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6日，由团中央宣传部、国资委新闻中心、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联合主办，酷玩实验室承办的第六届“中国制造日”网络传播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

本文系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在大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栉风沐雨  重整河山》，特别刊发以飨读者。

原编者按：

美国现在喜欢拿“与中国脱钩”说话，其实所谓“脱钩”，本质上就是脱离固有的经济模式。而这种过程我们已经经历过。建国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家躯壳，加上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封锁，新中国根本无法按照“正常套路”发展经济，这就是被迫的“脱钩”，而就是从这种“脱钩”，新中国走出了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温铁军老师的团队，在近年来着力于对这种过程的研究，称之为“去依附”。作为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之所以关注这一话题，是因为新中国“去依附”的进程，与三农息息相关。

新中国在背负国民政府巨额赤字通胀负担，投资几无资本甚至负资本的绝境中，是如何从零开始构建主权货币系统，将资本从投机转入实体，实现国家物流系统和农村剩余之间交换体系，踏出工业化第一步的？三农当时的巨大牺牲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初危机、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关联？我们来听听温老师的阐释。

谢谢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接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脑子里面出现了一句话，是李密的《陈情表》第一句“臣以险衅，夙遭闵凶”。讲到我们这个国家在1949年建国之初当时的情况，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危机。我们说“夙遭闵凶”指的是一开始就多灾多难，今天我们有如此全面的制造业体系，和当年一穷二白之间，应该说有着强烈的对比关系，它是怎么来的？

今天让我做农村研究的人给大家讲“国初危机”，以及“国初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催产婆”的作用，应该是合适的。我们这个团队已经形成了一部介绍国初危机的著作，叫《去依附》，已经卖了18万册，在网上还是很受欢迎的。我们把整个从民国形成大危机，到建国之初在一片困难之中，包括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中国，这样的困境之中怎么样缓过来，怎么样迈出中国工业化这一步，这些我想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中国去依附最初遭遇的其实就是满目疮痍。民国年间大家都知道，无论蒋介石的政治上如何评价，这个社会从清末开始就已经“师夷长技以制夷”，引进、消化、吸收等等，开始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每一步都很难成功。到民国年间，大家都知道1929年到1933年西方发生大危机的时候，直接影响的是后起国家，日本就是这场大危机中灾难比较严重的国家，于是发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

在这个期间，正好是民国在二三十年代完成“大一统”，进入工业化高涨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又因为中国不可能向外获得任何剩余来形成本国的资本积累，于是只能对内。对内就是城市的工业直接剥夺乡村，从农业提取剩余。农业本来产出就低，如果过量的剩余被城市工业提取，当然导致乡村衰败，小农破产，于是国内的阶级革命，以农民为主体的阶级革命随之风起云涌。

内忧外患之际，使得民国早期在30年代开始兴起的叫做“民国黄金十年”遭遇到了难以改变的危机局面。所以不能怪前几代人不努力，只不过他们生不逢时，没有条件改变当时深陷全球生产过剩，演化为国内这场危机。

同时又由于民国改变货币制度，大家都知道1935年到1936年民国改行纸币制，放弃原有用白银做货币的制度体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1936年开始，民国逐渐陷入到通货膨胀的危机。因为纸币是靠国家政治强权，叫做法币，国家政治强权的权利有多大，向纸币系统做信用赋权的能力就有多大。客观上也因为战争需要军费开支等等，从货币发行之初就不是硬货币。随着财政不断出现赤字，基本矛盾无法改观，于是民国不断出现纸币的币值贬值的趋势，到1948年民国再度推进币制改制，以金圆券替代法币的时候，通货膨胀已经是恶性通胀了。

这里有一张票面是60亿的票子，下面写了一句，叫做折合金圆券1万元，60亿才能换1万。大家看过很多以前的黑白片，用车拉着纸币换一袋米。民国留下的恶性通胀危机，导致财政严重不能维持，军队是需要拿钱的，要发军饷的，没钱打不了仗。

刚才一位发言人曾经讲到他们的体会，我就不重复了。但总之大家注意，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形成的革命胜利，农村为什么能包围城市？刚才那位龙芯的演讲人（胡伟武）讲了，因为共产党的军队不需要发军饷，那时候我们发的是食物。

解放区货币体系靠农业产品做支撑，共产党的干部计量收入是以小米计量，给多少斤小米，以实物而不是货币，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共产党政权和军队的开支，当然也包括，大家都知道淮海战役是被解放区的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等等这一系列。

中国的起步，农村包围城市完成的是农民革命的需要，农民革命需要就是均田免赋，免赋意味着财政没收入，均田就意味着农业剩余被农民分散占有。接着请问大家，从农业提取剩余的可能性还有吗？当我们完全实现了分散农户占有土地并且均田免赋的情况下，历朝历代农民革命的普遍要求，怎么能够支撑工业化？这是第一大问题。

第二大问题大家也都知道，民国政府撤往台湾的时候，把发行货币的基础——黄金、白银，连同美金都带到台湾去了。新政权1949年一接手就是没有发行货币基础的状况，发行的每一块钱都是毛票子，等于接手了民国已经形成的恶性通胀，变成了更为严重的通胀。

在农村可以靠农民用小车推，让农村妇女解放以后给你纳鞋底，给你烙饼，可以维持军队维持政权。但一进城呢？所有国民党的工、教、医、卫，城市的维护体系全部得是财政开支，得发工资。接收了大城市就意味着必须按照城市的运作方式搞，不在农村了，就要财政开支。

1949年一接手城市，当时国家财政70%是赤字，赤字怎么办？发货币，发货币意味着没有支撑条件下每增加1块钱就增加1块钱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直接转化为通胀。（新）中国就客观上延续了民国留下的恶性通胀和财政赤字的危机。

这种情况下大危机使得任何新政权能够形成稳定的局面是难上加难的，所以才有刚才各位听到，连我们的科技人员都在强调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及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他们如何应对这场大危机。

因此我们这本书《去依附》讲的就是国初，我们面对如此严峻的危机，我们是怎么走出来，并且怎么进入工业化第一步的。

工业化第一步是什么？面对小农经济，从它那提取剩余，才能有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是绕不开的难题。任何发展中国家要想进入工业化，第一难题就是资本的极度稀缺。更何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带领西方封锁中国，你想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剩余吗？门都没有，只能眼光向内，对内完成积累。

我们怎么渡过民国的通胀危机？首先是大家都知道贵金属流失、财政严重赤字、货币超发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从民国以来我们延续下来的。因为通货膨胀而导致物价失控，再加上大家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只要高通胀，任何实体经济，谁要干实体恐怕就傻，只能把资金从实体抽出去做投机。

这个阶段叫做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发展是私营个体经济，强调民族资本主义，还要鼓励私营个体经济发展，但是高通胀压力下私营个体经济转向投机。

当共产党一接手大城市的时候，几个大城市首先出现的是和新政权做的经济战，私人资本囤积居奇，把民生物资，叫做“二白一黑”，白米、白布加上煤炭，形成了最为困难的局面。

这时候新民主主义，我们讲的私人资本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应对这场危机？我觉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对不了危机的重要原因，是没法直接使用革命手段解决问题。

我们是怎么解决的？革命是能够产生制度收益的，我们把它叫做革命红利，当你被西方完全封锁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被迫实现了去依附。就像最近几年美国政府一再提出制裁中国，要让中国所谓“脱钩”，这其实是又一次全面的去依附。

建国之初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被动去依附，我们是怎么改出危机的？

首先是政府理性，我们不能只强调私人经济的经济理性，也要强调政府理性。什么是政府理性？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无论什么样的风都不能吹动我们政府理性的根本。根基在于如何维护得住国家主权的独立。

我是一个战争打出来、并且打了100多年的政权，能不能轻易地放松底线？能不能放弃主权？不能。只要你不放弃，就得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义性），大多数人是拥护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亲身经历了主权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所以政府理性坚持，同时使得农民耕者有其田，就得到了中国当时占人口88%的农民的拥护，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

由于我们是主权货币，当时用解放区的方式，是折实的。财政、金融都是折实，折成小米。毛主席当时作为国家主席工资最高，大概是多少万斤小米，一个部长多少万斤小米，都是这样算的。我父亲那一代人都是进城当老师的，他们也是按照折实来算工资。

我们用折实的方式跟土改结合，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以后，农民的产出在提高。只要折实，就相对而言能够有比较好的交换条件，正好是农民的交换，农民把他们在土改中获得的土地形成的增产和政府交换，农民换得货币并不马上花，要存起来买地。于是大量增发的货币，国家主权保持相对稳定，主权向货币体系赋权形成的信用，农民是接受的，农民是革命主体；农民接受货币意味着农民把大量增发货币储备到农民手里；农民往银行放，等于农民帮国家完成了资金闭环；农民交出的农产品正好被国家组织的物流系统调到沿江的大城市，打掉沿江投机，这样把物价首先降下来，实体经济就能回来了。

来源：广州日报

物价高的时候实体经济不投机是没有活路的，这场危机的调控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革命形成的革命红利，从根据地形成的折实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再接着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打掉了投机。城市当时实行的是军管，所有的货币投机、股票投机，全部被用军事管制的手段取消了。

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很大程度上投机是能够吸引金融资本投资的投资人大量进场的，只要把他吸引进场就不可能向实体经济投，所以一手开放虚拟资本交易，一手鼓励实体经济，这几乎是矛盾的。

建国之初的主要做法，打掉投机才能让资金进场搞实体经济，本币的矛，其实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当时用的是折实，甚至银行——当时叫银行“存三白”，即现在存的钱值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取钱的时候还能买等值的白米、白面、白布，用折实的方式基本上完成了。

土地革命解决了货币回笼，接着货币下乡形成沉淀，农民吸收的货币成了吸纳场，这些都是化解通胀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差异很大：我们把官僚资本没收了、把买办资本没收了、把跨国公司——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产全都没收了。今天很多人希望中国彻底改变制度，知不知道要彻底改变，革命没收的资产都得要回去，因为你是革命把它没收了大家没话说，于是革命建立的国家资本——国家资本全民所有制属性，就意味着这个宏观调控中最可操控的手段是国家资本，但它最初是弱小的。

因为朝鲜战争一次战役打赢，苏联开始向中国输出装备生产线，国家资本得到了陡然加强。国家资本吸收苏联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的生产线，就需要很多劳动力进城搞基本建设。因为当时没多少机械，所以挖土方、修马路、盖厂房，所有大规模基建都靠的农民进城。

整个“一五”计划期间2000多万农村壮劳力进城，这些人未必适合工业，但他们主要搞基建的，搞基建就需要大量的农产品来保障他们的生活，于是就构成了国家的物流系统和农村剩余之间的交换，这个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当国家资本大规模加强的时候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就有了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因，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毛主席当年跟荣毅仁、王光英他们的谈话，这是两个相对规模比较大的私人资本。毛主席跟他们说咱们都是中国人，都要追求中国人的工业化，你是私人资本工业化，我是国家资本工业化，咱们看看谁快，我快你服从我，你快我服从你。最后当然是私人资本服从了国家资本，因为国家资本确实发展速度很快。1953年到1956年完成了改造，国家资本以全面所有制的属性形成了对农村中获取剩余的体制改造，1956年伴随着国家资本完成了私人资本的改造，推出了农村的集体化。这以后整个中国工业化的剩余，在60年代到70年代主要来源于从农业提取的剩余完成的积累。

1950年经济相对平稳之后，抑制了通货膨胀之后，我们认认真真发展过一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1950年和全国政协代表们讲话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的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都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是民族资本，唯一的不同，他是国民党领导，我是共产党领导。所以那个年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认真的。问题在哪儿？问题在私人资本的小规模企业扛不住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对他们的打击。

投机经济被压抑之后，大量的私人资本投在投机中的那些损失，直接表现为私人资本接着进入萧条。1950年我们压住了投机，接着进入了一个萧条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刺激，其实都有点相似，和我们现在说要发展实体经济，发展私人资本的中小企业，但发展不起来，因为这个阶段刚刚经历了恶性通胀被打下来的阶段，没有谁敢投资，更何况还有投机时的损失。

进入这个阶段，只有政府直接干预，在这种时候，1950年遭遇到通货紧缩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直接干预。政府一干预，我们的队伍刚刚进城，对城市的很多事情不太适应，当政府直接下场购买，形成对私人资本经济拉动的时候，就出了很多问题，派生了大家都知道的“三反”、“五反”运动，详细过程不多讲了，是很重要的历史环节。在“三反”、“五反”过程中，国家资本陡然崛起是战争带来的，因为国家资本崛起形成了五年计划。

所以我们的五年计划是从1952年开始的不是1950年开始的。1952年因为朝鲜战争进入一个相对比较白热化的阶段，更大量的苏联的装备进入中国，所以这时候一般的私人资本是无法应对这些重装备工业进入中国所带来的需求，于是开始用计划经济的方式。

当然我们自己也很难说一开始就会，于是从苏联请来了专家。我们的工厂，只要是苏联的工厂，由于我们自己的技术人员也不会，当时连厂长、工程师、技术人员、熟练工人，都是从苏联请来的，这就是一个高成本的国家资本形成过程。到1960年中苏之间交恶的时候就出现了因撤资使得我们的工业遭遇了一次资本投资为负。

1950年资本极度稀缺，到1960年之所以进入全面贫困，原因在于工业化遇到巨大的挫折，资本投资稀缺成为负。

从那个角度看，我们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强调的中国制造，它在最初之所以是一穷二白，之所以一上来先要讲“夙遭闵凶”，因为确实每一步都是艰苦奋斗的。特别赞同龙芯负责人讲的如何加强学习，如果我们对所有过去的经历大家不了解，就无法理解今天我们有的强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被叫做世界工厂，它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希望大家不仅要把我们刚才提到的土改、革命红利、政府理性等等这些理解清楚，也要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理解清楚，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谁头脑发热拍出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客观经济演化过程，国家一步一步解决的。

这里提一下：小农经济（在）高度分散（状态下）不可能提供剩余，1952年开始强调合作社，1956年开始强调以乡为单位的集体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工业形成的工业品下不了乡，我们看看这张图片大家就知道。

毛主席当年亲自视察的工业产品叫做双轮双铧犁，我们都知道1949年生的一批孩子叫铁犁，为什么？就是因为双轮双铧犁作为当时新民主主义的产品要下乡，但是农民不接受。我在课堂上经常跟学生们讲，1968年我下乡插队的时候村里还是木匠打一个犁架子，铁匠铺打个犁铧，套上牛马就耕地了，不用拖拉机，农民完全可以自己干。

实现不了工农两大部类交换，工业就没法进步，所以如果你不通过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建设是下不了乡的。河北有一个中国第一家人民公社叫周家庄，当时第一个吃螃蟹，把拖拉机引到他们村。但一个村的土地规模不够，于是只能以乡为单位组织公社，所以中国第一个公社因为要接受拖拉机而形成的。

1956年集体化也是因为周总理找到毛主席，说各个工业部委都要求工业品下乡，但分散的小农经济，乃至于一二十户的小合作社接受不了工业品。

中国工业化怎么来的？为什么请我这个搞三农的跟大家讲中国制造？忘不了本，我们才有未来。这些事情要跟大家讲清楚。

在形成了集体化之后重要的作用是形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之间的剪刀差，我们用剪刀差的方式提取了大概7000多亿农业剩余，到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的时候，我们的国有工业的固定资产总量只有9000多亿。有人说过，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老农民创造的，农业剩余提取进了城变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是凭空产生的。

在这些问题上，越是加强剪刀差，农村可供分配的越少。到我们60年代下乡插队的时候，我们直白的感受，农民可以分配的只是一少部分，相当一部分被国家拿走了，在我们分之前，为什么我们没有劳动积极性？不是因为大锅饭，而是因为大锅饭给留下的少，国家提取走的多。这点如果不讲清楚，我们往往以为是农村集体化搞得不好，其实是国家工业化只能用集体化的方式提取积累。

国家资本逐步壮大是和一系列历史的重大事件直接结合的，我们是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实事求是的政策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才是历史延续的演变过程，而不是中断的，在这些问题上，国家资本壮大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资本和分散小农之间的矛盾，都是我们在国初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克服的矛盾。

今天大家都讲农村土地没有像西方那样搞私有化，是今天农村发展不起来的重要原因。这些人大概不太了解历史，如果把我们自己发展的过程归纳一下：

首先，独立主权条件下的实体经济，是主权货币的基础。折实这件事情是形成国家主权的信用体系的基础；

第二，改变单一经济结构才能改出殖民化的发展陷阱。我们后来做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发现殖民者留下的单一经济，比如管厄瓜多尔叫“香蕉之国”，管哥伦比亚叫做“咖啡之国”等等，就是殖民者留下的单一经济，包括古巴到现在也没有改得出来，还是“蔗糖经济”。只要你是单一经济不是结构化的，刚才张维为的发言也讲到，我们建国之初领导人就明确讲了，我们要搞出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结构，如果维持单一经济结构走不出殖民化。

来源见水印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体制是工业积累客观需要，以组织化的劳动替代了极度稀缺的资本，我们把它叫做劳动替代资本，但劳动只有被集中才能替代资本，分散劳动是替代不了资本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