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女儿看“开学第一课”，“在荒原上种出全球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创造绿色奇迹”的塞罕坝机械林场三代务林人的事迹又被搬上了荧幕。“六女上坝”的主角之一陈彦娴奶奶也被请到了同学们面前，亲自讲述当年的艰苦奋斗史。

　　遗憾的是，塞罕坝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开学第一课仍旧没有讲清楚。简单来说，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公有制谈奋斗与梦想。

　　这里整理重发笔者之前的一篇旧文，算是讲给女儿和女儿这一辈人听吧。

　　塞罕坝坐落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北部坝上地区，属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海拔1400米，系内蒙古高原与大兴安岭余脉、阴山余脉交接处，距海拔40米的北京市的距离只有180公里。

　　正如第三代务林人于士涛所讲述的，如果这么近的沙源挡不住，对于北京来讲，无异于站在房顶向院子扬沙子。

　　“塞罕坝”这个名字本是蒙古语和汉语的组合，意为“美丽的高岭”。历史上的塞罕坝曾是一处水草丰沛、森林茂密、禽兽繁集的天然名苑，辽、金时期称“千里松林”。公元1681年，康熙在此设立了“木兰围场”。

　　1863年，吏治腐败、财政颓废的清政府在此开围放垦，植被逐渐被破坏；至日本侵略者侵占这里后开始掠夺采伐，加之连年山火，很快导致塞罕坝退化为高原荒丘；至解放初期已是“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凄凉景象，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生态环境极度恶化，塞罕坝风沙一直吹到了北京。

　　1961年的塞罕坝

　　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发生在塞罕坝。新中国成立时，由于旧统治阶级的昏聩无能以及帝国主义的掠夺式采伐，加之连年战争，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很大破坏，当时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有8.6%。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就开始关注祖国的荒山荒地。有计划地绿化这些荒山荒地的想法，时刻萦绕在毛主席心头。

　　1949年，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提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的方针；

　　1955年10月11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结论中指出:“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同年12月，毛主席在起草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指出，“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这就是后来一直在农村倡导的“四旁绿化”。

　　1956年3月，《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传达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绿化祖国”！在不到半年时间内，毛主席三次谈到绿化问题，可见其重视程度。

　　这样的重视当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人民领袖基于科学知识和实践得出来的严谨结论。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通过调查得知，没有树木易成水旱灾。1930年10月，他在《兴国调查》报告中指出，椴田之所以容易发生水旱灾，是因为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在这篇报告中，毛主席指出，保护树木，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治水必先治山，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是避免水旱灾害的办法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到黄河、长江流域考察时，又多次谈到了水土保持、重视植物保持问题。

　　1958年1月31日，毛主席在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做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1958年11月，毛主席在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加写的一段话中，曾大胆设想，全国十八亿亩耕地，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种农业作物，三分之一种草，三分之一种树，美化全中国。

　　在毛主席的不断号召和具体部署下，举国上下很快掀起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风潮。

　　1967年9月23日，毛主席批准下发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通知指出，“森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又是农业生产的一种保障。积极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对于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1971年，全国林业会议通过了《全国林业发展规划(草案)》，提出“南方9省、自治区自然条件好，林木生长快，是扩大我国森林资源的重要战略基地，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大造速生丰产林，加强用材林基地建设”。与此同时，各地按照“基地办林场，林场管基地”的思路，大力发展社队集体林场。二是平原绿化有了新的进展，逐步从“四旁”发展到建设方田林网。

　　笔者在讲塞罕坝的历史前，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毛主席对绿化工作的重视和具体部署，就是想反驳一则流传了几十年的谣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对森林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新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提升到近13%。这还是非毛化时代统计的数据。

　　为了否定毛时代，某些主流学术刊物更是硬生生地把解放前的森林覆盖率人为提升到12%，以此说明毛时代破坏了植被。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09年的30年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12.98%上升到18.21%，主要的增长完成于90年代中后期以后，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将统计森林面积的“郁闭度”从之前的0.3改为国际上通行了的0.2；此外经济速生林比重的大幅增长，林业部门拼命从草原部门那抢夺“灌木管理树”等因素，也是森林覆盖率大幅增加的一个原因。

　　相比而言，毛泽东时代在短短20余年时间里，将森林覆盖率从8.6%实实在在地提升至近13%，并且在很多荒漠地区种上了树，为这些地方后来变成绿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增长速度其实并不慢！

　　讲完上面这个问题，我们再说回塞罕坝造林的历史，以此作为“标本”，来考察一下毛泽东时代的绿化工作。

　　在毛主席“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指引下，1961年10月，时任林业部国有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琨受命带队来到塞罕坝勘查；1962年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大唤起林场、阴河林场的基础上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要在此处植树造林，让绿色屏障去抵御风沙对城市的入侵。

　　1962年3月，一群地方林场的员工和周边人民公社的社员趟着没膝深的积雪首先开进荒原，打响了改天换地的第一仗。然而，4月份刚种下去的树苗才20多天就九成以上枯黄。

　　1962年9月，林业部从全国18个省区市、24所大中专院校的127名毕业生和周边地区的干部职工，组成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4岁、学历水平却很高的369人的建设大军，雄心万丈，进驻塞罕坝，肩负起了“为北京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的神圣使命。

　　承德二中的几位女中学生，立志学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邢燕子和侯隽，主动放弃高考，报名来到塞罕坝，希望能成为北大荒梁军一样的女拖拉机手：

　　1958年起，中央加大了对林业机械的投入，各级林业部门从上到下建立了机械设备管理机构，并对设备的使用管理、保养、维修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机械作业范围也逐步扩大。到1961年林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比重已达75％；60年代中期，南方各省飞播造林已经全面推广。

　　塞罕坝机械林场赶上了好时期——享受到了新中国快速工业化的“红利”，拖拉机、植苗机等各种现代化机械开进了林场。

　　然而，即便有了机械化的助力，塞罕坝造林一开始也并不顺利。

　　这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极端最高气温33.4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43.3摄氏度，年均气温只有零下1.3摄氏度；常年大风不断，年均积雪更是长达7个月。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1962年，林场种植的1000亩树苗成活率不足5%；1963年种植的1240亩树苗成活率比上一年略高，但也不足8%。

　　连续两年的失败极大地打击了机械林场职工的热情，很多青年萌生出退意。这时，林场负责人王尚海带头将老婆孩子和整个家庭从城市搬迁到林场，从舒适的楼房搬到了坝上简陋的职工宿舍（窝棚），王尚海的举动终于稳定住了军心，大多数人选择继续坚守。

　　经过两年的失败，技术人员在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发现外来的树苗水土不服，抗性太弱，要想在塞罕坝种树成功，必须自己培育适应当地土质和环境的树种。经过多次试验攻关，终于培育出“塞罕坝良种”。

　　1964年春天，在三面环山的760亩马蹄坑土地上，一场轰轰烈烈的马蹄坑大会战拉开了序幕，生产一线不分男女，也没有领导和普通职工之分。一代知识青年在这里战严寒、斗风沙，当年树苗成活率到了九成以上。到1966年，林场种植总面积达到了三万四千亩。

　　60年代末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过程，又有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塞罕坝，开始了耪大地、育苗、植树造林的一年又一年的知青生涯。正是因为两代知识青年“咬定荒山不放松”，无怨无悔、矢志不渝的奉献，才有了沙漠变绿洲、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将林场森林覆盖率从建场初的11.4％提高到现在的80％。

　　塞罕坝造林的成功离不开两代知青的青春与汗水，也离不开毛泽东时代国家的大力投入，大量的机械和造林基础设施得以投建。这是后来的塞罕坝人普遍认可的事实。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市场大潮给塞罕坝林场人同样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绿色”在八九十年代反倒一度成了穷困、落后、封闭的代名词，社会开始普遍追求“大工资”，过“大生活”。塞罕坝的森林资源总价值超过200亿元，是有挥霍资本的。与三北防护林工程数次爆出防沙固沙林被私人承包、出售，很多国有林场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丑闻相比，毛泽东时代教育和战斗过来的塞罕坝人最终还是守住了初心。不过，市场大潮下，他们过得并不“容易”。

　　2012年，一篇题为《塞罕坝机械林场改革与发展问题思考》的论文发表在了2012年第一期的《河北林果研究》刊物上，文章指出，“塞罕坝机械林场应明确自身定位，企业化才是塞罕坝林场改革与发展方向，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市场化的人事劳动和工资制度”。

　　市场化的内部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全面推行绩效工资……是这些年来塞罕坝林场改革的方向，然而这些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2018年，一篇题为《关于塞罕坝机械林场改革与发展问题思考》的文章发表在了《花卉》杂志上，文章直指塞罕坝机械林场目前存在的这个根本问题：定位不清，政府投入不足，林业基础设施老化、薄弱，员工老龄化现象严重。

　　说到底，塞罕坝林场是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的产物，在追究经济效益的市场体制下，不能直接产生多少经济收益的绿化工程就处在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一方面，政府不愿意“投钱”了，基础设施更新不及时，逼着塞罕坝人去搞种养殖、发展旅游业创收，“自己养活自己”；另一方面，私有制大环境教育出来的是“理性经济人”而不再是理想主义的知识青年，造林卫士后继无人！

　　反毛人士一直拿“大锅饭养懒汉”、“大锅饭养闲人”来污蔑毛泽东时代，大锅饭有时的确在“养闲人”，但从来没有“养懒汉”，塞罕坝就是有力的证明。正如1963年毛主席指示激光基础研究：“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闲人”只是主流经济学家眼中不能直接创收的人，然而，无论是从事绿化工作的林场工人，还是毛泽东时代为尖端国防科技提供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看似“闲人”，做的却是默默无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造福子孙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闲人”。

　　正是两代知青勇当“绿色卫士”、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无私付出，才为今天的首都北京构建起了一道坚固的绿色长城，抵挡住了风沙的侵蚀。

　　今天，人们终于重新记起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的英雄们，这是塞罕坝林场的幸运。相比之下，笔者想到了始建于1963年的敦煌阳关林场在去年年初，由《经济参考报》披露出了林场被私有化、遭到触目惊心的“剃光头”式砍伐、防沙最后屏障几近失守的惨痛悲剧。

　　究竟是谁在造林、谁在毁林？这是那些借鼓吹“大锅饭养懒汉”疯狂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流经济学家极力回避的，而这样的事实对比，这样的真相才更应该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