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三胎,房价会涨吗?
开放三胎,房价会涨吗?
子 午
三胎政策出来的这几天,有些自媒体信誓旦旦地说房价会涨。
持此种观点的自媒体很清楚,买不起房的人仍将买不起房,穷人别说生三胎了,就是敢不敢生、能不能结婚都是个问题;他们认为三胎政策其实主要就是面向中产以上的富人群体,敢生三胎的必然不差钱,而三胎之后升级住房就成了刚性需求……
笔者认为,这个逻辑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中产以上的富人”究竟占多大比例?另外,推动房价上涨的究竟是不是“刚需”?
当然,笔者也认为放开三胎,除了解决当前“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可能也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刺激消费、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毕竟,进一步放开生育,对于已经产业化的医疗、教育、住房,都提供了极大的市场预期。
然而,开放三胎对于穷人来讲,并不比其他的“刺激消费”的手段更有吸引力或更容易实现。在贫富分化加剧的当下,“消费降级”始终会是一个大趋势。就像去年国庆假期和今年五一假期,曾被关在家里的人们外出旅游的劲头很高,旅游人数相比2019年同期都创了新高,而旅游消费总额反而却出现了暴跌。
根据2019年1月的3.3万人生育意愿调查,选择生0个、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孩子的人的比例分别为14.6%、25.7%、37.1%、15.3%、7.3%。这意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调查样本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仅为1.45;别说开放三胎了,即便全面放开,意愿总和生育率也仅能上升至1.75。
然而,意愿生育并不等于实际生育;实际生育水平会更低。“生育意愿调查”这种事,西方国家多年前就已经在做了,不同国家民族的意愿生育与实际生育水平的差别很不相同,我们取个比较乐观的75%的比例,1.75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也仅能实现1.31的实际生育率,这与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目前1.3的总和生育率恰好相当。也就是说,放开三胎对生育率的提高恐怕不会有太大作用。
老百姓不愿意生的原因,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人口问题……》已经谈了一些看法,其中讲到一个流行的说法,“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
(这里插一段:有网友对笔者文章提出质疑,说印度和非洲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依然很高。这个问题其实在笔者更早的文章里已经做过分析,在近半个世纪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6降到了2.2,撒哈拉以北非洲已经降到了与印度相似的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从7降到了3,并且在持续下降。生育率的下降,与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一个地方的资本主义越发展,生育率就下降得越厉害,资本就不得不去寻求那些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进而,我们就可以看到二战以后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跨国资本的流动轨迹: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印度、东南亚→非洲。按照这个趋势,中国正在面临日本昨天面临的问题,而印度和非洲明天也将面临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
我们再把话题收回来。在总和生育率回升不到满足人口正常更替的2.1的水平,这个前提下,占人口少数的中产以上富人再怎么能生(富人追求享乐的情况下,愿不愿意生还是个问题呢),也扭转不了人口负增长的未来趋势。
两年前,民间机构的统计称“我国的房子已经足够34亿人居住”,这一说法让很多人震惊,却未必靠谱。事实上,我国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住房总量普查,主要是我国的住房供应体系非常复杂,城镇以商品房为主,但还存在小产权房以及单位自建房、产业区配套的公寓,此外还有部分没有划归私人产权的以前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分配住房;而农村多为宅基地自建房。
然而,即便只按照有正规产权的商品房统计,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调查,中国城镇住房总存量为261亿平方米,按照90平米一套计算,就是2.9亿套,2018年当年建成还有0.2亿套,而2018年中国城镇家庭总户数为2.8户。这样算下来,户均商品房就已经达到1.1套,人均产权面积35平米。这就意味着,仅商品房供应就已经达到了饱和!
商品房供过于求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多年,但房价依然坚挺地扶摇直上,这其实已经严重地背离了价值规律,可见,“刚需”支撑房价上涨是多么扯淡的说法。房产占中产家庭财富总资产70%以上,房产就成了贫富分化背景下,富人囤积财富的蓄水池,从而具备了金融功能。
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一方面它是贫富分化加剧表现,将不断刺激着“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它对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所以,国家几年前就提出“房主不炒”的概念。然而,昨天,一则“两男子在贵阳晚报登整版遗失声明”的新闻还是冲上了热搜:
同样是在昨天,“卖地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新闻也被媒体报道了出来:
此举被视作扭转各个地方“土地财政导向”,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手段,同时也被视作是即将开征的“房产税”的先导。
笔者的一位朋友很早就认为国家要解决房地产这个“堰塞湖”,把中产家庭的资金引导向长线投资以及实体经济领域,所以他在前年就开始从事此类工作。
然而,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生产过剩危机”,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私有制导致的贫富分化,劳动者生产得越多越无力消费。
卖保险等金融手段固然可以化作一部分资金蓄水池,但它创造不了就业,解决不了产能过剩;长线股票投资,将富余资金投向实体生产领域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在生产过剩背景下实体经济本身就是产能过剩的,越追加投资,过剩就越严重。
反倒是房地产领域,其所拉动的就业、消化的产能都是非常可观的。之前为“房地产绑架社会”进行辩护的人,举出的数据显示,房地产占GDP的比重不到10%,因此问题不大;然而,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也做过测算,房地产带动了钢铁、水泥、煤炭、化工、电力,等等一大批相关产业,此外还有为房地产新区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衍生出来的金融服务业……这些因素累加在一起,撬动的可是三四成以上的GDP了。所以,明知道房地产是一剂毒药,也只能咬着牙当慢性毒药服用。
根据《2021消费者置业信心指数报告》显示,24到39岁的群体,已成为加杠杆买房的主力。调研报告显示,购房者普遍通过加杠杆方式购房,受调群体中全款购房比例仅占18.1%。30-34年龄段购房者贷款比例最高,达到87.4%。
最后,真正能够推动房价上涨的其实就是货币投放的水龙头。这就形成了一个两难境地:水龙头开大了,房价就要猛涨,系统性风险就要进一步增大;水龙头关小了,产能过剩的危机又要凸显出来。
房地产的兴旺,不过是生产过剩的结果,经济“脱实向虚”的表现。在资本利润下降的趋势下,资本为了寻求增殖,只能流向房地产、股票等投机领域。
解决房地产的问题,跟解决人口的问题,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最终根源,它也是造成生产过剩、贫富分化的根源——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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