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慈善组织成为社会的寄生虫
从小到大,我都认为慈是慈,善是善;长辈对晚辈的帮扶,叫慈爱;夸长辈,是慈眉善目;做好事,则是做善事。
而慈善则属于一个外来词,它的释义是对人关怀而有同情心、仁慈而善良。给人的感觉是仿佛它是世间爱的集合。但就像物极必反这个成语一样,这个词背面布满了腐朽。
《反社会的人》这本书将德国社会各个阶层做了一个生动的刻画。二战结束后,社会需要重建,社会阶层流动快速。其中,有些幸运儿在通过实业完成积累后,开始脱实向虚,由企业主转化为资本投资者。
一旦完成资本化转型,这些人就变成了资本的奴隶。长期低收益回报显得索然无味,公民的社会责任被抛掷脑后,实现资本快速增殖才最重要。于是,银行业和慈善业就成了他们实现快速增值的手段。
这里重点说慈善业。德国慈善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大资本家游说政府,为他们争取更多巨额利益。
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德国也存在类似于美国的旋转门机制。美国的旋转门是大资本家资助所谓的游说团体和智库,招揽学者和政府前雇员加入其中,然后通过朋党关系、离职或退休后的职位提供、政治献金等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见下图)。
由于二战历史原因,德国的许多企业背负有历史道德原罪,不敢直接支持所谓的游说团体于是,它们稍微换了一下门面,将游说团体改成了慈善组织。但这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以,在德国,大量的慈善组织为各路资本家甘效犬马(见下图)。
所以,德国的慈善组织大都是资本家修给政客休憩的青楼,挂着羊头卖狗肉还非得要立一个牌坊。
根据google查询,截至2021年,德国有约 23,200 个独立基金会、 20,000 到 40,000 家慈善公司和非独立基金会,以及约 600,000 家协会。因此,目前,慈善部门是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部门。
这些慈善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的公共财政,占其总收入的64.3%,而国际平均水平仅为 42.7%。
同时,德国慈善组织的自捐助者的收入在欧洲处于较低水平。2019 年,它们收到捐赠金额仅为 51 亿欧元。
按照德国总人口8300万来算,其占15%的贫困人口,总人数约为1245万人。而德国共有约 60万家机构和组织。那么,平均20.75人就能享受一家机构或组织提供的慈善服务。
目前,通过公开数据,可以查询到2018年德国明爱机构的雇佣员工为69万人。而整个行业总体从业人员数量保守估计也要超过100万人。那么,在德国,平均1个从业人员只服务13人。这说明无论在人员数量上,还是在机构数量上,德国的慈善业是能够覆盖所有的贫困人口的。
但令人奇怪的是,这20年来,德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却一直稳中有升(见下图)。
德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世界银行数据)
于是,问题就成了,这么多慈善机构和人员在干什么?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只拿钱,却不干正事。它们一方面扮演着德国经济命脉中的吸血虫的角色,每年吸取大量公共财政,导致德国社会的纳税主体——中产阶级苦不堪言,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却在拿着这些钱,积极地为资本家跑马圈地,争取更多的利益。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德国的慈善事业越做越好,但德国的贫困人口却越来越多的怪现状。
在中国国内,德国慈善组织经常被人拿来作为践行三次分配的典型来宣传。而事实上,德国的慈善业只会帮资本敛财,却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无能为力。这样的慈善业根本不能发挥平衡社会财富的作用的。
如果我们模仿德国的模式,任由这类慈善组织野蛮生长,只会让更多的人选择躺平。第三次分配的本质是要做到削峰填谷,拉高平均线,让人民都过上美好的生活。而不是让有些人坐在山巅,看更多的人跌入山谷。
另外,值得一提的,国家主权原本来自于人民的赋予,而资本家却妄图成为国家的主人,来主宰全社会的资源分配。历史在不断前行,但德国的资本家们却对古罗马元老院魂牵梦绕,期望借着慈善组织的通道,回到那个奴隶时代。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照搬西方的,特别是德国的慈善模式。
慈善是一个舶来词,慈善事业也是一个舶来品。慈善事业能在西方如鱼得水,是因为慈善是西方资本家的裤裆布,遮住了最丑陋的部分,却始终难掩阵阵馊臭。但是,我国的有些人却甘之如饴,时不时要在各路媒体上号召大家闻几下。这画面实在太美,我不敢多想。
我们的善应该是回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中来,做到扶贫先扶志;授人以渔;面对灾难,鼓励人人出手相救。同时,我们还要采取积极手段,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做到人人看得起病,人人养得起老,人人过上好生活;还要不断清理打击网络赌博和毒品等犯罪活动。
我们要请那些虚伪的善走开,因为这里没有恶之花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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