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4）

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编写组[①]

编者按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推动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好地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服务，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发布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报告主要以专题形式汇集和反映该年度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并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报告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力求突出主线和重点，希望能够刻画出报告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轨迹，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2014年的年度报告设立了以下主题：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

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问题

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四、中国经济学教育问题

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六、《21世纪资本论》评介及国外理论介绍

作者：张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仍未走出低迷，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变幻莫测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前，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认识本质、把握规律。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不仅更加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价值和强大生命力，而且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中国的实践，解答中国的问题，提炼思想、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世界经济后危机时期的优异表现，更加增强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2014年，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和重要成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及世界经济新变化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如何正确理解和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理论创新？如何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如何正确定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如何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的“西化”倾向和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如何正确评价《21世纪资本论》及其所反映的当代资本主义严重两极分化的境况？以及，如何正确把握在金融危机之后当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关于这些主题的研究和讨论，显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聚焦重大现实问题的可贵传统，对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当前的经济理论与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在理论上正确理解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在2014年度成为了学术界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

    （一）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不同解读

一些学者用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解读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他们看来，这一新提法意味着有关资源配置的一切领域应完全由市场“说了算”，政府功能应限于保护产权、提供服务、弥补市场失灵,而不应对经济活动和市场进行任何的干预和调控。这一解读片面和错误地解读了《决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新提法，未能对这一重大理论创新作出全面和准确地理解。

首先，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样必不可少。胡乃武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无足轻重了。”[②]洪银兴指出：“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不要政府作用，也不能放大到市场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除了通过自身的改革退出市场作用的领域外，还要承担起完善市场机制建设的职能。政府行为本身也要遵守市场秩序。”[③]谢地提出，“政府既做好‘减法’，也做好‘加法’，从而与市场有效配合，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有力有效的体制保障。”[④]顾钰民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既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对政府功能和作用的定位深化认识。”[⑤]

其次，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应有边界。周新城认为：“讲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区分经济领域与政治思想领域，必须把经济领域同公益领域区分开来，必须把物质生产领域同精神生产领域区分开来。”[⑥]贺新元提出：“如果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没有边界的话，就容易‘让市场决定一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能主导一切，越过经济边界而渗透到政治思想道德领域；排斥政府监管，甚至拒绝政府有效治理；把经济规律绝对化，把市场作用万能化。”[⑦]

另外，抽象的、一般的市场并不存在。每个国家的市场都是嵌入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技术、法律等诸多因素之中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照搬照抄别国的理论和经验是行不通的，用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解读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是误入歧途。对此，何秉孟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是有边界的。如果我们不注意划清边界，准确地拿捏好、掌握好分寸，多迈出一步，就会堕入新自由主义的万丈深渊，就有可能犯颠覆性的历史性错误。”[⑧]程恩富等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不仅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性质不同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与倡导‘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不同的政府调节方式和调节领域，从而既能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引导作用，又能避免价值规律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⑨]因此，要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与我们党提出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差别，应当警惕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进行的各种新自由主义解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⑩]那么，什么是由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呢？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呢？

（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定位

正确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府市场关系的新提法，不能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条或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出发，而应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具体国情出发，阐明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市场的结构和特点，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科学定位。

第一，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同。刘国光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限制在微观层次的领域；而政府职能如行政审批活动的缩减，也主要在微观领域。至于宏观层次上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对宏观产生重大影响(如供需总量平衡、部门地区比例、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计划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11]张宇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领域，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层面看，则需要强调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积极作用。”[12]彭俞超、张雷声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与市场的准确定位。为了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就必须发挥好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的作用。只有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健康运行和高效发展。”[13]

第二，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是有机统一的。卫兴华指出：微观资源配置与宏观资源配置处于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性质和含义，因此“市场配置资源只限于微观经济领域，宏观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应是由政府决定或主导。”[14]胡钧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党和在党的领导下的政府应成为善于驾驭市场的行家里手。[15]程恩富提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6]冒佩华、王朝科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多谁少、谁强谁弱、谁大谁小的问题，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此消彼长或者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分工与合作、共生互补的关系。”[17]

第三，社会主义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前提，也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根本前提。张宇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方面要求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则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与资本主义存在根本差别。邱海平认为：中国巨大经济成就的一个重要制度因素就是科学地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突破和避免了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始终以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为前提，而且始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要基础，从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的区别。”[19]张开也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具有两层含义：不仅要在克服市场机制缺陷与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发挥“一般作用”；而且要在确保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推进市场体系发育和完善、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方面发挥“特殊作用”。[20]

（三）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对政府于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特别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对于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有些学者则对此持不同看法，例如，张维迎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的作用”，他认为：“政府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甚至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是错误的即使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林毅夫对张维迎的看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力资本、改善金融和法治等重要的发展条件不可能由企业家完成，必须政府供给，因此，“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它们的成功都是政府跟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强调：“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经济危机。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过去35年政府做的事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认为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改进的空间，这个我们必须承认。”[21]

林毅夫与张维迎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受到了广泛关注，不仅社会媒体参与报道，学者们也纷纷发表评论。例如，杨光斌评论到：“这场争论其实是持‘技术知识’的张维迎对拥有‘实践知识’的林毅夫的较劲。”他认为，经济学不仅应是政治经济学还应是历史社会学，因此忘记历史的经济学毫无价值，林毅夫的看法显然在这一方面更具价值。[22]何自力评论到：“在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政府与企业谁更懂得利用比较优势等在内的经济理论问题时，都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脱离实际、凭主观意念想象甚至捏造出来的经济学理论，无论其形式多么优雅，逻辑多么严密，有多少粉丝追随，在铁的历史事实和生动的现实世界面前必定会暴露出庸俗和虚假的本质，而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才能底气十足，这应该是我们从张维迎与林毅夫的辩论中得到的启示吧。”[23]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政治经济学界持续深入研究。一方面，必须摒除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新提法”的新自由主义式解读，而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出发点，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正确理解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另一方面，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历史，政府与市场关系更不是抽象的范畴，因此，应当基于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增强对政府市场关系及其历史性变化的认识和理解，并应加强在具体案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微观研究。

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问题

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历来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其《决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等观点和改革思路迅速成为2014年度社会舆论及学界的热议话题。

（一）关于“混合所有制”的讨论

《决定》中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事实上，“混合所有制”这一概念并非新提法。高明华研究了我国对混合所有制的认识和实践过程，指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第一次出现了“混合所有”的提法，其后我国对混合所有制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索，最终确认了混合所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24]邹升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混合所有制思想的研究，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内生经济形态，马克思主义混合所有制思想有利于促进和规范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25]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不仅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而且在我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实践摸索和理论探索过程。

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如何正确理解混合所有制经济呢？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应该逐步私有化，混合所有制只是一种过渡性措施，如果混合所有制变成长期稳定制度，那么它一定是严重腐败的。还有学者指出，如果在模糊的体制下使国有企业长期做大做强，将导致全体国民福利的巨大损失。国企改革的核心不应是改变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而是如何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退出营利性行业。显然，这类说法曲解了《决定》的本意，是对中央精神的一种误读。正确的理解混合所有制经济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刘国光、程恩富认为资产阶级政府是为了巩固私有制才发展一点国有制，我国人民政府允许私有制部分发展是为了巩固公有制，两者性质根本不同。[26]项启源、何干强也强调，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理解国有企业，不能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解读混合所有制经济。采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改革国企，绝不能把国企公有制体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掉。[27]张宇指出，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所有制形式，它的出现并没有消除不同所有制的区分，也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28]

其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周新城总结道，舆论有一种观点把发展混合经济当作是推行私有化的一种手段，这有悖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划清界限，不能受新自由主义误导。[29]卫兴华、何召鹏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能理解为私有化，私有化会损害我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事业。[30]高粱论证了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在经济战略转型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因此，国企改革的方向应是进一步做大做强，不可能是私有化。[31]宋方敏指出不能把国企改革简单等同于混合所有制，不能“为混合而混合”，应从宏观调控导向、所有权制度和企业经营等方面直面国企改革的问题，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治理体系。[32]

最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常修泽认为混合所有制是协调社会多种利益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的产权组织形式。这种以产权为纽带的新型利益共同体，对于提高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度”，具有重要意义。[33]黄群慧指出，在微观企业层面，混合所有制企业具有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多元产权结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自然实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要求。[34]何自力认为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融合，并使得市场交换关系内部化，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运营效率。[35]王佳菲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是实现“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36]张晨从建立民族经济统一战线的高度出发，指出应利用混合所有制这一制度形式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结成民族经济统一战线，实现“国进民也进”，共同提高中国民族经济的核心竞争力。[37]

正确理解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学术界普遍认为改革不能“一刀切”，应该有针对性的制定不同企业的改革方案。杨瑞龙指出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为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融合减少制度性障碍，尤其需要推进竞争性或垄断竞争型国有企业的母公司（集团公司总部）产权多元化。[38]丁堡骏认为对于现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指导改革，正确的认识国企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39]黄群慧将国企划分为“公共政策性企业”“特定功能性企业”和“一般商业性企业”三类。[40]邱海平进一步将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行业、战略性资源产业等九大行业，具体分析了各个行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方法。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下，在适合的领域和业务范围内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而在不适合的领域、行业和业务范围中，则必须坚持国有为主体和主导的原则。[41]常修泽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产权开放的角度，应该做到“四线并进”，促进国资、民资、外资和企业员工的融合；从产业开放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点是对垄断行业改革。[42]

从以上关于混合所有制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是明确的，那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坚持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使国有经济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那些错误的解读，恰恰违背了这一出发点和原则，正如卫兴华所指出的，解读三中全会的决定应警惕两种误区，即以市场决定作用排除政府宏观调控和泛化市场决定作用，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都纳入到市场决定的范围内。[43]

（二）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

《决定》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明确的说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决定》确立了“管资本”这一改革的主要方向，这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调整，学者们针对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不足，为未来国有资产管理改革提出了详细的规划。

第一，应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林岗认为应该逐步将管企业为主转变为管资本为主，通过资本运作使国有资本能够根据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改善全民福利的需要，将其增量及时投向相关的行业和企业，对其存量也能够与顺利地在相关企业间及时转移和重组。[44]张宇指出了我国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不足，认为目前我国仍存在着国资管理政策不统一、不规范等问题，部分行业缺少像国资委一样的监管主体和监管体系，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覆盖所有部门和各类资产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45]刘纪鹏等认为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应确立“市场化改革、法人化主导”的战略目标。这就要求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中应区分“国资委”与“国资委系统”，国资委从直接监管国家出资的实体企业，改为直接管理国有资产公司，并以此实现对国家出资实体企业的资本管理。[46]

第二，应进一步理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胡敏认为，在国资管理的实践中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主要表现为：政企、政资分开仍不彻底，国有资产资本化程度不够理想；国资监管缺位和越位现象同时存在，监管者和经营者的行政化倾向严重；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仍然战线过长，主业不是很突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构国有资产运营的授权体制。[47]严若森、唐上兴指出，健全国有资产监管的体制性结构应以分级代表与分级所有为特征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出发，继续科学划分与动态调整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辖区范围及权责利治理边界，并正确区分国有资产监督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属性差异。[48]季晓南提出，应进一步明确各类国有资产的责任主体，明晰产权关系，落实监督责任；防止将国有资产监督职责混同于行政管理职能，形成新的国有资产多头监督。[49]

第三，应有针对性的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张卓元将国有资本分为为公益性和收益性两大类，应依据相应的资本职能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投资公司，分别制定不同类公司对各个企业出资和投资方式，确定它们的经营目标和考核体系。同时，要借鉴国内外许多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做法和经验，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和我国汇金公司的资本运营和投资控股等做法，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探索最佳模式。[50]胡钰详细研究了淡马锡公司的运营经验，认为淡马锡的经验为接下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启示。[51]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设计了“三层三类全覆盖”的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根据现有的集团公司的具体业务、资金状况、功能定位等情况，“一企一策”地推进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组建，加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约束力，保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和执行的顺利进行。[52]

这些学者的解读和研究，为深入理解《决定》中关于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也进一步制定具体的改革政策提供了参考。

（三）关于国有经济布局及结构调整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国有经济布局及结构调整，或者说国企进退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热点。《决定》中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作出了新的规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学者们对国有经济布局及结构调整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首先，一些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的国有经济仍然保持主体地位。裴长虹研究发现，截至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约为 487．53万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规模占53%；第二、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占增加值和就业规模的比重分别为67．59%和75．2O%。这表明公有制资产仍占主体，非公有制经济贡献占优，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满活力。[53]张嘉昕、鞠格通对1993-2011年国有企业的总量指标、结构特征等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国有经济充满活力且社会效益明显。然而，国有经济在一些领域受到很大削弱的现实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应在保持国有经济必要总量的前提下大力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54]

其次，学者们针对国有经济布局及结构调整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宗寒指出公有制为主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体，公有制经济比重的调整改革绝不能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55]赵昌文认为应将《决定》中提到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分为长期的和阶段性的，国家安全和重大公共服务属于长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应主要定位在提供这些广义的“公共品”上。对于非“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需要逐步收缩战线。[56]戴锦将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理解，认为国有企业对于国家经济政策的执行作用重大。因此在考虑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时候，应该综合考虑国有企业作为政策工具的作用。[57]

再次，学者们围绕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欧瑞秋等在社会福利视角下运用混合寡头模型对国有企业及部分民营化的国有企业进行研究，指出国有企业须从主导市场供应的领导者角色向补充市场供应的跟随者角色转变才能够使得社会福利水平提高。[58]孔东民等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国企生产效率虽然一直低于外企，但确实有显著地逐年追赶趋势。[59]但支持国有企业具有效率的研究正呈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发展态势，研究所运用的方法更加丰富、研究的视角也更加多样。龙斧、王今朝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投入条件是极低的，却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国企效率效益低下”无疑是一个具有伪科学性本质的命题。[60]朱安东通过利用全球60多个混合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的储蓄-投资缺口、盈利等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伪了国有企业天生缺乏效率的论断。[61]针对所谓“一股独大”导致国企低效的看法，夏小林通过与美日德多国间的比较证明了一股独大并不是国企的特点，而是世界范围内公司的普遍现象，没有证据表明它必然导致低效率。[62]张晨认为国企功能的特殊性导致其在在历史条件、行业技术特征、税收负担、市场地位、劳动制度等方面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存在差异，因此利润率事实上不能作为评价国有企业效率的“充分信息指标”，而应建立基于功能的国有企业效率观。[63]应该看到，国有企业效率之争的实质是背后政策主张的不同。正如洪功祥所指出的，种种关于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理论，都是为“国退民进”、“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提供依据，为全面否定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营造推动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制造舆论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国有企业低效率论”成立，则意味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能兼容的。[64]这显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

（四）关于国企改革与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

国有企业不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促进共同富裕，弥合收入差距方面贡献巨大。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相较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国企内部主要实行按劳分配，薪酬差距较小；二是国有企业承担了诸多生活必须品及公共物品的提供，改善了实际的收入分配状况；三是国企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用于改善民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间接缩小贫富差距。根据《决定》要求，“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都将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但是，就国有企业改革与收入分配关系而言，对国有企业薪酬问题、收益上缴问题以及职工持股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看法。

第一，关于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讨论。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央企薪酬制度改革被提上日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对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提出了新要求。齐瑞福、陈春华将国企高管薪酬制定的复杂性归结于国企治理结构的复杂性、高管价值评价的复杂性。他们建议应该选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国企高管，逐步推进资本运作，实施分类考核。[65]金碚认为作为国家雇员的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应以较高级别的国家公务员薪酬为基本参照，加上体现经营业绩和风险报酬的激励性报酬，优秀的、创造了突出业绩的国企老总可以拿到比国家公务员更高的报酬；而作为企业雇员的高管，其薪酬同企业效益直接挂钩，可以拿到与非国有企业同类高管收入水平相当的报酬。[66]杨宜勇指出，要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企高管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分类管理相适应、选任方式相匹配的企业高管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高管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业务消费等。[67]事实上，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相较于同层次的外企或私企高管来说，已经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一些媒体和学者借着《薪酬改革方案》出台的时机，大肆批评央企高管“左手富贵，右手高官”，将《方案》的内容曲解为“降薪70%”是不恰当的。应公正客观的评价国企高管的价值和贡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制定合理适当的薪酬制度引导和激励国企高管的经营行为，这样才能有助于国有企业继续做大做强。关于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制定与完善的具体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第二、关于国有企业收益上缴公共财政制度的讨论。汪立鑫、刘钟元利用一般竞争性行业的62家中央企业数据对近几年这些企业的利润最优上交比例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若要利用国有经济支持公共福利，主要依赖的不应是竞争性行业的绩优国有企业，而应是垄断性国有企业与竞争性行业中企业投资回报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成本的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以及对后一类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权减持。[68]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出依据分类的原则制定收益上缴的方式，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应该按照市场规范运作的方式、参照市场标准来确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标准；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可不要求有资本收益；特定功能性国有企业，可以基于其专营和垄断程度来确定其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69]可见，国企收益上缴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能一刀切的要求所有国企都要上缴，应辩证地处理。

三、有关国企员工持股的问题的讨论。赵岳阳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员工持股思路：以工会为法人，持有一定份额的企业股权，作为工会的集体资产。工会有权决定该股权产生的红利在工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比例及相应的集体福利等事项，从而使工会有经济基础来维护和保障成员的利益。[70]应该说，国有企业中允许企业员工持股，有助于形成新型的劳资关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要对借员工持股之名进行管理层收购（MBO）、变相私有化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居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因此，每当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之际，总会掀起一阵学术界研究探讨的热潮。在探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和贯彻“宪法经济观”，即一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不搞私有化，不搞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另一手坚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重回“一大二公”的老路，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71]中国国企改革成功开创了社会主义大国全民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实行有机结合之先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仅为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宝贵经验。[72]而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就是要在实践中寻找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就是要更好的发挥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73]

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土地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提升土地管理，我国逐步发展出具有特色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是土地公有制的两种实现形式。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政策法规和城市建设用地制度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当前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聚焦于农村土地制度方面，包括农地管理与农地转用管理两方面内容在内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近年学界与媒体界讨论和争论的热点问题。

（一）改革农地制度的争论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我国逐步形成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归农户的农地产权结构。通过生产关系调整，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激发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正面意义。近年随着城市化加速推进，农民进城离地现象日渐普遍，如何进一步调整农地制度以适应现实，成为当前农地制度改革核心问题之一。在农地制度改革方面有两种截然不同主张值得关注。

第一种是建立私有产权制度的主张。人地关系紧张是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有序减少农村人口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当前城乡间人口流动为重新配置农地资源提供契机，由此引发的矛盾是现有承包关系与农业经营变化的矛盾。面对此现实问题，部分学者认为要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农户的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自由处置承包地的权利，并引入市场机制解决地权重新配置问题。在具体建议上，一些法学学者认为需要取消现有法律制度对农地流转限制性条款，以促进土地在市场上自由流转[74]；以周其仁为代表的一类学者认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落实的不够彻底，建议“农村土地确权到户，长久不变，不再屈从农户之间因人口变化调整土地的短期压力”，通过“巩固使用权，发展转让权”，以“适应更大规模重组农村要素的现实要求”[75]；另有以文贯中为代表的一类学者提出土地私有化的激进主张，鼓励农民通过所有权转让以解决农业规模经营问题[76]。

以上几种观点可概括为“私有化（或者变相私有化）+市场化”的农地制度改革主张。主张建立私有产权制度的研究比较重视理论模型而较少关注经验现实。温铁军指出,这种改革思路尽管存在理论上自洽之处，却经不起历史经验的检验。 他回顾世界各国二十世纪发展历程后发现，没有采用“私有化+市场化”的日韩台顺利实现现代化，而土地资源丰富并采用以上土地制度的国家却长期走不出发展陷阱[77]。

第二种是主张完善集体土地所有制。贺雪峰认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当前我国农民已经获得农地上各项排他性权利，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不是权利不清晰，而是一家一户的权利过于固化，并从公共品供给与生产便利性的角度指出单纯扩大农民权利的改革主张有可能会损害农民利益[78]。农业生产具有较强外部性，桂华考察土地整治工作后发现，细碎土地权利不仅不利于农业生产而且极大降低国家投资效率，证明农地“反公地悲剧”的存在[79]。主张扩大一家一户农户权利的后果是瓦解集体经济组织的统筹功能，会严重影响农业公共品供给并提高农业生产成本。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最早进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实验的湄潭县有93%农民主张重新分地，孙新华认为这是农民对当前农业生产无效率所做出的反应，并指出周其仁等人将湄潭失败教训当作成功经验宣传的谬误之处[80]。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学者认为私有化加市场化手段不能解决当前问题，主张发挥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农业生产的功能，限制工商资本下乡与民争地，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农地使用权在农村内部的优化配置。

（二）改革农地转用制度的争论

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保护耕地红线，我国实施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土地管理法严格限制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并等规定除少数特殊情况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土地从事建设必须申请国有土地。土地集体所有与国有这两种所有权形式实质发挥土地用途管制功能。在土地私有制国家，土地用途管制主要用于解决土地利用中的外部性问题，除此之外，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我国还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意义。基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城市建设用地一级供给由国家垄断，农地非农转用所产生的级差地租转化为政府公共财政，体现土地“涨价归公”与地利共享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81]。针对农地非农转用的争论主要围绕土地用途管制是否必要、征地制度是否坚持和小产权房是否合法等问题展开，并形成两种对立观点。

第一种观点对现有制度持否定态度，认为城乡土地二元制度造成同地不同权。茅于轼认为没有必要设置18亿亩耕地红线，土地自由买卖可以实现土地资源不同用途均衡配置并促进物尽其用[82]。蔡继明等人扩大对中央文件所规定的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条款，主张修改《宪法》以实现农村宅基地和公益性建设用地全部入市[83]。周其仁避开土地是否私有化的问题，着力从建设用地供给方面“拱开”现有制度，倡导“农地农房”入市并呼吁“小产权房”合法化，其真实目的是取消土地用途管制和征收制度[84]。土地用途管、土地征收和小产权房非法是农地非农转用制度的一体三面，否定其中一个就足以否定现有制度。

第二种观点对现有制度持肯定态度，认为土地制度改革上的“财产权”话语存在极大误导性。陈锡文认为土地用途管制是现代世界通例，坚持土地用途管制是土地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改革不能突破的底线之一[85]。华生等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土地管理经验为例，说明市场手段不能解决土地利用中的外部性问题，坚持土地建设使用必须符合政府规划和管控，批驳周其仁、天则经济研究所、文贯中等所持的建筑放任观点[86]。贺雪峰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角度指出，“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再造出一个土地食利阶层，既不利于社会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成果的否定[87]。针对周其仁等人以保护农民之名所推动的土地市场化改革思路，桂华从土地不可移动属性角度予以驳斥，桂华认为农地农房入市最终受益的仅限于总量不足5%的城中村和城郊农民，这部分人独占土地增值收益既消耗城市发展的公共财政基础，也造成“城市—近郊农村—一般农村”的三元社会结构[88]。基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不同立场，周其仁研究团队与贺雪峰研究团队对深圳市“土改”政策做出截然不同评价，前者认为深圳市的“小产权房”合法化政策应当成为全国典型[89]，后者认为由深圳市三十万原居民独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改革既不合法也无推广的条件[90]。

（三）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1.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实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公有制是我国全部土地制度的基础，所有涉及土地的具体法律法规都要遵循公有制这一最高“宪法原则”[91]。在农用地方面，一些法学学者分析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发现，取消土地承包费和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造成所有权虚化，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具有所有权性质[92]。针对许成钢、文贯中等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而坚持中国土地私有化改革观点，华生认为农地实质私有化已经成为现实，继续争论是否私有化并无意义[93]。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所有权、巩固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三权并行分置”的农地制度改革方案，为完善集体土地所有制开启新方向。

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学者按照劳动价值论解释土地财产，马克思认为土地本身并不生产价值，地租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特征是消灭基于生产资料占有所产生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施土地公有制即取消私人拥有土地以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持土地私有化改革观点的学者片面调土地的“财产权”属性，否认土地用途管制规律并忽视土地增值收益来源，丧失批评现有制度的理论依据。对现有农地转用制度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不仅农地非农转用只限于特定区域中，且认为城市建设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归公的制度设置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动摇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遵守的底线。

2.与“三农”问题的关系

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关涉“三农”问题能否顺利解决。通过土地制度调整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是正确把握土地与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关系。土地不仅是基本生产资料，而且承担社会保障功能，在土地的财产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存在张力。当前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争论，很大程度源于不同学者对土地属性认识的差异，具体表现是，强调土地财产属性的学者一般倾向运用市场手段配置土地资源，重视土地社会属性的学者一般强调公共政策在土地管理上的必要性。基于这种差异，当前学界形成旗帜鲜明的两派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观点。第一派被称作为“四化同步派”，其核心观点是通过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手段改造传统小农生产方式、消灭农村，在土地制度上主张土地私有化改革或者是放开土地流转市场、引导扶持工商资本下乡从事规模经营；第二派被称作为“小农经济派”，其核心观点是认为中国“四化”战略不可能在短期实现，当前小农生产方式在农业上有优势，农村村社制度构成一种低成本社会治理方式，因此要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限制工商资本下乡，发挥小农和农村的社会稳定器功能[94]。这两派观点所形成的争论本质是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路线之争。

3.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城镇化不仅占有农村土地资源，而且包含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如何解决城镇化扩张占地问题，如何解决农村人口进城问题，是当前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重要议题。文贯中认为禁止土地买卖的集体所有制阻碍农民进城，造出农业人口过多、城乡收入恶化、城市服务业滞后和城市集聚效应浪费等负面后果，他认为土地私有化可推动农民进城、发挥城市集聚效应并带来中国全面发展[95]。对于文贯中、许成钢等学者将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土地私有化直接挂钩的观点，华生运用日韩台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给予有力反驳，并指出土地私有化所造成的“城郊农民和地产商暴富”普遍构成后发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土地陷阱[96]。周其仁认为当前中国“城乡关系”的症结在于农民财产权保障不充分，打破征地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地市场可以帮助农民进城[97]。周其仁的观点是建立在土地财富论基础上，贺雪峰则认为当前建设用地地租高于农地地租的原因是基于特定位置和建设用地指标管控等造成的，放开土地用途管制和指标管制就丧失建设用地涨价的政策基础，允许农民卖房卖地也不能带来农民致富[98]。与文贯中、周其仁等将城镇化当做发展手段不同，贺雪峰认为城镇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发产物，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为目的的城镇化只能制造出GDP泡沫和劣质城镇化，他指出在现有土地制度上可建立“小农经济+加工制造业+技术创新”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模式[99]。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不同判断决定其土地制度的改革思路。

（四）若干需要深化研究的问题

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不仅关涉“三农”问题解决、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而且涉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坚持以及我党领导基础能否巩固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当前中国发展现实，从理论上辨明各类改革主张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回顾2014年的相关研究发现，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议题较为集中，媒体平台在争论上发挥较大作用，社会公共关注度高，但存在专业研究不足之处，有影响力的观点和论点仅限于少数几位学者。鉴于此，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研究需要从专业角度进一步推进，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

一是广泛深入开展实证研究。当前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充斥较多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反对或者支持私有化的观点都将“保护农民”作为目标，却缺乏对农民农村的深入认识，包括不同区域农民的差异、村庄内部不同阶层农民的差异、不同年龄农民的差异，还包括农民对农业、农村、城镇化等问题的认识等。经过多年发展，农民、农村已经高度分化，只有区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中不同农民的不同利益诉求，才能够避免从道德层面抽象讨论“保护农民”问题。二是围绕新型城乡关系构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新中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经济社会全面转型阶段，对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提出新要求。需要从农业发展前途、新型城镇化方向、新农村建设目标等方面对农村集体土地制度进行“顶层设计”。三是研究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完善举措，具体包括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并行分置”这种产权结构和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村民自治制度与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机制问题、户籍制度改革与集体土地制度的关系问题、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和经济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对集体土地制度的影响等问题。总体而言，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正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从经济社会现实出发探索集体土地所有制实现形式，是十分迫切的一项工作。

四、中国经济学教育问题

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在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中，存在严重的经济学教育“西化”倾向和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问题，西方经济学已经在事实上占据了“主流”话语权地位。这不仅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指导地位，甚至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边缘化。这一问题已经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并引发了一系列讨论。

（一）经济学教育的“西化”问题

以改革开放为界线，中国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都是错误的而“骂倒”西方经济学的态度，转变为认为政治经济学陈旧过时而“拜倒”西方经济学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间的巨大转变事实上都是“不好的、不应该有的倾向”。 [100]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这使得很多经济学家重新关注甚至求助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在西方许多学者越发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的同时，反观我国的大多学者却还是在“拜倒”西方经济学，尤其反映在我国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的过度“西化”倾向，这一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学术界视“数学化”为“经济学科学化”的标准。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学中数学工具的使用和数量模型的研究，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就是应用数学的典范，比如他论证了再生产条件下的两大部类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但是马克思不迷信数学，他注重的是经济思想，而不是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形成的“为了方法而方法，为了数学而数学”[101]和 “数量拜物教”的风气。[102]将“数学化”视为“经济学科学化”的标准，难以培养学生透过市场现象深入到背后的经济规律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且空泛的形式主义会严重浪费研究资源。

第二，学术评价体系的“国际化”。在“国际化”有关政策的导向下，各大高校的科研经费划拨、奖励办法和职称评定方面，都将教师在SSCI（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和评定依据。这种政策导致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无法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而是把更多的甚至主要精力用于撰写符合SSCI标准的学术论文上。然而，这些学术期刊往往是以美国问题、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观为导向的，并不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为目标，更鲜有接纳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成果。中国高校教师及学者花费大量精力过分追求“国际发文”，不仅难以形成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智力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成为美国利益和美式价值观的“应声虫”。

第三，学生培养的“西化”。邱海平指出，“我国许多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已经在事实上变成西方经济学专业了”，[103]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博士点和硕生点的招生考试中，西方经济学科目所占考分达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此外，围绕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数量远远超过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课程，并且开设这些课程的教师大多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失去了对学科本身局限性的批判性思考。

西方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之后广泛地登上中国大学的讲台，这是与我国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相适应的，所以不能完全否定和排斥西方经济学，但是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学教育过度“西化”的危害。一方面，西方经济理论是以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条件的，与之相比我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不能照抄照搬、人云亦云。林毅夫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对于探索和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错误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中国采取的是从主流经济理论看来最糟的、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渐进、双轨的方式来进行转型”，而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最优转型路径”即用休克疗法来“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却宣告了“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因此，他强调“我国社会科学界在学习西方主流理论的时候，不能够简单地照搬，必须推动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面对我国存在的问题，需要自己深入去了解问题的本质和历史根源，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这样形成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帮助我们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104]另一方面，必须清醒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且，西方经济学作为崇尚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相违背的。何干强指出，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中占据了主导话语权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推行思想文化渗透的一种主要途径，是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105]

（二）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加严重了。这具体体现在高等院校经济学的课程设置、研究生入学考试安排、学术水平的评价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第一，在课程设置方面，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原著类课程被取消、简化，政治经济学相关课程总量在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占比较小，且该比例低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课程。[106]第二，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安排方面，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所占考分比例严重下降，有的只占到四分之一及以下。第三，在学术水平的评价方面，一些国内的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基本不刊登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而政治经济学专业期刊或刊载政治经济学论文较多的综合学术期刊又不被认定为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第四，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各大高校经济学院对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师资助少，引进的人数远远低于西方经济学，许多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师“改行”去研究和教授热门专业，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人才流失严重。[107]所有这些问题和现象沉重打击了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研究的研究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不利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导致中国研究人员认识上的片面性，且难以真正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08]

中国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者们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对这一状况进行了反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自身不足以及教学抽象、缺乏趣味性构成了政治经济学发展困难的内因，而社会舆论的“西化”和学术界急功近利的研究风气则是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外因。

就内因而言，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研究自身存在严重不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明显落后于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张宇指出，目前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各种热点问题的对策研究所左右，基础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缺乏基本规范，存在不少片面、模糊甚至混乱的观点。许多学者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甚至把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直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误以为科学，引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套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109]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鞠立新，他归纳了既有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即偏离了马恩著作的原意、偏离了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现实、偏离了国际经济的发展潮流和必然要求，忽视现代市场经济中公认的规则规范；偏离了现代理论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要求，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括为仅仅是对经济社会制度性质的分析，甚至简单搬用马恩的一些话语和事例，缺乏分析现实解释力和前瞻指向力。[110]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在教学中仍存在理论过于抽象、缺乏趣味的问题。相对于其他课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基础，内容更加抽象、更有深度，因此传统的照本宣科、只注重概念解读而缺乏联系实际案例的教学方法很容易让学生感觉枯燥，减少了学习的兴趣。上述问题，需要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研究界认真反思、积极改进。

此外，诸多外部因素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一方面，社会舆论严重“西化”。当前，社会舆论特别是一些网络媒体主要以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通过这些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地位更高了；相对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则大多是抽象的、不落实的，局限于学院的，既不容易进入学生的头脑，也不容易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111]如今年12月份在北京举办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通过包括《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40多家国内知名媒体投票预选出了31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其中没有一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和领航作用依赖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传播程度，局限于学院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是一部分有特殊才能的个体的心灵的些许安慰，并不能产生巨大的改天换地的力量。[112] 因此，社会上的舆论工具，尤其是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力的舆论工具，应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其拥有来自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学界急功近利的研究风气盛行。就研究者而言，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技术型研究较多，而重大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较少，且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研究。这与欧美国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美国，如果出现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一般都能找到几位在该领域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发现一些参考价值很高的成果；即使是全新的题目，也可以预期在几年内就涌现一批专业的人才和成果。[113]究其原因，重大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涉及内容多，难度大，研究周期长，对学者的综合能力要求高；而技术导向型研究时间短，成果发表也有一定保证。对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面对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得不为生存需要让步。对青年学生而言，他们大多把就业视为大学学习的主要目标，而把主要的学习时间和精力放在计算机、外语等一些有助于就业的技能类课程上，对于政治经济学这样理论性强、对其就业并无直接帮助的学科敬而远之。 这些状况严重限制和制约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必须予以正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于如何处理好在我国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的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被边缘化的现状，并不能掩盖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重大贡献，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科学地指导经济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有代表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它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特点结合，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它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的阶段性变化的分析，为科学地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基本依据。[11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指导中国经济实践中的独特价值，是不可能被代表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所替代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愈加丰富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正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互交锋。一方面，不要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而是应该借鉴其有益成分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后发国家的经济学可以借鉴别人，但必须脚踏在自己的土地上”[115]，中国需要的“是有着中国身份意识的经济学家，不再是一般的账房先生式的经济学家，而是经济思想家”[116]，需要的是既有高水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又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底的经济学家。另一方面，要继续发展和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经济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不仅仅提升学科的学术影响力，还提升了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

（三）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及书籍出版概况

虽然存在各种困难和问题，2014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也不乏亮点。经“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领导小组批准，由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5家核心协同单位合作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顺利地通过了国家认定。该“中心”将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以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大经济问题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运行、发展理论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综合研究，为国家提供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理论和政策支持，努力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科建设于一体，世界一流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高地、中国经济建设改革新型智库和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重镇。相信该中心在通过国家认定后必将更好发挥作用履行使命，有力地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的发展。

此外，我国学者在2014年也编著了数本政治经济学相关书籍，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对比研究、价值转形问题研究和对《资本论》的解读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对比研究方面，吴易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经济学体系中的几乎所有重大理论问题都进行了科学的比较分析，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17]胡钧的著作《创新发展与科学扬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几个带根本性的理论分歧》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指导地位，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界限，给予了研究者关于如何看待这两门学科的正确指导。[118]郭广迪所著的《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通过阐明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论证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119]在对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方面，沈民鸣的著作《价值转形》和冯金华所著的《价值决定、价值转形和联合生产》研究了困扰经济学界几百年的价值转形中的难题，提出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结论。[120][121]在对《资本论》的解读方面，卫兴华摘选的《<资本论>精选》和编写的《<资本论>简说》，以及杨志和王岩编著的《<资本论>解读》以少而精的文字论述了博大精深的《资本论》中的核心原理[122][123][124]。此外，伍柏麟、史正富和华民主编的《新编政治经济学》打破了国内长期以来沿袭自苏联教科书模式的结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创新体例结构，强增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的解析力。[125]

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危机后，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制度、体系、模式剧烈变化调整的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走出经济困局，恢复经济增长，纷纷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变革手段。新的技术发明、新的产业政策、以及制度变革、阶级政治力量的角力互动等原因使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2014年度，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正聚焦于此。

（一）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走向

当前，资本主义正处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已成为国内学者共识。而如何认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如何判断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在2014年成果颇丰。

首先，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除垄断性以外，还兼有全球化、金融化的特征。李国平等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是财富创造方式的趋同化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趋同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为基础，并且在后二者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他们的研究还指出发展中国家如何维护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126] 刘元琪认为金融化的全球垄断本质是金融部门借助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将全球一切经济因素引入金融市场，逐渐控制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经济领域的利润的生产和汲取。[127]户晓坤总结了从列宁到奈格里等当代左翼知识分子对于金融资本研究的逻辑及其异同。他认为列宁是从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来研究金融资本，以“帝国主义”来表述其瓜分世界的本质。然而，以奈格里为代表的学者试图以“帝国”这一概念来说明金融垄断资本瓦解民族国家边界、对于世界以及人心的巨大征服力量和渗透能力，去中心化的“网络权力”、“混合构造”成为帝国主权的表现形式，从而在资本逻辑的背后寻找新的全球计划的可能性。[128]

其次，从80年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来，特别是受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剧烈冲击，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政治出现了一些新特征。程恩富等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为发动金融战争和掠夺财富而形成了新型高度垄断格局。金融危机演变成了华尔街垄断财团大规模掠夺财富的手段，甚至美国政府也被其操纵通过反复救市而掠夺普通民众的财富。[129] 刘元琪以列宁对帝国主义五大基本特征的概括为基础，论述了金融资本在上述五个特征的新发展，即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加强、资本输出变为双向、金融内在的不平稳性以及危机趋势以及金融资本的部分技术性和历史意义。[130]马锦生通过分析美国资本积累金融化的实现机制和其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揭示了金融化的资本积累模式所导致的债务经济运行机制不具有可持续性。2008年的危机会促使美国经济进行一些结构性转变。[131]齐兰等学者认为危机后，垄断资本主义在三个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即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国际直接投资短期受挫；美国启动金融改革，再工业化战略初见成效；美元回流循环出现下行，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下降。今后其变化将会呈现三重态势：一是垄断资本全球化态势将长期存在，垄断资本区域化逐渐加强；二是过度金融化现象有所遏制，金融化与再工业化及经济实体化同时并存；三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开始削弱，国际货币多元化态势增强。[132]此外，李滨等提出跨国生产和跨国金融替代了传统的民族的生产和金融是目前世界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以此为基础，他们总结了全球的政治结构的一些新变化。如：当今政治权力结构的特点是资本“帝国”，世界统治是其重要特征；跨国垄断资本成为传统国际关系的改造者、调节者、利用者，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跨国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带来了全球社会治理的客观要求。[133]

另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研判。张晨等通过厘清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二者的关系，说明了“黄金时代”后，资本主义试图建立一种更有效资本积累体制的失败。此种失败充分体现了当前资本主义的“晚期”特征，社会主义成为其唯一的替代方式。[134]朱安东等基于阶级分析的视角，分析了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的走向，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短期内不会走二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大资本将进一步右转，但是超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运动将最终壮大。[135]王湘穗通从世界体系的角度，阐述了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他认为随着美式体系的衰落，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退潮期，未来的世界体系将不再是中心---边缘结构，而是网络式结构，由趋向合作的共同体组成联合体，形成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体系。[136]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和阶级状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劳资关系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孙寿涛认为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经历数量上的历史性增长的同时，其内部构成也经历了一轮“信息化重组”。随着“黄金年代”时期形成的以 “三方体制”为核心的劳资关系体制的解体，二战后“黄金时代”劳资关系体制的“协调”特征逐渐消逝，资本与劳动之间日益表现出疏离和 “离斥”的特点。[137]董晓杰基于法团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工会的兴衰。他认为从罗斯福新政时期建立的法团主义模式到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转变，是美国工会制度环境恶化，工会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138]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既是“中产阶级”逐渐消亡的时期，也是工人阶级意识出现局部复苏的时期。宋丽丹指出虽然“黄金时期”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但是，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终究暴露了它的绝大多数成员其实是无产阶级的事实。这一研究反驳了“告别工人阶级论”，说明了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日益分裂成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没有改变。[139]姜辉指出由于受“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表象蒙蔽，全球化条件下工人全球流动和全球分工的影响加之工人阶级构成和工作方式的变化，工人阶级出现了逐渐“消失”的假象。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群体。同时，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无产阶级化”。工人阶级经受着难以形成明确的阶级认同、阶级意识；难以形成强大的集体组织和行动能力等问题的挑战。[140]童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指出当前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出现了局部有限的复苏，并表现出新的特征，如：工人阶级归属感逐渐增强、联合意识日益凸显、抗议行动逐渐升温。其原因主要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梦逐渐破碎；资本主义“自由”与“民主”的理念遭到质疑以及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积极应对推动。[141]此外，宋丽丹认为目前世界年轻人口数量较大，经济地位普遍较低且无保障，更容易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受害者，因而他们的反抗也更为普遍和激烈。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青年抗议浪潮具有抗议浪潮的斗争矛头直指金融资本和信息技术青年抗议浪潮中的作用突出两大特点，而各方政治势力对青年力量的争夺可能决定了此种抗议活动的最终走向。[142]

此外，有学者关注到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工厂及其劳工抵抗所发生的一些改变和新趋势。例如，邱林川讨论了富士康劳工问题、网络劳工抵抗、“21世纪奴隶制”及其内在的新三角贸易结构。他认为科技发展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劳工研究需要以史为鉴，在关注生产过程之外，还须重视消费，特别是虚拟空间里的生产性消费行为。[143]

（三）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研究

   福利国家或者福利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模式，其内涵特征、新变化和存在的问题成为今年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福利国家生产系统是认识福利国家改革内在逻辑的关键变量，随着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内容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资本主义类型学理论无法较好地解释生产系统的内部变迁。冉昊通过对“资本主义多样性”和“雇主中心论”的逻辑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为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内部变迁提供了制度上的解释，而“雇主中心论”则进一步连接起了政府和市场，为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进一步丰富和多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144]北欧的福利市场经济模式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极具研究价值。刘玉安等认为虽然以“高福利，高税收”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模式遭遇了危机，但是其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北欧模式的持续性是由于它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145]

此外，一些学者也指出了福利国家或者福利市场经济这一模式存在着的各种问题和缺陷。赵聚军认为由于部分国家不顾福利刚性和政府实际的财力限制，为了选票压力使福利水平脱离国家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议民主制度下的福利超载现在日益严重。“拉美化”现象是福利超载与民粹主义双重夹击下代议民主缺陷的集中爆发；欧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这一矛盾的再次爆发。[146]冉昊基于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总结了福利国家改革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即：福利扩张和民主制度之间的悖论；阶级冲突和二次分配之间的消长；全球化带来的规则趋同性和资本主义内部差异带来的制度多样性之间的矛盾。[147]沈跃萍认为发达国家以综合福利制度为基础的再分配政策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不公平的发生和扩大。福利制度这个社会安全网没有使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化减轻反而愈加严重。[148]彭姝祎的研究揭示了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的成因在于利益集团的博弈与政治力量的博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左翼政治力量占据绝对优势背景下，法国政府计划建立一个优先考虑劳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然而，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团体对社会保障存在严重分歧。因此，伴随着右翼的重新崛起，雇主和新老中产阶级的利益上升为主要利益，他们的反对和强大压力最终挫败了建立“统一”制度的努力。[149]

福利国家在经历了30 年迅速扩张后陷入多重困境，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后，它面临来自内外部的巨大挑战，在各种批判和反思之后进入了调整改革阶段。福利资本主义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孙涛的研究认为国家在福利提供中的主导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只是管理模式和资金支出结构有所变化。在未来“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正逐渐向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转变。改革后的福利国家具有了更多竞争性、分散性、选择性和多元性。[150]梁誉的研究阐述了欧洲福利国家社会给付模式的变化：由于20世纪末以来，欧洲福利国家存在着较高的失业率、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不断增加的财政负担，各国重新审视了现金给付和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逐渐从“高现金、低服务”的传统模式变为“社会服务导向型的”新型社会给付之路。这种革新的本质是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新定位，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共生”与互动。[151]

（四）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

资本不断积累的逻辑内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限的资本积累与人们对于优质生态环境的客观要求存在着天然的冲突，自然环境逐渐成为资本持续积累的又一重界限。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气候变化和生态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的特质，资本主义自身似乎并不具有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李娟基于近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揭示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展开双向度掠夺。她认为生态帝国主义根植于资本主义无限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之中的全球扩张现实。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市场、技术、道德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建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出路。[152]卢现祥等指出建立在资本主义非生理性的和虚假需要基础上的高碳“技术—制度综合体”是导致人类气候变化的重要制度根源。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做出了非物质化和技术层面的努力，但还是难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无限扩张的能力与全球碳排放总量限制之间的矛盾。[153]

碳交易市场一直被认为是解决碳排放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然而，谢富胜等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碳市场切入，分析了其失灵的根本原因。文章认为近几年来碳市场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冲击了碳市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积累本身就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遏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必然包含着遏制资本积累的内容，而遏制资本积累的不现实性决定了碳市场的失灵。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促成这一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154]同上述研究结论类似，靳晓春从“罗德戴尔悖论”入手，揭示了环境污染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价值积累与自然条件再生产的不平衡。当前所提倡的污染排放权交易实现的是资本对作为公共资源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和私人财富的增加，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态领域的深化，但污染排放权交易无法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155]

总体来说，本年度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丰硕且多样。除了上述四个主题之外，学者们还从地租、空间理论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城市化进行了研究。孟捷、龚剑以“阶级---垄断地租”为核心总结了哈维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租理论，并将其与垄断资本学派，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分析路径进行了比较。[156]庄友刚总结了当代空间生产展示了新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空间生产的异质化、特色化、高技术化、生活化以及市场化等。[157]还有一些学者总结了马克思关于城市化的思想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逻辑，他们既阐述了马克思关于实现城市化以及城乡融合的实践方案，还主张需要将城市发展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加以研讨，并从空间生产、资本积累、集体消费等多重视角阐释城市社会运动和阶级矛盾的根源，力图解释当代城市发展的规律。[158][159][160]

虽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规律没有改变，但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政治经济学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上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学者们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多聚焦于生产关系层面，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思考与研究却并不多见。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会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产生一系列新的变化，例如：新技术对劳动的组织形式、资本的积累模式、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等的影响，如何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揭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规律性，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

其次，在本年度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既有从整体考虑，揭示资本主义特征、整体运动规律和走向的文献，同时也有用单个角度出发，用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考察资本主义某国或某一种制度的研究成果。这两种研究模式都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分析方法，不应割裂开来。而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将二者更好地结合，彼此兼顾。

再次，需要更加辩证地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经历了低迷之后，在近期已显著复苏，并且失业率也逐步降低。如何认识评判这一最新情况十分重要。我们既要看到资本主义的“晚期”特征，也应该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恢复的能力有所估计。因此，在研究中，需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客观地评价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并对其变化形势进行密切地跟踪研究，而不是武断的得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结论。

最后，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社会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虽然学界普遍认为资本积累本身就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但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保守主义者和激进环境主义者所倡导的退回“自然的农耕文明”的应对方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后现代”特征，事实上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如何将关于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的批判纳入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去，是学术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六、国内学者对《21 世纪资本论》研究综述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 世纪资本论》的出版所引发的热议无疑是2014年政治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界的突出现象。《21 世纪资本论》一书利用各国详尽的收入税和财产税的数据刻画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的长期变化趋势。皮凯蒂的主要发现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处在很高的水平，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下降，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在美国等国家，当前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皮凯蒂的这些发现推翻了说明不平等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意义。皮凯蒂用两个规律来解释不平等的长期变化趋势：其一是资本和收入之比长期上升，其二是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为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皮凯蒂建议实行高额的累进收入税和累进财产税。

该书英文版出版后一度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并掀起了一股讨论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的热潮，包括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索罗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纷纷为该书撰写书评，介绍该书的理论及价值；《经济学文献》杂志则盛赞其为“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161]国内学界和出版界也积极响应，迅速将这本热度极高的书带到了国内。中信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学习出版社的《资本主义怎么了？——中外学者热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对《21世纪资本论》进行了系统介绍和评价。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21 世纪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研讨会”对该书的观点、意义和对中国的启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此外，国内学者对《21世纪资本论》一书进行了全面的评介，并展开了内容丰富的研讨，以下我们从四个方面对这些成果进行介绍。

（一）国内学者对《21世纪资本论》的学术评价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21 世纪资本论》是一项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现实影响的研究。不少学者对该书的写作背景、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对该书的缺陷也进行了分析。

关于《21世纪资本论》的写作背景，邱海平认为，该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陷入持续的低迷，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皮凯蒂的研究必然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和兴趣；二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而在这一理论框架中既没有什么危机也没有贫富分化，因此，皮凯蒂的研究极大地满足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理解社会财富状况的需要。[162]齐昊认为，该书能够引起各方面的热烈评价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皮凯蒂长期从事不平等研究，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二是 2007 年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之后，人们亟待回答谁是危机和衰退的罪魁祸首这一问题；三是皮凯蒂的观点以新古典的面貌出现，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呼应，但是这也给该书带来了诸多问题。[163]

关于《21 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荣兆梓认为，该书解释事实的理论方法虽然来自新古典经济学，但构建历史事实的理论更多的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该书中使用的对阶级和阶层分析的方法；二是该书对劳动与资本收入分割并对立的研究；三是该书对财产所有权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强调。[164]李实、万海远讨论了《21 世纪资本论》所用数据的真实性。他们认为，不应该从皮凯蒂所采用的推断方法对该书进行批评，因为在指标信息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皮凯蒂所采用的方法是唯一可用的备选项。[165]李稻葵认为，皮凯蒂的发现建立在他和他的研究团队近十年的研究基础上，所以这些发现是有确凿证据的，尽管存在局限，但是该书非常有可能引发一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理念的大辩论和大革命，导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意识形态遗产发生动摇和逆转。[166]陈平则指出了皮凯蒂的研究存在盲区：在对 1945-1970 年间美国分配改善原因的分析方面，皮凯蒂完全忽略了这一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对西方资本所造成的竞争压力，也完全忽略了美国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所实行的“非均衡战略”。 [167]

崔之元对皮凯蒂研究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皮凯蒂在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上有重大的方法论创新，不仅在经济学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政治学上也有重要意义，皮凯蒂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统一场论”必将促进政治经济学的大发展。[168]

余斌在肯定了《21世纪资本论》在揭露西方“普世价值”虚伪性方面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对该书存在的重大缺陷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皮凯蒂将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不等式当成历史事实，却没有将其当成逻辑上的必然而且，皮凯蒂拒绝批判资本主义，只是将不平等归罪于精英主义，发泄小资产者的哀怨。[169]

此外，张晖明认为，《21 世纪资本论》找准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大问题”、“真问题”，因此取得了大众对现实的一种直感的呼应。[170]朱富强认为，《21 世纪资本论》揭示出纯粹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分配正义，也难以促进社会流动，因此，政府应该为解决不平等和收入差距问题承担重要责任，收入分配应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议题。[171]孙乐强认为，《21 世纪资本论》有力驳斥了自由主义的信念，指出资本主义的现实已经颠覆了传统资本主义勤劳致富的劳动伦理观，揭示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动态演化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力量联合作用的产物。[172]蔡万焕认为，《21 世纪资本论》带来了许多重要启示，如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劳资矛盾等。[173]

（二）《21世纪资本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

《21世纪资本论》不仅推翻了库兹涅茨曲线，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提出了挑战。例如，该书认为获得巨额薪酬的企业高管并不是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进行分配的。并且，皮凯蒂采用简单的模型试图说明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规律，而他采用的经验研究方法更是直截了当。这与当前经济学对模型与计量分析的滥用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国内学者从多个方面阐述了该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

邱海平认为，皮凯蒂的研究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可以自动导致社会收入和财富均等化的理论，不仅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和思想贡献，而且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和问题，对于我们深化认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端，对于我们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都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174]

陈平认为，皮凯蒂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全面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皮凯蒂批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产业政策，主张放弃中国道路转向美英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所以，皮凯蒂的研究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以及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值得人们认真思考。[175]

李实、万海远认为，该书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需要再次调整。[176]张晖明认为，皮凯蒂的研究经历和成果启发中国经济学界在思考和实践经济理论创新行动中把数理工具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皮凯蒂热”提醒我国经济学界不能只关心效率，不关心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177]张开认为，该书的问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内部进行反思的开始，标志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践的某种衰落。[178]齐昊认为，《21 世纪资本论》用事实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不平等问题的两个“忽视”：一是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的分配而片面重视工资差异。[179]孙乐强认为，该书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模型崇拜，重新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之中。[180]孙承叔认为，该书用实证的方法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并且预示着现代经济学的资本立场和形而上学方法走到了历史尽头。[181]

（三）《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的关系

《21世纪资本论》虽以“资本”命名，且皮凯蒂也把马克思当作理论对手，但该书与《资本论》有显著区别。许多学者认为，这两本书的对比揭示出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深刻性与现实性。

邱海平认为，该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逻辑的严谨性、深刻性、系统性以及结论等方面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皮凯蒂对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理论的理解更是存在明显的粗糙和误解。从分析方法上来看，真正需要分析的不是资本家的工资性收入和普通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而是资本家的利润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从政策上来看，皮凯蒂的“全球资本税”的政策建议充分表现了皮凯蒂仍然只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基本特点。[182]

李其庆认为，皮凯蒂在“资本”的概念、“无限积累原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资本主义崩溃论”等五个方面对马克思的理论存在曲解.首先,皮凯蒂所谓的资本是物、财产或财富，与马克思的资本范畴完全不同;其次,皮凯蒂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造成贫富分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否定了马克思的论证，其结果是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而且,皮凯蒂还用分配领域的矛盾来取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割裂了分配与生产的关系。此外，皮凯蒂还张冠李戴地把“资本主义崩溃论”扣在马克思头上。[183]

白暴力、王志强认为，在对资本概念的认识上，皮凯蒂和马克思存在重大不同：皮凯蒂认为资本是能够划分所有权的、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而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因此，该书仍然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为分析前提，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本质区别。[184]张开认为，《21 世纪资本论》虽以“资本论”冠名，但该书并不是 21 世纪版本的《资本论》。皮凯蒂的研究限定在分配领域，而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但在一定意义上，皮凯蒂是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视角研究分配问题，这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是一种巨大进步。[185]

台湾学者万毓泽分析皮凯蒂与马克思在观点上有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马克思将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而皮凯蒂将资本等同于财富；二是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皮凯蒂并没有针对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进行分析；三是马克思关心财富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趋势，而皮凯蒂关心财富如何分配而不是剥削关系或资本积累；四是马克思强调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及其反趋势，而皮凯蒂认为资本回报率稳定。[186]

此外，孙乐强认为，与马克思相比，皮凯蒂并没有真正揭示 21 世纪资本运转的内在机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财富不平等的内在根源，更无法为人类实现真正的平等提出现实可行的道路。[187]齐昊认为，皮凯蒂缺少对资本本质的分析，缺少对资本积累机制及其矛盾的分析，所以该书只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静态描述，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动态分析。[188]

（四）《21世纪资本论》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资本论》否定资本主义能够通过经济发展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并对解救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顽疾提出了征税的处方。该书也对我国解决不平等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启发性。许多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出发，结合《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对比了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异同，提出了解决我国不平等问题的思路。

李实、万海远认为，中国财产分布差距正在逼近西方国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遗产继承所产生代际传递效应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而且，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部分地抵消了由收入和财产差距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89]

杨春学、张琦认为，《21 世纪资本论》中一个易被人忽视但却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就是国有企业的本质和作用。皮凯蒂指出，与英、美不同，法、德更倾向于通过“国有企业”并设定国企高管薪酬的做法“替代”高边际税率来压缩贫富差距。因此，我国应该努力使国有企业肩负起压缩贫富差距的作用。[190]与此相关，荣兆梓认为，皮凯蒂对于中国公共资本对分配影响的看法不啻是一个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谛的辨识。[191]

白暴力、王志强提出，该书对于我国解决不平等问题有重要启示：一是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是致力于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秩序；四是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完善税收制度。[192]蔡万焕也认为，中国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具有制度优势，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193]

陈平在详细回顾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空想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具有破解不平等问题的机遇：一是通过国际竞争制约美国模式；二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改变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194]

总的来看，我国学者对《21世纪资本论》进行了客观评价，充分讨论了该书对反思和否定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对该书带给我国解决不平等的启发性意义进行了思考，有助于我国破除新古典经济学的迷雾、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教训、务实有效地解决我国的不平等问题。同时，我国学者对《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的比较体现出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重要性和现实性，也为进一步研究《资本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意义开辟了道路。可以预见，《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不仅会引起一场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大地震”，而且将进一步体现出《资本论》的重大科学价值，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增添新的力量。

2014年，国内学者在集中介绍和热评《21世纪资本论》之外，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其他最新成果进行了翻译和介绍。

首先，翻译引进了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书籍。这些译著书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典理论的导读性著作和经济思想史著作。大卫·哈维的《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中译本，该书是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讲解《资本论》的讲稿，在书中哈维还加入了关于《资本论》与当今世界的相关性讨论；[195]继M.C.霍华德和J.E.金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出版十余年后，其上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由顾海良等翻译并在2014年正式出版。此卷再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从马克思去世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史，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实践者关于资本主义结构和发展问题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等方面彼此差异、相互竞争的洞见。[196]二是数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藤森赖明和李邦喜的《马克思经济学与数理分析》针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学说史上比较著名的转形问题，以及置盐定理、复杂劳动的还原问题、斯拉法的标准商品理论、资本家经济体系的动态不稳定性问题进行了整理、数理重构和解说，通过实例及数值仿真手法详细分析了投资与消费、利润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解说了线性规划方法与包含资源约束的大道理论模型，并利用国内的一些实际支撑数据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必要的诠释和现实分析。[197]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现状与未来的著作。在《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一书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学者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切入问题，考察宏大的历史结构性因素和趋势，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系统性的矛盾和弊病来推演未来，并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面临重大挑战；[198] 特伦斯·麦克唐纳、迈克尔·里奇、大卫·科茨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介绍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基本理论的最新发展，该书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也许只是一个连贯的、持久的促进盈利和作为资本积累过程的框架的体制结构，但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只关心单个资本家核心利益而不关心整体快速积累的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SSA。[199]

其次，对体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发展的文献也进行了翻译介绍。例如，迈克尔·海因里希借助MEGA2第二部分的文本对马克思审订的《资本论》第1卷不同版本做了比较说明，强调了德文第二版的修订手稿对于研究“价值形成”的意义；[200]罗尔夫介绍了MEGA2编辑结构中设置第四部分的历史渊源，并证明在MEGA2中设立单独的第四部分收录摘录笔记和旁注的必要性。[201]谢克的论文指出，2008年爆发的21世纪第一次大萧条是资本积累长期波动模式中，经济增长长期繁荣让位于长期下行的正常变化，资本积累的利润驱动是它的根源，占据了商业行为核心调控者的地位，为保持这个不变的内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在改变它的外形；[202]哈里斯认为全球化已经导致世界级跨国公司竞相成为各自领域的主导性垄断者，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征的变化，每个国家按各自的条件和步调融入生产和积累的全球框架，其共同目标是创造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体系。[203]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品质: 文化与传播》是其代表著作《垄断资本》的1966年版中未发表的一章，这篇论文通过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图书出版与广播电视这两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进一步探究了垄断资本主义文化，指出随着两大产业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文化的低俗化、恶俗化日益凸显，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急需解决的问题。[204]

Annual Report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4)

Editor's Note We’ve started to publish annual report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2010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to promote research on major economic issues, and to better serve for Chines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report mainly exhibits new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year in the form of thematic collections,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atic issues and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port does not emphasize exhaustive discussion, but rather to highlight and focus on the main issues, hoping to portray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trajectories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so tha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Annual Report (2014)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2.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3.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4. Chinese Education of Economics

5. Economic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6. Introduction of "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and review of foreign theoretical research