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比《资本论》早，早了90年。它出版于1776年，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在欧洲都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期，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支持。这个背景下诞生了《国富论》，成为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征服世界、建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有力武器。

90年之后，1867年，《资本论》诞生了。在这90年间——从1776年到1867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席卷欧洲的各种资产阶级革命，也包括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是在欧洲殖民征服版图里面最后一个大国，拥有几千年历史，人口众多而且存在一个有力的中央集权，是一个看起来很不好惹的大帝国。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它虚弱的本质暴露出来了，一败涂地，中国也逐渐地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版图。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建立。资产阶级基本上实现了统治欧洲和称霸世界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了欧洲乃至全世界占据主导关系的生产关系。这个时候是资产阶级是老大了。《国富论》的时代它是老二。成为了老大之后，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问题就暴露得更彻底了。

这种情况下诞生的《资本论》，就成为了一本反对资本主义的著作。这90年之间沧海桑田的剧变，是《国富论》和《资本论》关注点截然相反的主要原因。这两本巨著实际上是从两个相反的角度来看待同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国富论》是在它的上升期、革命期来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的统治时期、强盛时期，从它强盛的外表下分析它存在危机和矛盾。

我先讲《国富论》。它诞生的时间是1776年，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瓦特发明了改良版的蒸汽机，让蒸汽动力第一次取代人力，可以成为人类工业的重要力量。1776年，也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爆发的第一年。人类社会发展经过了几个特别大的阶段：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很多人我们正在进入信息化社会，也就是后工业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到底有没有真的到来？还说不清楚，因为现在工业制造仍然是全人类经济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信息社会到底是能不能界定为人类超越工业社会之后的下一个什么社会，这个东西说不好。但是至少前面的三个阶段，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这个阶段划分很清楚。

工业革命把英国推向了世界头号强国的位置。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新兴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信心也是变得更足，《国富论》诞生了。《国富论》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分工和自由市场交易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就这一句话。

《国富论》上来第一章就是讲分工，举了一个流传至今的经典案例：生产一枚针，以前在传统的手工作坊里，一个工匠打一个铁钉，一个人一天可能做几十枚。但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进行细致的分工，有的人负责把铁熔成铁水，有的人负责把铁水抽成铁丝，有的人负责把铁丝斩断，再有的人负责把铁丝磨尖，另外有人把头给打出来，这个流程每一个人都特别熟悉自己的哪一个非常小的环节。这种分工协作，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这一个环节特别熟悉，就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一天可以生产几万枚，一下子生产效率得到了上百倍的提高。亚当·斯密观察到了这种现象，他认为人类之间的专业分工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创造财富——这个结论在今天已经变成常识。

后来到了美国，应该是二十世纪了，福特专门发明了汽车生产流水线，汽车这么一个庞大的工艺，也给拆分成无数小块儿，比如一个人负责装方向盘，你这个人负责装轮胎，整个是流水线，每个人只负责装一块，最后把汽车装出来。一下子把生产效率提高了几十倍上百倍，把汽车的成本降低到了美国中等收入阶层都能够买得起的程度。开创了汽车革命，福特汽车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企业。专业化的分工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能够进入工业社会的革命性前提。

专业化的分工是怎么诞生的？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这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专业化的分工是基于庞大的、自由的市场交易。他举了一个例子，在英国北部苏格兰地区，人们因为市场范围很小，如果在那儿去建一个每天能够生产几万枚铁钉的工厂，铁钉是卖不出去的。因为铁钉一个人一年可能只需要五六根甚至十根。假设每人每年需要五根铁钉，但是整个北部苏格兰地区只住了5万人，一年总共的铁钉市场需求量不会超过20万根，这样一个工厂一天就生产几万枚，三五天的产量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岂不是在休息？

在市场没有得到扩大的情况下，高密度的分工是不会出现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分工呢？就是庞大的市场的开拓。

亚当·斯密指出：正是因为交通技特别是航海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开拓了世界市场。全世界有好几亿人，一年可能需要十多亿枚的铁钉。只有在这种庞大的市场交易的条件下，才需要产生非常精细分工，由此带来劳动效率的改善。在没有自由市场交易的前提下，这种改善不会存在。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亚当·斯密提出了他最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市场交易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手”：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丰富的晚餐，能够吃上面包和葡萄酒，不是因为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恩惠，而是因为他们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他们做出来的面包卖出去赚到钱，自己才能去买别的东西。他能够酿出这么好的酒给你喝，还是因为想把酒卖给你挣你的钱，所以这个东西不应该感谢他，大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在自私自利的驱动下，每个人专注于自己特别擅长的那一小块，然后把做出来的东西互相交换，最后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好处，这个社会经济就一定会高速向前发展。亚当·斯密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针对当时的欧洲封建割据和行会垄断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什么叫封建割据呢？欧洲社会当时名义上有国王，但是很多国家的国王是不怎么管事的，就是一个头衔，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封建领主手里，是分封制，有点像我们国家西周、夏商周时期：这一块的地就封给你了，你就负责管理这个地上的土地和人民，你自己可以制订法律，还可以养一支军队。这就导致什么呢？欧洲大陆的市场一块一快地被割裂得很厉害，商人要想卖东西，要想从英国把这个东西运到德国去卖，中间可能要穿过几十个封建的小国，每个国家都会自己制订一套法律和关税制度，过一个关收一道税。而且有的产品让过，有些产品不让过，结果就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欧洲市场。

除了封建领主割据，当时在欧洲的城市里还有封建行会制度。封建行会制度有点像今天的手工业协会，比如制鞋业，不能说你有技术能做鞋，就开小店去做鞋了。当时没有这一说。制鞋业有制鞋师傅们组成的行会，所有做鞋的人要必须经过行会批准，才可以开鞋店、做鞋。如果没有经过行会认证，要想自己卖鞋，那就是非法经营，会给你查封、砸了。

在行会垄断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没有办法出现创新，新的竞争者没办法进入。所有的行会师傅满足于几百年传下来的老手艺——反正每天固定卖这么多鞋、挣这么多钱，没有动力改进制鞋的工艺。就算改进了，别的行会师傅会通过行会制造压力，你的鞋做的比以前更多更好了，我们的鞋就卖不出去了，怎么办？行会还怎么混？

行会制度和封建领主割据的制度严重阻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欧洲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这种情况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来了两条。

第一，要实现高效率的分工，就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来进行自由交易，这样专业化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够卖的出去。如果产品永远局限在封建领主几千人、上万人的市场内，生产铁钉或鞋也好，你永远不需要采用现代化的工业分工去制造，因为市场就这么大，一年就几百双鞋的销量，你就自己坐在板凳上慢慢做就行了，不需要开工厂召集几百人用流水线生产皮鞋。要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就要打破封建领主割据。

第二，在这个市场的制度下，他认为土地、资本、劳动力都应该可以自由交易。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劳动力自由雇佣的问题。在行会制度下，你跟一个师傅，那时候是存在一个依附关系的，就像今天说的拜师学艺。你跟着一个师傅不能跳槽的，不能说这个师傅对我不好就另外找一个师傅，那时候是违背行会道德，人们也不能够被自由雇佣。所以亚当·斯密也要求能够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自由选择被雇佣，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这个思想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他们就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来推翻封建领主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统一，建立统一大市场，打破封建行会的垄断，推动自由市场的竞争。这在《国富论》发行几十年之后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今天的经济学流派，都可以说从《国富论》出来的。主要是两个流派。一个流派是抓住亚当·斯密从分工到自由市场竞争的理论，形成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今天西方经济学那一帮人可以说全部都是《国富论》的徒子徒孙。但在《国富论》里面，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衍生出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

亚当·斯密在里面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他没深入的去讲。从全书来看，斯密并没有去深入的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提出这个问题，实际是是给自己的自由市场理论挖了一个坑，或者说埋了一颗地雷，随时可能会把自由市场理论给带到坑里去，或者给炸个稀巴烂。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商品的价值来源问题。

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易？为什么能够按照大家接受的价格来交易？同样生产一双鞋、一把斧头、一件衣服，为什么要花100块钱买一双鞋，但是30块钱买一件衣服，为什么价格是30和100的关系呢？有的人可能花10块钱买一把斧头，一把斧头和一件衣服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是1：3：10的关系？

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我们呼吸空气是不要钱的，但是钻石非常昂贵，这个事情不符合常理。空气是最宝贵的，人几分钟不呼吸空气就死掉。钻石是可有可无的，一生你可以完全不用跟钻石打交道，照样可以活得很好。但是空气是免费的，而钻石极其昂贵。今天我们大家也就可以想得出来，空气、衣服、奢侈品这几个东西，你会发现越是你不需要的东西越贵。空气和水是最便宜的，衣服也需要，比较便宜。汽车你不一定需要，贵得要死。钻石、黄金，你基本上可以完全不需要，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最贵。

亚当·斯密就提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后来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根源。亚当·斯密认为，决定商品价格的不是对大家有多大用，而是生产商品的“自然价格”——他发明了一个词“自然价格”，我们今天可以粗略理解为生产商品的成本。之所以钻石特别贵因为钻石挖出来需要大量人工，从南非的要运到英国来卖。而空气无所不在，获取空气不需要任何人付出努力。

亚当·斯密认为：不同的商品之间之所以能够交易，是因为生产任何商品都需要人类付出艰苦的劳动。而劳动的时间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进行对比的。所以劳动是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生产空气零成本，所以不管空气多么重要，不收钱。做一件衣服，纺织工人大家的分工平均算下来一件衣服需要1小时的时间，而生产一双鞋可能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生产一双鞋的价格会稳定在衣服的三倍数量上。尽管随着需求的变化，比如疯牛病爆发使牛皮短缺了，鞋的价格会出现上涨。有的时候暴风雪让棉花歉收了，衣服的价格会出现上涨。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从一个长的周期来看衣服的价格和鞋的价格会大概稳定出现1：3的比例，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生产一个东西所花劳动时间的差异大概就是1:3。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自然价格，这个概念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提出来的。《资本论》的商品价值论的概念就来自于《国富论》。

提出来这个理论之后，亚当·斯密就不再去讨论这个问题了，开始讲别的问题。因为他认为自己通过以上分析，已经解决了自由贸易的基础问题。自由贸易的基础，就是大家生产不同商品付出的劳动时间可以比较，按照劳动时间来定价交换就行了。这很清楚。

但如果按照这个理论继续往深了去想，就会很自然的想到基于劳动创造价值的财富分配问题——生产一双鞋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甚至生产一件衣服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卖鞋人卖一双鞋应该得到的钱是衣服的3倍。必然会推出一个结论，就是分配应该按照劳动时间来进行分配。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就没有继续往下想了，围绕着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有一条线继续往下走，后代的思想家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分配是怎么回事，到了马克思这里，这个思想就被发扬光大，推向了新的高峰，被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一颗重磅炸弹给扔了出来。

4

马克思重点研究分配的问题。亚当·斯密说商品的“自然价格”由人类生产商品所需要的艰辛决定。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商品分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概念。

使用价值就是这杯茶可以解渴，穿的衣服可以饱暖。但是使用价值之间没有办法直接进行定量的比较：我喝一杯茶的使用价值和穿衣服的使用价值到底是1：3还是1：10？这个说不清楚。所以使用价值不可以直接交换。我们在交换商品的时候，衡量商品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价值。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内的无差别的劳动时间。这里面有一些抽象的概念，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亚当·斯密很朴素的思想：一个东西值多少钱，取决于你获得这个东西需要付出多少人类劳动、多少艰辛。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想：人的生命是平等的。

什么叫人的生命是平等的？说一个人工作8个小时和另外一个人工作8个小时，他们应该是平等的，只有平等才能够交换。如果说你工作1个小时的东西就能换我工作8个小时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不平等了。当然，我们必须考虑生产效率的影响，所以不一定是绝对的1:1，但“生命平等”始终是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核心理念。

马克思从这个理念继续往前大大走了一步——既然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是人类生产商品所要付出的艰辛。那么必然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劳动创造价值，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由人类劳动创造的。这又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社会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就是看你为这个社会财富贡献了多少价值。你付出了8个小时的艰辛，做了3双皮鞋，新增的这部分价值就应该归你所有。一双皮鞋的成本是20块钱，价钱是30块钱，卖出去了10块钱，该归谁所有？谁做的这双皮鞋就应该归谁所有，天经地义。

马克思拿这一套理论去分析当时欧洲社会的现实，他发现这一套理论跟欧洲社会的现实不符。当时社会完全不是这样的。为了生产这个商品，什么样的人付出的劳动最多呢？工人阶级。在分工的流水线上，这些工人阶级每天累死累活地干活，劳动创造了价值，工人阶级创造了价值。工人阶级创造了价值被谁分配得最多呢？是不是工人阶级自己呢？不是，是资本家，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资本家过着富得流油的生活，工人们却在生存线上挣扎。

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一天都是工作10个小时——资本家工作不到10个小时，不管长一点或短一点也好，但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却是是几十倍、数百倍的差异。工人们每天累死累活地工作，最后连自己都养不活。当时恩格斯出了一个小册子，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经过恩格斯的调查，发现当时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那真的是过不下去了。怎么说呢？当时没有8小时工作制，工人每天要工作12到14小时，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其他基本上都在工作。而工作生产的大量产品，养活自己、养活妻子儿女都很困难。几十人、数百人居住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地下室里面，一旦爆发流行疾病就大批的人直接死掉了，非常悲惨。但是上层阶级，恩格斯所接触到的上层阶级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正是这种原因，促使他们去思考。

亚当·斯密说的分工可以极大的创造财富，好像说对了。过去九十年里面，资产阶级所创造出来的资产力，比过去几个世纪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还要大。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说，既然人类创造了比过去几个世纪还要多的财富，整个人类应该过着比过去几个世纪还要舒服的生活才对，是不是？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找理论支持，理论支持就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创造财富理论。

劳动创造财富，那么劳动者就应该在分配上取得优势。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进一步推论：什么原因让劳动者在财富分配上处于严重的劣势呢？就是因为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了。

马克思认为造成这种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核心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以他在《共产党宣言》提出来，共产党人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一句话——如果只保留一句话，就是五个字：“消灭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工人们才能摆脱被剥削的地位。当然，他这里面的私有制核心是指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是生活资料的私有制。马克思所说的一切所有制问题，都是指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它被认为是整个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根基。

怎样才能消灭私有制呢？马克思说：必须建立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马克思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由工人阶级代表的政权来占领生产资料，这叫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这套理论，是以亚当·斯密的劳动创造财富理论为基本出发点，一步一步推出来的。他在提出这一套思想的同时，把亚当·斯密理论的另一面——自由交易推动社会进步这套理论给忽略了。工人阶级建立政党以后占有了生产资料，这个时候怎么办？后来，以列宁为代表等一批俄国革命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的建立了共产党，真的发动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真的用马克思这一套理论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给变成了公有制了，宣布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他们认为，消灭私有制以后，就可以把按劳分配变成现实。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其实还是跟在资本主义工厂工作一样，领取劳动工资。主要的差别在于剩余价值归公，由政府统一分配使用，不归资本家个人所有。

在建立符合《国富论》 “劳动创造财富”思想的制度之后，苏联就把《国富论》的另一面的思想——自由交易制度取消了。生产资料都公有制了，这种情况下大家确实好像也没有必要搞自由交易了，而是搞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指令来组织生产和统一财富分配，就成为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英美国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由市场交易”的体制。这两套体制PK了几十年，结果是什么呢？苏联惨败，苏联解体了。英美体制大获全胜，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重新建立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

到了这个份上，中国应该怎么办？就成为了那个时代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很大的一个问题。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一开始，是完全按照《资本论》的指引去做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这就是结论。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然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变成公有制，变成一个纯粹的公有制国家，然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来搞建设。但结果发现什么呢？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学习的对象——苏联——解体了。

当然，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就已经搞改革开放了。我们早在解体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苏联模式走不通。但是总的来说，大的历史脉络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最后是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今天我们反思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苏联为什么解体？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一条：官僚体系的腐败堕落。

马克思没有认真思考过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因为马克思提这个理论的时候，只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分析消灭私有制的重要性。资产阶级不会甘心他们的私有制被消灭。那怎么办？那就只有暴力革命——必须要通过建立一个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发动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他只讲到这儿。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建立一个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怎么管理？马克思的时代没有任何实践可以参考。等到苏联把马克思主义这套理论变成现实，真的建立一个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以后，很多以前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暴露出来什么呢？核心是当生产资料全部为一个国家政权统一掌握，而且要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时候。这个时候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名义上是掌握在整个工人阶级手里，但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整个官僚精英集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取代资本家的地位，可以占有生产资料所带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利益的分配。这个分配到底是按照公有制的原则，公平地用到对全体人民、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方向上去？还是片面地变成官僚集团以权谋私、享受特权生活的工具？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

实践证明，不是全部，但至少在很大一部分苏联的共产党干部，利用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原来应该被资本家拿走的那一部分变成了官僚集团自己享受特殊待遇、腐化生活的财富来源。

这个官僚集团不仅追求个人特权享受，而且形成了严重阻碍技术创新的官僚主义作风。由于生产过程缺乏公开的竞争，企业也没有破产的压力，以完成国家计划为唯一目标。即使在部分生产环节有一些改进式的创新以提高生产效率，但没有动力和压力去推行源头创新和颠覆性创新。这让苏联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较量中全面败下阵来。

总之，建立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以后，政权和生产资料完全合二为一，政府同时控制暴力机器和生产资料，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要让它保持清廉高效，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基本上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资本家手里，但是毕竟的政府主要官员，确实是人民可以投票进行选举，在政权和资本家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互相监督的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自由市场竞争激发出来的企业家精神，让欧美在新兴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互联网等创新型产业方面把苏联远远甩在了身后。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逐步地通过议会斗争、非暴力的罢工游行等等方式，争取到了很多维护工人阶级权益的法律，比如8小时工作制、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休息制度。罗斯福在美国大萧条之后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了禁止使用童工的制度，建立了社会救济制度。而且在箫条期间，政府修建公共工程，让失业者去建水坝、修大桥，给他们发工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替代资本家的作用来雇佣工人。各种提高工人福利待遇的方法不停地被付诸了实施。

罗斯福改革的时候，指导思想已经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罗斯福自己就说：国家政权绝对不能只为少数富人服务，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此外，他还说过一句话：一旦有私营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之后，就必须要接受政府公权力的监管，确保其行动不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相违背。罗斯福改革的核心就这两条，用这两条搞改革。

罗斯福改革的成功，表明了一点：马克思所批判的纯粹原始的资本主义内部有很大的改革的弹性。在《资本论》诞生之后100多年，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实际上是不停地在改革、改进的。这种改进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功劳，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指导了各国的工人阶级开展各种斗争，指导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取得了成功，直接威胁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存亡。很多资本家反对改革，但也不得不接受改革，因为他也看到了，把工人农民压榨的太狠，共产党起来革命他就要上断头台。

在革命的威胁条件下，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让出一部分利益对自己的制度进行改革。所以资本主义的改革成功，不能说马克思说错了，实际上是马克思的功劳。但不管怎样，我们看实际的结果，就是自由资本主义通过自身的改革，获得了比苏联式社会主义更为顽强和更为长久的生命力，创造出了更多、更大的财富。直到今天，美国人搞的那一套的互联网、他们发明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出来的这一轮电子信息革命仍然在主导着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一点是必须要承认的。不管是美帝国主义是不是纸老虎，这个事实无法否认。

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就一度因为盲目学习苏联而遭到惨重的损失，最后探索出来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才建立了新中国。因此，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一边学习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也积极强调独立自主，努力探索一条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探索很多人说是从1978年开始的，也有人认为是从1956年开始的。为什么从1956年开始呢？就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了以后的苏共20大做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路线。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就选择了一条跟苏联进行斗争，反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叫做苏修，苏联是修正主义，我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中国真正抛弃苏联社会主义的体制实际上从1956年就开始探索了。这个探索是什么呢？不是先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先拿官僚集团开刀。搞了各种运动，号召大家要整顿我们的党，来打倒一些我们党内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管具体的提法是什么，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人确实在试图探索一种以前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从来没有去干过的事情。

后来到了改革开放，我们又换了一个方法。引进市场经济的理论，鼓励通过自由竞争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条道路直到今天也还是在路上，但是目前来看成绩应该说还是主要的，中国以前所未见的长期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社会贫富差距又出现了急剧扩大的现象，特别是医疗、教育、住房价格快速上涨，被很多人戏称为“新三座大山”。这种现象，应该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在某种程度上是违背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初心不就是要追求社会公正吗？能够允许今天出现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吗？这是说不过去的，必须要有很大力度的改革才行。

但这种改革，确实不能够也不可能再回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不可能再建一个纯粹的公有制社会，然后通过计划经济的路，那条路确实是已经被证明走不通了。

现在处在一个矛盾期，一方面要通过自由市场的交易来保证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要通过什么办法，让这种活力不会带来当年马克思所反对的极端的人剥削人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要进行创新。

讲完他们的基本思想，我再讲讲我对这种理论创新的一个思考。马克思这一条推理的链条在哪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补充完善一下？或者我们在理解这个思想的道路上，苏联到底在哪个方向出现了错误？

马克思的理论链条有几个重要的台阶，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哪个台阶可能会有点问题？最基础的台阶是来自于《国富论》的思想：劳动创造价值，商品的价值应该由人类在创造产品过程当中所付出的艰辛来决定。

这一条对不对呢？这一条其实很有道理。但是这里面必须要做很多的补充。比如，每一个人的劳动效率是有差异的，人和人的差异可以非常大，可以几十倍、上百倍的差异。毛主席说话不是一句就可以顶一万句吗？能不能真顶一万句不知道，但是在工作当中，有的人一个人干事能够顶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干事，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劳动效率的差异，劳动分工当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异，都客观存在。比如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瓦特发明蒸汽机对人类做的贡献，跟一个流水线的工人天天按部就班地做事情，谁的贡献更大一些？我们实事求是地讲，虽然说人是平等的，但是瓦特和爱因斯坦的贡献肯定要大一些。人虽然在生命尊严上是公平的，但是在创造效率上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

马克思发明了凝结在商品当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叫平均劳动时间。平均劳动时间不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为了解释商品价值而提出来的一个纯理论概念。有点像当年物理学家为了解释光在真空中的传播，提出一个并不存在的“以太”的概念一样。不同的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同，但商品的价格差异没那么大，是因为市场竞争把价格拉平了。价格和成本的关系，用供需关系和边际理论去解释更合理更方便。而且，平均劳动时间用来解释商品价值勉强也还说的过去，但用到分配上，就会出问题。平均之后，把很多具体的劳动效率差异给抹杀掉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财富是不是应该由创造它的人来占有？大体应该是这样。什么叫社会公平？平均主义肯定不是公平。如果说财富创造出来之后，大家一人分一份百分之百地平均，这个叫社会公平吗？不一定，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公平。财富应该由创造它的人来占有和享受，可能比平均主义更接近公平。这种社会公平其实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出发点。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其实有两条：第一，财富是劳动创造的，第二，财富应该由创造者享有。我们去检验这两条发现可以有很大的补充，第一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但是不同人的劳动效率做的贡献存在差异。第二是如果财富由创造者占有，那么创造财富的劳动差异就应该体现在分配上。财富不仅是体力劳动创造的，还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比较好平均，可以用平均劳动时间去套，脑力劳动创造性很强，很难用平均劳动时间去计算？提出相对论的工作相当于多少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发明蒸汽机需要多少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能说的清楚吗？我看是说不清楚的。

流通过程也会创造财富。虽然商品是工人生产出来的，但是你自己生产一双皮鞋，你能把它卖出去吗？能以市场上的平均价格卖出去吗？卖不出去的。因为市场的营销、品牌的构建等等，这里面的事很多。当了企业家就知道，那是特别困难。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专门创造了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理论，在我的理解，企业家精神，就是通过创新来解决企业经营问题。创新精神不一定是只有企业家有，流水线上的工人也可以有，普通工人也可以对某个技术改进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创造；政府官员也可以有，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老师也可以有创新精神，通过创造性的教育方法来培养更优秀的人才。创新并承担风险的精神，是人类进步的普遍动力，不只是企业家有。但总的来说，创造性在人群中是一种稀缺的才能，这种才能所能创造的新财富比普通的体力劳动要高得多。谁做出了创新，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谁就应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报酬。创造者应该获得财富分配更大的部分，我认为这个也是社会公正其中应有之意。

把这两条想明白之后，我们今天的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分配差距就可以理解了。一个社会不管是社会主义也好、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也好，人类要实现分工，不仅需要横向分工，还一定要有纵向分工，一定要建立一定程度的金字塔结构。什么叫金字塔结构？就是有人要负责管理，有人要负责干活，管理者还需要被管理，一个企业一定有一个一把手、董事长，下面有董事会，董事会下面有各个部门，部门领导有几个副手管着几个人。苏联建立公有制国家，只是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是并没有消灭人类社会的纵向组织结构。在苏联，总书记是一把手，下面有政治局，中央政府管着各个地方政府，再由政府管理各个企业，每个企业有厂长，厂长下面还有一套组织层级。总之，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人与人之间这种上下级的分工。金字塔层级的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存在，而且都是社会组织的核心模式。

只要存在金字塔层级的分工，那些处于金字塔上层的人物就一定会想办法来从财富分配当中获取一定的好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条件下，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应该是通过层级竞争一层一层提拔上来的优胜者，是整个社会当中比较优秀、比较能干、脑子比较灵活、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人——大体应该是这样，不是百分之百。如果根据我们说的谁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谁就应该更加多地获得财富分配，这种分工层级的不同，就是应该让企业家比一线的工人多挣一点钱。

马克思主义一千条、一万条，毛主席归结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这是在革命条件的精神。那在革命成功以后，开始搞生产了，应该总结成为一句什么话呢？平均分配？不对。按劳分配？我认为也不全对。按贡献分配可能更好一点。“创造者占有财富”，这应该是社会公正比较基本的原则。

我们要对现在的制度如果进行改造，怎么完善？是不是再来消灭一次私有制呢？我觉得私有制消灭不消灭，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消灭，还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还是怎么样尽可能地保障创造者占领财富。马克思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因为他认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资本家不是创造者，不应该占有这么多财富。但是用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理论，用我今天讲的这套理论去理解，成为一个企业家的人，他们中间有企业管理的劳动报酬，更重要的是如果有创新方面的贡献，他们多挣一些钱，我认为公正合理，也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

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思想的最基本的地方，叫做价值创造者占有财富。

创造者占有财富的反面，是非创造者占有财富，或者是掠夺财富。非创造者占有财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是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来实现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强盗，你拿了1000块钱走在街上，一个人出来拿着刀放在你脖子上“要钱还是要命”？你要命，他就把1000块钱拿走。这就是非创造者占有财富。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解决？建立一套法律制度，建立警察队伍，把这个人抓起来。为了防止非创造者占有财富，我们愿意花一点钱给警察、法官发工资，让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武装抢劫，这最赤裸裸的非创造者占有财富的形式。

还有第二种，隐蔽性更强一点。比如大家知道莆田系医院很害人。它为什么能害人呢？因为医生比你更清楚医学专业知识，你自己生病了但是说不清楚到底是啥问题。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小伙子到莆田系医院去割包皮，说好了200块钱割一次，没问题。上了手术台切开了，伤口还没有愈合，医生跟他说：你这个地方发现了什么问题，需要做一个手术，不然你会出大问题，会丧失生育能力。这个手术1.5万，做不做？躺在手术台上，你对自己的身体哪块有没有问题不知道，而是医生说了算。医生说如果你不做，你可能就没法活着走出手术室了，或者终身有什么大的隐患了。这种情况下，他多收你1.5万，跟强盗拿着刀放你脖子上其实也差不多了。像那种莆田系医院、黑心医院就利用这个钱，本来这个手术是200块钱，最后收了15200，多出来的15000，也是非创造者占有财富的一种形式。这就不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锅，核心是医生的专业知识优势。公立医院也有收红包或者吃医药回扣的陋习，根源是人性的贪婪之心。监管到位了，私立医院也不敢乱来；监管失效，公立医院也可以很黑。

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出现的剥削，我认为也只是非创造者占有财富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所有的形式。在原始资本主义条件下，占有生产资料的那些资本家，他们比普通工人多拿了好多钱。有一些钱是应该是他得到的，包括管理劳动时间的付出、开拓市场所需要的智慧、改进生产流程所需要的脑力劳动等等。这些付出和贡献，他们就是应该多挣点钱。但是还有一部分，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也被他们拿走了。这部分的差价才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剩余价值。他们凭什么拿走这部分钱呢？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公平。

从道理上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其实是平等合同关系。资本家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额换工作、炒老板——你给我开的工资太低，对不起，我辞职了，我换一家工厂。恩格斯说：工人可以选择具体被那一个资本家剥削的权力，但是没有选择不被资产阶级剥削的权力，换一个工厂接着干，因为失去工作就失去生存的能力。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从理论上讲可以提高工人的工资，一直到劳动力市场供需完全均衡为止，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核心理论。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非创造者占有财富的理论去分析这个机制，就会发现这套机制有个什么问题呢？资本家和工人在谈判能力上是不对等的，就好像强盗手里有一把刀，而你没有刀。如果在没有警察的条件下，拿着刀的人和没有刀的人之间的谈判能力不对等。强盗的条件是“要钱还是要命”，你不能说这是强盗给你的自由选择权。你不能跟他讲：这个财富是我创造的，所以我应该占有，你没有创造，你就不应该占有。你这个道理在强盗的刀下面是没有作用的，他凭借这把刀他就可以把你创造的财富全部拿走。莆田系黑心医生拿的是手术刀，不是凭借精湛的医术治好病来赚钱。他是告诉你：你不给这么多钱，我这一刀下去什么后果不知道，那么你也得多交钱。

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是什么？因为工人的工资很低，如果失业两到三个月就会发现收入可能没办法养活自己、没办法养活家人。这种压力是很恐怖的。而资本家同时雇佣几百个、上千个工人，走了四五个工人马上再招，就算招不起来，那一点短暂的损失相对于他的财富来说是微不足道。他就是损失一点钱，而不是损失自己的事业发展的空间。更不会损失自己的家庭幸福，更不会让自己丧失生存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两边谈判是不对等的。资本家这一方，工人辞职就辞职，无非就是动了我一根汗毛。另外一方面，如果工人被开除，找工作要花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他的积蓄根本没有办法支持两到三个月的生存，而且他的技术根本不清楚被开除之后还能不能找到我能够干的事情。因为社会大分工让每个人成为了一个螺丝钉，你这个螺丝钉被拧下来，还有没有适合螺母拧上去还不一定。在这种巨大的风险条件下，双方谈判的这种不对等，就好像拿刀和没有拿刀人之间的谈判关系一样，这就让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可以超过自己的实际贡献，从工人创造的财富中多拿走一份，也就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产生的机制，马克思管它叫剥削，我管它叫劳资双方伤害能力、谈判能力的不对等。我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这本书里面就用这个概念来分析经济现象。2002年、2003年有一部书特别流行，吴思写的《潜规则》。《潜规则》里面发明了一个词汇，叫“低成本伤害权”。什么叫低成本伤害权呢？如果一个人可以很轻松对另外一个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自己不用付出对等成本，这就叫低成本伤害权。拥有低成本伤害权的人，就可以在分配当中得到好处。吴思用这套思想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

在古代，司法体制不健全，一个人打官司，审判者审判的主观空间很大，完全是可宽可严。

吴思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家的小妾上吊死了，本来是自己自杀的，谁也不用承担责任。但是小妾的家兄要到县政府去告，说是被害死的。在古代的条件下，这个案例怎么判？县太爷的自由裁判权就很大。在这个案子里，县太爷比较贪，他听说这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很有钱。二话不说，抓起来先打一顿板子，说主人和正妻合谋害死小妾。大户人家马上就害怕了，承诺送上巨额贿赂。县太爷对金额比较满意，就说了经过审查，确实是自杀，无罪释放。

在重罪和无罪之间可以自由裁量，而裁量的结果对县太爷本身没有任何损害。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可以在财富分配当中占有非常有利的地位。

人放了以后，大户人家承诺的贿赂没有百分之百地送上来。县太爷生气了，宣布发现了新的证据，又把人重新抓起来，说小妾还是被害死的。最后女主人被迫自杀，说这确实是我干的，罪责在我一个人，这个案子才算结了。

在整死人和放人之间，县令的权限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三年知府比较清廉的，还能够挣十万两银子。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你可以轻易地伤害别人，而别人没办法伤害你，所以你就会在财富分配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这个才是真正人类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起源，这是比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更本质的东西。在我前面讲的例子下面，县太爷不需要占有生产资料，照样可以轻松地占有别人所创造的财富，靠的就是低成本地伤害别人。

我认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思想，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核心就是尽可能地制约和消灭这种不对等的低成本伤害权，尽可能创造一个由财富创造者来占有和享有财富的社会制度。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但是确实不是全部的维度。

如果我们只盯着一个维度，很有可能出现什么呢？按下葫芦起来瓢——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会发现暴露出来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者与之相等非常严重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彻底消灭了资本家。消灭完了发现什么？冒出来一个空前庞大的官僚集团继续压榨老百姓，继续让创造财富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收入。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最后还是倒台了。

我们要多维度思考，不仅要反对基于私有制的人剥削人的关系，还要学会制约权力，学会制约政府权力。这方面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有些制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确实也学了很多，社会舆论的公开监督、网络监督、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我们也学了很多。

除此之外，除了要制约资本、制约权力，还有我说的莆田系医院是不是要打击一下？莆田系医院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吗？不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核心是因为利用医生的专业知识来制造恐惧。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应该不应该打击呢？也应该去严厉打击。怎么打击呢？要严刑峻法，杀一儆百。除了要收拾这些人之外，还可以考虑从根本上要削弱专业知识的差距和鸿沟。

怎么样削弱呢？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现在有大众点评，通过公开的点评、监督、大数据等等，通过多种手段让医生专业知识优势所带来的特权能够尽可能抹平。比如看个感冒，大数据分析显示：平均成本是50块钱。有个别人的感冒特别严重、或者病情很特殊， 50元治不好，可能5千或5万才能治好。没办法，病人的情况就是千差万别，50只是平均数。但是通过大数据来分析，大部分医院，去看感冒的人80%是50%块钱治好的，15%是500块钱治好了，5%是5000甚至是以上的钱治好的。而某一家医院，80%的感冒都是500块钱以上才治好的，那这家医院就很有可能有问题。医生的专业知识，能蒙个别人，蒙多了，就会被大数据发现，然后就是司法调查和法律的严惩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缩短医生和病人双方谈判能力、议价能力的不对等，才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均衡公正的社会。

对企业家也是一样。有人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就是创造。我说，错了！企业家精神是通过创新和承担风险来创造对人类有益的财富。“有益的财富”是根本，是底线。如果通过创新和冒险来掠夺别人的财富，那就不是企业家精神，是强盗精神。创新和承担风险的行为必须是创造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创新本身是个中性词，不是褒义词。电信诈骗的骗子也很会创造，刚开始是说中奖，后来不灵了，又说是富婆找你借精生子。利诱的方法不好使了，又想出来恐吓，说你的账户涉嫌洗钱，必须转移到安全账户……等等，创新能力强着呢。

跟电信诈骗的骗子比起来，莆田系医疗诈骗的隐蔽性就要强得多。所以今天，好多电信诈骗的骗子被抓起来，莆田系的老板们还是安然无恙。

企业家精神走歪路，不仅是电信诈骗和莆田系，还有更高级的做法。我再举一个案例。

高盛集团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2008年的时候，他们跟深圳一家从事能源的电力企业深南电签订了期货合同，就是对赌石油价格的涨跌。深南电要发电，每年要大量进口石油，如果说石油价格暴涨，高盛按照一定的价格给深南电补偿。如果石油价格暴跌，深南电给高盛一些钱，相当于对冲。深南电就可以保障未来十年可能都能以固定的价格买到石油，这样好算成本。看起来是对冲风险，但是高盛是投资里面的专家，他搞了一套特别复杂的模型，不动声色悄悄地塞到合同条款里面去，最后大家签了一个合同。签了这个合同是不是自愿的？是自愿签了合同。那个模型深南电没有看懂，以为就是普通对赌，实际上模型里面有漏洞。如果石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双方损失或赚到的钱都是有限的。我就最挣钱，亏就亏一点点但一旦油价波动超过正常范围，高盛的损失仍然是有限的，而深南电的损失就可能无限扩大。深南电不知道这个模型里边的陷阱，它考虑的是正常的波动，油价上涨多花钱高盛给补，油价下跌少花钱就让高盛也分一点，总之无所谓。

结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石油价格异常波动，这一波动，按照模型的条款一计算，深南电根本赔不起，快被搞破产了。这种事儿下叫不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精神赚钱呢？不是啊，就是一帮有知识、头脑聪明的，利用他们的智商和知识，不想正道，给你设一个漏洞让你钻。如果这个合同执行，这帮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我们国家的能源巨头收入怀中，深南电就变成他们家的了。后来还是中国政府出面给高盛施压，才把问题摆平了。

企业家精神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掠夺财富。从直接抢钱，到电信诈骗，到医疗欺诈，到合同漏洞、内幕交易等等，掠夺型企业家精神层次丰富、类型多样。这个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边用“企业家精神的四方向假说”做了分析。上面只是几个简单的案例。

总之，改革开放几十年，诞生了好多很厉害的、创造新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好的企业家，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依靠“创造性”掠夺别人创造的财富归自己所有的坏的企业家。一个好的制度，必须要能够有效的鼓励对社会有益的创新，严厉的惩罚危害社会的创新。亚当·斯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鼓励前者，马克思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消灭后者。马克思的思想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追求社会公正，要求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能够享受劳动的果实，这是最核心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妨碍财富公平最核心的原因。这个维度我们也要继承和学习，但是应该从更全面的维度来看待。

我们一方面是要想办法驯服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另外一方面在别的维度也必须去思考怎么制约权力，怎么制约暴力的伤害权、消灭暴力，怎么消灭医学专业知识、人身伤害这方面带来的不平等分配。今天的医疗教育成本飙升、房价上涨、物价上涨，这些方面在不同的维度都要去思考，你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理想的公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