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前,我们为什么要停止军队经商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1998年7月21日,解放军四总部联合召开「反走私会议」。
会上,作为最高领导的他发表讲话,指出:
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同时,地方各政法部门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也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与经商活动说再见!
一天后,他又亲自提笔写信:
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
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
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
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同日,他在全军打私工作会议上又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解放军与武警部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从明年1月1日起,全部吃皇粮!
随后,中央和军委都成立了军队清理经营性企业领导小组。
三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正式通过《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
由此,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亦联合发出《贯彻〈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的意见》。
持续十三年之久的军队经商活动,开始被勒令退出历史舞台,被强力摘剥出我解放军系统。
先将时间拨回到十三年前,1985年。
1985年春,那年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主张“为改革开放节省军费开支”,首次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
因此,“军费紧张”逐渐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法委面临的突出问题。
只是,在“军队要忍耐”的大棒下,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
从1985年开始,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
当年度,整个解放军部队才获得56亿美元拨款。
那时候我军430万人,连三餐饭都保证不了,试问如何研发、更新装备呢?
那一年,台湾省割据伪军的军费多达98亿美元,日本自卫队的军费更是达到240亿美元。
日本媒体公开嚣张放言:“半小时消灭中国海军!”
不禁唏嘘,日本右翼军阀半个世纪前用来侮辱蒋记国府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竟然在毛主席逝世后的80年代,重新投射到了中国人民的耳朵里……
根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编篡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从1979年开始,国防预算开始下降,1984-1988这五年的下降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至1988年,行政事业支出首次超出国防支出。
那时,我军军费主要得用于军职人员基本生活费,但实际情况非常寒酸,甚至中级军队干部四年才能发一双制式皮鞋。
著名的设计师宋文骢,一度在家门口卖面条维生,这让中国解放军简直在那时成了国际军界的笑话。
1980年6月,宋文骢被任命为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副所长、总设计师;次年,担任中国“六五”第一个重点项目歼-7C飞机的总设计师。
然而,就在80年代的岁月里,我军战机的研发工作也受到了“军队要忍耐”、“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严重影响。
那一时期,10号工程总投资仅40亿,落没落实不说,这还非611所一个单位花,而是十个分系统、上百家研制单位共用,摊到611所所剩无几,还要用以对外合作(法国、以色列),致歼10险些夭折。
宋文骢在家门口卖面条维生的闹剧也就在国际军界流传开来,后来也有611所的同志说不是卖面条,而是卖鸭子……总之,是到了为生计而讨活的地步。
不止是宋老自己,15岁就靠上西北工业大学的天才少年杨伟,也一度因为待遇太差想要离开宋文骢团队,被宋老强留:“孩子,留下来,才能办大事……”
“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刀”这句话,后来也成了80年代的缩影。
当时有军委的领导非常直白地说:
想搞歼10就是‘5分钱上长城‘,完全不切实际!
1989年,军委曾组织了一次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宋文骢也受邀参加了代表团。
考察期间,苏-27SK给军事代表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效果可以用震撼来形容。
于是就有人提议干脆直接大量进口苏27这种新锐战机,别花功夫折腾新机型了,喊出了所谓“要打赢,靠27”的口号,甚至还调了一帮“酒蒙子”去和嗜酒如命的苏联人拼酒,以求酒桌上求购苏27。
但这些情况,统统遭到了宋老的抵触:
苏27的确性能优异,但是和歼10 相比性能各有所长,苏27替代不了歼10,两者应该相互配合。
刘华清也赞同宋老:
苏27 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再困难,歼10也要搞下去!
除了“天上飞的”,“海里游的”也遭遇大落后。
2004年时,“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接受《现代舰船》采访时,曾愤述:
二十多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
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
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见《龙啸九天--中国核潜艇专家采访录》《现代舰船》2004年12月下半月)
根据《现代舰船》2005年3月 《郑明回忆录:难忘的回忆与珍贵的启迪》记载:
在当时,要不要继续研制核潜艇成为了一个尴尬的政治性问题。
1988至1990年,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即将定型,在继续研制核潜艇的问题上,也受到了‘大裁军和军队发展要忍耐’的影响。
在90年代初期,中央强调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军队建设要忍耐的条件下,核潜艇生产线要不要保留,这本来是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毫无疑问要保留,可是在我国却差一点被下马掉!
一直到1997年9月的十五大拨乱反正之前,毛主席逝世后的整整二十一年间,美国海军发展了约六代,法国海军发展了两代,英国海军发展了两代,连历经解体重组的俄罗斯海军都发展了三代。
至1997年时,我军军费开支已不及台湾省伪军。
回望之前一年即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我海军唯一上得了台面的舰艇只有一艘052型驱逐舰,其它都是老古董一般的051型驱逐舰。
再到1999年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时,我海军仍然只有两艘052型和1艘051B型,护卫舰只有五艘053H3型护卫舰,仅八枚HQ-7型防空导弹,且无备弹。
直到今天,客观而论,我军核潜艇的作战性能仍然落后于美俄两大强势海军的核潜艇。
苏联在七十年代巅峰期研制的M级攻击核潜艇,全面采用钛合金等高端材料,最大下潜深度高达1250米,而今我军的核潜艇在下潜深度层面仍然堪堪比过美俄核潜艇的一半(主要是材料的落差)。
这都是历史演进所致。
“下水”已晚,加速研发也只能以后起之秀的姿态………
通过核潜艇与歼10战机在80年代的境遇,可以一窥90年代“四大耻”——银河号事件、美航母插手台海、黄海对峙、南联盟大使馆被炸——都是怎么来的。
暂不剖析这些事件本身,就再说说80年代时,我军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面貌”:
① 旅顺基地,陆上后勤供应的蔬菜,连根带泥,洗也不洗;
② 上海基地,东海舰队想在崇明岛建点,结果因为经费拮据被否决;
③ 舟山基地,有洞库泥沙回淤严重,不去修整,直接报废;潜艇支队官兵饮水问题无法解决;军民杂居,生活纠纷不断;
④ 广州基地,刘华清到上川岛时,按惯列全体应列队欢迎司令员视察,结果非但没有,且是东一群、西一群、不立正、不敬礼,吊儿郎当如老乡看大戏。刘华清当时并没有发火,因为他知道这背后是干部风气问题,归根结底是大环境问题;
⑤ 下川岛,部队吃菜成了大问题,一艇一灶,每天早晨要乘船去岸上买食品。春节时全支队也吃不上鱼,肉也罕见。刘华清在南海舰队会议上告诉后勤负责人:“你们的内心应当受到谴责”……由于不给拨经费,榆林港的航道里,该炸的礁不炸、该建的码头不建,舰艇拥挤,这谈何机动作战?
………………
这只是冰山一角——不是海军的冰山一角,而是80年代我军的冰山一角。
军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于80年代中期被赐予了一种旁门左道式、以毒攻毒式的解决方法:允许经商。
这是一段不忍回首的往事,军队的纯洁性、纪律性几乎在某一时期被毁于一旦,“政治建军”的钢纪也一度被丢到角落中……
1985年4月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制定,同年5月4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施行《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
轰轰烈烈的军队经商拉开大幕。
在当时,越南曾被作为一个“样板”。
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越南国内经济濒临崩溃,更为艰难的是越南的“老大哥”苏联修正主义也由于国内经济的下滑而停止了对越经济援助,使得越南国内形势严峻,各类矛盾升级。
此时,越南选择了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鼓励军队经营,以拉动经济。
起初,越南政府让越军经商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自足,但是在尝到了经商所带来的利益后,越南军方的触角伸得越来越长,经商范围涉及越南国内方方面面,包括电信,军工,航空等等。
此种情况下,也逐步导致了越南社会财富分配的割裂,越南军方不断做大,以致至今日在越南政坛都是与宗教势力、王室势力、政府势力(北方党务派、南方政务派)等平起平坐的核心力量。
至于军人的使命和责任,经商之下,越军更是抛之脑后,甚至越南军人在公开场合背国际名牌奢侈品包包都非常常见……其在越南国内的形象风评一跌再跌。
从需要依靠政府提供军费供养与领导的组织,转变成了可以独立生存的机构,越南军队的“军队国家化”、“军队独立化”势头逐步走强。
越军的将军们成了董事长、总经理、总监,他们按照企业的模式进行军队体系搭建,每年即使什么也不做,光是通过去掉军费后的利润分红,也能获得比之前从军工资高得多的收入。
这些,一度是我们的“模板”………
军队经商之事并非毫无阻力,比如以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为首的高级将领就极力反对。
1987年时张爱萍退休,迟浩田进入中央军委。
老迟赴任伊始,张爱萍就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饭桌上,他举出岳飞词《满江红》中“靖康耻,犹未雪”一句,向老迟论道:
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推行军队经商之略,结果是武功荒疏,军纪涣散,面对一个西夏小国,也是屡战屡败。金兵入侵时,中央政权失控,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耻’!
1988年4月,秦基伟也在《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中痛陈: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 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
老书记(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
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 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
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张爱萍力陈军队经商之弊:
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dao,官dao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张爱萍还补充道:
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
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然而,支持军队经商的呼声最终超过了反对的声音。
1985年,在中央军委三大总部带头下,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
随后,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其中最为代表的是南方工贸和北方实业。
在上级带动下,各集团军也纷纷进入商界。
整个80年代的解放军,有印象的老一辈人都会有印象,那一时期的「军人」在社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还有没有一丁点曾经“毛主席的战士”的样子?
我随便举几例:
① 某些部队公然把基地出租给影视公司拍戏,战士吊儿郎当的做群众演员客串、就为了几张钞票;
② 军中流传戏言“会打仗的不如会唱歌的、会摆沙盘的不如会拍马屁的、造核弹的不如卖茶蛋的”;
③ 沿海地区某作战部队,为押运大规模走私商品,直接动用重装兵器;
④ 沈阳工商曾设障阻挡军队走私汽车,结果被冲障;该事件闹到辽宁省政府后,省里的态度竟然相当明确:军队由中央军委管,军队无论干什么,地方政府都不要管!
⑤ 军队内部克扣军饷、社会上又欺压百姓,屡屡上演穿着军装和商户“抢生意”、“争摊位”的奇景;
⑥ 黑社会沉渣泛起,“我派出所有人”成为黑恶势力口头禅。八九十年代开过饭店酒吧的老板都有记忆,要么雇保安、要么每月给当地黑老大交保护费,否则生意没法做……
在1993年7月的军委常务会上,就有人陈述:
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
「军民鱼水情」,这可是用毛主席、朱老总那一代共产党人手把手带着我军士兵用鲜血铸就的光荣传统,却在六十年后的军队经商中大潮中沾染了污浊。
这就是军队经商带来的直观影响。
至于深层影响,九十年代四大耻+2001年的王伟撞机,已然给出答案。
一直到1993年9月19日,他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商”,并颁发《关于整顿改革生产经营的决定》,这段乌黑色的历史才终于开始踩了刹车。
全军原有企业15327个,从业人员86万多人,通过整改,企业减少6238个,人员减少6万多人。
1994年,中央军委组织力量对此进行复查验收。至当年年底,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盲目发展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集中统管的企业超过60%。
再到1998年夏天开始停止全军层面军队经商后,在军队内部,政治宣讲工作也被渐次摆上台面,尤其是以“七八十年代苏联军队在阿富汗、在黑海、在东欧走私猖獗,最终导致了苏军解体和苏共灭亡”为专题,大力对全军进行历史教育。
至1998年12月,军队共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移交企业2937个,总资产804亿元、净资产241亿元,从业人员20.9万人;确定撤销企业3928个,总资产151亿元、净资产64亿元,从业人员10.4万人,已全部停止经营活动;对保留的258个保障性企业、1088个福利性企业,按政策规定进行审查核定,实现了1998年年底前军队、武警部队与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战略决策。
1998年12月15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完成与一切经营性企业脱钩。
1999年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文件,规定军企移交地方后,不再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企业在移交前所欠的税务,随同债权、债务一并移交。
日后,在他的自我总结中,“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被他视为重要功绩之一:
这个对军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真正彻彻底底地让「停止军队经商」这一历史性重任得以实现的,还是在2012年的十八大之后。
2014年1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隆重召开。
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如下:
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先后7次来到这里,大力倡导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
上午9时许,他来到会址前,亲切接见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随后带领全体中央军委委员一起参观会址。
他再次仔细观看了会址各个场所,在一幅幅照片和展板前驻足察看,并不时就有关问题向讲解员提问。
他来到当年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的厅堂,凝望着廊柱上富有鲜明战斗性的标语,注视着当年会议代表取暖留下的斑斑炭火印迹,同大家一起回忆先辈们探寻革命道路时筚路蓝缕、艰辛奋斗的情景,并向大家介绍他每次来古田参观的情形和感受。
会址北侧的毛主席纪念园依山而建,庄重肃穆。他神色庄严,沿着151级台阶拾阶而上,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篮,亲手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带领大家向毛泽东雕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泽东雕像,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古田会议纪念馆里,他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一件件文物、一组组数字前凝神观看,同大家深入交流,一起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强化坚持军队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意识和责任。
他表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要求大家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
那次会议,后来被称为“新古田会议”。
新古田会议一年之后,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28日,中央军委正式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
共和国历史上、也是我人民军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也是在2015年,经全军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全军对外有偿服务清理整顿”专题网站在军事综合信息网正式上线运行,接受群众投诉、举报、监督。
更重要和关键的是同时,在领袖的直接关切和领导下,中央军委颁布最高军令《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对所有军种的民间合作项目立即进行了终止。
其实在2015年11月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停止有偿服务就已有放风。
那一年,全军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全面开展军队对外有偿服务清理摸底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先期清理摸底工作,重点查找擅自对外服务创收、扩大项目范围、乱支乱用收益等问题。
2015军改中的“停止军队进行有偿服务”的改革部分,标志着我军时隔近二十年对革除“军队经商”这一贻害甚远的风气,祭出又一雷霆动作。
截至2018年6月30日,应停的10万个项目已全部按期停止。
停止军队经商,真正得以付诸现实。
2015年1月,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曾在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直言:
军队出现腐败问题,和整个社会生态有关。军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社会中的腐败一定影响着军队,渗透到军队。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说适度腐败有利于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这表明整个社会在很长时期里,对腐败是宽容甚至是纵容的。有段时间,军队也搞自谋生路,出现了军队经商现象,这是弯路!军队中的腐败与此有很大关系,比如谷jun山最初就是靠经商起家的。
摘录两段2017年8月1日,领袖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
军队经商,军工下马,一段我军自绝于人民的历史,深刻停留在浩长的历史中,祸训育今。
向那些在八九十年代的黑夜里依然坚守信仰、舍身托国的军工卫士们致敬!
在社会主义军队中,苏联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两支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指挥下、让西方世界畏惧胆寒的人民军队,但也都在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即国际共运陷入空前低谷之后,走过一定程度与长度的弯路。
苏联红军已经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扛起捍卫共运火种、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果实的武装重任。
历史的血肉轰鸣依然在警训后人、鞭督我军:
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
清白纯洁,永远是刚纪;
听党指挥,永远是铁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灵魂;
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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