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美贸易战连续升级之际，中国对外经贸的靓丽数据接连出台，令世人瞩目。9月份外贸出口、特别是对美出口增长率远超市场此前预期，上半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更是力压美国，重登世界之巅。15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报告，宣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逆势增长6%，总额超过7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由于美国对华贸易战势力的目标之一就是逼迫外资出走中国市场，联合国贸发会议此项报告一经发布，在全球市场和社会各界理所当然被视为对贸易战狂人“打脸”而引发热议。

毫无疑问，在中国遭遇贸易战重压之时，对华直接投资流量超越对美直接投资，本质上是成百上千投资者“用脚投票”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潜力、向中国商业环境及其不断改善前景投出了信任票。因为美国名义GDP规模仍然比中国高出一半，美国经济又正处于景气期，去年年末还通过大规模减税法案，并实施了大面积、超强力度的放松管制，中国经济则面临多年积累问题集中发作、史诗级贸易战又从外部加压的局面，美国在招揽外资方面本处于比中国有利得多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还能落到中国之后，表明美国错误的对外经贸政策、失控的国内政治斗争已经对其商业环境和经济增长预期产生了可感的损害；也表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稳增长、促改革的措施正在逐步产生可感的效果。

作为研究者，我对特朗普没有个人偏见；事实上，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我是少有的很早就看好特朗普胜选、并正面评价他一系列理念主张的人（文章链接：梅新育：美国大选中的两种治国理念），国内外不少读者对此一清二楚。

中文媒体最初对特朗普几乎一边倒负面报道，我感到不符合实际，找媒体策划选题，组织了系列报道，对扭转当时极端偏颇、背离事实的舆论报道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我理解特朗普希望平衡美国宏观经济的想法，也希望通过中美合作推动美国宏观经济平衡有序进展，因为可持续开发的美国大市场才是中国外经贸的最优选择，合起来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一半份额的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更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然而，由于采用了荒谬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本来不无道理的“特朗普经济学”走上了歧途，其效果也注定将南辕北辙。

而且，美国政治斗争极端化，不断刷新马克·吐温《竞选州长》的下限，甚至把许多原本用于对外“颜色革命”的招数搬用到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之中（文章链接：梅新育：美国是否正在被“颜色革命”反噬？），不仅给美国国内权力交接制造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而且推动美国政策更加极端化，更加背离理性，也就更加损害投资者信心。

随着中美贸易战“总体战+持久战”的延续，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还将日益显现，并推动已经走到景气峰顶的美国经济加快滑向不可避免的萧条。上周美股连续大跌，就已经显示了不祥之兆，尽管我不认为美国经济萧条、金融泡沫破裂今年年内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经济在贸易战中也遭受了这样那样的冲击，但由于准备充分，应对有力，实际表现明显好于预期。随着上述效应不断发酵深化，还会有更多投资者心理天平倾向中国一方，我们有信心在争夺投资的长期竞争中胜出。

上半年利用外资数据超越美国，增强了我们迎击贸易战的信心，更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全球性贸易战的危中之机。因为美方的任性做法大大提升了该国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生产不得不由此加快重新布局，有可能、至少在某些重要产业领域出现“世界–美国”对“美国”的市场格局，这对于我们在汽车产业、芯片与其它高技术产业、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都会制造一系列潜在机遇。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及时抓住。而要抓住机遇，化挑战为契机，关键在于我们发挥体制在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文章链接：梅新育：制度优势：迎击贸易战的中国底气），以迎击贸易战为切入点推进全面改革，顺应客观经济规律清理此前积累的一些浮华不可持续做法。

沧海横流，更显英雄本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外贸本来就是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减速的环境下攀上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的世界之巅，[①]在此期间，1980年代席卷发展中世界和苏联东欧集团的债务危机，1997—1998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历次危机最终只是凸显了中国抗冲击能力的优势，加快了中国脱颖而出。5年前在全球贸易急剧减速前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体现了我方的洞察力。美国强加于我们的史诗级贸易战固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冲击，但也无形之中把自己推向了“中国不输就是赢，美国不赢就是输”的窘境。无论过程有多少波折，无论细节如何，只要贸易“总体战+持久战”最终结果是中国仍能保持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速，中国产业升级仍然持续，中国就实现了目标，赢得了胜利。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头十年世界经济复兴时期（1946—1956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6.7%；在1956—1966年的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十年”期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7%；1966—1976年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4%，明显高于其后二十年3.1%的平均增速（1976—1986年间为3.2%，1986—1996年间为3%），也明显高于美国“新经济”兴盛时期（1996—2006年间）4%的增速。——裴长洪主编：《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第127—12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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