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基于经济学说史的视角

韩喜平 马晨钤

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研究的重要问题。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条件、经济思想发展的程度等原因，对于经济学是否受意识形态影响、经济学自身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回答。从经济学说史的视角，缕析不同时代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无论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反思，还是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在“两个大局”上把握世界经济走势与博弈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排斥与承认

接受一种理论就意味着接受其前提的思想背景和价值倾向。[1]西方经济学家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排斥和否认经济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他们通过对学科边界的明确化和理论内容的专业化，试图将西方经济学打造成一门具有绝对客观规律的社会科学，呈现出了明显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愈发紧密，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将意识形态作为补充因素纳入到经济学体系当中，承认意识形态对经济学的重要影响。通过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我们发现，不论是排斥还是承认，其观点形成的背景和因素都是历史的和多元的。

1.经济学起步初期对意识形态的忽视

在以宗法血缘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社会，统治者通常以宗教伦理引导人们做出有利于封建阶级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从而使宗教伦理成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的重商主义学派，站在商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每个人都会自然趋向他认为可以从中得到最大利益的行业”[2],进而开启了原子化个人行动的时代，认为趋利性构成了“自然人”的行动准则，反对宗教伦理、封建教条等旧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约束和管辖。这种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排斥和破除也就使重商主义学派不能认识到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

如果说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只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缺少理论的支持，那么，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中引入了“自然法”“自然权利”等概念巩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人类的理性赋予了人们自由、平等和财产的自然权利，并提出“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人和人都没有这种权利”[3],所以，人的经济行为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洛克引入的“自然法”一方面为“自然人”的趋利性提供了合法性的思想来源，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理性是“自然人”的根本内核，为经济个体排斥一切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束缚建立了合法的根基。在此基础上，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Le Pesant Boisguillebert)形成了“自然秩序”思想，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有其自己的规律性，并提出“破坏经济秩序规律一定要受到惩罚”[4],从而在自己的经济学说中反对意识形态和其他一切干预模式的影响。

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种排斥一切意识形态的思维观念，自身也逐渐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在重商主义学派、洛克等人对既有的意识形态进行排斥和抵抗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一种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相符合的社会行为准则。但显然，他们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深究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家忽视经济学意识形态属性的原因，是因为资产阶级在此时并不具备成为一个“自为”阶级的现实条件，所以不能形成准确的阶级意识。在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还十分弱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探讨意识形态的主体性条件，所以对意识形态的忽视是必然的。但在反抗封建伦理意识形态过程中所提出的经济主张，其实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

2.在经济学学科内部将意识形态作为次要因素而舍弃

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并认为其与意识形态因素无关，从而把意识形态排斥在经济学研究范畴之外。被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分析》中阐述了商品价格波动的中心是劳动创造的价值这一客观规律，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斯密以“经济人”思想替代了“自然人”思想，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立为国民财富的生产和性质，奠定了西方经济学排斥意识形态属性的基调。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经济学分析的是不同收入数量多少的决定因素和不同收入的数量比例关系问题，“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5]3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门格尔(Carl Menger)和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等经济学家从“经济人”假设前提出发，将大量非经济学因素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掀起了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革命。这种看重实证的经济学说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前提条件，将生产和分配的效率作为研究对象，逐步形成了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边际主义将自己披上了“硬科学”的外衣进而成为经济学的“正统”。其中，门格尔继承并发扬了李嘉图抽象演绎的经济研究方法，专注于对经济现象尤其是人与其享用的财富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而完全回避了社会关系，并强调经济学作为一门纯科学应该剔除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因素，他认为，“所谓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取向’……是一种不确定的假说，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没有意义，是思维的混乱。”[6]至此，西方经济学明确了自身的学科边界，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范式基本形成。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也开始意识到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会产生影响，尤其是意识形态对经济个体的心理动机、行为选择等方面会产生重要影响。如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中有机地结合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边际主义经济学分别在生产端和效用端的学说内容，并根据经济学发展的成果与困境，进一步确立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提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物中生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7]34,“经济活动不完全是利己的，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7]46。其实，马歇尔已经认识到了在经济社会中个体行为的动机因为受人类本性、现实条件等多种条件影响是复杂的，并非所有的经济个体都是“理性的人”。但是，意识形态不论是在内部经济中与其要素如分工、技术、管理等相比，还是在外部经济中与市场、交通、竞争对手等相比，都被认为是次要因素。所以，马歇尔所分析的这种心理动机最后只是单纯的经济效用层面的选择，并没有考虑到个体除效用之外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其他现实因素。“正像鸟类和兽类虽然形状上大不相同，但在它们的躯体中都有一个基本观念一样，供求平衡的一般理论也是贯通分配和交换中心问题之各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7]14也就是说，马歇尔认为只要有供求关系的经济活动存在的地方，个体在边际效用的影响之下都会达成局部均衡，意识形态在局部均衡中并非必要条件。所以，在他眼中经济甚至可以脱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运行，并形成了“规范经济学”的概念，意识形态可以用来解释市民社会的生产、分配等现象，但只能作为西方经济学的补充内容，总体上依然排斥经济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

同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学家单纯排斥意识形态属性的主张相比，相对成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再刻意对意识形态进行讨论，反而以“经济人”等经济学内部理论解释和框定人们在经济社会中的行为准则，这一方面使去意识形态化显得更为自然，另一方面却使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更为明显。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成熟，不仅使资产阶级成为了一个“自为”的阶级，也促进了其阶级意识的形成。为了能够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西方经济学必然要通过去意识形态化来彰显自身的合理性，以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掩盖资本的增殖。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确实是社会上最为先进的群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够创造更大的生产力，所以，西方经济学可以在表象上做到去意识形态化。然而，从亚当·斯密的生产分配理论到马歇尔的心理动机研究，不难看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了人的经济行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不能完全依托市民社会的内生力量，意识形态作为内在要素在经济学分析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家开展研究的最终目的始终是促进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合理分配，所以，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因素相比，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次要因素而被舍弃。实际上，这种主动的排斥已经从侧面证明了经济学本身带有意识形态属性。

3.将意识形态作为非量化因素排除在计量技术之外

在西方自然科学取得巨大进展的19世纪上半叶，出于对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的崇敬，英国的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法国的萨伊(Jean-Baptiste Say)不约而同地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像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等实验科学一样，具有绝对的学科边界，经济学内部的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学的方式加以解决，其中西尼尔更是提出了建立“纯经济学”体系的初步构想。此后，西方经济学家便为了将经济学打造成不受意识形态影响而独立存在的实证科学进行了不懈努力。边际主义革命中瓦尔拉斯就在其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创立的一般均衡理论将数理应用到经济运行的分析当中，将其宣称为不受外界影响的“纯粹经济学”。在20世纪初，在综合了经济理论、梳理分析和统计技术的基础上，抽象了一切的现实因素并将其转换为数字和函数的计量经济学应运而生。数学推导和建模分析替代了传统经济学的文字表达方式，并一度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标准范式。在经济计量分析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的，经济学本身或许也带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属性。如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提出，“过去一个世纪里掩盖经济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做法日益严重”[8],所以需要正视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也说，“无论是否可以把意识形态从社会科学的思维范畴内消除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的行为范畴内确实不可或缺”[9]。但实际上，由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其对个体的影响方式非常复杂，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由于其社会制度、历史条件、经济状况等的不同而差异显著，所以难以做到在计量研究中对意识形态因素的普遍量化。于是，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等经济学家不得不将意识形态作为不相关的外生变量或以不变函数带入经济分析模型，抹除了意识形态对经济行为能动的影响作用，事实上将意识形态因素排除在外。

不难看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客体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明显地越来越认识到意识形态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这种认识却与西方经济学总体的发展路径出现了分歧。计量经济学的出现使经济学发展更加专业化，各种数理经济模型的运用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直观的反馈，但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其对经济社会分析的科学性与全面性。在经济学内部对意识形态进行量化研究确实是一个难点，但如果仅以此为理由将意识形态排斥于经济学之外，无疑是一种迷信“方法为王”的庸俗表现。所以，经济学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在这里开始得到了体现。在西方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了经济学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的前提下，与其说他们希望用数理模型等工具对经济学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倒不如说他们希望用定量的方式来确定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寻求二者之间的一种妥协关系，本质上是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刻意的掩盖。

4.西方经济学其他学派对排斥意识形态因素的批评

把意识形态排斥在经济研究之外的观点，受到了西方经济学内部其他学派的批评。在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时，就受到历史学派的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法国的西斯蒙第(Sismondi, Jean Charles Lnard Simonde de)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指责。他们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复杂得多，不能将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带有不同经济条件的人都抽象为“经济人”。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指出，在经济社会中不仅是只具有利己心的“经济人”在起作用，还包括每个经济个体之间受心理、伦理、道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来源大多是时代条件和种族习俗，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形式。美国制度学派的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提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10],并认为边际主义“自始至终是一种价值学说，就形式和方法而言，它又是一种评价理论。”[11]实际上就是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学的重要影响。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1948年发表了题为《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演讲，其中在谈到科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那些在分析上无法控制的思想，在分析工作开始的整体经济过程和普遍的概念领域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科学之前的认知行为是我们理念的来源，也是我们的学术工作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12]。“社会地位对于塑造我们的思想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思想完全是我们阶级地位中的经济因素所塑造；即使是这样，也并非完全有一种界限十分明确的阶级或集团利益所塑造”[13]。在熊彼特看来，每个经济学家都生活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抛开其为特定利益团体“发声”的因素，经济学家其自身在建立学说之前的“先入”的价值倾向，就为经济学打下了意识形态属性的烙印。

对排斥意识形态因素进行经济研究最强大有力的批判来自理论逻辑的内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提出了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制度越来越成为推进或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三个基本因素，超越了纯粹经济学对经济史研究的既定框架。诺思提出，“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更一般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14]诺思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用于克服“搭便车”、道德危机和懈怠行为的社会工具，是节约制度运作成本的一种有效的机制。他认为，如果人们意识到经验与现有的价值观念不符，就会做出价值判断原则的改变，发展出一套更适合其历史经验的新的意识形态，以引导未来的经济行为，这种意识形态对制度变革的转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全局，从而正式将意识形态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认识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5]。相比于西方经济学家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要素的研究方法，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考察建立了唯物史观，将意识形态纳入到上层建筑的范畴当中，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主要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但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方面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包含了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在批判政治经济学去意识形态化的同时，马克思揭示了西方经济学用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根本目的。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考察当中，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明确了西方经济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一观点也在现实中得到了证实。

1.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去意识形态化的批判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排斥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去意识形态化使其丧失了科学性，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建立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以之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

古典政治经济学去意识形态化的主要表现是仅仅将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不考察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对此，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旧唯物主义哲学，这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刚刚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理性人”还原为只具有利己心的“经济人”。从“抽象的人”出发将人还原为物的整体思想，一方面表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陷入了“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使其天然地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能认识到意识形态对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对其展开了批判，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501。在市民社会，人与人在经济生活的分工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会对个体选择和生产力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序言中指出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7]8也正是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的去意识形态化，导致他们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局限于对价值量的考察，无法科学地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对于不断发展的经济生活的解释越来越缺乏科学性，最终在庸俗化中走向了覆灭。

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去意识形态化掩盖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目的性。他指明西方经济学家在同封建主义的对抗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18]234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着特定的服务对象，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亚当·斯密以“经济人”思想排斥和对抗封建伦理的意识形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资产阶级地位的提升，他们已经不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由西方经济学家构建的经济体系也不再能够促进社会群体的幸福。出于对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保护，以李嘉图为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开始逐渐走上了庸俗化的道路。对此马克思批判说，“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人’类的才能的这种方式，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19]即便李嘉图在后来已经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5]99,但是仍然希望通过机器的改良和技术的进步遏制这种下降趋势。这无疑更为明显地体现了李嘉图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立场，甚至可以为了立场而牺牲掉其学说的科学性。马克思则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指出，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20],进而批判了西方经济学通过去意识形态化的手段固化资本主义制度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目的。

2.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基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建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学说，概括了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并运用到经济分析之中，“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等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1]592。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改变了生产关系，进而进入到市民社会时代。封建伦理这种“显性”的意识形态也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市民社会中“隐性”的“经济人”逐利思想和“等价交换”的社会规则。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1]34在以财富为基础评价人们社会地位的市民社会，经济学作为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加以解释和提供建议的学科，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但是不同于封建伦理等方式对人们的约束是一种外在的强迫，经济学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途径是给予人们一种内在的引导。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富人因富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也是因为他感到，在所有这些由于他的地位而很容易产生令人愉快的情绪之中”[22],鼓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财富的增加提高自己的地位，进而更加幸福快乐。更为重要的是，斯密认为在中等和低等阶层中，培养美德和获取财富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显得十分接近，追求财富的过程正是表现和提升人们美德的过程，所以，亚当·斯密框定了人的行为准则：追求财富和追求美德的一致性。这无疑是在用经济学本身来树立一种同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并且它给予人们心理层面的激励和引导，比各种外在的意识形态约束都更能发挥效果。这种意识形态的逐渐固化，也影响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成为了他们开展研究的“先入之见”。所以，意识形态不仅影响和制约经济行为，还会给经济学家提供阶级立场上的价值判断，从而影响其经济学说的方法论基础。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18]695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从属于资本增殖属性的特点。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23]西方经济学对财富增长的热衷，使其在本质上也就成为了维护资本关系的理论工具。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劳动者工资的标准确定为“维持工人生命的最低标准”,进而将人物化为机器的一部分，使现代生产的劳动过程屈服于资本增殖过程，使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劳动屈服于抽象劳动，最终使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中表现为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属性。从而西方经济学间接固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证明了自身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同一性。

3.马克思观点的现实验证

马克思的深刻认识也得到了社会发展现实的验证。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以多种方式展开的去意识形态化行为并没有阻止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资本增殖属性的服从使资本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引下一次又一次地破坏自身的生产力。可见，排斥意识形态属性的经济学是不能够真正认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本质上的意识形态功能在面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时显露无疑。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与社会主义政权同时出现的还有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新生的经济体制直接威胁到了西方经济学构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永恒性”,让众多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正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冲击，并公然提出阶级站边。如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如果我非要追求局部利益，那我就要追求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我能够接受那些在我看来似乎是公正、有益的观念的影响，不过，在阶级斗争中，我将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2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国家的相继独立使西方经济学有意引导其做出社会制度的选择，其中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态度十分鲜明：“对社会主义将会带来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25]31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将这些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以巩固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际政治地位。这也使经济学说彻底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我们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是不能摆脱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的。学说内容不仅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其自身也已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理论内容和方法路径都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阶级性的色彩。基于此，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西方经济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26]。不论是道格拉斯·诺思从经济学内部进行要素分析建立的“国家、产权、意识形态”理论，还是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建立的意识形态学说，都证明了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学内在要素制约和影响其他要素，西方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发挥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功能，影响经济发展的模式、速度和价值取向。现实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对经济发展的指导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学派如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历史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都开始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加以重视，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本身的目的就是用于指导实践。所以，任何经济学的方法论建议都不像自然科学的规律结论等是完全客观的，相反，经济学所有的方法论建议都是基于现实状况、发展规律和价值判断所生成的。因此，经济学研究必须将意识形态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考虑，不仅因为意识形态作为内部要素为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更为全面合理的解释，还因为意识形态属性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了经济学所包含的思想背景与价值倾向，尤其是经济学家个人的价值立场、经济学所属的阶级立场等经济学外部的因素，实际上会对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提醒我们，经济学研究带有意识形态属性不仅是要重视意识形态因素，还要确立自身的意识形态主体地位，如加拿大经济学家希尔(Rod Hill)和迈亚特(Tony Myatt)指出的，在经济学研究中，“问题不在于非要指出哪种意识形态为错，我们要说的是，它是存在的，而且，每个人都应该考虑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27]。所以，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要科学认识西方经济学背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坚持人民性的根本立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避免落入“方法为王、内容空洞”的陷阱当中。

2.西方经济学家排斥经济学意识形态属性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意识形态属性的排斥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阶级的狭隘性问题，更有出于阶级立场对西方经济学本质的掩盖问题。首先，西方经济学排斥意识形态属性是存在认识误区的。如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出于对封建宗教的痛恨和自然权利的宣扬，西方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排除所有与现实利益无关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从而没能认识到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再如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多种因素，但认为意识形态同其他要素相比并不重要，所以在经济研究中排斥了意识形态属性。其次，西方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立场和阶级狭隘性决定了其对经济学意识形态属性的主观忽视。西方经济学家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们以自由主义作为价值判断，以“经济人”思想树立“人人为自己，社会会更好”的信条，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即便在后来西方经济学试图以边际分析和计量技术等研究方法建立“纯粹经济学”“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实际上也隐含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前提，而未能超越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固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界限。最后，西方经济学排斥意识形态属性是对其阶级本质的掩盖。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6]552因此，西方经济学不断地排斥和掩盖自身学说的意识形态属性，在世界范围内以“纯粹经济学”这种“普世”的姿态粉饰自身，其目的就在于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到西方经济学所倡导的经济体系中，以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增殖和掠夺。所以，当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时候，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掩盖就转变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压制，西方经济学也成为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交锋的工具，这更加证明了经济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让“价值无涉”的“纯粹经济学”构想不攻自破。

3.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21]66相比于西方经济学对意识形态属性的排斥与掩盖，中国共产党在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中，一直都重视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28]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应该是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直气壮地强调人民性的意识形态属性。与西方经济学不一样的是，西方经济学在后期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是基于意识形态对组织结构和经济制度的调整，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益，从而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权。但是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体系重视人民性的意识形态属性，不论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在发展的结果上，始终是为了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目的在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果的同时，在经济理论与发展实践中必须摒弃西方经济学“以物为主”、以物性代替人性和社会性的错误观点，使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服务于广大人民。同时，以人民性意识形态属性激发劳动者的“共建共享”热情，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发展，使具有人民性意识形态属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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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Ｍ］． 朱志泰，陈良璧，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Ｄａｎｉｅｌ Ｍ．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1994：244．

［9］琼·罗宾逊． 经济哲学［Ｍ］． 安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

［10］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Ｍ］． 蔡受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9．

［11］凡勃伦． 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Ｍ］． 张林，张天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79．

［12］埃斯本·安德森． 约瑟夫·熊彼特［Ｍ］． 苏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255．

［13］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1 卷［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63．

［14］道格拉斯·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Ｍ］． 陈郁，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4：51．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5-546．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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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3 册）［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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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Ｍ］． 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1．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2．

［24］凯恩斯． 预言与劝说［Ｍ］． 赵波，包晓闻，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323．

［25］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Ｍ］． 王明毅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1．

［26］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27］罗德·希尔，托尼·迈亚特． 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Ｍ］． 夏愉，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2．

［28］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

（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4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