定都是不容争辩的。那么，习近平同志的“两个不能否定”肯定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肯定的就是这两个历史时期，两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指导下，在实践中探索和践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前所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特征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予以论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明确表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然而，有的经济学家就按照新自由主义观点进行解释，解释成市场万能论。2014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鲜明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有两种理论解读：一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读，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尽管也有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政府它是总资本家，政府干预终究还是要归于市场决定。因此，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读，是解读不出真正科学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旧的社会形态消亡以后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生产方式。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在其第一阶段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其提供保证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政府，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机构，另一方面也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经济指挥协调机构。这样来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经济指挥协调功能，才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划清界限，才能谈得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具魅力的政府作用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然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发生动摇的情况。有人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公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行业可以有所差别”。那么，就全国而言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要不要有地方和行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做保证呢?对于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部门和一个行业来说，都可以以“差别”为理由而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那么，就全国而言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由谁来保证呢?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在打擦边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权基。”然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却有人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名试图改掉社会主义公有制。习近平同志严肃批评有人曲解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只讲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不讲推动国有企业完普现代企业制度，甚至认为国有企业根本搞不好、应该消失。”在参加2014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习近平同志提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以后，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新的时代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新目标和新任务。

国有企业怎样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加强，国有企业怎样才能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中，对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的时代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然而，我们理论界的认识却有原则性的分歧。有人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观点出发，用资本主义国有化解释中国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得出国有企业只能在垄断行业内存在，进一步得出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结论;有人则从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出发，主张取消任何领域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可见，我们绝不可低估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话语体系误导中国改革的负面作用。

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经济复苏回升缓慢，世界各种政治矛盾、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帝国主义战争的成胁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威胁。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上海视察参观了C919大型客机后说：”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一种什么逻辑?这个逻辑倒过来又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作为经济政策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这个理论宜扬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不要在科学技术上追赶发达国家，要安心于自己有“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或资源优势的产业，要安心于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执行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是，劳动和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恶化、经济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

事实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大卫·李嘉图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的经济学说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了最高峰。然而，由于他不能历史地解释资本主义历史，不能科学地说明价值转型，又由于李嘉图在价值转型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导致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李嘉图学说为代表的李嘉图学派在激烈论战中的解体。事实上，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领域，由于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没有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等范畴，因而也就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他的比较优势原理，就是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处于优势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理论。在李嘉图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穆勒、米勒、哈伯勒、赫克歇尔、俄林和萨缪尔森等，都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进行了局部的修补。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在科学的道路上发展这一理论，而是使这一理论进一步庸俗化。现在比较优势已经沦落为资产阶级拿来欺骗和愚弄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人民的工具。我们国内某些经济学精英竟将这种错误理论和经济政策献给我们的党和政府。

习近平同志强调“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意味着我们要摒弃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思想，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和发展的思想路线上来。当然，由于马克思生前没有能够系统地整理出版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特别是马克思没有整理完成环处于片段手稿状态的以价值规律作用形式转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这给我们后人研究和运用这一理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这同时也为我们在这一领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事实上，只要我们把马克思关于一国国内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运用于国际商品交换，我们就会得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价值论和国际生产价格论。按照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交换，价值规律在一国作用的两极分化规律，必然要在国与国的交换中发生作用。国际商品交换的结果必然是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因此，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对外交往，在经济政策上必然会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根本方针。

总而言之，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需要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支持和援助，而且我们还要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包围和围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面对前人没有经历过的空前的困难与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困难和挑战，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新的飞跃。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刻的思想内涵和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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