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位学者享有“三通经济学家”的雅号，说的是他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精通西方经济学，同时还精通经济思想史。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吴易风。对于这一赞誉，吴易风谦虚地说：“做学问的都知道，通一门就很不容易，要努力一辈子，哪能通几门？对于有关我的各种溢美之词，我只能说受之有愧。”吴易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他坚持人民立场，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中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纠正、补充、拓展了经济思想史若干领域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吴易风，1932年生，江苏高邮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前任会长和现任名誉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2015年出版的十卷本《吴易风文集》收录了他的代表性成果。吴易风教授曾获得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并获得全国模范教师、资深翻译家、北京市人民教师、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国的经济学教育全面借鉴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对当时的很多学者和学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为他们所熟悉，甚至是第一次接触，吴易风也不例外。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军队有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需要培训。这一年，初级师范还没毕业就被调到苏北行署机关学校担任教师的吴易风，被调入刚成立的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任教，培训转业干部。他除了讲授语文课和历史课外，还教授“经济建设常识”课程。为教好这门课，他先是反复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后又开始自学当时被列为干部必读的一部译著《政治经济学》。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到政治经济学。“说老实话，当时许多地方并没有读懂。”吴易风说。尽管如此，这为他后来进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打下了基础。

1955年，吴易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1959年大学毕业留校，在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任教。与他的前辈以及许多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不同，吴易风没有留过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家。留校后的吴易风，在学术上非常勤奋，先后承担了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流派和思潮、数理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可以说，他掌握的知识大多是靠刻苦自学而得。正如他所说：“我的学历低，接受的正规教育少，知识结构不完整。为了讲授好这些课程，我通过刻苦自学和逐步深入研究来弥补自己的知识缺陷。”

吴易风教授的勤奋，从他的学术代表作《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写作过程就可见一斑。其间，吴易风每天去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那时，一切都靠笔。写笔记，写卡片，抄资料，写稿子，改稿子，抄稿子，全都用笔。每天握笔10多个小时。酷暑天，没有电风扇，挥汗写作。流到手上的汗，常常把稿纸浸湿。”他说。

勤奋终有回报。1988年，《英国古典经济理论》问世，成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典著作。英国古典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全书紧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追根溯源，是迄今为止研究英国古典经济理论最全面、最深刻、最有原创性价值的著作。《世界经济》刊载的评论文章认为，该书“弥补了我国以往对古典经济理论研究不够全面的缺欠……充实了我国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园地”。1995年，该书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左起：刘伟、卫兴华、胡乃武、吴易风 作者/供图

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吴易风取得的学术成就，除了勤奋，最重要的是得益于他始终坚持和倡导的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通过比较求真知。在吴易风看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非一句口号，马克思主义是他坚定的信仰。作为经济思想史大家，他的两部思想史巨著《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理论》，都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来源中诸多含糊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梳理，从而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继承中超越的，是唯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一度被边缘化，出现了许多误读甚至诋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和主张。吴易风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各种质疑、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论战。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研究资源配置”的观点，1997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但是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它不能取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成为全部经济学的核心。而西方经济学以稀缺资源的配置为研究对象，满足于对抽象的和所谓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的考察，不仅排除了对特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且也排除了正确理解和认识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前提。

针对科斯等西方经济学家的产权理论，以及“科斯有产权理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的断语，吴易风先后于1995年和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两篇论文。文章指出，早在科斯以前100多年，马克思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而且，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家相比，马克思的产权理论都是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财产的各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是统一的，都属于财产所有者，但在很多情况下，财产权可以分解，财产的各种权利可以互相分离。马克思关于财产的权利统一和权利分离的学说，无论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用数学表达”这一观点，吴易风与合作者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等文章，并出版了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这些成果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使用了数学方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数学进行了专门研究。吴易风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中的数学建设，但并非数学方法运用得越多越好、越复杂越好。他认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要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要坚持“解决同样问题，方法越简单越好”的原则。第三，对不同的经济问题要使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切忌在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机械地使用同一方法。第四，不要将数学方法作为一种包装。

在论战过程中，吴易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系统梳理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邓小平、陈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他指出，在新中国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邓小平和陈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进行了历史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比如，毛泽东、邓小平和陈云同志对计划和市场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创新。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至90 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理论，不仅在过去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而且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必定是人民经济学家。吴易风认为，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人民经济学家”。20世纪90年代初出访美国和俄罗斯的经历，让他深深感到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则受苦的将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在1995年出访俄罗斯期间，吴易风写了一篇题为《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的访俄报告。报告发表后，俄罗斯一家主流报刊载了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吴易风教授的详细而可靠的报告……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对看到私有化病源而不愿意类似灾难降临在自己国家的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剧烈的震撼。”但是，这份报告被国内一些人断章取义，别有用心地攻击吴易风。2017年，在笔者对吴易风的一次访谈中，他说道：“我常接到信和电话，说俄罗斯的现状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您的访俄报告没有错，错的是那些批判您的人。时间过去了20多年，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开拓性的经济学教育家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界都是从经济思想史入手来了解西方经济学，后来才渐渐有了西方经济学教材。其中，吴易风和高鸿业合作编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较早系统评介西方经济学的教材。这部教材是在两位教授的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之初，为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鸿业和吴易风率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现代西方经济学课程，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鉴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重要性，两位教授合作，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上连载了西方经济学讲稿，后来在此基础上于1988年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当时全国高校财经类专业的首选教材。教材准确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对西方经济学存在的缺陷和意识形态含义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对指导读者批判性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很有帮助。该书入选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此基础上，吴易风又与吴汉洪、刘凤良合写了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系列教材中的《西方经济学》，该书被许多高校选作硕士生教材。吴易风和高鸿业、刘凤良主编的《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以及和高鸿业、吴汉洪主编的《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被中国人民大学选作硕士生、博士生教材。这些教材相当于国外经济学教材的中级版，但延续了前述教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风格，指出了即便从数学推导这个看似严谨的角度来说，西方经济学理论仍然存在缺陷和错误。在当时几乎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背景下，这些教材独树一帜。吴易风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约请国内34位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的专家撰写相应章节，是国内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教材，被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选用。

吴易风和颜鹏飞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与课题组共同编写了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当时，高鸿业已被遴选为这部教材的首席专家。令人痛心的是，当这部教材的设计和编写工作即将启动的时候，高先生却与世长辞。除了吴易风和颜鹏飞之外，这部教材编写组还有王志伟（2022年辞世）、杨玉生、冯金华、吴汉洪、刘凤良、郭其友、文建东等专家学者。在教材编写过程中，他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准确、细致介绍的同时，对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作出科学说明，为使我国沿着正确道路进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了若干探索。

在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吴易风始终坚持高鸿业所持的观点和做法：一是广泛参考多种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严格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貌准确地介绍西方经济学；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论。吴易风认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根植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法的理论表现。因此，它具有二重性：一是阶级性，二是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青年一代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用这一理论武装起来，去分析、批判、借鉴西方的经济理论，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而不是一味地迷恋西方经济学理论。

吴易风指出，在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另一种是只看到了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这两种倾向都是将西方经济学极端化、片面化的结果。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两种认识都不符合实际。既然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就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和全面的剖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特定条件下有用的成分。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借鉴和吸收。借鉴和吸收也需要科学的态度，借鉴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而不是照抄照搬；吸收是要经过消化系统的分解和吸收功能来摄取有营养的成分，而不是囫囵吞枣。

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学界并非人人都持这种立场和观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化”倾向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吴易风和其他老一辈经济学家以实际行动纠正这种倾向。从1994年起，国内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一批资深学者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报告会，吴易风是报告会的主持人。据他介绍，举办学术报告会的背景是，当时一些报刊大炒西方经济学的科斯定理和产权理论、股份制理论等，炒得太过分，炒得走了样。许多对此有研究的资深学者看到这种情况深感不安，出于责任感，认为有必要把这些理论的内容、性质、作用等如实地讲清楚。报告会的主办单位是国家教委社科中心和《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社。报告会的成果《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辑、第二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报告人有陈岱孙、陶大镛、胡代光、高鸿业、范家骧、刘涤源、朱绍文、罗元铮、陈宝森、张帆、丁冰、杨德明、智效和等知名学者。会议讨论了西方经济学的科斯定理和我国所有制体制改革、西方产权理论和我国的产权制度、西方股份制和我国的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和政府调控、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引进外资的理论和实践等。据吴易风回忆，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陈岱孙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应从以往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盲目崇拜中得出启发；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也指出，只有“看不见的手”不行，还要有“看得见的手”。

一位慈爱的师长

吴易风教授极重师友之情、师生之情。笔者师从吴易风教授攻读博士期间，每周固定时间到他家里听课。有一次见他书桌上摆放着一套一位俄罗斯经济学家的著作，此后一个多月一直摆放在案头。我们好奇，向他询问后才知道，原来此人是他的挚友，因故去世，吴易风以这种方式表达对老友的怀念。众所周知，吴易风与高鸿业亦师亦友，吴易风年轻时经常向高先生请教英语和西方经济学，两人相知相交数十年，感情深厚。两人的情谊一直是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

2005年南京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期间，笔者突然听闻自己的硕士导师仙逝，一时未能控制住情绪。吴易风获悉后赶忙过来安慰，他眼里也噙满泪水，而他与笔者的硕士导师仅数面之缘。吴易风的书柜里除了大量藏书，还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节日贺卡和小纪念品，都来自他的友人、学生和仰慕者。无论亲疏，他都一直珍藏着。

师友之情、师生之情毕竟是小情，吴易风更重大情——与劳动人民之情。出身于贫寒之家，是新中国培养的经济学家，这样的经历使吴易风对祖国和劳动人民感情深厚。这种情感表现为对祖国未来的坚定信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遭遇困境的吴易风总想道：“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要对知识分子的未来有信心。”正是这样的信心，支撑着他在艰苦的环境下笔耕不辍。他强调，经济学有阶级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说到底，就是强调经济学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他大声疾呼，要做“人民经济学家”。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践行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9日第2746期 作者：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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