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者沙烨:中国能有今天,靠的是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
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成就了一个超级经济体,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这个奇迹被世界归因于14亿的人口红利,但同样拥有这个优势的印度却并没有腾飞,显然人口红利不足以说明一切,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独有的一些东西在起作用。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沙烨在以《中国企业家的财富责任》为题的演讲中,以独特的视角剖开了中国资本发展的前世今生。他认为:中国和中国企业家能有今天,靠的是中国数代人贡献的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
一、中国飞速进阶,带来巨大的贫富差距
二、中国的发展红利——80多年的全民牺牲
中国的经济腾飞和造富神话不单单是人口红利成就的,而是中国数代人任劳任怨的牺牲红利成就的。自1931年抗战至今,中国人的牺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战争的20年,建国初30年,改革开放至今。20年战争,数千万先辈用生命写下共和国契约。
从鸦片战争到抗战结束,中国遭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漫长、浩大、残酷的外部侵略,无数仁人志士、平民百姓为了拯救山河沦陷走上战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将热血和生命洒在这片土地上。百年间,整个中国付出了数千万生命、几代人的惨痛代价才挽住国家危亡,争回主权和领土完整,走进新中国。
这种牺牲是用生命完成的,无法以价格定义,总是被人们忽略和遗忘,但如果假设我们现在正在被残酷殖民、奴役,你要付出多少钱财才能换取自由和解放?那就是沒有上限的。可以说没有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就没有中国当下的辉煌,更谈不上经济奇迹。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那数千万的生命不是献给自己的乡亲和家人,而是献给全体同胞,献给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
在举国体制动员下,我们提升了教育、医疗和工业生产水平,从一个产钢量16万吨、人均寿命40岁、识字率不足1/5的极弱国家发展成钢产量超过3千万吨、人均寿命68岁、识字率近4/5的中等国家。这期间,我们的发展是扁平的,没有资本激励,每个人收入都不高,完全靠工人、农民、官员、学者秉承奉献精神开荒拓土,几十年如一日勤勉耕耘。无论扎根边疆的农民、开油田的王进喜、提升粮食产量的袁隆平,还是隐姓埋名在大漠造出两弹一星的伟大科学家等等,他们的历史贡献都没有被市场计价,也无法被计价。他们坚定继承民族使命和共和国契约,不计报酬,用三十年甚至更长人生和全部个人价值一点点架起中国的工农、科技框架,为中国发展打下基础。但市场经济的受益人群中却没有他们的影子,乘了最大阴凉的是一群逐利者。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自1978年开始,中国融入全球市场,开启了坐火箭的四十年。为了打开突破口,邓公在深圳、珠海等地设立特区,开放证券市场,推行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帮助中国打破了发展困境,使无数人在资源和经济上受益,但也冲击了数代人坚守的共和国契约,人们不再奉行“奉献”精神,逐利时代就此开启。在改革开放后,深圳、浦东等地拿到了中央的最优政策,借此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迅速成长壮大,成为全国财富最集中、最活跃的地区,到如今已经发展成跻身世界之巅的经济集群。但从本质上看,这些地区并不是通过市场竞获得的资源,而是靠政策倾斜,是中央设计和规划成就的。
建国初的三十年,中国以举全国体制积累下大量优质劳动力,是世界上拥有最大人才群体的国家,这一优势缺导致中国劳动力过剩了近30年。改革开放后,政府为推动经济发展没有出台相应的管控政策,摆脱了束缚的资本开始极限压榨劳动价值,从农民工到富士康员工到白领,数亿人抛家舍业在大城市里奔波劳碌、任劳任怨、常年无休,建起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协助资本维持、完善着一切市场运转机制,为资本家赚取了海量利润,但他们却只拿到了完全不匹配其劳动价值的极低酬劳。
三、资本界那些看似光明伟正,实则难以自圆其说的自利谬论
企业家们的自传摆满书店,演讲视频在网上不时引起热议,他们乐于宣扬“梦想”、“创业”、“成功”、“奋斗”这样的字眼,乐于一遍遍解释“有钱无罪论”和自己拥有财富的正当性,但他们攫取财富的手段真是一贯正确的吗?
企业家的资本无罪论忽略了这种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将一切成就归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全民贡献的公共资源上长出的一朵小花,被他们自诩为“引领时代与国家发展”。80多年的“牺牲红利”对于企业和资本无疑是正外部性的。中国庞大的铁路、公路交通,通讯网络,良好低廉的基础教育都是国民纳税、政府投入,国企低利率或负债运营,默默做着民营企业发展的基石。优越的基础设施为诸如阿里、京东、美团、顺丰、三通一达等全部互联网、物流产业提供了发展可能,成为它们每年数百亿利润、上万亿市值的存在基础。优越的基础教育体系为大疆、腾讯、百度和所有科技、生产企业提供了海量可供选择的人才。国企和政府依然守着共和国契约精神,没有创造出任何富豪,却为民营企业发展铺平了道路。
但企业家谈及功绩与贡献时从不吝用“企业引领时代、引领国家发展”这样的高姿态,鼓吹财富正当性,决口不提被政府和全民分摊掉的超大成本,不承认自己是全民贡献的公共资源上长出的一朵小花,需要散财反哺社会。员工养活了企业家,企业家却视自己为养活员工的救世主。
企业为员工提供工作,开出薪酬供他们供养家庭和生活,因而越大的公司就承担了越大的责任,养活了越多人,这是企业家思维,被他们自己视为一种社会贡献,因而产生了“996是福报”这种争议巨大的论调。但在事实上,员工拿的薪酬不是谁的施舍,是抛家舍业、熬光头发的辛勤劳作换来的,与日进斗金的企业家相比,几千、几万的报酬远远没有匹配上辛苦付出和所创价值。
所谓996并不是打工者的福报,而是资本家的福报,没有企业员工可以另谋出路,但没了员工企业绝对活不下去。
无良企业家只记住小平同志那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把他的后半句“再带动剩下的人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远远抛诸脑后了。他们被允许“先富起来”后,就开始琢磨怎么截断后来者的致富路。中国的富豪可以说都是在政策允许和帮扶下富起来的,但大多数人都将成功视为自己的功劳。当他们把控了大量财富,就开始一边锣鼓喧天地宣扬自己的成功论,一边悄悄将手伸向行业垄断。细看去,二十年前中国还不算富裕,但各路创业名人遍布,现在中国市场已经有当初十倍之大,但出头的年轻人反而愈加零零星星。市场看起来繁花似锦的经济,实则正成为少数人的玩具。那些踩在80年牺牲红利之上、享受政策倾斜发展起来的人愿意将自己的蛋糕分出来吗?并不,他们在各种发言中大谈责任和贡献,实则却在以既得优势去拼命甩掉后来者。现在中央强调反垄断和金融资本过度扩张,就是给已经过度膨胀和正在过度扩张的资本的一记警钟。
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应该为自己掌控的财富负责任,无论是以配合工资调控等资产再分配方式,还是通过慈善帮助有需要的人,资本狂欢已经结束,报偿80年全民牺牲的时候已经来临,企业家需要践行共和国契约的时候已然来临。
西方经过数百年积累才完成工业化、成就一些超级富豪,中国用短短三五十年就走完了这段路。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单凭自己的魄力和能力成功的,而是时代造就的,他们手中的百亿财富沾满了十几亿人的血汗。无论在金融和经济市场耍垄断、传销花招还是带着财富移民海外,都等同于背叛给予他们机会的政府、背叛共和国契约、背叛奉献了一切的十几亿民众,背叛培养自己的这片土地。
中国不是资本主义自留地和表演场,留给资本的路只有两条——自私背叛,等待时代的审判;积极反哺,融在社会里和谐存在下去。
(本网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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