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资本的认知与驾驭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一个矛盾对立统一的过程，资本“红绿灯”的提出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同样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随着资本的快速生长和广泛利用，其自身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并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全产生威胁，所以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要明白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深意并不是不要资本或限制和“堵住”资本的正常生长，而是在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正确引导资本的健康有序发展。管住是基础，管好是任务，让资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是最终目的，所以我们主要立足于“管”整个核心范畴，从“怎么管”“管什么”“为何管”等几个部分来透视让资本的“红绿灯”亮起来的内在逻辑，从而促使中国资本市场朝着更加健康、更加持续、更加长远的方向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转变的关键时期，我们已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显著成就，并且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表现在党的执政领导地位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增强、疫情防控水平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等。但是在看到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和国际经济发展形势严峻的局面。在新的风险挑战下，我们也进一步积累并提高了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提出了一系列新表述、新要求：“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22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我们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主要是为了积极引导经济向着稳健有序的方向发展，不断创造增量，把“蛋糕”做大。资本市场的稳定是深化改革的基础，只有保证市场的稳定发展，才能不断深化改革。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突出强调了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基点是“稳增长”，所以要引导资本市场找准发展的着力点和方向，发挥出市场稳定经济发展应有的作用。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来分别阐发什么是资本“红绿灯”、为什么让资本“红绿灯”亮起来以及怎样让资本“红绿灯”亮起来等问题，以此来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深刻用意。

一、当前设置资本的“红绿灯”的关键要素所在

当前中国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长期向好，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市场发展潜力大，所以科学合理利用好资本、让资本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让资本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可以更好地助力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但近些年来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壮大，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逐利本性无法自控，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所以为其设置“红绿灯”，就是要管住资本、管好资本、明确资本的边界。而在探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深刻内涵之前，必然要从资本这个关键要素入手，准确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事关能否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健康发展。

第一，把握资本的内在属性和运作规律。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本的客观存在并促进其有效运行已成为必然，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理解把握好资本本身的特性和内在规律，慎重处理好资本“姓资姓社”的问题，同时也要切忌将资本“姓资姓社”的问题泛化，否则就会限制资本市场的有效发展和运行而失去市场活力。其一，回归马克思经典文献，科学认知社会主义中资本的内在特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种被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从根源上破除了关于资本的神话，并展开了对资本的系统性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以价值增殖为主要表现形式、以雇佣劳动为核心要素的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是隐藏在物与物交换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在公有制下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实现了资本主体和资本生产主体之间的统一、实现生产手段与目的的根本一致。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更好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双重优势，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其二，资本是一种具有多种优势的生产要素，也是任何国家、任何经济共同体都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无论是何种政体和制度体系，一个国家谋求大力发展都是要以资本为纽带，凝聚起所有可利用的其他生产要素并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体现出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作用，“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因此，“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资本特有的杠杆机制，使得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最优的组合且实现功能的倍数放大，即“乘数效应”；资本天生的逐利性导致哪里有利益资本就会流向哪里，并形成将未来的资源为当下所用、将他人的资源为我所用、将不同空间的资源跨域所用的局面，资本将主体、时间、空间三者融合，跨疆越界，打破一切隔阂，消除一切障碍，冲破一切藩篱，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发挥生产资料的最大作用。其三，正确认识资本行为规律的二重性，资本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资本自身的局限性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最终使其走向灭亡。“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种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卡尔·波兰尼在《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脱嵌”理论，他坚定地认为，“自律性市场”的观念实际上是乌托邦的，其发展受到社会本身的自我保护的阻止。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危机发生后那些崇尚自律性市场的国家不得不推出严厉的监管措施，管控资本的运行，扬其长避其短，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政府和市场本就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曾说过：“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资本作为复杂的矛盾体，无产阶级占有资本，就是充分利用资本逻辑的复杂性，对资本进行长善救失，发展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创造自由支配的时间，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理解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二重性。资本作为一个工具，不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只有使它在创造物质财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才最有利，但是资本本身具有的二重性需要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它。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我国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变，也开启了对待和利用资本的态度的转变。由于当时缺乏发展与活力，过剩的劳动力得不到利用，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资本的缺乏就成为约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加快了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步伐、积极鼓励“三资”企业的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资本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具活力的部分，使得我国经济总量快速攀升、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人口、资本等资源要素由此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利用，创造了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40来中国经济实现巨变。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2017年站上8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达到827122亿元。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40年来，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占世界1/5的人口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71元，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974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增长8.5%。”正是因为我们朝着“三个有利于”的方向去驾驭资本、利用资本，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如此迅速。另一方面，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其自身的逐利性和剥削性是无法磨灭的，“闯红灯”的冲动是永远存在的，没有“护栏”资本就会成为搅局者、垄断者。理解资本的二重性就是要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出发，同时从根本上把握这个特性对资本的长善救失来说是必然前提。在生产环节上，资本的发展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也会导致资本走向不可控的状态进入无序扩张的态势，有些甚至会影响到基本的民生行业的发展；在分配环节上，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会竭尽全力地提高技术，促使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从而不断做大“蛋糕”，但是在分配“蛋糕”的问题上，资本家也会不计一切代价地占据支配地位，造成贫富差距；在流通环节上，资本家从追求利润的角度出发同样也会不断缩短单次循环的时间，提高循环的次数，这必然会带来经济流通速度的加快，但是要想达到利润的最大化，一定要调整生产资本的构成比例，因为在固定资本的实体行业投入的资本一般占比重大，循环速度越慢；相反，虚拟经济行业在同等条件下收益更大，所以资本的二重性也会带来经济的过度虚拟化。在消费环节上，资本家作为“先富”起来的“极小部分”阶层，他们的消费会带来一定的引领作用，引导大众的消费倾向，但是由于资本家占据了财富的大多数，挤压了普通人的收入空间，使得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下降，从而抑制了消费水平。皮凯蒂在《２１世纪资本论》中提出了“世袭资本主义”的说法，就是指当前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收入极度不平衡状况，使得社会的发展方向不再是由杰出人才所引领，而是由富豪家族所掌控。这样的现象在美国正在上演，造成了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因此，如何引导资本这个基本要素发挥资源配置或资源黏合效应，激励其正向功能，约束其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设置好“红绿灯”是关键。

第三，明晰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意义所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点提出资本的“红绿灯”，在释放出明确政策信号的同时，也是有它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所在。其一，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有其客观紧迫性。在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没有资本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也不会有今天高速发展的中国。但随着资本的逐步积累和壮大，资本的无序扩张、垄断等问题会随着资本的发展而走向失控。最近十年来，资本带来的消极作用越来越多，因为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在某一时期过于集中某一产业行业，产生大量低效过剩产能；更为严重的还会因为资本力量过大而产生市场垄断、破坏市场竞争与秩序、生态环境破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等诸多消极作用。从蚂蚁金服垄断市场到恒大无序扩张形成巨额债务再到薇娅偷税漏税事件，无一不暴露出资本逐利的劣根性，一味地追求利润的短期行为会使得资本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地方，而没有用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更加急需的领域。在利益的驱使下资本的杠杆属性会被无限制地滥用，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造成整个链条的瘫痪，形成系统性风险。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就是要将资本约束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逻辑是一致的，让资本为人所服务，而不是人被资本所奴役。其二，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有其逻辑必然性。中国再也不是处在过去落后挨打的局面，我们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重大飞跃离不开资本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站起来”的飞跃如果没有民族工商业的助力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实现；“富起来”的飞跃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完成的，而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引进外资，对国有资本进行改革，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一股活力；实现“强起来”的飞跃过程中，资本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开始显露其弊端，从而促使我们对资本有了更加清晰且深刻的认知，更加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设置资本“红绿灯”等论断，让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下得到充分发挥，无论是私有资本还是公有资本，最后形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整体布局，使得资本再次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助力。所以科学合理有序地利用好资本，一直是时代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其三，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有其现实重要性。“正是资本的正负两个功能，使我国经济经过一个阶段的高速度发展之后，必然要进入原来的发展方式受到阻力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用社会主义力量来克服资本扩张带来的消极后果，从而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当下，提出设置资本的“红绿灯”可以更加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利用社会主义优势扬长避短地发挥对资本的作用，营造公平法制的发展环境，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使得资本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利器”，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二、用底线思维设置好资本“红绿灯”的价值旨归

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资本逐利本性逐渐显露，这会激发许多社会矛盾，从而阻碍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所以建设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意在规范发展，疏堵结合，有效监管，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资本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对“红绿灯”的深刻意蕴正确认识、全面理解；同时也要明白将“红绿灯”引入资本市场所具有的深意———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为资本的健康运行划清了底线，从而保证资本在不“触底”的情况下更好地灵活发展。

第一，“红绿灯”的始源性与延展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为资本野蛮扩张的行为画上红线、积极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现实需要和经验总结，更是必然之路。其一，“红绿灯”原指在十字路口为交通设置的指挥灯，并且有着“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等一等”的通行法则，旨在引导车辆在规范下畅行。而将“红绿灯”引入对资本的驾驭和管控中，就是引导资本在现有的法律法规的制度框架下“有所为有所不为”，为资本的运行设置一个明确的界限和通行规则。“红绿灯”的提出并不是不要资本，而恰恰是要促进各类资本“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促使各类资本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红绿灯”概念的引入拓宽了我们对资本的认识与理解，廓清了我们驾驭资本的原则。其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红绿灯”引入资本市场的深意，一是为资本设置负面清单，哪些领域是可以进入的，哪些领域是不可以进入的；二是为资本设置通行规则，资本的运行发展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一窝蜂挤在一条路上，也不能随意“闯红灯”，该走的走、该让的让，要有序通行，并且懂得礼让行人，让整个交通秩序正常运行，也让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其三，对于“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有三种理解倾向：一是认为资本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二是有些人仍然存在着资本至上、资本崇拜的想法；这两种倾向显然都是不恰当的并且都是有害的。三是资本是一种工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必然要利用资本这一要素，工具的使用效果关键是谁来用它，用什么原则来主导它，用它来实现什么样的主旨目的。“红绿灯”的设置不在于如何堵住资本，而是如何将资本疏导好，在正确的规范制度下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才是“红绿灯”设置的真正意蕴所在。

第二，透视红绿灯的三种典型情况。“红绿灯”的形象比喻，释放出明确的政策信号，对资本发展要掩恶扬善，促进发展和规范并重。对“红绿灯”的设置也有几种情况需要注意：其一，“红绿灯”形同虚设，在不同地段，“红绿灯”的作用发挥也会有所不同。在大城市的交通枢纽，“红绿灯”会很好地发挥作用，积极引导车辆各行其道；但是在一些乡镇小道，“红绿灯”的作用就不能完全发挥，闯红灯、不礼让行人的状况时有发生。同样延伸到资本的运行上，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民生领域，国家对资本的管控还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在某些领域，资本任性的行为常有发生，比如在新兴的互联网行业，资本无序扩张和垄断的状况近年来逐渐显露，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　“红绿灯”的设置者搞形式主义，空有“红绿灯”的架子，实际上不能为资本的运行做到任何的有益的指导；二是管控对象对“红绿灯”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相关政策法规的施行效率不高、力度不大，不能引起资本掌控者的重视，试图在法律的边缘试探底线；三是“红绿灯”本身的设置不合理，不适用于当时当地的“通行”状况，制定者对于国家指令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并没有根据行业、地域的不同来具体调控“红绿灯”的设定法则，所以不能引导好资本的积极运行、管控好资本的无序扩张。其二，“红绿灯”的通行规则老套，不适用于现代交通的发展与畅行。同样地，过去对于资本的管理办法也不适用于当今资本市场的发展，比如改革开放时期对于投机倒把的规定，很显然投机倒把已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也会限制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现代化的建设。还有对于“红绿灯”中黄灯的规定，在交通法则制定的前几年里黄灯是不允许通行，但后来随着交通法的逐渐完善，黄灯不允许通行的规定只会浪费社会资源、时间、空间，所以相关规则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才能更好促进资本的发展，推动交通的畅行。其三，“红绿灯”的设置要能体现当代对人性化、智能化的要求，设置“红绿灯”的根本目的是方便通行，无论是人或车，所以一定要有人性化的体现。当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时候有一点也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那就是资本为社会主义所用，社会主义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并且为人民创造财富，所以在管控资本的时候必须要以人为本，始终强调资本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于通行的要求也在提高，所以“红绿灯”的设计也要智能化，紧跟时代的步伐。“红绿灯”本身带来的社会效益是非常大的，引导道路车辆的畅行、提高了交通的便利性和效率，但是这样的规则一旦失去效力或者不能因地制宜，对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在利用“红绿灯”规则去引导资本的同时，也要反思这样的规则是否合适、是否必要、是否科学，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规则才会更好地引导资本在正确的道路上运行。

第三，党管资本的底线思维通过“红绿灯”的设置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底线思维的方法，在诸多领域都提出了底线思维的论断，比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问题上提出要“坚守底线”，在正风肃纪方面要求党员干部“守底线”，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强调“兜底线”等等。在引导、驾驭资本发展问题上提出的“红绿灯”论述，同样也是底线思维的体现。底线思维就是要带着问题意识，在充分估计其最坏可能性的前提下，通过实践工作规避风险，积极掌握工作的主动权，追求最好的结果。“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底线思维’最大的对立统一就是‘底’与‘顶’的有机结合，没有‘守底’就难达其‘顶’，而没有攀高也就无所谓‘守底’，此谓‘守乎其低而得乎其高’。”其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强调了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内在属性和行为规律。源于近年来社会上对于资本的认识出现了偏差，由此，导致了两种极端，有些人将资本当作社会发展的对立面去批判，另一些人将资本与资本家割裂开，认为资本的野蛮生长出于“人性”，“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工人只是作为人格化的劳动执行职能”，“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　对资本来说，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只是它榨取剩余价值、实现增殖的手段和工具。这正是资本的物化逻辑。这样的错误认知及其做法对于国家的发展、资本的引导、社会的舆论环境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必须有所批判和纠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那么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正确认识资本的本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逻辑出发，我国经历几十年的实践性探索与积累，形成了真正适合我国发展的资本正义观，让资本“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真正的国强民富。其二，党要管资本的底线思维就是要掌控好资本、管控好风险，要保证在重大问题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比如20世纪初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以及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金融风险等，我们都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规避了重大金融风险。习近平反复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鲁道夫·希法亭从金融资本入手研究资本主义制度，“金融资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资本寡头的形成过程，最后导致资本的不断剥削和垄断”，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市场有一定的经验启示，我们要警惕哪怕是微小的金融漏洞。同样地，为资本设置的“红绿灯”本身就是一个底线，是任何资本通行都不可逾越的红线。“红绿灯”的设定尤其是红灯做到了为资本运行划清底线，做好了“探底”工作，也为资本的灵活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方向，从而促进资本更好地“达顶”。其三，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看，必然要发展各种资本，首先是要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了由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的转变，管“资本”就是在确保国家资产安全的基础上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从而保证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其次就是充分发展各种非公资本，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出非公资本应有的活力，增加经济发展的体量和质量。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不同形态资本一视同仁，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横行，又要发挥出资本应有的功能。最后，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积极构建以公有制为基础、各种非公经济为补充、为人民服务为本色的资本运行模式，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发展模式的扬弃，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驾驭资本的模式。时代在不断进步，社会在不断发展，倒逼着各级政府部门的治理水平要不断提升，相应的理论认知水平也要不断顺应时代要求、社会发展的趋向变化，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提出就是要杜绝“一放就乱”与“一管就死”险象，充分体现党管资本的决心。

三、用发展的眼光看资本“红绿灯”的张力所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及其蓬勃发展是一个伟大奇迹，也是一个重大创造，这个原本在自由学派看来会休克的双轨体系，却给我们带来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并将继续健康发展，其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对资本严格利用和管控，总体上看我们实施了有效的监控和引导，让资本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有力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我们提出了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重要理念和重大举措，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的引导、利用、管理和驾驭的过程中不断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的体现，同时也是我们对资本本性及其运作过程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正反合）这样一种矛盾对立统一过程的把握并痛定思痛而提出的。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不仅是要管住资本，更要管好资本，更加充分地发挥出资本的积极作用，而不是一味地限制资本的发展，要更好地引导资本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所以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既是规范也是引导。根据“红灯停、绿灯行”的通行法则进一步明确资本运行的边界，明确“红绿灯”运行的实践逻辑，划定在哪些领域是要引导资本畅行的，哪些领域是资本绝不能跨越的红线，哪些领域是在有效监管下可以适度放开的。

第一，历史发展推动着资本“红绿灯”的提出及其设定。我们对资本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它经历了一个从反题、正题到合题的步伐，其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给它附加任何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正在于逐步找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辩证的否定方式”。资本好比一把刀，它既可以开山辟路，也可以是杀人凶器，关键在于怎么用、谁来用、用在哪。其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对于资本的认知还较不成熟，先后提出过“节制资本和限制资本的发展，主张民族资本与国计民生结合起来”“保护民族工商业”等论述，促使民族资本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但基于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认识以及受到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对于资本的认知在初期偏向消极，用资金的概念替代资本的范畴，将资本限定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这也导致了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散失了资本的积极性和驱动性。其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总结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教训，开始了对资本的全面认识，党和国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如何利用和发展资本，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自觉地将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经历了从萌生到全面发展的几个阶段，形成了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开放格局，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十年的探索中，一次次地提出和更新了理论，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运行的逻辑体系。我国资本市场的成功主要在于每项改革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基本前提，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并吸取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其三，随着市场经济纵深发展，资本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劳动异化、生态异化、社会矛盾激化、道德沦丧等问题渐显。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资本的认识不再偏向两极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对不同形态资本做到在性质上区分、在定位上明确，积极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发展，并且基于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党管资本的规律性传承，提出了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不断明晰资本的运行边界。

第二，当前资本“红绿灯”运行的实际操作法则及其完善。设立红绿灯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各个车道的所有车辆以最高效率通行。同理，资本运行要谨遵“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的通行法则，以保证资本的利用效率最大化且确保安全。其一，亮红灯，制定规则划清底线。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就是要在某些关键领域为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资本亮“红灯”，划清底线。亮红灯并不是不要资本，而是为资本的发展划清底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得以展现，往往通过追求垄断来获取超额利润，特别是互联网领域出现的平台垄断、竞争失序、大数据杀熟、“割韭菜”、脱实向虚、跨界投资等现象，造成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甚至损害消费者权益，严重影响了整体社会公平正义，甚至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前段时间某打车平台公司为了能够在海外上市，不惜外泄本国数据，这势必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和人民切身的利益。对这类资本亮“红灯”，划清底线，加强监管和管制，无疑是紧迫的、必要的。还有在游戏行业、教育行业、文艺宣传、民生领域等资本的无序扩张所带来的危害也都是国家和人民难以承受的，所以要建立起“防火墙”。尤其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际竞争与较量也越加激烈，我国的产业升级发展至关重要，如果资本一味地扩张，任由其野蛮生长，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的生态，那么我国的产业体系也将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当今世界，没有一点真本事是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其二，亮黄灯，通行附加前提条件。“红绿灯”中红灯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允许通行，而黄灯则表示警示、警告。人们对于黄灯的概念并没有红灯和绿灯明显，但是任何事物并非只有非黑即白的两面，也有“灰色地带”，且灰色地带蕴含的空间和潜力也是搞活经济所需要的。现实中资本的运行也不是那么呆板，而是具有灵活性的。所以根据“黄灯请等一等”的通行原则，在某些领域资本运行是要有限制条件的，比如负面清单对医疗机构的投资提出明确的限制，要求在限制条件下、合理范围内让资本充分运行，充分改善民生条件，推进医疗技术的进步，推动医药的创新。又比如负面清单中的教育行业，最近，国家在教育领域的管控力度也在加大，严禁教育机构资本化，双减政策下，资本催化的校外培训机构也忙着裁员，甚至是关门大吉。教育行业有着显著的特殊性，是以稳健求实为主，而资本的过度催熟带来的后果必然是教育追求功利、远离初心。但是教育行业也不能完全离开资本，资本对于教育发展的作用是其他生产要素所不能替代的，所以教育行业在一定的监管下允许资本的进入，但是不能“任性”。其三，亮绿灯，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红绿灯”不单单是谈红灯、谈对资本的监管、谈管住资本，绿灯同样重要。要有正确的放行规则，凡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资本都要亮“绿灯”，要坚定不移地发挥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要在政策财政等方面给予补贴支持，让资本在恰当的领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可以看出，国家发展薄弱的领域，需要新鲜血液注入的领域，长期有利、短期无利的领域，是非常欢迎资本加入的，也希望资本可以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在促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要将资本引入科技创新领域，让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生新的造福效应，解决高新技术“卡脖子”的难题，为建设制造强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过去资本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今将资本引入绿色发展的领域，从根本上解决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并为人民创造更加普惠的财富。“三农”一直都是资本不愿意涉足的领域，如果国家在“三农”领域对资本加以正确引导，将会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利益，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业发展技术，将会更加巩固我国2020年全面小康的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第三，设置资本的“红绿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智慧、新动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波澜起伏，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盘根交错，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社会财富严重两极分化，资本唯利是图的面貌愈加凸显。“红绿灯”的提出，无疑是为当今正确引导资本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其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为了克服自身发展的矛盾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从而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新自由主义也不断暴露出在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层面的难题。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驱使下，西方国家将经济发展正义观等同于资本的利益最大化，金融垄断资本开始全方位控制社会发展，并且资本过度地虚拟化，脱离实体经济，实际上并没有给自己国家带来发展红利，甚至还危害着其他国家的发展，这就制约了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化发展。加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发展举步维艰，虽然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资本管控进行了一些自我调整，但其本质矛盾是无法改变的，国家政权仍然是充当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事务所”，本质上并没有为国家发展、人民利益服务。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它是从根本上认清资本的本质，从而充分利用资本的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服务。资本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可以更好发挥出两者应有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无序扩张的逐利性开始具有了人性化的特点，资本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在资本的助益下，社会主义发展可以有效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有益的积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资本的认识经历了“正反合”的变化过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正确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三，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增强，我国的一举一动逐渐为世界所关注，所以资本在中国的运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是受到重点关注的，也是很多国家学习借鉴的榜样。“红绿灯”的提出不仅为我国资本的发展做出了明确的指引，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补充力量，也为构建平等、自由、健康、和谐的世界资本发展的新秩序提供了新智慧、新方案。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于资本逻辑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资本的本性和运行规律，资本本身蕴含着巨大能量的同时也有着失控的潜在危险，因此，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其实“红绿灯”的逻辑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逻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坚守底线思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阳光下运行资本。我们不能忘记资本的本性，要给这匹随时会脱缰的野马系上缰绳，让资本在正确的轨道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出资本作为工具的最大效率和效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铺垫基石。

（章忠民：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谷娣琴：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海派经济学》2022年第3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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