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重要论述的哲学探析

申唯正 孙洪钧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开启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实践探索之路。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经历了近30年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到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金融指导思想，从“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创立到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中国方案”，从2018年宣布设立上海科创板到2019年金融供给侧改革战略等，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哲学的视角看，主要关涉以下五大方面。

一、金融的重要性：“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伴随着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全球信用货币体系的逐步生成和数十年发展，金融取得了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是人类经济体系内在规律决定的必然结果，是在货币化、资本化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一个经济发展大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对金融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一）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到“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非常重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正是在这样的金融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始成立商业银行，开创了证券市场，建构了包括信托、基金、保险、期货等一系列金融产品的金融市场体系。自1997年以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平均每五年召开一次，每次都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和指导方针：从1997年的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国有银行、金融分业经营，到2002年的促进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造，使其成为现代市场法人主体；从2007年的强调分业经营和监管、将国有银行股份制推广到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到2012年的扩大金融开放、深化金融机构改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尤其是在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这个论断至少包含了五大含义：其一，21世纪全球金融化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必须更加强调金融的重要性；其二，现代化经济强国必须要有强大竞争力的金融体系作为必要条件；其三，金融安全不仅关涉人民财产安全，而且更关涉国家的主权安全；其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提防外部金融冲击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其五，金融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强调了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和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四项原则，并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协调跨境金融监管和国内金融监管。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代金融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洞察力，也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

（二）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看金融的重要性

习近平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

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都强调了金融工作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对比两份报告有关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至少可以看到金融重要性五个方面的表述：一是金融体制改革在经济改革工作中的重要性；二是多层次发展金融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三是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改革的重要性；四是金融安全与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五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

（三）从经济供给侧到金融供给侧看金融的重要作用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世界经济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性指导意见。2015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2016年1月，习近平又论证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者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两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这两段讲话包含以下三个要点：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关键；二是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的辩证统一体；三是用不用财政税收、货币信贷等金融政策，要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和调整。这就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埋下了伏笔。2019年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以下简称“金融供给侧会议”），“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这里话明确了金融供给侧改革与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关联：一是金融供给侧改革是经济供给侧改革成功的关键，即“金融活，经济活；经济强，金融强”。这是一个从金融出发的正反馈机制；二是稳增长和防风险是并行不悖的辩证关系。既不能为了增长而不顾风险继续全面放大债务杠杆，也不能“一刀切”地去杠杆而影响经济发展；三是金融供给侧改革恰恰是在优化金融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比如，间接融资比例太高、差异化的中小金融机构太少、个性化的金融产品不足等。因此，金融和经济“共生共荣”，金融供给侧改革与经济供给侧改革更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辩证统一体。

二、金融本质的哲学要义

在“金融供给侧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这正是新时代金融的核心思想。那么，金融本质究竟是什么？从金融投资者到经济学家、从普通民众到政治家等社会各界都有着不同的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自由化造成了有着强大金融市场的美国“产业空心化”，导致了

【“‘赌场资本主义’一词的流行和传播，让大多数普通民众都认为金融市场多数情况下具有赌博的性质，金融本质就是为社会特权阶层、社会精英及富人服务的，即为金融化的‘私人俱乐部’服务的，加上一部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欺诈作为金融市场赚钱的主要途径，以及嫌贫爱富也是信用货币时代资本金融的主要特征之一，更加重了大众对金融‘性本恶’的道德批判认知。”】

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救助所引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体现了大众对金融本质是什么的质疑。科学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不可解决的根本矛盾而提出的。那么，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存在不同的金融本质的哲学要义？

（一）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辩证统一

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从多个层次谈到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首先，提出了对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刻认识。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第二，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意义。

【“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三，强调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第四，论证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两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由此，可以得到三个重要认识：一是尊重市场规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激发市场活力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必须体现在经济实践中，如何引导市场预期、如何明确投资方向、如何激活市场活力，如何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如何监督和规范市场行为等。三是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是有机统一体，不能割裂和对立。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能够防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市场失灵”，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发挥制度优势。

（二）金融与实体的关系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在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讲“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金融供给侧会议”上，习近平强调：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只有充分发展和强大金融市场，才能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融资渠道，才能从全方位为实体企业“供血”；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是金融利润的主要来源，金融若想有更稳定的利润、更兴旺的发展前景、更强的竞争力，必须以服务实体产业为抓手。但是，当下中国金融发展很不平衡和不充分，仍然存在着深层次、结构性供需矛盾，这正是制约实体经济效率的关键所在。比如，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失调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带来了过高的融资成本，也导致众多有前景的中小微企业失去了良好的融资渠道。

（三）解决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的世界性难题

一是普惠金融难题。在世界金融发展史上，政府干预管制或者完全放任金融市场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都不算成功。也就是说，逐利性的金融资本一直存在“嫌贫爱富”的资本逻辑，政府如何从政策导向和金融实践上实现普惠金融是世界性难题。2015年11月，习近平指出：

【“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这一普惠金融思想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正式发布提供了重要导向。尽管目前仍面临很多挑战，但是现有的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等网络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传统信贷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备了普惠金融的可行性。正是对贫困地区和缺乏金融服务的偏远地区一种微盈利或有一定“公益性”的精准扶贫措施，展现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共享经济发展的金融思想。在“金融供给侧会议”上，习近平指出：

【“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端正发展理念，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

这正说明了普惠金融需要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更多的差异化金融产品来丰富服务范围，增强金融的普惠性。二是绿色金融难题。绿色金融是政府从政策上引导金融行业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结合未来社会风险和投资成本综合考量的金融经营活动。但正因为这样的投资周期长见效慢，一直并未受金融资本的重点关注，而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实施绿色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工程，如果用政策加以引导并推行绿色金融，则可能会提供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的途径。2016年8月，习近平强调：

【“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要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同时有效抑制污染性投资。要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为绿色发展服务。要加强对绿色金融业务和产品的监管协调，完善有关监管规则和标准。”】

另外，在“金融供给侧会议”上，习近平也强调了金融要为“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服务。由此，至少可以看到三大重点：其一，从金融供给侧改革出发，抑制或禁止污染性投资项目入手，让绿色金融真正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保障；其二，要用市场化手段引导和激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入绿色产业；其三，用创新发展出更多的绿色金融产品，全方位保障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概言之，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同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打好“三大攻坚战”中两个重点问题密切相关，落实普惠金融就是解决“精准扶贫”的关键，而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则是解决“污染防治”的关键。

三、自信、开放、创新的金融观念

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近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以及30年金融体系逐步建构和完善，我国一直在思索和实践着经济金融的下一步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如何逐步实现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何引导资本金融的“脱虚向实”、如何使金融领域更加有效地发挥其职能等问题都亟待研究和落实。总体而言，既要加大金融的开放性，又要重视金融的安全性；既要从经济上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处理好市场与投机的关系；既要充分扩展经济空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又要运用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质的飞跃。

（一）走向自信的中国金融观念

全球金融化的时代，决定各国汇率、利率、股市、大宗商品等四大价格信号变化的，主要是来自于这些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主观预期。而影响这个预期的，恰恰在于根据经济状况变化所引发的舆论对市场的导向问题。习近平在2013年就指出：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越高，市场预期、市场信心等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就越大，舆论引导就越重要。用好舆论引导，舆论就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助推器，用不好就达不到这个效果，甚至可能起反作用。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和掌控。”】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不仅要发展经济和金融，而且更要利用好舆论对市场的引导。而这个舆论的引导离不开“四个自信”的坚定理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理念：

【“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由此可知，首先，坚持“四个自信”是我们党和国家、我们民族的坚定理念；其次，历史证明了我们这个理念不是凭空而来的；再次，只有坚持“四个自信”，我们才能应战一切挑战，继续开创新的奇迹；最后，综合运用好“四个自信”，才可能克服和解决21世纪全球金融化所遇到的世界性金融难题。

（二）走向开放的中国金融观念

当下，全球经济已经在无疆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金融市场经过近30年的迅速发展，已经迎来了从逐步开放到全面开放的时机。在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情况下，有序推进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2016年7月，习近平提出：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2018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提出：

【“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同时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金融开放措施一方面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包括了“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大宗资源类（石油、铁矿石、PTA等）”人民币（结算）、2018年在上海举行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人民币国际化措施；另一方面是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等行业对外资开放。中国若想成为现代化经济强国，必须经历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转型发展，金融的全面开放不仅能够提升国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反脆弱能力，能促成更大的国际影响力的发挥，更能进一步提高国家全方位的金融监管能力。

（三）走向创新的中国金融观念

自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投资银行业务兴起以来，更多的金融创新带来了更多的金融衍生品，包括风险投资基金在内的资本市场驱动力，带来了随后数十年的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尽管过多的金融衍生品也曾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多样化的金融创新产品还是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大的活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已十年有余，全球金融业发展态势更加丰富和多元，当代科技已经更加深入地对金融业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移动互联、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数字货币等层出不穷。2013年习近平提出：

【“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加大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

金融是推动高科技创新的主要驱动力。金融科技（FINTECH）的兴起表明了科技创新必然与金融创新相互促进。中国已经出现领先世界的新金融平台，包括蚂蚁金服、腾讯的金融平台等。2018年11月，习近平在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时提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扁平化的互联网金融经济带来的规模效应意味着大数据覆盖的行业越广、交易量越大，其提供的信息越有价值，也越来越能涌现出新的创新力。中国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设立科创板，正是国家寻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强国的长远战略，用更多的金融创新、更多的金融产品激活更多的科技创新在国内生根发芽迅速成长。

四、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忧患意识

全球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呈现出的金融风险是系统性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具有忧患意识，强调问题意识和底线思维，高度重视整体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防范。

（一）“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的风险防范思想

在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

【“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风险。”】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5年，在我国可能面对各方面风险不断集中显露的时期，习近平指出：

【“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再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的去。”】

在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

【“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居其首，重点就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习近平强调指出：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从以上一系列论述中，至少可以得到风险防范的三大重点：一是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点要有忧患意识，要善于发现问题点，提前防控，防患于未然；二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永恒主题，金融周期性特征决定了防范系统性风险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三是要有底线思维，即使出现了风险问题，也要能够及时化解，不让其扩大和蔓延。

（二）风险防范与金融监管

若想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必然要求建立健全制度性的监管机制，对金融体系进行有效监管。2018年3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领导，紧密结合深化机构改革推动改革工作。”】

这次会议上，党中央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了委员会，是对重大工作领导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与经济金融紧密相关的内容有《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等。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体现了金融行业的法制建设重要性。会议特别强调：

【“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目的是完善金融审判体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要围绕金融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任务，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对金融案件实行集中管辖，推进金融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金融审判体系。”】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为金融机构的“资管业务”规范提出了指导原则，为进一步落实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给出了指导意见，能够最大程度上消除监管套利空间，从而促进资产管理业务规范发展；《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的提出，说明了要从国家整体上加强对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的监管，

【“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监管短板，明确企业投资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强化股东资质、股权结构、投资资金、公司治理和关联交易监管，加强实业与金融业的风险隔离，防范风险跨机构跨业态传递”。】

由上述可知，这是一次重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会议，金融行业已经上升到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战略部署中，金融整体性建构事关新时代国家经济改革措施的进一步落实。

（三）金融风险和稳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

在“金融供给侧会议”上，习近平特别强调了稳增长和防风险的辩证关系：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防金融风险和稳经济增长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不能因害怕风险而停滞不前不发展，也不能只求发展而忘了风险防范。金融市场本就是用波动性来消化各种信息各种不确定性的市场，只有充分掌握金融市场规律，才能充分利用和发挥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为实体经济服务。

五、从“零和”到“和合”的全球金融治理中国方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具有“零和博弈”文化基因的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如何走出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悖论成为焦点。2013年10月，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正是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合”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体现了历史进步性“中国方案”。

（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合作共赢的重大探索，实践上必须从有着共同利益的金融合作出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状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特立独行。因此，习近平代表中国多次提出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倡议和建议：2013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大会上指出：

【“要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

2016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习近平指出：

【“全球经济治理重点要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方面核心思想，其中，在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以下三大要点：其一，全球金融治理必须是多方参与的平等协商机制；其二，这是扬弃金融治理之“零和”对弈法则到“和合”共赢博弈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国方案”；其三，“21世纪的世界交往与竞争，对传统的现代性交往与竞争法的超越正在于不求独霸，但求共荣、共生；不求丛林生态，但求和谐共处的生态圈；不求财富两极化的悲喜体验，但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境界实现”。

（二）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的共建共赢方案

“搁置争议，经贸先行”曾是历史上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发展合作原则。而“一带一路”倡议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打造从沿线国家经贸关系出发，进而开启“一带一路”国家全面合作的经济发展，而真正实惠的正是发自金融合作的互惠互利。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2013年2月，习近平提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自2014年开始得到亚洲及其他地区诸多国家的积极参与，于2016年1月正式开业。截至2018年12月19日，亚投行共有93个正式成员国。亚投行正在用金融的合作共建，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正如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指出的，“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另外，习近平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峰会上强调指出：

【“融资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这些新型金融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

习近平2015年10月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中国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基础建设为合作模式，又以基础建设合作融资的亚投行作为合作共赢的主要驱动力，最终达到共建共赢的合作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遵循互利共赢的协商原则，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三）从精诚合作到协同监管之金融共享方案

金融合作是利益共享机制，而协同监管则是风险共担机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在其著述的《合作的进化》一书中，用大量调查数据证明了群体博弈的最佳模式是“一报还一报”的合作博弈。因此，互惠互利风险共担机制才是长久合作的共赢模式。习近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论述从合作到全球性金融体系的建构问题。2014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他指出：

【“面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二十国集团成员要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做好朋友、好伙伴，积极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形成各国增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合作共赢格局。我们要通过这样的努力，让二十国集团走得更好更远，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增长的催化器、全球经济治理的推进器，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在2014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他指出：

【“我们应该坚持合作精神，继续加强团结，照顾彼此关切，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为各国经济谋求增长，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动力。”】

在2015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他再次强调：

【“构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系。国际经济规则需要不断革故鼎新，以适应全球增长格局新变化，让责任和能力相匹配。我们要共同致力于提高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历史趋势。”】

从以上论述至少可以看出金融共享方案的三大内容：其一，原有的现代性“零和博弈”对弈模式已经不一定适应当下多方参与共建的竞争模式；其二，“异中求同和同中存异”的多方合作到共同金融监管是中国“和合”文化基因决定的；其三，只有用共商共赢共享的金融合作模式才能久远，才能实现从财富的“绝对有限论”到财富的“相对无限增长论”。这才是体现了“和合精神”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中国方案。

概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的重要论述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中国化成果。结合中国金融实践哲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的重要论述，可以更加深入理解国家金融战略，更好地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不断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践性、理论性和历史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